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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後首場大屠殺——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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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1-22 11:30:3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中共建政後,曾經發動過一系列的運動,而這些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擴大化和血腥化,“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1950年代初,中共為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對他們認為的所謂“國民黨殘余勢力”進行的一場大規模政治運動。 關於這場政治運動的評價,有部分異見人士認為,“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共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目的是鞏固新政權,不顧人民生死,自相殘殺。”

大紀元記者就相關話題,采訪了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美國明尼蘇達州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 。
記者:中共建政前呼籲國民黨各級人員留守崗位,但建政才幾個月就食言,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國古時候很多王朝開篇都是大赦天下,那麼中共建政後為什麼要大殺天下呢?
丁抒:對國民政府的黨、政、公、教留用成員,投誠起義的軍人,中共原來說的是“三不”: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可是不到一年就出爾反爾,說他們是“國民黨殘余勢力”加以殘酷“鎮壓”。這是毛澤東“永保江山”的預防措施。
毛澤東熟讀史書。秦朝短命,二世而亡,毛澤東不認為是秦始皇暴政所致,卻認為是因為焚書坑儒不夠徹底,知識分子殺得太少了。他從秦始皇的失敗中得出的教訓是:“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虧,張良、陳平沒有整倒,(被)漢高祖用了,是‘鎮反不徹底’。”他替秦始皇惋惜。
他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一個再徹底一些、再狠一些,將張良、陳平等一並殺掉,天下就不會丟給劉邦。他汲取秦王朝短命的教訓,把鎮壓“敵人”看得比什麼都重要。鎮壓,譬如說鎮壓叛亂,是有叛亂在先。“鎮反”不是這樣,不是有了“反革命活動”再鎮壓,而是預謀的。
當時朝鮮戰爭打起來了,毛澤東說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說:“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因為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朝鮮戰場,正如劉少奇說的那樣,“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與其說是“鎮壓反革命”,不如說是毛澤東要藉助朝鮮戰爭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國內“肅清國民黨勢力”,連根拔除所有可能的敵對勢力,以鞏固其政權。
記者:您曾撰文指,百分之九十幾被“鎮壓”者沒有“手持武器、聚眾叛亂”,沒有“破壞工礦倉庫交通”,沒有“偷竊國家機密”,概言之,沒有任何“反革命活動”,那麼被鎮壓的實際上都是什麼人呢?能介紹幾個具體事例嗎?那些被鎮壓是否其中有些還幫助過中共,或者說對中華民族有功的人?
丁抒:例子很多。鎮反中被殺的國民黨將軍多達二百多名,他們幾乎全部是中國八年抗戰的名將,民族英雄。沒有一個是“手持武器、聚眾叛亂”的。
按毛澤東本人的說法,“殺的是小蔣介石”。他說:“大蔣介石不來,來,我還要歡迎,一天給他吃四兩肉,恐(怕)還不行。但小蔣介石不殺,不能平民憤。把小蔣介石殺了,就把禍根取掉了。”
舉幾個所謂“小蔣介石”的例子。原國民政府第三兵團,1949年底在四川金堂起義,後經過整編加入解放軍第六十軍。第三兵團原來是湖北的部隊,將領大多是抗日英雄,參加過淞滬會戰、武漢會戰、常德會戰。
中將副司令彭曠高起義投誠後擔任中共軍隊的西南軍區高參。另一位中將副司令和曹勖起義後但任第二高級步兵學校教員。少將副軍長曾憲成到西南軍區軍政學校學習。按照中共對起義官兵許諾“既往不咎”的政策,他們根本不是“鎮壓對像”。可是都被按上“反革命”罪被解壓到湖北原籍被處決。
三十年以後他們被平反,叫做“恢復起義人員身份”。由此可見,當時按到他們頭上的的“反革命罪”的確是無中生有。
至於對中共有功、幫助過中共的而被槍決的,可以舉一個例子。
例如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1949年底冒着危險前往他的堂弟、國民黨軍第七編練司令官羅廣文,成功策動羅廣文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但到鎮反時中共就不管這段歷史,把羅廣瀛定為“反革命”處決、鎮壓了。
上海1951年槍決的三千個所謂“反革命”,幾乎都是沒有從事“反革命活動”的。
“鎮壓反革命”,除了殺,還有關押、管制。即所謂“殺、關、管”。逮捕判刑關押的就更多了。
可是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個時期里有一千多名日本戰犯被關押。可是他們幾乎全部被分批釋放,只有幾十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判死刑的一個沒有。
記者:1950年7月23日頒布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中有一條“在實行鎮壓反革命活動中,應防止亂打亂殺”,但實際情況如何?
丁抒:毛澤東當然沒有說可以亂打亂殺。可是他預先規定了施行屠殺的計劃數字。譬如上海,1951年1月,毛澤東指示上海市委一年內“處決一二千人”,指示華南分局“有計劃地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誰完不成任務誰就是“右傾”。他多次要求各地糾正“右傾偏向”。
他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說“右的偏向,必須採取步驟,加以克服。”中共各級幹部要完成任務,又找不到誰“手持武器、聚眾叛亂”,也沒有人“破壞工礦倉庫交通”、更沒有誰“偷竊國家機密”。只好把起義投誠的國軍將領、官兵,以及留任的或者解職的原國民政府的官員抓出來當作反革命鎮壓。
國民政府的黨、政、公、教留用成員,無需從事任何“反革命活動”,你的歷史就是你的罪。所以中共黨史學者楊奎松說:“許多地方,除去大批起義投誠人員之外,很難找到更多的打擊對象。
因此,為了達到上級所要求的數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各級幹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列入到‘殺’、‘關’、‘管’的名單之中。”“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81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因地方要湊夠處決人犯數字,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給殺掉了。”
因此,亂打亂殺,是毛澤東預設殺人數字的必然結果。
記者:鎮反的指標,是按毛澤東設定的計劃數字施行屠殺,例如1951年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毛還一再說殺的不夠。他的這個指標有根據嗎?
丁抒:即便按照毛澤東“殺反革命”的計劃,農村是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點五。1951年全國市鎮人口為6,632萬,鄉村人口為49,668萬。算起來是6,632×0.5‰+49,668×1.0‰=3.32+49.67=53萬。實際上大大超過了這個數。譬如僅1951年一年,成都市就殺了一千五百多人,占成都市六十萬人口的千分之二點五,是計劃數的五倍。
其實,全國各地都相程度一樣,“超額完成”鎮壓反革命的任務。
記者:全國在鎮反運動中有多少人被殺?殺人最厲害的是哪些地區?
丁抒: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曾說:“鎮壓反革命”中“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千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
而毛澤東說的稍有不同:“我們建國以來幾年時間至少就殺了七十九萬反革命,還關了一百多萬,管制了一百多萬。”
1956年發生波蘭、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認為那是因為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政權沒有搞“鎮壓反革命”運動。他說:“我們殺了七十多萬人,東歐就是沒有大張旗鼓地殺人。革命嘛,階級斗爭不搞徹底怎麼行!”“你說殺得壞,我說殺的好。我們殺了79萬多人,關了100萬人。殺的是小蔣介石,大蔣介石不來。來,我還要歡迎,一天給他吃四兩肉,恐還不行。但小蔣介石不殺,不能平民憤。把小蔣介石殺了,就把禍根取掉了。”
1959年,他又再次強調“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所以大致可以說殺了一百萬人。
據我所知,鄧小平主政的西南,特別是四川省殺人最凶。1951年3月,《川西日報》(四川日報前身)報導:“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徹底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譬如溫江地區雙流縣,原政府的鄉長幾乎殺光,保長也殺,每逢鄉村趕場期間必定殺人。而習仲勛主政的西北殺人最少,“對保長一級基本上都沒有殺。”
但就全國而言,按計劃是殺53萬,實際殺了79萬到100萬上下。由此可見,濫捕濫殺的包括全國大部分省市。
記者:鎮反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評價:“總的來說,鎮壓反革命運動有力地掃除了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余勢力,基本上肅清了曾經猖獗一時的特務、地下軍及會道門等反動組織,從而為鞏固新生政權,保證土地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對於當時的濫殺現象輕描淡的濫殺現象輕描淡寫:“由於當時司法體制和審判程序不夠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現過錯捕、錯殺等偏差,中央及時發現並做了糾正。”
您怎麼評價鎮反運動,及其後果?
丁抒:當然,國民黨留下的潛伏特務不能說完全沒有,武裝反抗的也不能說完全不存在。但被當作“特務”抓捕的人絕大多數不是特務。譬如四川成都有一次夜裡抓捕11個人,說8個是國民黨軍官,3個是特務。據參加者說,抓捕時“無一人反抗,就像籠子里抓小雞那麼輕而易舉。”根本就沒有一個是特務。
還有一個“特務”的例子。1949年8月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經贊揚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且不說朱自清實際是病死,而不是餓死的。要說的是他的兒子朱邁先。
朱邁先在北京加入中共。“七七”事變後,朱自清隨清華大學搬遷到雲南,朱邁先也到南方。中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分配他到廣西,在蔣雄為師長的國民黨軍131師政治部任科長。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朱邁先到北京奔喪後回到廣西。1949年底代表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與中共聯系起義。中共派他到廣西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後在桂林當中學教師。鎮反時蔣雄被處決,朱邁先也被槍決。罪名是“匪特”。
八十年代平反毛澤東時代的冤假錯案時,對五十年代的錯案一般不予復查,但有點身份的,處於對台灣統戰的考慮,也平反了一些。湖南省復查一萬七千多人,大約80%撤銷判決,恢復名譽。從那些人的被平反也可看出,被“鎮壓”的“反革命”,絕大多數都是濫捕濫殺的被害者。
中共現在輕描淡寫地說有“一些地方”錯捕、錯殺。實際全國按計劃是殺53萬,可是殺了79萬到100萬上下。由此可見,濫捕濫殺的絕不是“一些地方”,而是全國絕大部分省市地區。
“鎮壓反革命”運動前後近兩年,“殺、關、管”,合計共約四百萬人,極大的鞏固了中共獨裁政權,沒有人敢亂說亂動,連被殺、關、管的反革命家屬都不敢哭,民眾與反革命家屬劃清界線。所以中共至今肯定“鎮反”運動鞏固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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