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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最慘痛的災害記憶——三年大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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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2-5 08:43:0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新中國”最慘痛的災害記憶——三年大飢荒

https://wenku.baidu.com/view/fa2 ... c75e.html?fr=zhidao

王珍/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災害史上,區域性自然災害幾乎年年都有。

“新中國”遭遇的大災有:1950年7月的淮河大水,1954年7月的長江、淮河大水,1963年8月的海河大水,1975年8月的河南大水,1985年8月的遼河大水等。

還有三次大地震:1966年3月8日的邢台地震;1970年1月5日的通海地震;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

旱災方面,大范圍乾旱並持續時間久的是1978年到1983年的北方連續大旱,受災面積覆蓋整個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

以上每次災害都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乃至沉重的打擊,但這些還不是最不堪回首的。在”新中國”的災害史上,最慘痛的災害記憶,便是著名的“三年大飢荒”。

今天,50歲以上的中國人都經歷過挨餓的歲月。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經濟困難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物質和精神損失,遠遠超過了解放後歷次自然災害的總和。

    歷次災難過後,災民都能從重創中頑強地振作起精神,重建家園,惟獨那三年大飢荒,如夢魘一般縈繞,揮之不去,卻又常常不敢提起,45年來,“三年大飢荒”一直是中國人記憶中最難以觸摸的疼痛。

官方的《災情報告》中說,1959年,我國出現了“嚴重自然災害”,全國“受災范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為了還原當年的氣候和災害狀態,專家和學者們從1959至1961年的自然災情資料和氣象學中分析。

    研究發現: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自然災情是旱災。

    1959年7至9月間,我國渭河、黃河中下游以南,南嶺、武夷山以北地區普遍少雨,鄂、豫、陝、湘北、川東旱情嚴重,接着華南出現秋旱,廣東、福建兩月無雨,這些基本上屬於局部性災害。

    1960年,冀、豫北、魯西、晉、陝南、遼西等冬小麥產區,冬春少雨雪,乾旱持續到初夏,山東汶水、濰水等八條河流斷流,黃河下游范縣至濟南段,斷流40天,粵、瓊旱情持續7個月,滇、川、黔冬春連旱,旱情仍屬局部、短期性的。但是,由於我國冬小麥產量在全國糧食產量中所佔比重不大,旱災不具全國性後果。

    1961年,冀、內蒙、東北北部、豫、皖、蘇、甘、青、陝、鄂、川、粵、桂和瓊等省區,年降雨量偏少。

    《中國人口年鑒》提供的數據顯示,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凈減人口達621萬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間總人口凈減439萬人(三年,下同);河南省總人口凈減238萬人;山東省總人口凈減234萬人;湖南省總人口凈減183萬人;廣西自治區總人口凈減約100萬人,等等。

    從這些單純的數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災難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最高。數字之外,當年到底是怎樣一種飢餓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縣的羅明泉說:“大人挨餓比孩子嚴重,我們大隊餓死的大多是中壯年。那時候搞‘三面紅旗’,大人們都上山鏟山頭去了,莊稼廣種薄收,沒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種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裡得病的得病,莊稼熟了也沒有人收。我的大爺營養不良得了病,沒治療,後來死了,我的大媽從食堂里偷東西吃,被發現遭到毒打,她一氣就上弔死了。我父母就我一個孩子,父親是教師,日子稍微好點,後來我奶奶也死了,沒有上報,她的戶口就一直沒有注銷,這樣就多領了一份口糧。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乾脆自己到食堂搶東西吃。我知道我們全隊中壯年死了大約有一半,有幾百人,死的人里搬遷戶最多,他們是從三台和潼川遷過來,餓的時候想逃回去。但那時候不許遷徙,就是不許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來,毒打後不讓他們吃飽,還得去幹活,他們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飽,這樣弄死的人最多。”

    翻閱史料得知,羅明泉提到的“外逃”,實際上是指“盲流”。“盲流”這個詞,誕生於1956年中央簽署的《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示着力解決“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三年大飢荒中,各地出現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國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這些“盲流”——除少數人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等地,成為苦力而被幸運准許“不予遣返”外,其餘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於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飢荒,安徽省的死亡總人數僅次於四川。

安徽鳳陽是該省的死亡大縣,也正是這個縣,曾在1958年9月大放“衛星”,太陽升社主任張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與定遠縣八一社計劃畝產130萬斤(煙葉田)的衛星田比高低。回首當年的四川,同樣是“大躍進”轟轟烈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的賴思強生於1942年,“鬧飢荒”時17歲,在四川省南部縣盤龍鎮的農村長大,21歲離家參軍,退伍轉業就職於國家事業單位,現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賴先生喜歡擺“龍門陣”,他的“開場白”就是劉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做報告時總結的那句著名的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賴先生說:從1959年到1962年,說實在的,我倒沒覺得有什麼特別大的天災,反正我感覺天災並不是太明顯,有災那就是一點旱災吧,回頭想想,當時主要是政策的因素。當年的一些政策術語,我到現在還清晰記得。1958年的“三面紅旗”就分別是:“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特別是當時的“公共食堂”,號稱是人民公社的心臟,沒人敢對此提出質疑。

    賴思強記憶清楚,侃侃而談:我所在的大隊,更是被上級列為試點,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營式的。所謂兵營式,就是改變以往自然村那種散居狀態,而是讓社員在一個山拗里集中蓋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這樣做的好處,確實便於管理社員。後來組織了一個所謂“檢查隊”,專門負責監督、查處私開“小灶”的現象,一旦發現哪家私開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會被砸掉,至於鐵鍋之類的,早在1958年大煉鋼鐵時期就被強行收走了。當時所有的生產、生活資料通通歸公家統一調配供給,私開伙食,就有偷竊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許的。另一方面,當時地方上盛行浮誇風,虛報產量,上級看到虛報,自然是按虛報的數字和比例征購糧食,留給社員們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憐。

賴思強說:“在當時,餓死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死者包括我身邊的親人鄰里。長期的飢餓,很多人都得了水腫病,我的大伯娘(賴王氏)和堂兄(賴思孝)母子餓得‘三腫三消’,最後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親(賴崇玉)同樣也是因為飢餓,導致水腫過世。當時民間流傳一句俗語‘三腫三消,鋤頭鐵鍬’,意思就是說某人一旦‘三腫三消’,基本上就沒救了,親人們就可以拿上鋤頭鐵鍬,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個年月,就是眼睜睜看着親人餓死也無能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們,餓得整天無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壩里曬太陽,一動不動,只要聽到食堂開飯的鍾聲,就都猛地跳起來躥向食堂。”

    “那時還有一種東西叫做‘觀音土’,實際就是地里的一種白色粘土。很多人為一時充飢,不顧後果吃下這種白泥,堵塞了消化道,無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當時我們家屬於南部縣盤龍人民公社十五大隊,以我所在的大隊為例,1958年統計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後統計為421人,減少約200人,其中死亡約150人,其餘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飯吃了。”

    賴思強熬過了那段飢餓的日子,可能是因為年輕,他說,“1958年我16歲,身高1米6,體重90來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腫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當時每人每天配給口糧只有2兩5錢,一家人從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許米粒的清水湯回家喝下,家中的長輩都是盡量讓自己的孩子們多吃點,可以說,父母是犧牲自己來保全我們的性命的。到1961年底,情況就有所改觀了,等到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許農民耕種一定面積的自留地,允許自由市場交易,情況也就逐漸好轉起來。以前偷吃過東西的人,在七千人大會之後被糾正為‘拿摸’,不定為‘盜竊罪’,也不予追究了。”

    地處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沒有具體的數字。

    1960年,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向總書記鄧小平要求派年僅四十三歲的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任第二書記兼省長。“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走到黃河兩岸,地里看不到人跡,村裡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肅殺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報》)

湖南全省的飢荒狀況不難想象,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姐姐的兒子,就是餓死的。劉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寧鄉老家做調查,當地幹部在被飢民剝掉樹皮的樹幹上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掩蓋實情。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澤東的老家湘潭兼職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冬天回京,為了是否將餓死人的實情報告給毛澤東而躊躇了一整夜。

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龍江望奎縣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飢。

    三年大飢荒前夜,中國曾有兩句家喻戶曉的民謠:“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1958年,全國各地“高產衛星”不斷升空,老百姓們以為“共產主義天堂”已經近在咫尺,轉眼之間,中國百姓面對的竟然是噩夢一場。

    三年大飢荒的數字之謎

    三年大飢荒,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准確的數字。

因為極左路線的干擾,困難時期,我們沒有做過全國范圍的人口普查,正如新華社高級記者、原《農業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先生所說,當時連“餓死人”這樣的說法都不讓提,怎麼可能去統計死亡數字呢……於是,後來的學者專家們,均是根據1953、1964、1982年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加上其他參考數據進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多萬”。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與李南先生共同發表兩篇文章。他們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報告數據,及1981年人口壽命表,得出中國歷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據此,再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再減去正常死亡人數,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們經研究、推算認為:三年大飢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

但黨史專著(《曲折發展的歲月》,叢進著)有載,“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書中說:“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的人口凈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

198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所著的《生存與發展》一書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

    1993年,上海大學金輝先生採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1960和1961年,中國人口凈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然後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麼三年之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

    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3471萬。

    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飢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發表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計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萬人。

    最近,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主任曹樹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國大飢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採用了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行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曹先生的計算結果表明,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

2005年9月,中國民政局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三年自然災害”的數字“我們不掌握”,由此看來,中國三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問題,恐怕要交給歷史學家們了。
                                 

發表於 2017-12-21 00:53:36 | 顯示全部樓層
我是一個歷史愛好者,我讀了不少關於這段時期的資料,裡面很詳細的介紹了這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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