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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奇記者 遭遇克格勃美女間諜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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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1-21 05:37:0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本帖最後由 FRANKSTON 於 2017-11-21 05:38 編輯


原標題:新華社傳奇記者:抵住克格勃美女誘惑,打探到蘇聯無意出兵中國救越南,多次與普京同桌共餐…

1979年,中國與蘇聯之間正是冰凍三尺的寒冬。南邊某鄰國與中國的齟齬摩擦也不斷。

當年2月,中國在南疆打響自衛還擊戰,一路長驅直入,反攻到該國境內。發生在兩國邊境的這場有限戰爭,牽動的其實是亞洲地緣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版圖的神經——

中國出兵,既能還擊這個南疆鄰國的挑釁,也能策應正受圍困的柬埔寨,更會震懾這個依仗蘇聯超級大國支持的國家,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可是,螳螂捕蟬卻又擔心黃雀在後——北邊的蘇聯會不會為小兄弟“兩肋插刀”,出兵牽制,甚至趁機入侵?一旦腹背受敵,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實力依然虛弱的中國,極可能吃不住南北兩線作戰。

“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會不會出手圍魏救趙?對中國是大打、中打,還是小打?中央的神經綳得緊緊,切望處於第一線的駐莫斯科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提供可靠信息。

到哪兒去打探消息呢?


— 1 —

巧妙打探到蘇聯無意出兵中國救越南

當時,兩國高層交往久已停頓。使館是純官方機構,那些年裡,雙方曾多次互相指控對方外交官“從事不符合身份的活動”,宣布他們是“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使館如果想了解蘇聯在邊境的軍事動向,不僅探聽無門,反而會被對方指控搞間諜活動。中國武官總不能正兒八經拜訪蘇聯國防部,一臉嚴肅地去問人家:你到底打不打我們啊?

那時,36歲的盛世良任新華社駐莫斯科記者才幾個月,是首次被派駐。連盛世良在內,新華社莫斯科分社一共四個記者。這四個人,八隻眼,就是中國媒體觀察蘇聯的全部窗口了。

到哪裡去尋找准確信息呢?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一天,盛世良與分社另一位記者發現“蘇聯知識協會”將舉行國際形勢報告會,主講人是蘇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民眾花半個盧布買張票就可以去聽,外國人一視同仁。

報告廳座無虛席。蘇聯外交部官員沒有官腔和套話,講的都是公眾關心的國際大事,特別是中越邊境沖突。

按照慣例,報告人要回答聽眾提問。他說:“有聽眾問,我們蘇聯為什麼不出兵幫助越南兄弟對付中國?同志們,我可以很負責地告訴你們:越南兄弟憑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抗擊入侵者,根本用不着我們出兵!”

坐在聽眾席的盛世良和同事如獲至寶,立馬趕回分社,向分社社長匯報,共同研判蘇聯外交部官員傳出的這一清晰信號,並立即報回國內。

與此同時,黑龍江省方面向上面匯報的新情況,從側面證實了莫斯科分社發回的信息——當時是二月份,中蘇界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上的冰厚得足以開汽車跑坦克,但蘇聯方面主動把靠近本國一側江邊的冰塊炸掉了。意思是:我無意開仗,你也不要輕舉妄動。

中央那顆懸到嗓子眼的心,算是基本落到胸腔里了。

多年後我問盛世良,當時蘇聯方面知道您在報告會現場嗎?他說,當然知道。向中國方面傳話,走外交渠道,太正式,通過這種看似不經意的方式,最合適。

“亞洲司司長的話是說給誰聽呢?主要就是給中國人聽的!”——可如果盛世良偷懶,宅在辦公室里不出門,從紙上到紙上寫官樣文章,這條“大魚”就漏掉了。

— 2 —

俄語水平在“五七幹校”顯著提升

當時,中國已經開始改革開放,盛世良和廣大知識分子剛剛擺脫了“臭老九”的身份。

回首往事,盛世良36歲之前的歲月是苦澀的,就如俄羅斯作家契訶夫的作品:是含笑的淚,是含淚的笑——

1960年,中國與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親密關系早就出現裂痕,有政治頭腦的人已能從新聞中察覺出中蘇決裂前的不祥之音。

而上海一個平民家庭的清寒少年,在埋頭苦讀中絲毫沒有察覺到這異樣的氣氛,依然滿腔熱忱地報考了上海外國語學院的俄語專業。

他志願把一生都貢獻給中蘇人民友誼,貢獻給“世上除愛情與死亡之外的第三個永恆題材”——俄羅斯,研究這個“只能意會,無法捉摸”的國家。從此,他開始了磕磕絆絆的前半生。

當時,俄語地位江河日下。讀完四年大學,畢業分配到新華社。從1964年到1978年,盛世良當過翻譯、當過資料員,當過選報,當過編輯。

歲月蹉跎。 盛世良每天下班後見縫插針,利用業余時間慢慢譯完了蘇聯反特小說《章魚的觸角》和《我所見過的名記者》等兩本書。

“看着流暢的俄文在我筆下源源不斷地化為自認還過得去的中文,個中享受決不亞於北京蹬板車的板兒爺拉了一天的貨、賣了一天的苦力後,就着豬頭肉咪二兩二鍋頭。”到了1978年,這兩本雪藏多年的譯稿,都有幸付梓,賣得不錯。

林彪命喪蒙古溫都爾汗後,身在新華社“五七幹校”的盛世良開始獲准閱讀外文書籍。此前新華社俄文幹部被批准每人花一毛錢買一大捆被處理的俄文原版書。

盛世良在幹校鬥私批修一年,最大的損失是被電刨削掉了三根手指頭,最大的收獲是看完自己的、妻子的和好朋友的三捆俄文書。從幹校修地球回來,發現俄文水平不經意間提高了不少。

“文革”終於壽終正寢。改革的春風喚醒了沉睡的中國大地。

— 3 —

遭遇克格勃美女間諜誘惑

1978年,在新華社摸爬滾打了14年的盛世良作為新華社記者,第一次被派駐到莫斯科分社工作。與現在二十齣頭就當駐外記者的小年輕相比,36歲的他已是“老人”。

雖然身份是記者,但他幾乎不發公開稿,主要任務是寫內參報道。這時候,盛世良多年打下的翻譯功底派上了用場:

但凡看到蘇聯報刊有觀點鮮明、有參考價值的文章,他就連夜譯成中文。蘇聯中央電視台的晚間國際評論,幾千字以下的,他當天就能譯好傳回國內。

記者采訪,是對政策水平、新聞敏感、外語能力、寫作術和辦事本領的全面檢驗。而盛世良這種綜合素質,在1987年第二次到莫斯科分社工作後,更有用武之地。

在莫斯科當記者,交朋友,是必須的。不交朋友,弄不到獨家,可交朋友,也不那麼簡單。主動送上門的,往往是“身份特殊之人”。

盛世良遵循的規矩是,內緊外松,多請示報告,對蘇聯朋友,笑口常開,有問必答。問自己的個人情況,就坦率告知自己每月掙62元人民幣,兩家合住一套房,沒必要打腫臉充胖子說掙得多、住大房子,人家一聽,就知道是在撒謊。

盛世良從蘇聯朋友處獲得的“干貨”多多——

上世紀七十年代,蘇聯出兵阿富汗,一位蘇聯朋友把自己了解的情況告訴盛世良:蘇聯哪天出的兵,哪天抓住了阿富汗總統,怎麼逼總統“寫信請求蘇聯給予國際主義援助”的,等等。這種一手新鮮貨,多麼難得!

還有的朋友,在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健在時就告訴盛世良:安德羅波夫將接任勃列日涅夫,是“接班人”。盛世良和分社社長也將信將疑,但還是發回了內參。

來而不往非禮也,只進不出做“守財奴”,不行。盛世良也非常注意對國內情況的了解,大到中國的大政方針,經濟情況,小到風土人情,掌故笑話,與蘇聯朋友們聊天時用得上。

回國時自己花錢買工藝品送給朋友,或者請他們大快朵頤吃中國餐“加深感情”。盛世良與同為記者的妻子王南枝常常自己去市場采購,自己做飯,招待客人。

這些蘇聯朋友,從盛世良這里了解到中國的進步和開放,也是收獲滿滿,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而盛世良遇到的策反和誘惑,也是驚心東魄和令人後怕的。

埃及有個很有名的電影:《走向深淵》,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在中國放映。就是講埃及一名麗人去法國留學,但頭腦簡單,又慕虛榮,到了花花世界很快就被以色列情報機構看中,後者投其所好、設置圈套,將其發展為替以色列服務的美女間諜,後被埃及情報部門發現,誘捕了她,押回埃及受審,其情節,一波三折,驚心動魄。

這種事情,並非只是電影中才有,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駐蘇聯使館的兩名外交官就被蘇方成功策反。考驗,看不見摸不着,可說來,它就來了!

上世紀80年代初,盛世良和首席記者去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國營農場采訪。采訪結束,東道主在風景秀麗的小河畔舉行野餐,款待遠道而來的中國記者,美女美食,觥籌交錯。

蘇聯人的豪飲是全世界聞名的,主人非常有技巧地提議“為偉大的中國人民乾杯”“為偉大的蘇聯人民乾杯”“為蘇中友誼乾杯”,讓客人難以拒絕。盛世良雖已推說不會喝酒,但近四兩伏特加下肚,也開始進入“仙山瓊閣”。

這時,坐在盛世良身旁自稱“農場擠奶員”的一名烏克蘭美女,在他耳邊柔聲輕問:“想不想跟我在一起單獨待會兒?”如雷轟頂!盛世良的酒全醒了!是克格勃!美酒變成了冷汗。

他故作輕松地連聲說:“我跟大家在一起,很好、很好的!”沒想到,美女倒也識趣,並不糾纏。此後,盛世良再無此等艷遇。

話又說回來,一旦上鉤,後果不堪設想。你會一步步地陷入泥潭。

— 4 —

險象環生,親歷蘇聯“政變”

對在莫斯科工作14年的盛世良而言,危險,不僅僅是如此。

他到頓巴斯煤礦區,下到1250米深的前蘇聯第二深井,采訪採煤工。離開礦區沒多久,這座礦井就發生瓦斯爆炸。

這還不算,從頓巴斯回莫斯科途中,盛世良坐在雅克-42客機左側舷窗旁,無意中發現左發動機沒有轉動。當時誤以為三個發動機在降落前要關閉一個,毫不在意。事後才知道,是發動機出故障了。

在蘇聯工作這些年,所有型號的蘇聯客機他都坐過,險情豈止一次!坐媒體“專機”到北極圈采訪,飛機剛滑行到跑道上,發動機就壞了!

有一次,盛世良根據新華社安排,去新西伯利亞參加高訪報道,像是有什麼預感,他的心裡總是七上八下的,臨行前在日記里寫道:“我是好男兒,即便有生命危險,也決不臨陣退縮。”

記者外出采訪,有時一天只能吃上一頓飯,但盛世良並不認為這是苦,這同“三年困難時期”半飢半飽地下地幹活相比,“已經很幸福了”。

1991年,蘇聯發生震驚全球的“八一九事件”。他在莫斯科市中心連續采訪六小時,向國內發回第一手信息:絕大多數市民不支持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政變”可能會失敗。

第二天,他又冒雨爬過重重路障,到葉利欽對抗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大本營“白宮”現場采訪,率先發回列別德等人指揮的部隊倒戈投向葉利欽的內參,證實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失敗已成定局。

— 5 —

有人故意設陷阱讓中國記者出洋相

“八一九事件”後,有一天中午,盛世良在辦公室接到自稱是“中國人民友人”的蘇聯人打來的電話,說是當天下午,莫斯科紅場將舉行“擁護社會主義、列寧和斯大林”的遊行。

盛世良就去現場采訪了,果然,紅場上好幾百人舉着巨幅紅旗、標語、列寧和斯大林畫像雄赳赳氣昂昂地在遊行。

作為記者,當然都喜歡這種現場感的新聞!於是他趕緊拍照,但越看越感覺不對勁:怎麼遊行隊伍里的人穿的是四五十年代的時裝?再一看,怎麼有人在攝像?還有個“斯大林同志”站在旁邊看熱鬧?那是他認識的亞美尼亞族特型演員薩基揚。

原來,這是在拍電影!是有人不懷好意,打電話想讓中國記者發假新聞,出洋相!

— 6 —

6次與普京同桌共餐

回首往事,盛世良說自己是“不幸中的幸運兒”:“在我求學的時代,中國非常在乎家庭出身、個人成分和社會關系。我有不少中學同學,論品德、論學習、論知識,遠勝於我。考大學時,可惜不少好青年被殘酷的政審拒之門外。個別人即使僥幸進了大學,到畢業,也難以分配到新華社這類核心要害部門。”

“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系1960年入學的百名學子中,畢業後以俄語為職業的,不過十分之一二,其中終生不離俄語的恐怕不到十指之數,我就是其中一個。”

30多年前,盛世良曾采訪過少年時給大作家托爾斯泰做過菜的俄式大菜廚師泰斗,說:“您都一百歲了,這么大歲數了,早該享清福啦!”

老先生拍拍盛世良的肩膀說:“我喜歡給人做飯,愛聽顧客吃完飯誇我的手藝!對我來說,這就是享福呀!”

2002年,盛世良退休,到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做研究員,他寫的調研稿,數次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也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蘇聯記者的翻譯,當過新華社《環球經緯》電視節目主持人。

2004年,他作為學者,被俄羅斯新聞社推薦參加普京倡導的非政府組織“瓦爾代俱樂部”,這個組織專門邀請由全球的“俄國通”每年開一次會。

俱樂部年會上,盛世良六次與普京同桌共餐,並有機會就中俄關系和俄羅斯內外政策問題向普京求教。2016年,盛世良與兩名俄羅斯學者和一名美國學者一起,獲得“瓦爾代貢獻獎”。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終於能用不甚流利的俄語參加國際問題學術討論,對話俄羅斯領導人了。”盛世良謙虛地說。

何謂幸福?

英國人說:陰雨連續的夜晚,坐在暖融融的壁爐邊,膝蓋上搭着毛毯,讀莎士比亞,這就是幸福;

法國人說,和金發女郎在加那利群島共度一周,然後好合好散,這就是幸福;

蘇聯人說:半夜克格勃敲門:“伊萬,你被捕了!”我說:“伊萬不是我!伊萬住隔壁!”這就是幸福。

幽默豁達的盛世良比他們更幸福:拿着比俄羅斯朋友(1978年他的工資十倍於盛世良)多五倍的退休金,坐着免費的空調公交,逛着不要錢的頤和園(65歲以上老年人免費——作者注),寫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這才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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