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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利避害是我天性,斗爭觀念深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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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8-17 14:05:1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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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懺悔





                自偉大領袖教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以來,我就往往在對立面掛着。“文革”結束後,我感覺自己基本沒站錯隊,便常有幾分竊喜,口裡雖說不恨那些整過自己的人,刻在心底的往事卻像噩夢,一輩子化不開。

近年,讀到《聖經》中耶穌被鞭打得鮮血淋漓、臨上十字架時,曾對那些迫害他的人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這句話深深地打動了我,我不由不感到羞愧。這就是神的兒子與我這凡夫俗子的區別。耶穌沒有任何過錯,卻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而我這個罪人,卻在一味譴責別人所犯的罪錯,閉着眼睛不看自己。我這里所說的罪,不是殺人越貨之類,而是指跟神的兒子耶穌相比太不完全,距離神造人的初衷過分遙遠。

人的罪性之一,即是趨利避害。我沒有去迫害別人,很大程度取決於我沒有這種權力與機會;試想若有這種機會,在長期階級斗爭觀念灌輸與洗腦之下,在高度迷信與對偉大領袖的崇拜下,在革命形勢的驅趕下,我會不去迫害那些所謂的“階級敵人”嗎?不是我往自己臉上抹屎,而是有行為可證:就是對最疼最愛我的父親,我也曾手下無情,在他處境最艱難的時刻,為顯示自己是革命的,為了表示要與他劃清界限,曾向他投過一槍,只是殺傷力不大而已。

自從填履歷表有了出身一欄,父親便讓我們寫成“舊軍政人員”。他是民主黨派的,解放前曾參加過民主運動。大院里的孩子就連與民主運動不沾邊的,也填“職員”,但他強調要對組織忠誠老實,結果,卻把自己的子女推到了對立面。隨着我處境的不斷惡化,我對父親的埋怨也逐漸加深,甚至有恨在心裡發芽。

父親最疼愛的一直是我,在心底我與他感情最深。自從因出身不好挨整後,我就開始怨恨他,愛與恨糾纏在一起,充滿着無奈與矛盾。我不得不試圖與他劃清界限,曾寫過不少思想匯報,將自己和他批得一無是處,想擠進團組織內。可是,我很快灰心地發現,這界限根本劃不清,無論我怎麼努力,寫多少思想匯報都是一堆廢紙;無論我怎麼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組織的大門不會向我打開一角,還把我撞得頭破血流。因進步毫無希望,爭強好勝的我恨自己生在這樣的家庭,怨父母不該把自己帶到這個世界上來,驕傲也隨之變成了自卑。

“文革”初起,父親的機關有人給他貼了十幾張大字報。他被貼得臉色鐵青,眼裡滿是恐懼。我似乎還嫌父親的壓力不夠,為表現自己的革命與趕潮流,更為了表現確實在與他劃清界限,遂做起了家裡的造反派,動員弟弟妹妹和我一起給他寫過一張大字報。內容如今已經記不清楚,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例如他自私,困難時期曾到自由市場買過一隻雞之類。新中國成立以來,父親變得特別謹慎,即使在家裡,也常常望着天花板發呆,談話從不涉及政治。這張揭發父親的大字報,最後是父親自己拿到機關去的。他覺得正常,我也覺得理所應當。幾十年來,他從來沒有為此指責過我。直到父親去世的前幾年,回憶往事,我才有了內疚與不安,覺得自己的行為是給他雪上加霜。其性質與那些大義滅親的弒父者一樣,只是我的手裡沒有足具殺傷力的子彈,我的革命意志還不夠堅定,也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十誡中有“孝順你的父母”。試想,一個人連給予自己生命的人都不懂得去愛,那他(她)怎麼可能會真正地愛別人。所謂愛人民,不過是一種無的放矢的虛幻意念罷了。

那時,社會上整校領導的聲勢已經相當兇猛。我所在學校在大潮沖擊下,給校長、團委書記等戴高帽遊街,打人也發生過,可能跟清一色高中生有關,都不算特別狠。

運動初起,老師給校長貼大字報提意見,校長卻找幾位歷史有問題的老師談話,威脅要將他們的檔案抖摟出來。有個姓王的老師,上大學期間正是1957年左右,反右時曾有過所謂“右派言論”,雖沒打成右派分子,卻已記錄在案。這一談話,搞得王精神失常,第二天在學校的樓道里突然跳出來,揚言要與毛主席拚命。並沒有攻擊偉大領袖的施政綱領與人格,只是一通胡言亂語,卻已足夠貨真價實的“反革命猖狂進攻”。在工作組和師生代表委員會的領導下,將王整得很慘,五花大綁,跪在地上,拳打腳踢……

我校團委書記整天大講階級斗爭,整人也狠。我們班的何景儀,聽說被查出家庭出身不是小業主,而是地主,團委書記就提出要開除何的團籍,搞得何有好幾個月精神到了分裂的邊緣(後來,每次與她見面,她都在叨嘮這件事情,可見傷痕之深,並在更年期時跳樓自殺)。後來團委書記也被批鬥,還挨了打。我雖然覺得打人不對,但看着給我不喜歡的老師戴高帽,批鬥他們,我都覺得挺正常,甚至有種快感。那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已經深入我心,階級斗爭與造反有理也逐漸成為植入我血液中的蠱蟲。

工作組一來,就反對將矛頭指向校領導,主張全面開花,大揭蓋子,很像當年的反右派。特別是那位組長,對普通老師態度極壞,在全校大會上嚴厲指責那些給校領導提意見的老師。在他引領下,開始給老師們上綱上線,幾乎是一個個過篩子。我們班有位女同學,歷來愛當老師的向日葵,特別喜歡圍着老師提問題。不知道是團支部的幾位慫恿了向日葵,還是向日葵主動向團支部表功,他們突然貼大字報揭發穆老師,說他講過“反對毛澤東思想不一定反黨反社會主義”,並據此將他打成反革命。一時間,牆上堆滿了聲討穆老師的大字報,有老師們的揭發,更有諸多同學的聲討。我記得穆老師那些天主動將分頭剃成了光頭,無論見到誰臉上都沒有任何錶情。運動開始,他曾和當時的幾個年輕教師一起,給校領導貼過不少大字報,這下引火燒身了。向日葵的揭發,根據他讓我們學習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最高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引起。那天下課後,向日葵向穆老師提問:反毛澤東思想是不是一定反黨反社會主義?穆老師拿毛澤東的話回答她,說宗教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但愛國宗教人士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所以,反對毛澤東思想不一定反黨反社會主義……
“文革”一起,講的是“造反有理”。這句話特別對我們的口味,小人物被壓制久了,一旦有了條件,不造反還能怎地!我們幾個人寫一張大字報,指出在工作組領導下,現在運動的大方向錯了,不該壓制群眾的革命熱情,更不該把矛頭對准普通老師。穆老師在我們班挺有人緣兒,一時動員了共11位同學簽名。結果工作組長在大會上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我們。

沒多久,聽到工作組要撤離的消息。工作組臨撤離的頭一晚,陶鑄突然光臨我們學校。那年頭革命革得人人都像打了雞血般興奮,不知道什麼叫困,同學們大都連軸轉,不分晝夜商討革命形勢,籌劃對策,趕寫大字報。我們這幾個無法置身事外的當然也不例外,陶鑄來的那晚我也在場。那時的陶鑄已經是中央的第四號人物,對我們學校來說當然是莫大的榮幸。首長講話大概的意思是工作組要走了,你們學校的學生代表骨幹表現不錯,堅持了運動的正確方向,今後就靠你們這些小將,把學校管理好……這番講話的含義明顯是把學校的管理權交給工作組支持的幹部子弟。

工作組撤離大約在8月份左右,不久,以工作組依靠的骨幹為核心的幹部子弟組建了老紅衛兵,想要領導學校的運動,但想把權力接過來卻頗有些力不從心,學校里一時出現了群龍無首的狀態,壓在我們肩頭的山,大有搖搖欲墜的趨勢,我們的隊伍又有些壯大起來。實際活動中,我們以戰斗組為單位,戰斗組的名字就叫“造反有理”。看來,偉大領袖的這把火,也把我這從不關心政治的人點着了。我們班的這個戰斗組什麼出身的都有,甚至有個據說出身軍統兼中統雙料特務的女生,大家也一視同仁。

當初進入65中時,我心性高傲,有稜有角。三年多來,在階級斗爭這把銼刀的磨礪下,已經鈍成了一塊易碎的木片。回想少年時代,一心想學居里夫人,起碼當個一代名醫,而革命一來,卻突然發覺自己一門兒不門兒,形同廢物,由於字寫得糟糕,連刻蠟版和抄寫大字報都不配,只能跟着跑龍套,心裡的懊喪與自卑可以想見。

不久,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明確了這次運動的大方向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記得那天晚上,我們戰斗小組齊聚我的男友劉小佈家中,商議寫大字報的事情。他的姥爺走過來,很激動地舉着個半導體,讓我們聽廣播中的內容。雙方都興奮,覺得自己沒站錯隊。誰也沒有預見到,這場運動將指向包括這位老人在內的當權派,並且要徹底打垮,秦城監獄一住七八年。

8月初,“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著名對聯也在我校張貼,不久抄家就開始了。“老兵”們都穿起綠軍裝,腰間系根寬皮帶,有時還將皮帶解下,在空中張揚地揮舞,皮帶發出劈啪脆響,金屬的皮帶扣撞擊在木頭上有碎裂的聲音。聽說就用這皮帶扣往人身上抽,階梯教室中擺滿了抄家來的東西,聽說還成為了刑訊室,不少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就在那裡用肉身體驗皮鞭的滋味……
我一直繞着階梯教室走,眼睛也不敢看那些勇敢的戰士。盡管沒體驗過皮帶扣的滋味,卻感覺自己的脊樑骨已經斷裂,斷裂的脊樑攪拌着殘存的驕傲碎末,拌出的是生不如死的痛苦,而恐懼是油,點燃了痛苦之後變為一片麻木。

那時,家裡同樣漫溢着恐怖氣氛,抄家彷彿是遲早的事情。父親已經把行李打好,隨時准備以“公安六條”的身份被遣返回鄉。一天我回到家,小妹告訴我,我們學校的老兵已經來抄過家了,拿走了一隻皮箱,把我的郵票和日記什麼的全抄走了……從小學起我就開始集郵,母親在人民銀行工作,全國所有往來的信件都要經她之手,一天就有上百封,郵票更多。那年頭時興積攢蓋銷票,有此便利我遂有了集郵的興趣。什麼梅蘭芳票、金魚票、牡丹票,十幾張一套的,別人很難弄齊一套,我卻有好幾套,多出的就去換外國郵票。多年下來,積攢了好幾冊。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郵票我已經攢齊了,其餘幾冊則是外國的。

回想往事,我校的老兵應該是比較文明的,基本不打本校的學生。為數不多的打人者多是軍隊子弟,可能聽戰斗故事淤住了。

我班的老兵頭目,長相頗似李逵,本以為他抄家中必會逞凶,沒料想卻做了兩樁好事。一是我校黨總支周書記的妻子為某中學的書記,該校紅衛兵去他家抄家並毒打其妻,周書記在旁邊不識時務為妻說話,惹得老兵怒上添堵,皮鞭瘋狂沖他揮舞,結果打成脾臟破裂……還是我班這位小頭目趕去,說這屬於我們學校的勢力范圍,才將他從皮鞭下救出,並送往醫院搶救,救了周書記一命。後來,這位頭目又揭發有人在抄家中私藏金子……

“紅色恐怖”的時間不長,可對我們這些親歷者來說,卻是刻在心上的一道傷疤。我總是後怕地慶幸自己還活着。因為慶幸,從來沒有想過討回自己的郵票與日記。但是,從它們被抄走的那天起,我就再也不寫日記和集郵了。愛好與噩夢聯系在一起,我唯有將愛好與噩夢一起斬斷。

很快大串聯開始,顧不上打砸搶了,老兵們紛紛到外地去見世面,外地的學生來北京的更多。我們這些“狗崽子”不但鬆了口氣,還派上了用場,晝夜值班,接待外地來的紅衛兵。我特別羨慕能去外地串聯的人,可走出去的念頭想都不敢想,沒覺得自己有這種資格。那時候,我的心靈已經被革命扭曲,原先覺得人生而平等,這會兒卻只想如螞蟻似的活着。

1966年入秋後,蕭瑟的秋風也吹到了老兵身上,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那時候起,我們就算徹底翻身了。一覺醒來,突然發現自己從地獄到了天堂,你說是什麼感覺?輕飄飄的幸福感,有點兒像在做夢,很美的夢。一點兒不誇張,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因為幸福在心中漲滿,便想分給別人一些,甚至分給曾經整我的人。看到老兵被批得低下了高貴的頭,仍有人不依不饒,在我提議下,我們又貼了張應當團結絕大多數同學的大字報。許多同一戰壕的戰友不滿意了,批判我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我鬧不清人道主義該屬於哪個階級,到今天才搞明白,人道主義是普世原則。

期間,我和劉小佈去了趟清華大學,並和蒯大富見了一面。引見者是我的鄰居阿春,在清華自動控制繫上學,與蒯大富同屬井岡山派。記得那是蒯大富給劉少奇貼出大字報的第一天。

那時的蒯大富剛被解放,還沒有牛氣沖天的架勢,挺平易近人,長得白凈,很有些風流倜儻。記得他的左右臂劉才堂與劉泉也在場。我們聊了大約兩個小時。期間我曾直言不諱地問他,為何要給劉少奇貼大字報?就不怕再次打成反革命嗎?他有點兒神秘地對我們說,周總理跟他長談過,大字報是在總理啟發下寫的。至於蒯大富說的是否為實話,那就只有當事人自知了。

正與蒯大富聊着,外邊的擴音器里突然響起震耳欲聾的聲音:資產階級的狗崽子豎起你們的驢耳朵聽着……他立刻站起來對我們說,你們快走吧,來鎮壓了!我們只好趕緊往外走。只見成群穿着綠軍裝,臂戴黑字紅袖章的少男少女們正狂撕大字報,嘴裡罵的都是“狗崽子”之類的話。一打聽,原來他們是海淀區11所中學的老紅衛兵。

說實話,蒯大富給國家主席貼大字報,我當時並不認為是反革命行為。我們也是所謂反工作組的,在感情上自然與他站在同一立場。那時有句話特別流行:懷疑一切。我深受這種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認為給國家領導提意見挺正常。

後來聽說蒯大富搞得很不像話,甚至真刀真槍地搞起了武鬥。我的鄰居阿春也和他反目,從井岡山到了414。她的男朋友被圍困了幾十天,沒吃沒喝,後來還得了嚴重的肺結核……而我印象中的蒯大富永遠定格在他剛解放的那個時刻。我一直為他惋惜: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能從農村考進清華多不容易!若沒有革命,他肯定是個出色的工程技術人員或企業家。一場革命點燃了多少野心,燒毀了多少腳踏實地的理想!

後來,興起了“四三”派與“四四”派之爭,一派反對解放軍領導學校的革命,一派力挺解放軍。按說,解放軍對我們這派夠意思,剛開始,我們的感情傾向於“四四”派。可看到曾經的戰友突然站在了對面,互相噴吐沫星子,彼此毫不留情,那感覺真不是滋味。因此,我們自稱“不三不四”派,主張大聯合及復課鬧革命,超然於兩派之外。這讓解放軍和兩派都不滿意,說我們是“騎牆派”。眼見得斗來爭去,大家都變成了烏眼雞,這革命也太沒意思了。我們索性很少在學校露面,而改為天天去北京圖書館坐班。那幾個月,從早到晚,我們按着圖書館的目錄索引,將沒看過的世界名著掃盪了一遍。

1967年10月份,聽說了曲折一行10人去內蒙古草原插隊的消息。我頭腦一熱,想要證明資產階級小姐也能比別人革命,從此,結束了學生生活。從本質上說,我本該是距離革命最遠的人,一無野心,二無熱情,在環境稍有縫隙的條件下便貪圖享受。然而,革命一天不結束,它就是我們無法擺脫的宿命。等待我們的將是草原上更加嚴酷無情的革命。

我們所在的牧場分為兩派,一派主要是外來戶,屬於造反派;另一派主要是貧下中牧,是保場部哈書記的。我們認為,既然是來與貧下中牧結合的,當然應當站在他們那一邊。這樣,就與造反派發生了沖突。有個造反派的打手,把派出所所長也“專政”了,兩次打我們隊的知青,第三次把我們知青買糧食的牛車也扣了,還揚言,你們陶森隊的知青來一個打一個,來兩個打一雙……沒有說理的地方,大家只好集合了幾個知青去教訓他。當時我的勸阻很無力。以暴制暴,魯智深拳打鎮關西,在民間一直是大快人心的。面對這種形勢,這群20歲左右的年輕人怎麼能不去效仿!結果,這個打手在旗醫院死了。死因到現在都是個謎,這是否跟他們那派的醫生給他打了一針興奮針劑有關,是否跟讓他平躺在卡車上顛簸了幾百里有關?知青頭頭兒、我的戀人劉小佈主動承擔了主要責任,被判了七年,坐了三年多牢。

不久開始了“挖肅”運動,大批蒙古族幹部都成為了“內人黨”,嚴刑逼供下,整個內蒙古地區大約死了1.6萬餘人,8.7萬餘人致殘。我們牧場,哈書記自然首當其沖成為了“內人黨”,他老伴就是那時自殺的,但直接因“內人黨”被打死的卻沒有,這在整個內蒙古地區都屬罕見。或許是因為我們牧場沒有打手了?

那個時代對與錯是顛倒的,許多人犯錯誤和迫害別人皆出於要革命的目的,品質惡劣的應是少數。而我盡管心裡明白對與錯,出於自私的天性,為了自身利益,卻矛盾着甚至准備違背良知去選擇自己的行動與道路,這屬於明知故犯,應該罪加一等。回憶往事,感覺自己與那個時代的多數人並沒有本質區別。我自以為超脫,其實並不超脫;我自以為寬容,其實內心極其苛刻,對以暴制暴同樣缺乏清醒的認識;當我與人有不同觀點時,使用的語言會不知不覺用上大批判的語言……造反有理與階級斗爭觀念已經融化在我的每一個細胞中,就像古時候犯人額上的金印,別人看得清楚,我不照鏡子卻看不見。

每一個人都是革命不同程度的參與者,也幾乎每一個人都不得倖免。所以,尋找責任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自己究竟做過什麼,早一天掙脫套在良心上的枷鎖,釋放自己的良知。因為我不完全、不自覺地以自己為世界的中心,神便給了我生活上的種種磨難,那其實也是對我的歷練,破碎我,重新塑造我,讓我終能認清自己是距離神要求甚遠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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