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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在中國結交的朝鮮人,幫我讀懂金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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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9-14 06:20:2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縱觀當前朝鮮半島日益危險的形勢,朝鮮進行第六次核試驗之後,難免令人想到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場景。而我最感興趣的,還是與自己同齡的金正恩到底在想什麼:憑什麼如此果斷地採取一系列的強硬行動;在他的思維里,底線又在哪裡。金正恩似乎是渴望直接跟美國談判的,以為為此必備的就是核武器,以及能夠抵達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金正恩早就不信任中國,一系列的動向似乎暗示着他正在試圖通過向習近平施壓的方式,實現與特朗普的直接談判。

反正,“解剖”金正恩的大腦對當前的人類來說似乎是最為迫在眉睫的事情,我則回想過去10年自己在中國不同的地方所接觸和交流的那些朝鮮人。對我這個日本人來說,那些朝鮮人是使我了解朝鮮的罕見途徑,即使深知這些線索也是相當薄弱的。

2003至2010年,我在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宿舍勺園生活期間,對朝鮮的留學生始終保持着好奇心,因而想方設法接觸他們。一般來說,房間由宿舍的辦公室分配,而不許自己選擇住在幾號樓、跟誰一起住,但僅有朝鮮學生是例外,來自朝鮮的學生只跟自己人一起住,門外還貼着朝鮮的國旗。我曾問過宿舍辦公室的阿姨,“為什麼朝鮮人只跟朝鮮人住?我可以跟他們一起住嗎?”阿姨帶着微笑回答說,“你不能。朝鮮那個國家比較特殊。”

朝鮮學生好認,因為他們一般只跟為數不多的朝鮮學生一起行動,胸前總是戴着金正日像章。無論在外面鍛煉還是上學的路上,他們基本是兩個人以上,估計要互相監視吧。據我了解,他們均是公派生,而且大多數是為了拿專業學位,而非只進修漢語的。他們的愛國意識很濃厚,從刻苦學習、每天鍛煉、集體生活等細節不難看出他們報效祖國的態度。

開始的時候,我始終沒有機會跟他們交流,雖然在公用衛生間、宿舍門口等地方打過招呼,試圖聊天,但他們基本不予理睬,只是偶有寒暄。2007年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們之間借跑步比賽建立了交流的基礎,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未名湖和靜園之間的某處跟幾個朝鮮男生的對話,當時我們都跑得差不多了,滿身大汗。是他們首先給我打招呼的。

“你從小跑步啊?”

“對,從小跑步。”

“你應該是國關學院的吧?”

“對的。”

“日本人不是討厭中國嗎?”

“不能一概而論。有各種各樣的人。在你的國家,也有各種各樣的人,從而不能一概而論吧?”

“在我們的國家,99%以上的人對日本沒有好感。”

“是么。很遺憾。”

“你們日本人怎麼看我的國家?”

“差不多吧。99%以上的人對朝鮮沒有好感。”

這是我第一次跟來自朝鮮的朝鮮人進行真正的對話。他們跟金正恩是一個年代的人,我對這一代朝鮮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輕易打開胸懷,不輕易信任別人,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自己、判斷別人。

後來,我跟其中一個姓金的理科生熟悉起來。我和他在衛生間、宿舍門口幾次單獨偶遇,逐步交流,感覺合得來。2008年5月的某一天晚上,我和他在北大西門外的一家餐廳邊吃雞翅邊喝啤酒,喝得差不多了後,我提出了一直很想知道的問題:

“你平時是怎麼獲取信息的?”

他一點沒有驚訝地回答說,“首先徹底閱讀我祖國媒體的報道,然後是中國的《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報道。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金融時報》也看。”

我則有些驚訝地繼續問,“是不是你在北京才能這樣,若在朝鮮國內,也能看到那些海外媒體的報道嗎?”

金同學沒有回答。我和他之間,即使借用了酒的力量,還是有難以消除的隔閡。我接着問,“你是精英中的精英,普通老百姓知道他們所處的狀況嗎?”

對方立即解釋說,“肯定知道的。朝鮮國內也有不少外國企業,中朝之間頻繁來往的商人也不少。有外國的DVD從中國走私到朝鮮,朝鮮人也有好奇心。他們不是不知道內外的狀況,只是知道後不能公開討論,這是現狀。”他還介紹說,自己在勺園經常看好萊塢的電影,通過它來“解剖美國人這個敵人的腦子”。

他強烈建議我去中朝邊境調研,“否則無法了解這個復雜的兩國關系,你必須思考至今邊界為什麼劃在那裡,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國家和民族的數量是不一致的。”

聽從他的建議,我於2009至2011年期間5次前往中朝邊境,主要是吉林省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但前後也去過遼寧省的丹東市3次。從邊境一帶接觸到的朝鮮人身上,我了解到金家的獨裁程度是多麼嚴厲。

2009年6月,我第一次從北京坐飛機前往延邊首府延吉。有一天傍晚,從中朝俄交界的防川返回延吉的路上,我看到了朝鮮戰爭期間被聯合國軍炮彈炸毀的“斷橋”。不像防川的邊境到處都有邊防部隊巡邏,這里沒什麼人,對岸有一個中年男子在大聲唱歌,我們彼此揮手打招呼。

同一天,在斷橋附近我認識了一個姓金的先生,朝鮮族,接下來的幾天,他給我講了許多關於中朝邊境的故事,包括自己所照顧的“脫北者”的處境。

“大概是2004年吧。朝鮮那邊的同胞真的沒東西吃了,大家快要餓死了。那一年缺糧食比往年早,3月就沒了糧食,他們紛紛向這邊要糧食。”

我問他,“您給不給糧食呢?會不會被兩國的當局監視呢?”

金先生帶着比較嚴肅的表情說,“因朝鮮戰爭死的朝鮮人有300萬,1998年到2003年因飢餓死的也有300萬。假如被警察發現向朝鮮那邊的同胞提供糧食,就被罰款,一次3000塊左右吧。”金先生當時的月薪才2000元左右。“為了幫助朝鮮的同胞被共產黨拿走了很多錢。”

金先生的表達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始終用“同胞”兩個字來形容朝鮮那邊的人;另外,說朝鮮和中國時,每次都是先朝鮮,後中國,在與他度過的幾天時間里,這個順序始終沒有變。60多歲的他出生以來就住在斷橋一帶,談到朝鮮戰爭的後遺症,“我是生存下來了,但不少同胞是因戰爭而死去了。這個不是朝鮮人還是中國人的問題,我們是一個民族。”他冒着風險向朝方的同胞提供糧食,有時通過自己的渠道,有時利用教堂的平台。他還把中國的幾部手機給同胞們,以便隨時聯系,“朝鮮的手機不方便,話費也昂貴。這一帶都有中方的信號,”金先生說。

2009年那次,金先生給我介紹了他通過教堂照顧的一名40歲左右的朝鮮女性。1997年,她從朝方的惠山逃脫到中方的長白縣,後來她認識的中國女性建議“這一帶管得很嚴,農村更安全”。於是,她就來到安圖縣的農村跟朝鮮族的男的結婚。但2001年10月,她被中國當局發現,先在中方入獄,後遣返朝鮮,在朝方位於惠山的監獄關了一個月。她說監獄里共有12個房間,每一個50平米的房間里關着50個人左右,均為脫北者。後來她被遣送到俄國邊界附近強制勞動。“有一天上車前往別的地方去的時候實在太餓,向負責人求情,用手裡所有的錢買了一碗方便麵,但我回去前車竟然開走了。”獲得自由的她接下來想辦法回到惠山,聯繫上自己的丈夫,“經過艱難的過程,我丈夫帶着電視機、煙酒以及1000元人民幣跟朝方的軍人談判,我最終被放走了,”她跟我回憶道。

成功“再脫北”的她,後來信了基督教,她通過金先生的翻譯告訴我自己是如何看待朝鮮政權的。

“我相信有一天上帝一定改變我的祖國,但不能樂觀,金正日死了以後,國家也不會變,因為它的兒子要世襲,一定進行同樣的統治,被犧牲的總是人民。只有上帝才能改變朝鮮,而且在朝鮮,金家和上帝是無法共存的。我脫北後,朝鮮也絲毫沒有變化。那個國家是沒有愛的,也沒有人道的概念。”

從她的話推斷,朝鮮國內也有不少人對金政權是持批判態度的,並認為現有的統治模式是有問題的,只是不能表達和無法改變。她還表示,“許多情況是來到中國,看了韓國的電視台之後才知道的,朝鮮國內的愚民政策是成功的。”據她說,朝鮮貧窮的最大原因是,金正日的部下不把真實的情況傳達給他。

結束訪談之前,我最後問了她今後的打算和目標。“跟與我一樣脫北後信仰基督教的人合作,慢慢在朝鮮傳播基督教,”她回答說。“我們在中國,無法跟同胞見面交流,因為這樣做一定被抓。假如中國政府給我合法的身份證,正式訪問祖國,可以傳播基督教。我等待這樣的一天,希望我的祖國能夠被上帝拯救。我這生無所謂,但我們還有孩子們。”

大約兩周後從延邊回到北京,我在宿舍立即去找金同學,約在校園內的咖啡廳見面,我分享了在中朝邊境的經歷和感受。聽了之後,他回答說,“我也不認為朝鮮人民全是幸福的。我們的將軍也沒有完全拯救朝鮮。”他沒有明說是誰,但我判斷指的是金正日。“有些同胞仍然過着艱難的日子。也有一些人對將軍的做法不滿和持有異議。但我相信,事情會自然但切實地往該有的方向變化。”他又說,戰後享有民主制度的日本人也不一定幸福,並勸告我評判一個國家的體制和思想要謹慎。

他的這番話讓我了解到,朝鮮的年輕精英至少不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和價值觀是適合祖國的,我也想到,朝鮮和中國的政治精英在警惕甚至抵制自由民主的態度上有些共同的地方,雖然他也向我表達過“中國早就不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國家了,中國人背叛了初衷”。

這是我和金同學之間最後一次見面,他說畢業後要回國,但沒具體說要做什麼,只是說“做一些跟物理有關的吧”。我們最後一次相聚的前不久,2009年5月25日,朝鮮進行了第二次核試驗,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對朝鮮再次進行核試驗表示堅決反對”。那段時間,金正日的健康問題和朝鮮經濟動態等在國際輿論引起密切關注,我也問了他怎麼看這些問題。那是我向他提過的問題中最敏感的,我內心渴望這段時間以來相對坦誠的交流能夠讓他信任我,並表達內心的想法。

他的回答既簡短,也意外。

“我們的國家可能在未來兩年之內出問題。”

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逝世,由金正恩接班,金家在朝鮮的統治體制至今不變。後來,金正恩與父親相比更加“積極”開發核武和導彈建設,並強硬挑釁國際社會。我後來則再也沒有機會訪問中朝邊境。

最近與朝鮮相關的經歷,除了在遼寧大學課堂上跟中國學生們的討論,是我在沈陽期間去了兩次位於西塔韓國風情街的朝鮮餐廳平壤館。在用餐過程中,我認識了一名女服務員,今年24歲的她是平壤人,在那裡的一所大學畢業後被派到沈陽“實習”。她說,“在沈陽實習3年,這段時間不能回國。”

她無疑是朝鮮當局為了賺外匯而派來的眾多工作人員之一。她沒告訴我自己屬於哪一個部門,誰來付工資,工資是多少,只是說“被派到平壤館實習,在宿舍跟其他員工一起生活”。來到沈陽後才真正開始學習漢語的她,用中文交流也比較流暢,我時隔3個月見了她兩次,進步很明顯。她沒告訴我自己是怎麼學習漢語的,但從她的進步速度和相對准確的發音、語法等推斷,應該和專門的中文老師比較頻繁地學習。她說工作之餘可以逛街放鬆下,她去過沈陽最繁華的中街,“但必須兩個人以上,一個人沒意思啊,”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是這樣說的;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則在我耳邊悄悄地解釋,“之前有過跟韓國合作的叛徒。”

我問她,“假如你愛上了中國男人,可以跟他結婚嗎?”

“不可以,”她直截了當地回答,“但有一個辦法。跟我一起回平壤,向金正恩將軍,就是我們的爸爸發誓終生為朝鮮工作,這樣的話可以的。”

我接着問她,“哦,這么難啊,但朝鮮跟中國是傳統友邦啊。”

她緩慢語速,微笑地說,“以前是,但現在不是了。”

她凝視着我的眼神明確在暗示朝鮮當局對中國的不滿,她的表情和語言似乎承載着金正恩時代的中國觀,即從他爺爺以來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與韓國建交後,這種不信任感更是日益加劇。

其實,我出生以來第一次認識和交流的朝鮮人是來自日本的朝鮮人,是我在北大的師兄,我們是2004年認識的。他出生在日本,上朝鮮學校,從小在朝鮮語和日語的雙語環境里長大,是屬於所謂的“在日朝鮮人”。18歲時,他面臨國籍選擇,日本、韓國、朝鮮之間,他最終選擇了朝鮮。他在勺園告訴過我理由,選擇朝鮮是因為他這一生的目標是朝鮮半島的統一,自己的人生是為它而存在的。在校園內舉行的國際文化節等場合,他曾高舉白色的旗子,裡面有整個朝鮮半島的圖像,主張的是民族統一夢。由於這樣的生長背景,這位在日朝鮮人在校園內跟各國的學生開放地交流,而不像前面提到的朝鮮學生過着高度封閉、狹窄的生活。現在他在東京從事與傳媒有關的工作,並建立了家庭。我們幾乎沒有聯系和見面。但我內心很清楚他是對他的祖國抱着什麼樣的心態。

現在回過頭來想,不管在北大校園、中朝邊境或者沈陽西塔,當年跟朝鮮人共同度過的時光明確告訴我,展望朝鮮半島問題和形勢是不能只關注特朗普的Twitter和中國外交部的聲明,甚至金正恩不顧國際社會反復發射的導彈和核試驗的。在這些“表象”的背後,有不少被輿論和觀眾所忽略的行為體。在國際關系的水面下,他們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朝鮮半島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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