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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低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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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1-27 15:52:3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有時候大家挺困擾的,豎向對比,我們似乎已經取得了驚天動地的進步,不過突然一個事件,就感覺被打回“多少年前”,比如城市清理“低端人口”。

實際上,歷史上,這樣的事件一直在發生,只是大家沒有記錄,也就比較健忘。但還是有學者在踏踏實實做,例如,我讀到李若建老師的一段研究:

“1958年秋,為了建設”紅彤彤的大上海“,上海把數以萬計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趕出上海,造成不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

記得作家曹冠龍,曾寫出一本在《中國時報》獲獎的小說,《閣樓上下》,就提到了這段上海人都不知道的歷史。小說中,這家的父親在牢里,母親帶幾個孩子本來就難以維生,突然接到幾天內就要被驅離的通知,就像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打算全家自殺。幸而事到臨頭,他們一家僥幸被從名單上取下,才逃過生死一劫。他們還不能攀上人的低端,上海這個運動,當時叫做“清除城市垃圾”。

數以萬計的人都默默被驅離,消失在他們家鄉的街道上。我只讀到一篇在美華人的短短回憶,他當時還是個孩子,他的全家,就是被清出上海的“垃圾”。讀後印象很深的是,在車站,他們是在持槍排列成行的軍人監視下,上了貨車,行程幾天幾夜,被送往遙遠大西北,舉目無親。

上海並非偶發孤例。根據李若建老師研究:“1958年10月,汕頭市一批四類分子共1789人被遷居於粵北山區。遼寧省海島地區的長海縣1960年11月將表現不好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屬、有海外關系家屬和主要親屬、部分歸俘漁民和有現實危險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共有273戶,1541人,一律強行遷至遼寧省內陸的建平縣。被遷者到那以後,死亡、外流的不少。”

根據李若建老師研究:“文革期間,普遍發生將四類分子驅逐出城市,強迫遷往農村的情況。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萬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驅趕出北京。天津市1969年7月統計全市有4.2萬人被遣送農村,其中,各種‘分子’1.6萬人,隨遣家屬2.6萬人,估計當時全國被從城市裡驅逐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超過百萬人。”那是歷史上的政治高低端概念。

當時就有以城鄉為別的高低概念:由於飢荒和糧食緊張,1959年初,成都有“清理和動員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返鄉生產”的運動。“共清理出盲目流入和亂招亂雇的農村勞動力36,883人,其中已動員返鄉的農民33,558人,此外還清出無勞力盲目流入我市的農村人口10,962人和無糧戶24,418人。”

1969年開始的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也是無選擇到驅離城市,大量還是未成年人。總數高達千萬人以上。

之後,這一切過去,也被遺忘。很多人認為,我們向前走了,終於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進步,無需記得歷史教訓。但是,扎實的進步,當是法治的進步。我們如果能夠開始從法律的角度去問簡單的問題:一個個人,不管其政治身份差別還是地域差別,他是不是本國公民?如果是,依據憲法,他具有什麼公民權利?他有沒有合法居住和遷徙的權利?如果出現一個地方法,和公民權利發生沖突,那麼這個地方法是否符合憲法,也就是:地方法本身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公民可以去哪裡申訴?在申訴待期間是否應該暫停驅離?由誰來做出公正裁定?裁定之後如果公民勝訴,誰來確保執行?已經遭受的損失如何要求民事賠償……

如果能夠問這一系列問題、如果這些問題都有答案。我們就真的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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