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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江南飢荒棄兒被送北方收養 五十六年後仍在尋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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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7-19 14:03:0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5萬江南“飢荒棄兒”被送北方收養  56年後仍在尋親
2016年08月01日 07:06:44    來源:新京報
(這篇報道最初刊載於北京報紙《新京報》,該文的電子版我則是從新華社主辦的網站——“新華網”新聞頻道的一個網頁上復制過來的,那個網頁的具體地址是: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08/01/c_129193196.htm)
   原標題:江南棄兒
那是兩道不易察覺的傷口,在耳廓處,有隱隱的白線,是剪刀剪的。

家住潼關的李萬成。


家住洛陽的王金虎。


江蘇宜興,呂大姐尋親網站的創始人呂順芳


無錫福利院檔案室里發現的30多本嬰幼兒收容、領養、死亡登記簿。A14-A15版攝影(除署名外)/新京報記者 羅婷 攝


今年5月2日,江蘇宜興尋親會上,棄兒們舉着資料牌希望能找到親人。《宜興日報》丁煥新 攝

  漫長的青春期里,王金虎曾長久對着鏡子,凝視那兩道疤痕,不停問自己,我是誰?
  他是棄兒。那疤痕,是父母送走他時留的記號。
  1959到1963年,江南地區大飢荒,幼子被父母遺棄,被福利院收養,又被政府分批派送,送到相對殷實的北方家庭。
  鐵路線向北延伸的地區,內蒙古、山東、河南、陝西、河北,都留下了孩子們拋別家鄉的哭聲。
  多年後人們估算,這些被送養的孩子至少有5萬人,被統稱為“江南棄兒”或“國家的孩子”

  挨過了大飢荒,棄兒們各自長大。被遺棄的陰影卻像釘子一樣釘着每個人,呼吸不絕,糾纏一生。
  他們幾乎花了整個前半生,與自己和解。而後半生,踏上了尋親之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50多年前,5萬棄兒被送到北方收養,成年後他們踏上尋親之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壓抑的少年時代
  “我是養子”,六歲時,住在洛陽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今生最大的秘密。
  媽媽帶他出門,別人問,這是你抱養的那個上海娃啊?媽媽回答,是啊。
  他一雙大眼,虎頭虎腦,懵懂的樣子,卻什麼都聽進了心裡。
  知道真相時,他太小了,還沒有自我意識,只感到難受,像心上擦着砂紙,不得安寧。
  他尋找一切可能的痕跡,遍尋不得,直到那兩道疤痕吸引了他。
  十三歲時,他在書里看到,在耳朵上剪疤,或是在身體上刺字、烙疤,原本是江浙滬一帶,農戶為了避免混淆,在家畜身上做的記號。但在特殊年代,被人們當做了尋親的標記。
  他度過了漫長而壓抑的青春期,對上海的一無所知,混雜着對生父母的怨恨,對養父母的愧疚,長成一個沉默的少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結婚生子,沒告訴妻子自己是棄兒,“怕她知道後出什麼問題。”
  1990年一個夏夜,王金虎夢見了上海的親人,面目模糊,叫他的名字。
  半夜驚醒,多少事在他心裡過了一遍又一遍,漚了好些年,要尋親的念頭,由這個夢漚出來了。
  當時工作的木材公司忙,但他等不了,第二天,就買了去上海的火車票。
  洛陽向西250公里,華山腳下的小城潼關,李萬成同樣經歷了充滿煎熬的少年時代。
  小鎮是個小社會,誰家孩子是抱養的,大家都清楚。
  孩子們開玩笑,總要指着他說抱養的,他就和人打架,打到鼻青臉腫,悶着一口氣回家。
  找對象時,鄰居介紹一個姑娘,人品、長相、家世俱佳,只有一個條件,要他做上門女婿。他一口回絕,“我這20多年弄不明白身世,還寄人籬下,招到別人家裡也是寄人籬下,這種壓抑感不行,我受不了。”
  結了婚,他在公社裡當電影放映員,電影《英雄兒女》里,女主角王芳和親生父親在朝鮮戰場上團圓,兩代人和解的鏡頭,他哭得最大聲。
  那時他有了孩子,知道不是萬不得已,沒人會把親骨肉拋棄,才慢慢接納自己並試着理解親生父母。
  2000年後,李萬成看到南方棄兒尋親的新聞,動了心思。
  無錫市福利院工作人員回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漸漸得知身世的棄兒們開始尋親。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詢,或在報紙刊登尋親啟事,成功者寥寥無幾。90年代,各地才掀起了一波波的尋親熱潮。
  沒有任何線索,不知目的地在何處,棄兒們還是沿着曾經北上的鐵軌,南下了。
  下江南
    人在一兩歲時,會記得什麼?
  無錫宜興,尋親網站發起人呂順芳的家裡,堆着從北方寄來的上千份尋親資料。
  棄兒們在資料里不厭其煩地敘述,他們記得家附近的河流、湖泊、渡口,記得水邊的茅草屋、蘆葦、水牛,記得哥哥臉上被水牛角劃的傷痕。
  這是江南的短暫生活,給他們留下的記憶。
  2000年,李萬成第一次到江南尋親。火車從西安出發,站了18個小時,無錫出站時,他恍然有一種前世的熟悉感。
  西北壯闊,七月的向日葵開得像河一樣,沒完沒了。低矮的蒼山轉過一彎,還是。灰撲撲的荒街,風野蠻地拍在臉上。
  江南不同,雨下得又細又輕,路邊挺拔的香樟樹全被濡濕了,青草簌簌地拱動,空氣里都是水滴和鳥叫。走在路上,他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王金虎去上海尋親不下十次。從90年代開始,他就悶着頭往上海跑,誰也不告訴,什麼頭緒也沒有。只猜測家裡條件應該不好,聽說閘北區發展落後,多工薪階層,就守着閘北,天天往蘇州河上一坐。
  黃昏時分,河邊閣樓的燈漸次亮起來,有老人抖抖索索地晾衣服,他一個窗戶一個窗戶掃過去,想找到跟自己相似的身影,一看就是一整晚。走在街上,也老盯着路人的臉看,盯得人發毛。
  棄兒們尋親的第一站,大多是福利院。他們要弄清自己的來處。
  1993年,無錫福利院辦公室主任余浩在檔案室里發現一沓30多本嬰幼兒收容、領養、死亡登記簿。稻草漚爛後土法製作的宣紙,已經發黃發脆,紙頭都爛了,十多年無人問津。
  1960年的登記簿被翻開,這些冊子三下兩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時光,將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他眼前。
  登記顯示,僅1960年一年,無錫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兩千孩子。
  福利院當年負責棄兒工作的專員告訴余浩,那些孩子大多一歲上下,被遺棄在通運路的汽車站、火車站、輪船碼頭,從通運路到當時的福利院,只有兩公里路,當年灑落哭聲的路線,現在是蒼郁的香樟大道。
  那位專員曾告訴余浩,被遺棄的孩子太多,福利院床位不夠,只好借了國營工廠的廠房作為育嬰室,工人則成了臨時護理工。每攢到七八十個孩子,他們就包上一個車廂,送往北方

  最初,收養這些棄兒有嚴格的程序,民政部門挑選的都是身家清白、收入穩定的幹部家庭,孩子送出後都有回執。但隨着棄兒大量湧入,管理逐漸鬆散,在開封等地,就曾有家長未走程序,直接在火車站搶走孩子的情況
  登記簿上的“嬰兒健康損傷情況”那一欄,剛開始還能看到一兩個標注的是“正常”,後面則九成都是“瘦弱不堪”。慢慢措辭變了,成了一度、二度、三度營養不良,“所謂營養不良,你就看不出有多嚴重了。”余浩說。
  似乎是為了記錄現實,福利院給孩子的名字都很糟糕:虐、瘧、痱、疵、疼、瘀

  2004年,余浩即將退休,每逢值夜班,他整夜不睡,把資料悉數復印,帶回了家。這些資料對所有棄兒開放,許多人到無錫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余浩家裡,打撈與自己相關的這段歷史。
  “其實還有好幾沓死亡記錄,天天都有幾個孩子死掉,我給藏起來了。”他說。
  來找孩子的人家不知道,以為孩子還在哪個角落活着。
  “為什麼不告訴他們呢?省得再做無用功。”
  他說,哪兒敢啊,就是靠着這一點兒希望,讓他們幾十年吮吸着、掙扎着活下來。
  56年的煎熬
  靠着這點兒希望活下來的,就有無錫宜興的吳南生和呂順芳。

  孤兒們南下時,他們正計劃着北上。
  吳南生要找他的親弟弟吳閏生,今年應該59歲。唯一可以用來辨認他的,是左手臂上一塊胎記,什麼形狀、什麼顏色,一無所知。
  1960年陰歷二月初一,19歲的他親手把弟弟丟棄在宜興百貨公司門口。這是母親的決定,這么做,是為了讓兩歲的小閏生活下去。

  1959年到1961年,是史載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遭遇嚴重飢饉,一向富庶的長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倖免。又因為“大躍進”與“浮誇風”,江南地區的受災程度,比河南等北方省份更甚。
  於是,有人把孩子送到當地福利院,或直接送到上海。但上海也沒飯吃了,1960年中央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提到,京津滬這三個最大城市的存糧是:北京為7天,天津為10天,上海無庫存

  只有繼續北上,才有生路。
  把孩子送走兩天後,吳南生42歲的母親就餓死了。
  這吻合了《無錫縣志》第五卷農業篇的記載:1959到1961年,農民口糧每月僅7.5到10公斤稻穀,棄嬰、外流和餓死人、畜現象時有發生

  75歲的吳南生
,早活過了母親去世的年齡,說起這段蒼茫少年事時,眼淚仍然簌簌流個不停。
  他說自己總是夢到弟弟。剛剛兩歲的他就那麼靠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眼睛低垂,有氣無力,喊着“哥,我餓”。
  這個夢糾纏他一生,56年了。
  同樣受煎熬的,是呂大姐尋親網站的創始人呂順芳。
  母親在彌留之際,總提起1960年4月送走的妹妹呂雅芳,呂順芳在她耳邊承諾,一定把妹妹找回來,她才閉了眼

  呂順芳是長姐,母親那雙眼睛,折磨她半輩子,也決定了她之後所做的事情——在16年裡,以一己之力,建立尋親網站,舉辦尋親大會,給離開父母的孩子救贖,給失去孩子的父母安慰。
  2000年5月,她在無錫組織了第一屆江南棄兒尋親會,這是棄兒尋親從無組織到有組織的關鍵節點。此後年年的五一長假,她都在南京、無錫、常州、江陰等棄兒較多的城市辦尋親會,一天一個城市。各省棄兒循例南下,舉着資料牌尋找親人的身影。
  希望與絕望
  上萬北方孤兒,懷着一腔熱望而來,又因為隔着遙遠的時空,只能小心翼翼地試探。
  呂順芳家裡上千份尋親資料可以佐證他們的心理:大多數人都在資料中強調,“我如今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不求金錢,只為一份血脈親情,見老父母最後一面。”
  從2000年至今,無錫、常州、南京等地每年舉辦尋親會,從來都是棄兒多,父母少。
  潼關另一位棄兒周進峰迴憶起他經歷的多次尋親會,內心酸澀:偌大的場館里,擠滿了五六十歲的棄兒,人人把寫了個人簡介的尋親牌舉在胸前,左等右等,卻等不來幾個找孩子的親人。一場尋親會辦完,回潼關的車廂里,都是女人們的哭聲。
  呂順芳猜測,隔了漫長歲月,父母們老的老,死的死,還有些並不知道尋親會的消息。“當然也不排除,當時家家孩子都多,沒那麼金貴,確實有人沒打算把孩子找回來。”
  每次去一趟南方,潼關尋親團里總有人退掉QQ群,猶豫半晌,又加進來。說下次再也不去的人,也狠不下心,下次還是跟着滿懷希望地去了。
  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還是南下七次的李萬成,都沒有找到親人。
  王金虎比李萬成稍好點,他在派出所找到了自己的遷移證明,他被嘉定福利院收留,取名叫毛凡
。在那個特殊時代,棄兒們男孩姓毛,女孩姓劉,寓意毛澤東的兒子,劉少奇的女兒。
  這些年,DNA認證逐漸普及,一度給王金虎帶來新的希望。但他很快發現,他認定的自己家鄉嘉定,只有2人入了尋親庫。
  “沒人找棄兒,你去和誰對?”他眼神黯淡下去,臉上是一種木然的絕望。
  當然,並非全是不幸。
  “真正能找到親人的,也有千分之一。”這是呂順芳多年的經驗。
  到如今,“呂大姐尋親網”仍不時有標紅大字的滾動文章,“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又有親人的DNA比對成功了!”16年來,呂順芳促成了200多對親人相認
  而那極少數找到的幸運兒,面對一段陌生的血緣親屬,雙方的心情又是尷尬而復雜的。
  親人間的相互試探,並不少見。一位洛陽的棄兒,如今已是富商,在去年找到上海的親人。在沒做DNA之前,他要求隱藏自己的富庶,“一是看看他們會不會瞧不起送走的孩子,二是不想太早露富,讓事情變復雜”。
  一位洛陽棄兒,前兩年找到了在溫州的母親。找到後,四個姐姐、三個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卧病在床的母親,直到母親去世,兄姐都未幫她一把。
  她難過心塞,母親死後,她回了洛陽,與兄姐斷了聯系。
  另一種情況是,就算找到了親人,對方也不想相認。
  去年,一位洛陽棄兒尋親時,一男子看了她的資料和胎記,明確告訴她,你就是我妹妹。但是父母已經不在了,這位哥哥不想再走動。
  呂順芳介紹,這種情況不在少數,多發生在父母去世、多兄弟姐妹的家庭。
  對方最常說的是:看看你還活着,生活還可以,我們就放心了,不用再來往。
  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
  7月中旬,新京報記者走訪宜興高塍鎮、官林鎮等地,發現幾乎每個村莊都有家庭棄嬰
  在絕望中泅渡的人,總是需要一根救命稻草。
  李萬成在宜興認了個親,他知道那“媽”不是親媽,但這種關系,給了彼此一些安慰。
  那是在2000年,他第一次到宜興高塍鎮。李萬成一米八的高個子,大眼睛,高鼻樑,第一眼見着他,70歲的陳老太就堅稱,他們是母子。
  李萬成有些蒙了,陳家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看模樣也怎麼都不像是一家人。
  陳老太太興奮了,拉着他在高塍鎮的大街上四處轉悠,說兒子終於回來了,說自己對不起他。李萬成有點兒觸景生情,又覺得難堪。
  直到歡迎他的宴會上,老太不停給他夾菜。他見着她的臉又小又皺,牙掉得沒有幾顆了,只有眼睛是幾乎透明的淡綠色,像小孩兒一樣單純,用宜興話語速極快地跟他說着抱歉。
  他當時心就軟了,認下了這門親。
  為了捍衛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兒子,陳老太甚至和同鎮的周老太吵了一架——她們在廟里上香時遇見了,互罵對方,都說李萬成是自己家的,對方不該橫插一刀。
  潼關那批孤兒里,有好幾個都是這樣模模糊糊認了親,不願再去做DNA驗證。
  潼關棄兒周進峰和宜興一戶人家已經認親十多年,“回家”那天,長嫂端來一盆熱水,要給他洗腳。這是無錫風俗,遊子在外漂泊歸鄉,長輩要給他洗腳,慰藉他的辛勞。
  回潼關時,哥哥又給他准備了50斤自家的米。當年他餓着出門,如今要飽着走。
  “我還能活多少歲數呢?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找到個親人,有個安慰,就行了。”
  甚至還有的家庭,做DNA表明雙方沒有親子關系,他們卻堅持是DNA驗錯了。一年一年,仍然走動着。
  餘生像江水漂月
  更多的慰藉,其實是來自這些尋親的同路人。
  這些當年的棄兒,如今都到了當爺爺奶奶的年紀。離1960年,半個世紀過去了。
  從2000年算起,尋親進入第16個年頭了。
  他們參加尋親會、網上發帖、DNA入庫,甚至算卦,求簽,該做的都做了。
  大多數棄兒已經放棄。余浩目送他們灰着心離開無錫。臨走時,他們捎上一袋子江南的土,或一瓶太湖的水。聊做寄託。
  余浩曾動員無錫當地的官方機構特別是民政部門參與尋親,但應者寥寥,“這是時代的悲劇,誰敢去揭這個瘡疤呢?”
  上海市嘉定區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六十年代的收容、領養手續不齊全,資料大多已丟失,“尋找親人的難度已經非常大,政府能提供的幫助實在有限。”
  王金虎的養母今年96歲了,時常糊塗,偶爾清醒。每次他一無所獲,從上海回來,養母就為他生氣:為什麼她不出來找?你都去了,她怎麼這么狠心。
  但因為耳朵上那兩道為相認剪下的疤痕,王金虎沒法兒死心
  他想着,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要麼是父母不在了,要麼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尋親。
  兩年前,他白發一茬茬冒出來,添了外孫,一天見不到,就想得不行。
  小傢伙一聲聲姥爺喊得清脆,王金虎忙不迭掏錢包,坐搖搖車、喝QQ星,要啥給啥。
  “隔代親都如此,更別說生養之親,哪能是輕易拋得掉的呢?”
  李萬成在潼關開着一家飯店。大西北最深的夜,大家總在他開的飯館吃飯。上一鍋最辣的辣子雞,把頭栽進去吃,頭上全是豆大的汗珠。
  他們吃完一鍋,各自倒一杯當地的西鳳酒,點上一根糙煙。
  講尋親時走過的千山萬水,還有在心裡漚爛的那些,關於父母和故鄉的想象。
  說到動情處,把筷子一扔,就放聲大哭。
  哭什麼呢?他說,“五十多年啊,像江水漂月,哭可能永遠都見不到的父母親。”
  他順手撈起桌上一塊青花瓷盤,燈下泛着幽微的光,格外好看。只是磕了一角,永遠補不上去。
  “我活這一生,找不到親人,也是這樣,永遠缺這么一塊兒。”
  新京報記者 羅婷 實習生 汪婷婷 付子洋 江蘇、陝西、河南報道

這篇報道最初刊載於北京報紙《新京報》,該文的電子版我則是從新華社主辦的網站——“新華網”新聞頻道的一個網頁上復制過來的,那個網頁的具體地址是: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08/01/c_1291931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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