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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暴行,以法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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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2-13 09:37:4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掌握權力的作惡者常常用一些輕描淡寫的或者中立的命名來掩飾背後的殘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殺的暴虐。“三年自然災害”、“六四反革命暴亂”,則是無恥地篡改歷史、顛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實跟法制和教育沒有一毛錢關系,那是遍布全國的任意關押和折磨法輪功學員的黑監獄。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也是這樣一個不痛不癢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強迫失蹤後心急如焚,但不久後聽說轉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以為是好消息;其實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這本《失蹤人民共和國——來自中國強迫失蹤體系的故事》講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背後那鮮為人知的真相。

從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1997刑訴法第57條就有規定,作為監視居住制度的一種特殊形式,適用於無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國警察權力過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況下,這種規定被警察部門、尤其是國保、國安等特務系統所濫用,也就在所難免。中國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因08憲章被捕之後,就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而且六個月期滿繼續關押。劉曉波顯然不屬於“無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監視居住應該與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師可以隨時會見。但是在被監視居住的7個月期間,劉曉波卻處在完全失蹤的狀態。後來據律師透露,劉曉波被“監視居住的房間沒有窗戶,只有衛生間里有一個小天窗,又不能放風,這7個月過得很壓抑。”劉曉波在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監禁,在被關押八年半之後被告知罹患肝癌,並於2017年7月13日在監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關押場所和監獄的糟糕環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這種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時治療。他的妻子劉霞也不時的被失蹤,被軟禁在家,在毫無任何法律依據和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斷絕她與外界的聯系。

2011年的茉莉花鎮壓,當局大規模綁架、秘密關押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這種黑社會式的犯罪手段,同樣是以“國家安全”為借口,並披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權律師劉士輝(第二章)回憶說:“被特務指令打傷縫針、肋骨劇痛的我,連續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進看守所竟然成為我那個時候一廂情願的奢望。”唐荊陵更是被禁止睡覺長達十天,最後直到他“渾身發抖、雙手麻木、心臟感覺不好,生命出現嚴重危險時,警方才允許每天睡一至兩小時。”異議作家野渡野渡曾被關押在廣州民警培訓中心九十六天,與本書中律師隋牧青(第十章)的關押地點一樣,野渡回憶道:“足足一個月沒見過陽光。每天審訊二十二小時,一小時吃飯,一小時是睡覺,這樣審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華澤編輯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記錄了47名活動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綁架後,秘密關押70天,口頭告知是“監視居住”,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他們是什麼名字,什麼單位,什麼職務,也沒有給我看過工作證、搜查證或其他任何法律文書。我被打耳光、剝奪睡眠、固定姿勢、每天24小時被強迫帶手銬持續36天、威脅辱罵、強迫寫認罪書,種種虐待,一言難盡。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立法上明確屬於非羈押性的強制措施,但事實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羈押場所之外的審前羈押,而且因為不受看守所規則的束縛,“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為嚴厲、更可怕的羈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務機構對被監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壓力,事實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的酷刑極為普遍和嚴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難以取證。當局大概從濫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實踐中發現這是一種更方便、更有效的對付民主維權人士的手段,於是在2012年的刑訴法修改中將其擴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訴法第73條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執行。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法律依據,它是立法討論過程中爭議最大的條文之一,民間有人直接稱之為“茉莉花條款”。它把茉莉花鎮壓期間的強迫失蹤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黨內“雙規”擴大化,把私設公堂、黑監獄合法化。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但實際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檢察系統專門辦案的“培訓中心”、“預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經過偵查機關進行安全改造過後的賓館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許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不予通知家屬以及不予律師會見,而在實踐中,這些特殊情況已經成為常態,導致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事實上就意味着強迫失蹤。“強迫失蹤”,正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想要達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關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因為每次轉換關押地點都被戴上黑頭套,無法知道自己所處位置,但釋放後根據同時被關的其他維權者的綜合信息,第二個地方應該是位於密雲的某處武警培訓中心;而第三個地方,根據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確定是位於北京昌平十三陵鎮的卧虎山莊。這些地方遠離市中心,數十名看守輪班隨時監控,外界完全無法知曉,對於親人朋友來說,一個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蹤了,不知是死是活,這對家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精神折磨。2011年的茉莉花鎮壓、2015年709大抓捕,維權人士經歷的就是這種強迫失蹤的恐怖。嚴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師,在2015年8月被綁架後兩年多直到我寫下這段文字時,仍沒有任何一絲消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野蠻可見一斑,中共當局的殘暴可見一斑。2010年中國政府拒絕加入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已經是不負責任;實踐中針對民主人士、人權活動家、宗教人士的強迫失蹤大量存在,公然踐踏本國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達賴喇嘛確認的班禪喇嘛從1995年5月17日起失蹤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後大量的維族人被強迫失蹤等等);此後竟在刑事訴訟法中把強迫失蹤合法化,可謂無恥之尤。

從立法條文和立法本意出發,“指定居所”只能作為監視場所而不能成為訊問場所和羈押場所,但實際上,這些地方不但成為專門的訊問場所,成為比監獄和看守所更嚴密的“超羈押場所”,更成為恐怖的酷刑中心。長時間剝奪睡眠、拳打腳踢、用電棍電擊、長時間戴手銬腳鐐、老虎凳、長時間坐吊吊椅、用煙熏眼睛、長時間固定姿勢、扇耳光、不給食物和水、不讓上廁所、長時間連續審訊、侮辱謾罵、暴力威脅、單獨監禁、“包夾”……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鎮壓”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復復發生的。已經披露出來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荊陵、野渡、謝陽、屠夫吳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蹤期間所受到的種種酷刑,有時候讓人不忍卒讀。讓人尤其憤怒的是強迫喂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謝燕益、李姝雲、勾洪國在內的等許多709案當事人表示,在被關押期間被強迫服用不明葯物,服葯後出現程度不同的四肢無力、視力模糊等症狀,部分709律師家屬在一篇公開信中控訴到:“李春富律師、謝燕益律師、謝陽律師、李和平律師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兩人,四十幾歲的年紀都象六十多歲的老人!李春富律師甚至精神受到嚴重刺激,意識恍惚,與人接觸充滿了恐懼!一個心理素質極好、身體健康的律師被折磨成這個樣子!709被抓的人幾乎全都被強迫服葯,服葯後肌肉酸痛,頭暈目眩,意識不清……給健康人亂吃葯,居心何在?”

曾因組織中國民主黨而入獄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八十五天:“國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張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層塑料布和一塊白布單)對我說,按照國家監視居住的相關規定,我們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沒人知道。國保警察把我交給了他們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們四人一組,每兩小時一換崗,四個看守站立在木床的兩側,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腳腕。看守的領導對我說,按照”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相關規定,被監視居住人的手腕和腳腕應在看管人員的視線之內,被監視人只准躺在床上,不準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謾罵、毆打,每天夜裡都被四個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腳腕,一起用力將我的身體拉成一個大字十幾次。由於長時間一個固定姿勢躺在木板床上不準動,肩部、背部、胯部與木板接觸時間過長,其皮膚處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單上留下了許多血跡。”

令人震驚的不僅僅是“暴行的殘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實施時的輕率”。我從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間,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說蒙頭綁架、飯還沒吃完就被奪走、隨手的毆打、隨口的威脅謾罵、隨隨便便地立下一個規矩,都讓我痛苦萬分。我整日被強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個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讓我閉眼睛。暴政不僅僅體現在屠殺、惡法、腐敗和大抓捕上,更體現在瑣碎的細節中。本書大量的細節描寫,生動地反映了中共政權的反人類面目。

直到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關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信息都來自於家屬的公開信,以及分散性的報道,本書是第一個以更完整的畫面呈現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本書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寫到:

胖子獰笑着說:“你要不配合就不給你吃的。現在開始就不給你飯吃。你要是繼續不配合,連水也不給。”“我們可以讓你消失好幾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們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關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陳志修律師(第四章)的遭遇:

“房間很冷,盡管他給了我一條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種寒冷。我光着身子,一個守衛會進入我的房間,掀起毯子,檢查我是否睡覺。他把我推開,打我的臉,……窗簾總是拉着遮住了陽光。在關我的期間,他們只拉開一次透透氣。”

“頭三天我的審訊是連續的。……我沒有任何休息或食物。直到第三天他們才給我兩個小饅頭和一些蔬菜。兩個饅頭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沒有我手掌大。我覺得我會失去意識。由於缺乏食物和睡眠,我總是感到頭暈,但我仍然必須接受審訊。如果我坐不穩,在椅子上晃,他們會發出可怕的聲音來震醒我。”

另一個作者寫到:

“有時我要求喝一瓶水。我會緊緊抓住瓶子在手裡,盯着標簽看。至少這樣可以讀到東西。”

我在被關押期間對此也很有體會。因為被剝奪通信、閱讀、寫作、看電視、聽音樂、說話等一切接觸人類信息的機會,我有意識地用回憶、自言自語、構思文學作品等方法不讓自己瘋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里食物的一角報紙,我都很興奮,終於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後來他們給我播放洗腦的紀錄片,我聽到片中好聽的配樂,喜悅之極。

無論是肉體的酷刑還是精神的虐待,都難以用語言來描述和傳達。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對與被關在黑監獄的良心犯來說,有兩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個是被迫認罪。本書一個作者描述的認罪過程:

“整個認罪過程是有明確步驟的。首先,他們給了我一個他們已寫好的草稿,並要求我手抄一遍。這讓我覺得自己有點像小學生,抄整本書,好像那是你應該學習的東西一樣。他們不僅讓我浪費時間抄供詞,當我們開始錄音時,還有人站在相機背後,舉着大白紙,上面有我要讀出的內容。如果我說錯了,他們會讓我重復一遍。我的每一句話,我說話的速度,我的聲音,措辭,一切都必須完全按照他們的需要。如果我說錯了,我們會重新再來一次。總而言之,大概用了七個小時。”

民主人士、維權人士是為了捍衛人權、追求自由而走上這條光榮的荊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壓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脅、對家人的威脅——之下,一些人被迫認罪,而當局會拿着這些認罪視頻到官方電視台上公開播放,以此來混淆視聽、打擊反抗者的士氣、貶低形象、分化支持者,這大概是一個政治犯最難受的時刻。當局的這種企圖並不是總能達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誤解、被疏遠的痛苦,不少人自覺羞愧而退出維權活動。

另一個是威脅和迫害家人。一般來說,在專制體制下選擇成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權捍衛者,應該清楚從事這一事業的風險,並且對此有所准備。當喝茶、軟禁、勞教、關押和酷刑都無法讓我們屈服、無法讓我們停止抗爭的時候,為了達到最大的威懾目的,將種種痛苦施加到我們的親人身上,就成為專制當局常常採用、熟練運用的一種手段了。在我的經驗里,爭取自由的公民們最難以平衡的,就是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的沖突。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情況下,種種酷刑在持續,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剝奪,一絲希望都看不到,軟硬兼施之下,威脅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給被關押者施加最大的壓力。很多妥協、屈服、沉默,甚至放棄,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脅或者已經遭到迫害之後而不得已做出的選擇。中共也自然清楚這一點。我在香港蘋果日報上發表的《中共的政治株連》一文中有專門的列舉和論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雙規”制度一樣,“指定場所監視居住制度”也是一種“超羈押手段”,因為實踐中的異化、並且嚴重侵犯人權,明顯與現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馳,法學界一直有人呼籲徹底廢除之。飽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認為,“中國的監視居住制度是最殘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黨專制體制之下,缺少司法獨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當局在“維穩”的名義之下明顯加強對維權運動的鎮壓和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這種呼籲得不到任何回聲。但本書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義:揭露真相,記錄苦難,見證罪惡,將是通往正義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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