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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徐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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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2-10 06:57:4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沙葉新





沙葉新和徐景賢(右)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動筆桿的,還都寫過劇本,還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們從未見過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我根本沒想到要寫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卻很想寫寫他。

他是徐景賢!

名列張姚之後的“徐老三”

如今三、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許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卻是大大的風雲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當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劃者、操縱者。當年在上海灘,誰個不知他是聲名顯赫的市委書記徐景賢?哪個不曉他是名列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張那樣陰沉乖張,也不像姚那樣縱筆招搖。很多人說,張像狗頭軍師,姚像刀筆師爺,徐則更像個黌門秀才,印象並不惡。徐體貌修長白皙,也讓枯瘦的張、肥矮的姚,相形見絀。徐是當年許多左傾婦女的偶像。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當年的“徐郎”仍然津津樂道,說他作報告從不用稿,說起話來井井有條……一種欽慕之情,溢於言表。

每當聽到這種私下的曖昧的言說,總令我感慨萬千。“文革”已經奄忽40年,那麼慘痛深刻的政治血跡,卻逐漸淡去;而對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經久不忘。歷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歷史也像癔病患者,極易錯亂。前代歷史的真容便是這樣詭秘地不斷地“變臉”,甚至是銷聲匿跡地隱藏在當今歷史的背面,或者是完全被消融,或者是徹底被整容。當然這不是人民所書寫的歷史,而是權勢者所炮製的歷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老演員錢楓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不久前他在醫院遇到徐景賢,只見他老多了,一無當年的風采。兩人說話間,提到我,徐景賢請錢楓代他向我致意,並說文革中為《邊疆新苗》之事對我的批判是錯誤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驚訝,也有一絲感動。

《邊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寫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話劇。這個戲本是“遵命文學”,已經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條,萬萬沒想到也會挨批!當時正處“批林批孔”的黨內斗爭高潮,文藝界也正在批判所謂的“文藝黑線”回潮,文化部長於會泳在上海多次點名《邊疆新苗》,說它有小資的“花花草草”,有大資的噱頭笑料,違反了社會主義的創作目標。於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們劇院召開全市文藝院團對《邊疆新苗》的現場批判大會;而這天正是我妻子在醫院臨產,我不能請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將接受批判。

我在劇院挨批,妻子在醫院待產,我的心情之憂、之惡可想而知……

對被錯批錯斗的人都道過歉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過批、挨過斗,掛牌下跪,羞辱難當,但也沒有這次對我的批判讓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批得我差點神經失常。

提出對我批判的是身為文化部長的於會泳,而身為市委書記的徐景賢並未下達過這樣指示。不久我還聽說,於會泳、徐景賢之間,在對待《邊疆新苗》的態度以及如何修改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徐景賢是比較傾向我們的。

挨批以後,我們劇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龍江知青點采訪,於是又不得不無窮無盡的討論,無窮無盡的修改,在這出破戲身上繼續浪費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勢更加動盪,突然之間,11月2號徐景賢打電話給當時的文化局黨委書記說:“《邊疆新苗》還是不錯的,你們將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沒有什麼問題,就盡快演出。”還說:“去年對這個戲解剖有無過頭的地方,也請研究研究。”

於會泳說《邊疆新苗》“問題嚴重”,徐景賢說這個戲“還是不錯的”;於說對這出戲“批判”,徐說是“解剖”。二人明顯不一致。可是好夢不長,時隔僅兩個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傳達於會泳的指示,說:“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藝界的翻案風極為猖狂,現在要反擊,要炮轟,要搞運動!”於會泳說的“翻案風”是否包括徐景賢對《邊疆新苗》的“翻案”呢?這令我們整個劇組極為不安。又過了不久,文化局又傳達徐景賢對我的批示,大意說:“沙葉新年富力強,有寫作能力,應該為他提供條件,深入生活,寫出更好的劇本。”啊?是嗎?我當時真有點受寵若驚!

於會泳給我的感覺總是陰風習習,徐景賢則是暖風徐來——這確實是我當時的真實感覺。至於他二人是否有本質區別,我不敢說,但畢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組織,任何利益集體,哪怕宣過誓、拜過把、歃過血、結過盟,都會因時勢的衍變,總是既有忠誠,也有背叛;既有團結,也有分裂;既有和諧,也有爭斗;既有覺悟,也有頑固;何況單獨的個人?於會泳至死不認罪,最後服毒自殺。徐景賢認罪服罪,甚至連無直接責任的罪錯,如《邊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說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案犯,就沒區別?況且他不只是對我一人道歉,對其他被錯批錯斗的人也都道過歉。

站在歷史的高度去回顧以往

所以當徐景賢出獄之後,託人帶話向我問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後,2003年“五一”長假的第一天,徐景賢打電話來,要來我家看我。我連忙說你歲數比我大,還是我來看你。5月2號上午9時45分,我按約准時來到他家後門口。我站在樓下,只見徐景賢下樓來了,佝僂着,橫着身子,扶着牆壁,忙不迭地來接我。我第一個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沒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厲害。這是曾經叱吒風雲的“文革”權貴徐景賢?難以置信!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他兩鬢有霜了……

徐景賢又艱難地爬上樓,在前面為我引路,還不斷地提醒我:“樓梯窄,你要當心。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齡還大,老了,舊了。不過也正適合我住,我也老了,舊了。”我不知道怎麼應答,只覺得有點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騷;他是笑着說的,還帶着點幽默語氣。

上得樓來,才知道這一幢樓住了好幾戶人家,廚房是共用的,過道也是共用的,顯得逼仄擁擠。他領我去他的書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來的,約15平房,有書櫥、書桌、沙發等最簡單的傢具,也都老了,也都舊了。

還沒落座,徐景賢的夫人葛蘊芳端來茶水招呼。徐景賢介紹說,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愛屋及烏,令我肅然起敬。她很客氣,話不多,連連說:“請坐、請坐!”

就這樣,我和徐景賢,一個“文革”受害者,一個“文革”當政者,面對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同一個平面上平等相見,我們握手,我們問好,他敬茶,我送禮……

他誠懇地對我表示歉意,說他當時隨便一句話都可能對我造成意想不到的傷害。他請求我原諒。

我含含糊糊地說:“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歷史時期造成的,如今站在歷史的高度去回顧以往的種種,不應該完全由個人負責。”

他說:“不,我是有責任的。我應該向你道歉。”

難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們之間真有怨仇嗎?怨仇只是在我們之間嗎?如果說罪惡不應由他一人負責,那誰該負全責呢?債有主,冤有頭。主是他嗎?頭是他嗎?問蒼茫大地,誰主誰頭?一時思緒飄忽而紊亂,腦海里立即涌現天安門城樓那揮動的巨手……

回憶錄只說事實,不說觀點

接着,徐景賢向我敘說“四人幫”倒台之後他的經歷:被捕、審訊、交代、關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我問:“18年?你怎麼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樣長!”

他說:“也許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較好。最早他們說,對我免於刑事處分;後來北京公審‘四人幫’,又說要判我的刑了。對我的定性也有改變,最早定我為‘四人幫’的余黨,後來定為死黨,所以判了18年。還有一個原因是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資歷淺,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們這幾個頭頭,總要有一個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頂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賢說的判刑經過是否實情,但他在敘述這一經過時,毫無一點怨言倒是真的。語氣平靜,說的像是別人的事。

徐景賢在獄中身體不好,他的夫人葛蘊芳給鄧穎超寫信,鄧有批示,讓上海酌情處理。上海便以“特種原因”為由提前三年於1992年6月讓他保外就醫,1995年刑滿,1999年恢復公民權利。

他說:“漫長的獄中生活對我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冷靜地思考好多問題,思前想後,反復追問,認真洗腦,終於讓一個比較明白的腦袋長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說的那種‘執左道以亂政’的人,但我曾經是個追求進步、忠於人民的人呀,怎麼會成為罪人了呢?我不斷反思,想弄個明白,就想寫本回憶錄,想把我的經歷和反思寫下來。再不寫,沒人寫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寫的。張春橋並沒死,今年85歲,他的兒子和我有些往來,我可以從他兒子那裡知道一些他的情況。他在獄中連話都不說,審判他的時候也不說,怎麼會寫回憶錄?外界又傳道說姚文元寫了回憶錄,也是謠言。他的秘書我很熟,姚文元讓他告訴我,他沒寫回憶錄,也沒打算寫。王秀珍呢?不是動筆桿子的人,寫不來。只有我寫了。我寫還有個有利的條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層的毛、周還有王洪文都有接觸。中間這一層,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這些人,陳阿大、‘四大金剛’,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寫寫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說事實,不說觀點。我只說我親身經歷過的事情,讓讀者和專家去評說。”

2003年底,徐景賢的回憶錄《十年一夢》終於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訴他外界對他的回憶錄的總體反映較好,說是信史,但也有批評,說他反思不深,也沒對自己進行批判。

他說:“不深,是可能的,我現在只有這樣的認識水平,只能認識到這樣的程度,就這樣寫了。至於自我批判,我在獄中寫檢查交代的時候寫了無數遍,那是給公安局、給上面看的,讀者也許不感興趣。我只說事實,不說觀點。”

其實他的回憶錄也有觀點,這便是“‘文革’是災難,要徹底否定。”這是他敘述所有事實的核心,這也是這本回憶錄的價值所在。

何以重新贏得尊重?

初次見面,徐景賢談興甚濃,在晤談中,他還主動說起一位風頭人物的“文革”歷史所引起的諸多爭議。

徐景賢說:“這個人我應該最有發言權,寫作組是歸我管的,我知道。他當然是寫作組的,是‘石一歌’的。他總是想掩飾,越掩飾,人家就越要揭露。他還帶記者去找審查過他的負責人作偽證。人家說他在‘文革’中沒大問題,對呀,他是沒大問題呀,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我,才算是大問題。沒大問題不等於你沒問題呀,文革中,你寫了那麼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實姓,白紙黑字,沒問題嗎?他和記者篡改人家的話,把沒大問題篡改成沒問題,這就不好了。這個負責人提出強烈抗議,他們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發暴露了他的‘文革’歷史。何必呢?實事求是嘛!不過,我要為他說一句公道話,有人說他是張姚的紅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來的吧?他連我這一級的紅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們看中他罷了。聽說他在香港發表回憶,老罵別人,掩飾自己,這就不好了。”

這次見面之後,6月19日,他還給我來了一封信,信尾說:“另外,附上一篇《‘咬’》的報道,給你休閑時看看。”所謂“咬”,就是“咬”那位風頭人物的,徐景賢特地剪下寄來,可見他對此事的關注,這也正表明他對自己“文革”歷史的態度,不掩飾,實事求是。

只要對自己的歷史能夠持有這樣公正的態度,那麼歷史也會將公正歸還給他。不論你有多大罪惡,歷史既會讓你承擔你應該承擔的罪責,也會給你很多機會讓你從坦誠的反省中站立起來,重新贏得尊重。

徐景賢10月31日下午4時在家中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時在中山醫院舉行遺體捐贈儀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賢家屬的訃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賢遺體告別。11月6日中午,在我出發前居然有關方面給我打來電話表示關注,我真的很生氣!我說:“徐景賢雖然曾經是罪犯,但18年的監獄已經對他有過懲處,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權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為何不能前去弔唁?我非去不可!”

徐景賢遺體告別儀式花籃花圈擺滿一屋

徐景賢的追悼會我毅然決然地去了。為了探視這個歷史人物最後一眼,為了向他已獻出的遺體深鞠一躬,更為了不忘記“文革”這段給千百萬中國人造成極大災難的歷史!

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很多,花籃花圈擺滿一屋,我想僅就捐獻遺體一事,他也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看看八寶山,看看紀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屍骨,能有幾人能像徐景賢一樣呢?

輓聯上寫着:“用權不為私有錯善反思,人品最真誠勤奮過一生。”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間,他身居要職,但他一人得道,家人並未就此升天,確如輓聯所言“用權不為私”。親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親弟在外地插隊多年,他也沒讓他們調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參軍,他不給他們開後門。他父母單獨住在老舊的石庫門內數十年,沒煤衛設施,很想改善住房條件,他也拒絕二老的要求,他說:“等到周圍鄰居家家戶戶都安裝煤衛之後一起解決,我們不能特殊。”對比如今的吏治官風,對比陳良宇的所作所為,真有雲泥之別!

“文革”如今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是禁區,巴金生前提出要建立“文革”紀念館,至今都無法實現,何來研究,何來反思!而徐景賢觸及禁區,進行反思,反思而成的回憶錄竟無法出版,只得在香港問世;出版者也因此遭到鞫訟。以此觀之,這是一向愚忠的徐景賢的首次出軌,他超越了禁區,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說“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時候,犯了大錯;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應該做的、有意義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賢的反思,僅僅局限過去,在我和他僅有的幾次晤談中,他從未涉及對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談論現在他對他前半生一直忠於的黨、一直忠於的制度的見解。我想“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後的徐景賢,也許會有和以前不盡相同的觀點。我真想聽聽,可惜他全帶走了……

2007-11-26上海善作劇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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