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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義:中美差距——“除了人力,什麼都比美國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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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2-16 23:26:1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胥志義:中美差距——“除了人力,什麼都比美國貴”

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曹德旺就自己為什麼在美投資10億美元建廠,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除了人力,什麼都比美國貴”。他列舉一大堆事實,比如中國的能源費用呀,運輸費用呀,土地費用呀,都比美國貴一倍至幾倍,還有企業的綜合稅費,中國比美國高39%。美國唯一比中國高的是人力成本,即勞動者的工資,藍領是中國的8倍,白領是中國的2倍。

記得2012年,也是在美國投資的著名企業家柳傳志訪問美國,關於美國經濟有一段話,大意是:你們人力成本高是個大問題,你們必須考慮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美國精英們在解決自己高昂的人力僱傭成本方面無所作為,仍然希望通過對中國和其他低勞動力成本國家的限制,把就業保留在美國,那麼,這就無異於一名不通過努力讓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試圖阻撓其他跑道上的對手的跑步選手了。

兩位企業家都看到了美國的人力成本高。曹德旺沒有抱怨這種成本高,他在美國的工廠,美國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將佔到總營業額的40%。柳傳志則有抱怨,並認為美國要解決經濟問題,就應把美國工人的工資降下來。兩位都是企業家,成本低包括勞力成本低與利潤最大化是他們合理的追求。但作為國家來說,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提高人民收入嗎?而人民收入高同時也就是人力成本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成本就是勞力市場價格,是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體現。美國精英會通過降低美國“高昂的人力成本”,來發展美國經濟嗎?如果美國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降低美國普通人的收入來實現,這種發展有意義嗎?

所以,柳傳志看到了美國經濟的某種困境是人力成本高,但對美國經濟開出的葯方對美國精英來說卻是一個大笑話。美國精英絕對不會想辦法去降低美國“高昂的人力成本”,相反,他們會想盡各種辦法來保住這種高收入,甚至想盡辦法來提高“人力成本”。包括採用某種貿易保護的政策。

企業家的目標與國家的目標並不完全重合。在全球化的第一階段,即發達國家向他國輸出先進工業技術產品時代,發達國家的企業發展,特別是其產品向國外的輸出,與國家的發展是大體重合的。因為企業發展不但資本掙錢,而且就業增加,工人收入也會在工人與資本的博弈中增加,國家稅收增加,社會福利增加。企業的發展大體就是國家的發展。但是,當發達國家的發達達到一定程度,大部分人的收入與不發達國家相比,出現足夠大的差距(有的達幾十倍)時,只要取消國界對資本技術流動的限制,發達國家就會由商品輸出國轉變為資本技術輸出國,全球化由此進入第二階段。即發達國家輸出資本技術,不發達國家輸出低價商品時代。這一時代,對發達國家來說,企業家的目標與國家的目標並不重合。企業家追求利潤最大化到不發達國家的投資,會減少發達國家的就業,和國家稅收。同時會增加不發達國家的就業和稅收。

美國社會的分裂,正是全球化進入第二階段帶來的反應。華爾街的大佬和硅谷的技術精英主張全球化,因為他們可以到全世界尋找到更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地域(國家),中產和藍領則由於資本技術的輸出,推動生產發展的三個主要要素,資本技術勞力中二要素的流出而陷入困境。所以在美國,主張全球化的與反對全球化的都聲稱他們是為了“美國利益”,卻只代表一部分美國人的利益。當全球化進入到生產要素高度流動時代,實際上並不存在能符合所有國民利益的“國家利益”。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反映了這種分裂。持有反全球化觀點的特朗普當選,只是美國的中產與藍領似乎佔了上風。

中國製造的崛起,明顯與中國的低勞力成本有關。西方資本技術的進入與中國龐大的低收入勞力相結合,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有人說這是“中國奇跡”,實際上是政府放鬆國家對經濟要素跨國流動的管制後,市場均衡力量的體現。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技術從高經濟發展水平地域向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域的流動,可以均衡地域(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中國官員把這種由市場均衡力量帶來的中國經濟發展,當作是政府或中國制度的功勞。而把西方國家因資本技術輸出帶來的某種經濟發展困境,看作是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危機。

低勞力成本確實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卻不是什麼很光彩的事。因為它說明中國落後。不管這種落後是歷史的原因,還是以前領導的原因。對中國來說,總是一種恥辱。我們可以藉助市場均衡的力量來發展中國經濟,卻不可把低勞力成本當成優勢,甚至為了國際經濟競爭,有意無意的阻礙勞力收入隨經濟發展而提高。中國現在打壓工會組織和工人的維權活動,客觀上就有阻礙勞力收入提高的作用。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有一句話:你們(指中國)連工人工資都可以不發,我們怎麼能競爭過你們。這句話當然是隨便說的,也有偏激之處,中國雖然常常出現討薪現象,大多數人還是拿了工資。但法院判決討薪工人有罪的事實,卻說明在中國官員心中,根本就沒把提高人民收入當作是經濟發展目的。

低勞力成本包含兩因素。一是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收入。二是低人權。低經濟發展水平是一種客觀因素,低人權則暗含壓迫剝削。二戰後,日本、台灣、韓國等,都是由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收入起步,並取得高速發展,被學界稱為“東亞模式”。但它們卻是高人權國家或地區,由此帶來人民收入提高與經濟發展同步。所以雖是以低收入的低成本起步,卻只用二三十年時間,人均收入便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中國改革開放後,同樣採用“東亞模式”,利用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收入取得高速發展,但中國是一個低人權國家,人民收入遠遠低於經濟發展速度,所以中國雖然也經過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人民收入卻仍然很低,並沒有進入先進發達國家行列。為什麼?因為中國低人權,存在普遍的壓迫剝削。

全球化的第二階段,對於不發達國家來說,國外資本進入,低價商品輸出國外,對企業家(不管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來說,企業的發展與這個國家的發展也是大體同步的。企業因低成本可以掙到更多利潤,農業剩餘勞力有就業和比獲得從事農業生產更多收入的機會,國家稅收也會增加,社會福利也可能增加。但如果這個國家的體制不保護人民的人權與自由(人權與自由可帶來人民收入隨經濟發展而提高),國家便不是把人民收入提高當成經濟發展的唯一目的。國家目的便淪落為企業家(或曰資本家)的目的或者統治集團的目的。

中國在經濟取得較大發展後,有意無意的想通過打壓人權自由,維持中國的低勞力成本,以在國際上取得某種經濟競爭優勢,並與發達國家在貿易等方面進行爭斗,很難說這是為了國家利益,充其量只是為了資本包括國內國外資本利益(可以獲得更多利潤),和統治集團利益(稅收增長不能惠及人民)。中國官員飛來飛去,與外國官員又爭吵又和解,不是為了國家利益,卻假說是國家利益。一個國家沒有人權與民主,這個國家的政府在國際上的行為,便不真正代表國家利益。

“除了勞力成本,中國什麼都比美國貴”,說明不是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走到頭了。美國人工貴,說明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不可調和,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判斷是錯誤的。美國綜合稅負比中國低,且稅收的大部分用於低收入階層的福利,說明美國不但不存在權貴集團,而且民主也不是由資本集團所控制。中國企業在美國能獲得低價的運輸和能源服務,說明自由市場而非壟斷經營的競爭,能不斷提高所有企業的生產效率,降低商品和服務價格。曹德旺到美國辦廠,支付比之中國高出數倍的人工費,反而比在中國設廠要增加10%的利潤,說明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生機勃勃,那來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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