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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市委書記承認:當年已備好軍事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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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2-4 06:11: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十年一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賢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所作的證詞:

  我在上海擔任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藉著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匯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以後,和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談情況。我對張春橋講,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現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 大,丁盛叫我們要有所准備。我向張春橋匯報說,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支。在我匯報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還問了六十軍領導人的情況,談話結束時,張春橋叮囑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斗爭的動向。

  回到上海以後的第二天,我把向張春橋匯報的情況以及張春橋的指示,向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傳達。後來又告訴了朱永嘉等人。

  過了幾天,就是九月二十八號的中午,張春橋派蕭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傳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張春橋說,階級斗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着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憂天派,但是有點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受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在這里,張春橋向我們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六個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當中央通知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的司令員周純麟同志到北京開會的時候,我們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學習室,我們按照張春橋的指示分析了形勢,馬天水走了以後,我和王秀珍就開始到處打聽有些什麼動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打了電話。接着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後住在京西賓館的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通了電話。房佐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們沒有打聽到什麼重要的情況,就在不安當中度過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靜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結果李文靜給張春橋打了一夜電話沒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李文靜對王秀珍說了以後,王秀珍就現自給王洪文那裡打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就是打不通。

  我們商量以後,決定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蕭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向北京打電話。這幾個人到來以後,就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那裡打電話,結果一個都打不通。

  這個時候,我給《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打了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魯瑛的神態十分反常,沒有講了兩三句話就急忙把電話掛上。

  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收到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上海警備區又向我們匯報說,原來總政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現在通知停止召開。

  這種種跡象就使得我們很憂慮。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以及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學習室分析形勢。我說,毛主席逝世以後,一號戰備剛剛通知撤銷,怎麼現在中央軍委又通知加強戰備了呢?而且這個通知里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看來有什麼人出了事情……

  這個時候,市委常委張敬標通過上海警備區的軍用電話接通了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也趕去聽電話了,房佐庭告訴他們說,會議不準往外打電話,又說這次他們到北京的時候是穿平裝的人去接他們的。房佐庭在電話當中傳回來一句暗語,說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這樣我就在常委學習室跟他們幾個人議論:房佐庭沒有胃病,他說“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這個時候說,幾個老帥,像葉帥,徐帥他們還是有號召力的。說到這里他不再說下去了,但是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說幾個老帥可能已經發動軍隊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下手了。我心裡是同意廖祖康這種分析的。

  我想起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過去說過的關於軍隊的一些話:張春橋說軍隊靠不住,姚文元說軍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說軍隊里沒有我們的人……我想現在軍隊也許已經把槍口對准了張春橋他們了。

  我們幾個人覺得形勢非常嚴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

  我就說下午我要找廣播電台和報社的新聞負責人吹吹風。

  這樣,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們分成兩個地方進行打招呼和吹風。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還給浙江省委的副書記羅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陳佳忠分別打了電話摸情況,王秀珍給遼寧省委副書記魏秉奎打了電話,還要魏秉奎給當時正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裡打電話摸情況。後來都沒有摸到進一步的情況。

  八日下午的五點鍾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會議。我說,這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們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備。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誼電影院一個公開審查文藝節目的場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後我又在八點多鍾,馬上趕到了康平路常委學習室,看見滿滿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訴我說:她和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約好了,下午要繆文金乘飛機趕到北京去摸情況,如果摸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話,就打電話傳一句暗號來,說“我娘心(電視劇)肌梗死”。王秀珍說,剛才繆文金已經打來了電話,傳來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號,我聽了心裡一驚,我想,果真出事了,張春橋九月二十八日的預言應驗了,他所說的大考驗的時刻真的來到了。

  這個時候,我自己給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打電話,幾個電話的來回以後,證實了文化部的於會泳、錢浩亮、劉慶棠他們幾個人和江青之間的電話聯系也中斷了。我把這個情況給大家說了以後,大家議論紛紛。

  正在這個時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來了電話。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公安部去准備當公安部副部長的,祝家耀在電話當中傳來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樣就進一步從公安部那裡證實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統統都被抓起來了……

  過了一會,劉慶棠又打電話來了,是我的秘書張家龍接的電話。劉慶棠在電話裡面說:“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病了。”

  這個時候,王洪文的秘書蕭木突然驚叫起來說:“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蕭木這么一說,大家就一片混亂,生怕有人來抓。

  我就宣布我們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學習室,召開了一個具體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會議。

  參與策劃的有王少庸、馮國拄、張敬標幾個常委,王秀珍這個書記,還有朱永嘉,張春檣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

  我在會上徵求大家的意見,我說下一步看怎麼辦?

  朱永嘉首先發言,他先是指名攻擊了華國鋒同志,然後說我們應當把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樣。

  我聽了朱永嘉的發言,知道他的話是有依據的,他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們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在上海策劃武裝叛亂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依據是張春橋的指令和我們打仗的資本。張春橋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當中就說,有人要搞上海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打仗要有實力,我們的實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個依據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姚文元進行總結說,天安門事件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必須以革命的暴力來對付與鎮壓反革命的暴力。這種斗爭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們今後也要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經驗。

  當時我認為姚文元講的很精闢,把這個問題提到了理論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就遵循了姚文元這個顛倒黑白的暴力論。

  就在八日晚上這個策劃武裝叛亂的會上,王秀珍說,我白天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幾個人談過了。帶槍的武裝民兵有兩千五百人在各工廠集中,可以隨時拉出來,有三萬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說,我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說,光靠民兵還不行,要有部隊一個團的力量,能形成一個拳頭。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說,我們要把警備區的幾個負責人帶在身邊,因為靠我們去調動部隊是調不動的,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調動部隊。廖祖康具體提名把警備區副政委(電視劇)李彬山、副司令張宜愛、警備師師長李仁齋帶在我們身邊。

  市委常委馮國柱在策劃會議建議說,可以把楊新亞副司令也叫來,他熟悉作戰。

  這樣,我們就背着上海警備區黨委,由市委辦公室直接通知這幾個人來跟我們匯合,一起搞武裝叛亂。我們就是分裂軍隊的罪人。

  在策劃會上,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還提議,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他們都找在一起,說是這樣可以調動工人的隊伍。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辦了。

  在策劃會議上面,我們具體地討論了設立指揮點的問題。我們決定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一號指揮點由我帶領負責抓總和准備輿論,最後行動的命令由我這里發布,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二號指揮點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後來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聽王秀珍說,她那個二號指揮點裡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等,以後又轉移到了東湖路招待所。

  我們在策劃會議上確定了指揮點以及分工以後,我就當場執筆開列了一份進入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名單,一號指揮點名單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警備師師長李仁濟等人;二號指揮點的人員名單有: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拄、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我在會上當場宣讀了這份名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這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反革命手令:

  “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三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

  寫好以後,在分手以前,我把這個手令當面交給了王秀珍。

  我當時估計,中央很可能就近調六十軍來抓我們,我們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們要有所准備,我們的確也作了准備。馬天水最後一次批的給民兵增發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閱過的。光是這一次就發了半自動步槍三萬五千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夠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號指揮點丁香花園以後,休息了一會兒,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從二號指揮點打了紅色的保密電話到一號指揮點要我接聽電話。廖祖康說,王秀珍跟馮國柱他們商量,有一個意見就是要把部隊守衛電台的連交給劉象賢指揮,劉象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人民廣播電台擔任黨委書記。廖祖康又說,原來守衛康平路市委 的那個連交給市委辦公室指揮。你如果同意的話,請你告訴李師長一下。我答應了,而且掛了電話以後,我又親筆寫下了第二個反革命手令:

  “電台由李仁齋同志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志的指揮。”

  “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

  寫好以後,我讓秘書叫醒了正在睡覺的李仁齋,由我當面把這個手令交給了他,然後我聽到他去打電話,進行布置了。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了,只處一聲令下,上海就會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張春橋過去多次引用過《紅樓夢》當中的一句話,就是“赤條條來上無牽掛”,用來開導我們,啟發我們。他又多次說過“准備殺頭”這樣的話,用來對我們進行反革命的氣節教育。當我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我確實是准備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豁出一條命去幹了。我替“四人幫”賣命,與人民為敵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開會,及時地挽救了我。

  這次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具體組織者和指揮者主要是我,我對黨對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我完全願意認罪服法。這次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這一場叛亂是“四人幫”和我們這些人在上海苦心經營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結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後,張春橋連續從北京向上海發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動和導致了這一場武裝叛亂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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