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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統戴老闆:醫改的前世和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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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2-16 03:55:2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1933年,留洋十四年的廣東番禺人鄺安堃學成歸國,來到了歌舞昇平的大上海。這位手握法國巴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青年才俊,自然成為上海灘各大醫院爭搶的對象。鄺安堃經過一番考慮,最後選擇了去震旦大學醫學院執教,同時在位於法租界的廣慈醫院擔任內科、皮膚科、小兒科的主任。在之後的近60年裡,時代跌宕起伏波瀾壯闊,鄺安堃卻紮根廣慈醫院,此後從未跳過槽。

鄺安堃工作的這家醫院,在1904年由法租界公董局和天主教會創辦。20世紀初,赴華傳教的教會掀起一波辦醫高潮,上海的廣慈、北京的協和、長沙的湘雅等均在此期間建立,它們擁有這片陳舊大陸上最頂尖的醫療水平,甚至在一個世紀後仍然牢牢占據全國醫院排行榜前列。跟常人想象不一樣的是,這些掌握西醫科學的教會醫院並沒有淪為列強僑民和民國權貴的專屬,反而都拿出相當比例的資源來診治窮人。

以廣慈醫院為例,醫院開張不久便分別建設了供貧苦男性和女性治病的住院樓,並在後續不斷增資擴建,僅1935年翻修就花費了34.5萬銀元。廣慈全院500張床位中,有302張預留給貧民,“貧者出其膳費,從無因乏資而被拒絕者”。當時出診的醫生,包括鄺安堃在內,都有一枚印有“Indigent”的小戳,遇到窮苦的病人,醫生就會在單子上蓋上此章,除膳宿費外,診治化驗等費均不再取。

但對於偌大的中國來說,民國並不甜蜜,屈指可數的幾個醫院像扔進黃浦江里的方糖,杯水車薪。在少數幾個城市之外的廣袤國土上,治病主要依靠哲學式的中醫,西醫只是遙遠的名詞,致命的傳染病仍然在肆虐,國家級別的衛生體系更是無從談起。根據國民政府在30年代做的統計,全國13種疫病的平均死亡率竟然高達23%。在江山飄搖的年代,如何讓老百姓享受到優質且廉價的醫療服務,整個國家都沒有答案。

1949年5月,陳毅的三野攻佔上海,士兵睡滿了南京路,住在租界洋房裡的教授和名醫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頂頭上司從法國人變成了南下幹部。震旦大學在1952年被撤銷肢解,鄺安堃執教的醫學院與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合並組建上海二醫大,廣慈醫院也在不久後被接管。甚至院名也成為清理對象,協和醫院一度被改名為“反帝醫院”,而廣慈醫院後來也有了一個又紅又專的名字:瑞金。

盡管教會醫院被掃入歷史垃圾桶,它們培養的大批醫療人才卻留給了新中國。1958年,青年工人邱財康全身89%的面積燒傷,瑞金調集40位頂尖醫生進行搶救,人在五月份被抬進醫院,十一月就在攙扶下走出來,震驚海內外醫學界。在那個工人當家作主的年代,此事意義非凡,巴金就此寫了萬字的報告文學,執導87版《紅樓夢》的王扶林拍了中國第一部紀實性電視劇,名字簡單粗暴,叫做《黨救活了他》。

此後瑞金的燒傷科名氣越來越大,但鄺安堃主持的內科也毫不遜色,並以弟子出眾根深葉茂著稱。鄺安堃有五個得意門生:專攻血液病的王振義、專攻內分泌病的陳家倫和許曼音、專攻心臟病的龔蘭生、專攻消化病的唐振鐸,皆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王振義更是在1994年當選院士,於2010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陳家倫和許曼音後來結為夫妻,名氣稍小,但他們的兒子日後卻大名鼎鼎,叫做陳竺。

1978年教育部恢復考研,王振義招了兩名研究生,成績第一的是老同學的兒子陳竺,第二名是一個叫陳賽娟的上海姑娘。陳竺在讀書期間效仿父親,把同學變成了自己的太太,夫妻雙雙搞科研,兩人分別於1995年和2003年當選院士。陳家倫許曼音夫婦沒有直接教陳竺,但他們培養出的寧光卻於2015年當選院士。寧光跟他的老師一樣,在醫療圈外名氣也不大,但他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哥哥,就是曾任華潤和中糧董事長的寧高寧。

1988年,86歲的老教授鄺安堃與23歲的紹興農村小保姆結婚,並在去世前將價值千萬的遺產贈與少妻,引發長達十幾年的官司。此事轟動上海灘,之後瑞金的老教授們便經常被離奇的傳言所纏繞。不過這些謠言並沒有削弱醫院的地位,瑞金始終位列全國最好的醫院之列,這些成績離不開鄺安堃們栽培的滿園桃李。但在瑞金如鯽的教授和名醫之中,最有名的還是日後掌管共和國衛生部的陳竺。

中國歷代的杏林名醫,都有心懷天下診苦救弱的理想,但早在教會醫院時代,瑞金的醫生就發現光憑“慈善”無法解決窮人看病問題。到1940年,廣慈醫院就不得不依靠法租界公董局每年幾十萬銀元的輸血才能維持。如何讓老百姓看得好病和看得起病,只能給窮人減免診金的鄺安堃們沒有能力去解決,大半個世紀之後,他得意門生的兒子執掌13億人的醫療保障體系,將這種探索繼續下去。

2007年6月底,陳竺接任衛生部部長,前任部長高強轉任副部,此時的中國新醫改方案已經籌劃近一年。陳竺上任後的第十天,原國家葯監局長鄭筱萸被槍決祭旗,牽動朝野利益的醫改開始向深水區挺進。

01

1960年,安徽鳳陽的武店公社有個赤腳醫生叫做王善生,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上下鬧飢荒,武店公社也有許多人患有浮腫、閉經和子宮下垂。公社幹部找王善生來給大夥兒瞧病,他看了看社員的情況,說治不了,因為“少了一味葯。”公社幹部忙問是哪兒味葯,王善生說:“糧食。”

這個故事精確折射了改開前的中國醫療體系的困境。1978年之前的中國醫療系統,最大的創新在於將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以革命的熱忱消除四害推廣疫苗,以此控制了天花、瘧疾、血吸蟲病等疫病。但在此期間建立的兩套體系:城鎮公費醫療體系和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卻受制於積弱的經濟,處於“有體系無能力,有免費無醫療”的狀態,尤其是廣大農村,大病重病要麼中醫要麼等死。

改革開放之後,全國醫療體系也跟隨潮流開展了改革,偷懶般地效仿其他行業的改革方式:給政策不給鈔票,找市場不找市長。1979年元旦,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直言不諱地說:“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此後政府直接投入比例逐年減少,1992年衛生部更是提出了“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的口號,這直接打開了醫院搞創收的潘多拉魔盒,此後幾十年的醫療亂象,大部分都在此期間埋下了種子。

這個時期的衛生管理工作也是一塌糊塗。1994年,愛開奔馳S600的鄭筱萸出任葯管局局長(後來改為葯監局),新葯審批進入長期的混亂階段。2003年後,中央先是查了葯監局醫療器械司司長郝和平,郝和平牽出了葯品注冊司司長曹文庄,曹文庄又咬出了局長鄭筱萸,一個蘿卜帶出一個窩案。當然,那會兒的衛生部也沒有好到那裡去,早在國務院有人讀《貨幣戰爭》前的十幾年,衛生部的老領導就已經去找王林看病了。

從1978年到非典爆發的2003年,全國醫療衛生費用中政府支出部分整體呈現急劇下降趨勢,“以葯養醫”和“科室承包”均在此背景下誕生。90年代後,大型醫療器械成為醫院創收的新工具,城鄉居民看病成本飆升,因病返貧現象大幅增加。到了2000年,個人支付部分佔醫療總費用的比例居然逼近60%,也正是在這一年,這種“找市場不找市長”的醫改模式在江蘇宿遷迎來了高潮:政府賣光所有公立醫院。

操刀此事的是時任宿遷市委書記的仇和。從2000年開始,在這位明星人物的主導下,宿遷市政府完全退出醫療領域,將宿遷10個縣級以上公立醫院和124個鄉鎮公立衛生院全部賣掉,使宿遷這個500萬人口的地級市,成為國內唯一一個沒有公立醫院的地方,仇和這套做法被總結為“宿遷模式”,全國學者官員紛紛趕赴宿遷調研取經,並對此形成涇渭分明的兩派。

一派是以海歸教授李玲為代表的“政府主導派”,她調研歸來後發表長篇報告,認為宿遷的一把梭賣光模式問題重重,讓已經不堪重負的老百姓雪上加霜;另一派是 “市場機制派”,人多勢眾,例如經濟學家周其仁,其在媒體上與李玲展開了唇槍舌戰,一邊逐條反駁李玲的觀點,一邊“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這位劍及履及的改革人物(仇和)的拜服”。當時崇信西方模式的經濟學家圈,基本站在周其仁這一邊。

但無論周其仁對“市場機制”如何贊譽,政府缺位的2000年前後,卻是中國老百姓看病痛苦指數最高的階段:個人醫療費用比例歷史最高,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醫療保障,醫患問題積弊如山。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又讓中國醫療基礎設施的薄弱暴露無遺。2005年7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出具報告,毫不留情面地給予了打臉式的評價:“中國衛生醫療體制改革基本不成功”。

甚至被廣泛贊譽的“宿遷模式”,結局也充滿諷刺。在賣光醫院十年之後,宿遷政府發現轄內民營醫院水平提升緩慢,診治能力收縮到水平較低但穩賺不賠的常見病多發病,大病如食道癌手術“以前一年能做60台,現在只能做20台”,三級醫院數量更是遠落後於周邊地市。政府籌劃向上市公司金陵葯業買回當年7000萬賣掉的宿遷人民醫院,報價超過10億,仍然被拒絕,不得不在2014年掏近20億再建了一座公立醫院。

2003年換上的新領導看到如此醫療亂局,感覺自己來晚了。於是國務院開始籌劃新一輪的醫改。在其他領域推行“國進民退”的新政府,自然不會給“市場機制派”任何機會,“政府主導派”的李玲被請到海里給長老們講課,晉為國師。2006年9月,醫改協調小組在京成立,新一輪醫改正式啟動;2007年6月,陳竺接任衛生部長,主導具體方案的制定和協調。

在上任之前,陳竺與中國科學院同事話別,期間談起他的新角色,他坦言:“確實壓力很大,自己會慎重慎重再慎重。”不過他上任後主導的醫改方案設計,卻放開手腳頗具新意:既在輿論上啟動全民討論,又向全球廣泛徵集方案。最後,國研中心、北大、復旦、世界銀行、麥肯錫和WHO等機構向醫改小組提供了8套方案,經過反復修改和領導拍板,2008年11月,醫改方案向全民發布徵集意見,並在第二年3月正式定稿。

醫療大變革的年代由此到來,政策和資金源源不斷湧入醫療行業。比如,針對看病貴的問題,新醫改推動三大醫保覆蓋全國,總參保人數從2004年的2億飆升至2016年的13億。在陳竺接手衛生部的2007年,全國衛生總費用只有不到1.2萬億,到他卸任的2013年,已經達到了3.2萬億,而其中個人支出比例在不斷下降,2015年已降低到30%以下,相對世紀之初直接折半。

再如,針對弊病叢生的“以葯養醫”,衛生部於2009年發布基本葯物制度。具體是國家給一個能夠滿足大部分需求的基本葯物目錄,各省根據自己情況適當增補。然後每個省按品種來招標,讓一群葯企自己殺價,然後用套打分體系選一個中標,集中生產直接配送,減少中間環節。同時取消醫院的葯品加成制度,進價多少,賣價也得是多少,斬斷了回扣的源頭。

但中國的問題往往在於東牆拆來西牆補,按下葫蘆浮起瓢。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帶來更多問題的誕生。比如基本葯物制度的出發點不錯,但卻又帶來了葯品質量下降、葯品種類太少,回扣繞道重現等問題。另如,醫院取消葯品加成後,醫院收入大幅下滑,但相應資金缺口應該由財政補貼和診費提價來彌補,但在執行過程中往往不到位,導致醫生收入出現停滯,進而造成醫療人才的流失。

對於醫療服務來說,廉價、便利、高水平,組成一個不可能三角,因此醫改政策天然地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陳竺們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只能聚焦於主要矛盾,放棄次要矛盾,用俗話來說就是“顧頭不顧腚”,例如:顧得了價格顧不了質量、顧得了病人顧不了醫生、顧得了公立顧不了民營、顧得了短期顧不了長期。

但平心而論,06年開始啟動的新醫改,尤其是覆蓋95%國民的全面醫保制度,相當大程度上解決了從80年代開始積累下來的諸多問題。諷刺的是,在媒體上很少能看到表揚聲音,贊揚公立醫院和醫生甚至成為政治不正確。對中國醫療體系滿意度最高的,反而是體驗過國內和國外兩種不同醫療體系的留學生群體,以及在國外遭遇“看病難”的李冰冰們。

2012年,新醫改的第一階段結束,全民醫保體系和基本葯物制度的框架搭建完畢,醫改進入更為深入的第二階段。2013年3月陳竺卸任部長,從部級幹部變成副國級的領導人。臨近離職,有一名相熟的醫界前輩問他,“醫改像不像在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陳竺搖搖頭說醫改不是戰爭,前輩問為什麼,這位科學家回答道:“因為戰爭總有結束的那天。”

他的話並沒有錯,剛剛獲得一些成績的中國醫改,馬上就會面臨兩個更嚴重和更長期的問題:一個是醫保缺錢,另一個是醫院缺人。

02

廣東台山人鄺安堃有五大弟子,福建莆田人陳德良有四大門徒,前者專注發論文,後者專注發大財。在悶聲低調地數了幾十年錢後,善用百度的莆田系遇到了愛玩知乎的魏則西,這門生意才真正地大白於天下。但莆田對中國醫療的荼毒,其實也僅限於民營醫院體系,診療量是民營體系8倍的公立醫院體系,卻被另一個福建地級市給深刻攪動,這個地方叫三明。

中國式醫改有個很有意思的特色,就是以地方上作為醫改試驗田,總結出帶有強烈領導個人色彩的“xx模式”,模式里被認為可行的舉措,進入到高層視野並向全國推廣,主導的官員大多能得到重用。“宿遷模式”的仇和,“神木模式”的郭寶成,“安徽模式”的孫志剛和李斌等均屬此類。最新來趟這條路的,是“三明模式”的詹積富。

三明地處福建省中西部山區,是一個老工業城市,未富先老特徵明顯,城鎮職工贍養比2011年為2.06:1,到2015年更是降為1.71:1,而全國2014年還在3.04:1的水平上。因此,三明之所以成為近年來醫改最重要的試驗田,基於一個冷峻的現實:三明老齡化比全國提前十年左右,三明的困境就是十年後中國的困境。於是,此地醫改的意義因此被驟然拔高。

2009年中央啟動新醫改之時,三明的醫保基金就已經嚴重穿底,2010年職工醫保統籌基金收不抵支1.44億元,2011年擴大到2.08億元,醫保體系已經實質性破產。陳竺們在中央出台的各種醫改制度和方案,包括籌錢的擴大醫保范圍和省錢的基本葯物制度,對於三明來說仍嫌太慢太遲太溫柔,他們需要的不是文火慢熬的良方,而是一劑能夠緊急保命的猛葯。

2011年8月,出身三明山區的詹積富從省城回到故鄉,擔任三明市副市長,主管醫改。藉助全國性的醫改浪潮,三明市以每個月出台一個文件的速度,開啟了“三明模式”。到2016年,三明一共出台了90多份文件,給出的概念、名詞、模式眼花繚亂,但其核心只有一條:在衛生部的基本葯物制度的基礎上,“二次議價”,繼續壓低葯品價格,並在流通環節採用“兩票制”,細摳環節上的其他費用。

此舉效果顯著。2011年三明的醫保基金尚且“收不抵支”2個多億,到了2012年已經做平,葯價的下降居功至偉:2011年葯費9個億,2012年葯費只有7.5億,省了1.5億出來,2013年在此基礎上又省了2個億,下降到5.7億。葯費占醫療費用的總比例,由2011年47%下降到2013年的28%,遠低於福建全省40%的水平。

數據如此靚麗,三明一戰成名。2013年底,首先來三明調研的不是衛計委官員,而是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從某種程度上暗示了“三明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此後三明醫改先後4次登上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並在2016年初直接向深改組匯報,其核心內容如兩票制,三保合一等陸續被加入到新醫改的全國政策序列之中,迅速推往全國。

動作神速的背後,是醫保資金的全國性緊張。在經過2004-2011年的高速覆蓋後,醫保的支出增速開始超過收入增速,結余率從高峰時的30%下降到2014年的14%,部分地區如三明市甚至出現了虧空。要知道,現在尚處於201x年,計劃生育的惡果才剛剛開始而已,人口結構在未來20年只會更加惡化,此時醫保資金就已經捉襟見肘,未來更加不敢想象。在這種緊迫之下,尚有許多不足的“三明模式”被火線提拔,推向全國。

理解了這層背景,很多看似獨立的事情就可以被串起來。例如,在今年12月,一些良心醫生發動對莎普愛思等“神葯”的批判,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這種觸及多方利益的揭黑卻迅速得到了主管部門的回應,國家葯監局、地方葯監局、央視、新華社等一起上陣助威,“神葯”們(大部分為輔助用葯)迅速成為過街老鼠。

此事的大背景就是以三明模式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醫改,已經把刀舉向了花錢不怎麼治病的輔助用葯。例如,此次被自媒體揭露出來的“神葯”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2011年高居三明市葯品銷量第一位,“三明模式”實行後, 2015年的用量減少了九成多,銷量連前20都沒有進去。在打擊神葯這個問題上,醫療部門和輿論媒體利益罕見地達到一致,相互助攻了一把,但在其他領域,情況就遠沒有如此和諧美好了。

從2014年開始,全國醫院開始迎來一波接一波的醫保控費浪潮,進口葯品和高級耗材紛紛被限制,連手術縫合線都被嚴格管控。甚至部分醫院出現奇特的現象:月初來開葯的人排成長隊,月末人卻少了很多。這是因為醫院每個月的醫保報銷額度是規定好的,超出的額度由醫院自己承擔,醫院用扣醫生獎金的方式來避免超標,所以一旦額度用完,醫生連葯都不敢開。有人調侃道:生病也得挑日子,最好在年初,實在不行也得在月初。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改革卻是,根子在人口結構,即使沒有三明,也會有四明五明。面對壓力越來越大的養老和醫保壓力,中國其實還有兩道防火牆,一道是國企資產,另一道是居民儲蓄。前者是共和國的家底,牽扯更多利益,動起來難上加難;後者是老百姓的養老和活命錢,但這些儲蓄的相當一部分卻在2015年被拉去幫房產商去杠桿,在去庫存運動中變成了水泥鋼筋。

這種困局遠非醫療主管單位能解決,騰挪空間實在有限。除了鼓勵居民購買各類商業保險之外,就只能在繼續在“省錢”上做文章了。在嚴厲控費下,葯品種類收縮和質量下降不可避免,比如用低價的仿製葯替代進口的原研葯,用國產耗材替代進口耗材。這裡面微妙的地方在於,治療效果是個長期的問題,需要進行長時間的跟蹤和對比才能發覺,但經費節省卻是短期的成果,立竿見影。

德語中有一個詞兒,“ersatz”,意為食物替代品。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的財富物資都被用去打仗,加上英國皇家海軍切斷了德國的海上供應,德國本土陷入了嚴重的食品短缺。在這種情況,德國政府發揮創新精神,發明了一大堆ersatz food,比如用玉米和馬鈴薯製成“雞蛋”,用菠菜、馬鈴薯、堅果做成“牛排”,用橡果加煤焦油調成“咖啡”,並在全國各地開展推介會,向德國人民推廣這些替代食品。

這種食品看起來是真的,吃起來也像是真的,短時間內也不會引發營養不良,但終究不是真正的食品。當然,ersatz food的原材料至少還是食物,每當看到中葯“經典名方”不用做臨床試驗此類新聞時,我就在想:假如一戰繼續打下去,食品繼續短缺,德國人開始把做麵包的麵粉換成觀音土,德國人民還能吃的下嗎?

03

廣大人民群眾對醫保的捉襟見肘口誅筆伐,但對於另外一個長期困局:越來越少的人願意當醫生這個問題,卻積極地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今年年初,頂級醫學雜志《柳葉刀》公布了一項研究,引爆了朋友圈:2005-2015這10年中,中國有470萬醫學生畢業,而醫生總數只增加75萬,人才流失嚴重。而中國醫生群體老齡化現象突出,25-34 歲的青年醫生比例從31.3%降至22.6%,而60歲以上的醫生比例從 2.5%增加至11.6%。

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很多,比如醫改後醫療系統收入的實質性下滑,以及公立醫院醫生壓力的驟然增大,但收入和壓力問題並非醫療行業獨有,僅憑“白衣天使“的光環就可以吸引源源不斷的生源,所以它們不是造成這一現狀的主要原因。真正的惡因,是不斷升級的醫患關系。事實上,隨着眾多傷醫事件接連不斷的發生,中國的醫院已經變成了人性丑態的集中展示區。

此事媒體功不可沒。醫患關系是博眼球的絕妙良機,在挑動醫患關系這一節上,市場化媒體和官方媒體門都爭先恐後,百舸爭流。自2010年以來,媒體泡製的黑新聞已經是長長的一串,2010年的縫肛門,2011年的八毛門,2014年的裸死門,2015年的烤嬰門,2016年的丟腎門等等,數不勝數。這裡面給醫生和患者造成最大傷害的,當屬山東電視台策劃的“紗布門”事件。

2016年,山東濰坊一女子在剖腹產過程中出現凶險性前置胎盤,醫生沒有用簡單粗暴的子宮切除術,而是用宮腔紗布填塞的方式保住了產婦的子宮,為了徹底止血,醫生盲縫了一針,掛到了一塊2cm的紗布,留在子宮內沒有取出,並及時向家屬說明:可自行脫落並無大礙。但在貪欲的驅使下,這塊紗布成為向醫院訛錢的工具,並在山東電視台的包裝下,上演了一場70多天的鬧劇。

此事之後,全國的產科醫生遇到產婦凶險性前置胎盤,再也不敢用宮腔紗布填塞來保住產婦子宮,而是選擇不用個人承擔責任的直接切除,免得再被訛詐。這件事最大的受害群體當屬全國的產婦。最受益的自然是山東電視台《生活幫》節目組,他們水平堪比《演員的誕生》,一邊執導拍攝產婦家屬聲情並茂的表演,一邊在節目下方播出莆田系的字幕廣告。

但歷史除了是媒體創造的之外,同樣也是人民群眾創造的。老百姓在網上被媒體牽着鼻子罵醫院罵體制,在網下也管不住扇向醫生護士的手。而且,我國群眾向來都實事求是用腳投票,在1990年代醫療亂象紅包肆虐的時候,群眾們一邊罵醫療黑暗一邊勸孩子去當醫生收紅包;在2010年代打醫傷醫事件頻發的時候,群眾們又一邊同情醫生一邊阻攔子女考醫學院。

跟醫保缺錢一樣,醫院缺人也會是“新常態“。但醫保沒錢尚可以勒緊褲腰帶從其他地方來省來摳,醫生供給的減少卻更要命:一個合格醫生的培養周期超過10年,等你發現醫生不夠用時,再去吃後悔葯就已經來不及了,此時老齡化已經在敲門,未來我們需要大量的醫生,這個矛盾一定會越發嚴重。

中國在大規模培養人才方面並不缺經驗,一個成功的案例就是IT行業。早在2000年,中國的首富榜就經常被IT大佬所佔據,之後BAT等公司的高新待遇也不斷刺激着學子們的眼球,IT工程師的供給從此源源不斷,又反過來促進了中國互聯網行業的集體爆發,形成非常好的正向循環。而在醫療領域,確是不折不扣的負向循環。

“棄醫“並非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現象,但以前的“棄醫從x”大都發生在民族的坎坷歲月,比如魯迅、孫中山、郭沫若等,被醫患關系逼的棄醫,恐怕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特色。

最新棄醫從文的名人當屬協和醫學博士張海鵬,專門寫過一篇《我為什麼不再做醫生》,估計是在醫院見過太多愚昧的群眾,於是化名馮唐去下場收割他們了。

04

在陳竺卸任的2013年,一部叫做《大明劫》的電影上映,放了十幾天,票房只有450萬,還不到同年冠軍《西遊降魔篇》12.46億票房的零頭的零頭。

這部被掩埋的電影,講述了這么一個故事:崇禎十五年,華北遭遇了嚴重的鼠疫,兵部尚書孫傳庭奉旨鎮壓李自成的闖軍,但軍中遭遇瘟疫士兵大批倒斃。神醫吳又可在孫傳庭軍中自創祛病良方,殫精竭慮治療瘟疫,醫治好了大批官兵。但吳又可的妙手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的劫數,孫傳庭帶兵出潼關戰闖王,最終兵敗身亡,吳又可的治瘟經驗卻總結成《溫疫論》,穿越王朝興衰流傳下去。

這部電影的內涵非常多。首先,電影揭開了一個事實:明末華北的鼠疫導致官軍戰鬥力劇減,成為壓倒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次,通過對孫傳庭和吳又可的刻畫,闡述了一個道理:長期問題沒有辦法通過短期手段來解決,無論是妙手仁心的神醫,還是鐵血冷酷的名將,都挽救不了積弊已久沉珂無數的王朝,縱有救世之才,也是回天乏術。

什麼是長期問題?人口結構是長期問題,醫保籌資是長期問題,人才培養是長期問題,尊醫重衛是長期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未雨綢繆和長期布局,才能換來一代人晚年的老有所醫。如果拖到病入膏肓,短期手段或許會是一劑猛葯,但只能用來保命,卻不能用來救人,而且通常代價慘重。

在電影《大明劫》的最後,崇禎皇帝催促孫傳庭出潼關,解圍開封城。此時軍中還有大量沒有治好的士兵,孫傳庭既沒有糧食養活這些士兵(缺錢),也沒有足夠的吳又可們來診治(缺人),於是他用了一個簡單的辦法來解決:把患病的士兵集中起來,一把火全部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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