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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帶路黨”今昔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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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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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1-25 06:39:0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近年網絡上出現了一個新詞——“帶路黨”,意指敵人打進來時當漢奸“帶路”的人。在左派網站“西奴網”上,連我在內一些主張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經常被罵做“帶路黨”。某左派教授還富有想象力地宣稱,他會趕在美軍打進北京的前夜殺掉這些人。

最近,我認真考證了一下“帶路黨”的來歷,發現是一種歷史的誤讀。

“帶路黨”的歷史由來

中國第一紅歌《東方紅》唱道:“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呼兒嗨喲,領導我們向前進……。”近代歷史上,中共一直將自己定位於帶路黨,而領袖就是毛澤東。

“領導是帶路的意思”,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教誨。革命元老謝覺哉對此曾有深刻闡釋:“什麼叫領導?‘領導是帶路的意思’(毛澤東語),黨的主張合乎各個階級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黨來有好處;其次,黨員很積極,有信義,站在一切政治斗爭的前頭,他知道跟着我們黨員走不會吃虧。少數人帶路走前,多數人在後面跟着,從沒有帶路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強迫人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帶路。”(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這段話至少說明了三點:一、跟着帶路黨“有好處”;二、大哥很仗義,跟着走不吃虧;三、帶路黨是少數,誘導多數人跟着走。

“好處”之一:分給土地

給好處這一手,在1930年代“土地革命”時就體現過: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沒收地主、富農、反革命及農村公共土地,“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以“最有利於貧農、中農利益的方法”把土地分給農民,以換取農民參加紅軍。這些好處,在紅色政權逃離蘇區以後成了泡影。

抗日戰爭時期﹐搞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吸引更多的人“跟着走”,改以“減租減息”代替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爆發,為了補充兵員,先後發出《五四指示》和《中國土地法大綱》,最終把“減租減息”政策改為“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它財產﹐並徵收富農上述財產的多餘部分”﹔“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此舉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擁護﹐遂踴躍參軍支前以“保衛勝利果實”。陳毅元帥曾總結道:“淮海戰役是(農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

好處之二:承諾民主憲政

至於深受西方的影響的知識分子、熱血青年和中間黨派,弘揚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便足以收服其心。在1940年代,這方面的宣傳是很到位的。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提問時說: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

為了爭取更多的人“跟着走”,毛澤東還向重慶工商界人士描繪了這樣一幅美好藍圖:民族工業要得到發展,首先必須實現民族解放實施民主政治。現在抗戰勝利了,中國應當建設成為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在這個新中國里,民族工業應當得到保護,民族工業只有在這樣的國家裡才能得到發展。

1946年1月16日,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交《和平建國綱領》,他解釋說:“和平建國方案是政治協商會議主題之一。這個方案包括兩大項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軍隊國家化。”

“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是當時最打動知識分子的承諾。有了農民和知識階層的擁護,加上老大哥的支持下的組織,勝利最終在1949年降臨了。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被毛澤東譽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

走俄國人的路:大哥是否很仗義?

勝利前夕,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其憲政民主的主張開始變調:“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毛澤東不接受民主黨派盟友在美蘇間搞等距離外交的主張,堅持“一邊倒”,帶領中國捲入了朝鮮戰爭。他習慣於用軍事思維規劃政治和經濟,在戰爭背景下發動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和出台統購統銷政策,迅速實現了社會一體化,傳統的社會細胞被成功地置換為黨細胞。此後民主憲政承諾被徹底拋棄,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按照蘇式計劃經濟和斯大林主義政治模式,將中國帶上了“俄國人的路”。

在“一大二公”的旗號下,農民分到的土地被重新集中,從土地的新主人,變成了城鄉二元結構下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業人口”。作為生存權和發展權受限的二等公民,三年大飢荒中有幾千萬農民連生存權也沒有保住。

另一個被剝奪的對象是工商業者,通過“對資改造”運動,他們的企業在價值嚴重低估的情況下被“公私合營”。“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正式淪為“專政對象”,擁有的企業股份無端消失,“文革”結束後也不再被承認。

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在1957年“反右”中被徹底整肅,淪為政權的附庸和改造對象。黨外民主被消滅以後,黨內民主也無法存在,歷經1959年的廬山會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到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矛盾重點轉移到中共黨內,最終因內部權鬥引爆了“文化大革命”,將全民族拖入一場持續十年的大劫難。

毛時代帶路黨的歷史教訓是:走俄國人的路,結果比俄國人還慘。

不同時代的帶路黨:手裡都要攥把米

毛澤東死後,帶路黨新領袖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帶領中國走出了蘇式計劃經濟,出現了經濟飛躍的奇跡;但迄今為止,中國仍未走出斯大林主義,體制腐敗和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

毛澤東有句名言:“手中沒得一把米,叫雞都不來”。

毛時代帶路黨的“米”是“共同富裕”:用“均貧富”的法子,把富人的產共了,引來群雞啄食;其結果是“均貧”,一部分雞餓死了,余雞陷入群斗……。

後毛時代帶路黨的“米”是“一部分人先富”:用“分貧富”的法子,宣傳少數人先富,再帶領大家一起富;結果是“先富”的雞肥成了巨無霸,其他雞餓得皮包骨,雞群徹底分裂……

前南共領導人吉拉斯在《新階級》一書中指出:先鋒隊(章按:也是帶路黨)在執掌政權後變成了新的壓迫者,極權主義“具有三項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權力;其次是所有權;第三是思想。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黨、一個新階級所壟斷;而目前則被該黨或該階級的寡頭們所獨有。”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承認,“三壟斷”是蘇共亡黨的主要原因。

新時代的帶路黨:切忌再忽悠

十年前我曾預言,有兩樣東西必將改變中國:一是經濟全球化,二是互聯網。

威權時代的思想壟斷,主要依靠信息自上而下傳遞,不斷忽悠反復洗腦。進入互聯網時代,洗腦傳播的方式被徹底顛覆:個人成為自媒體,在現場即時發布信息,以幾何級數立體傳播。權力不斷忽悠的過程,變成了公信力逐步歸零的過程。

近年最流行的紅歌《走進新時代》,回顧了帶路黨的光輝歷程:

我們唱着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講着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新時代,高舉旗幟開創未來。

試將歌詞改一下,標題改為《帶路黨之歌》,照樣朗朗上口:

我黨唱着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黨講着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帶路人,帶領我們走進新時代,高舉旗幟忽悠未來。

對新時代的帶路黨而言,切忌繼續忽悠,是保住帶路地位的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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