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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江青寵臣辦公室放大床 霸佔女演員內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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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2-30 06:23:5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江青寵臣劉慶棠

  江青寵臣劉慶棠在文革(專題)中大權在握,風流成性的他更肆無忌憚地到了淫邪無恥的地步。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佔;而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你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甚至處在恐怖的威脅之下為免遭批鬥,只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滿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後來,劉慶棠索性把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女浴室近旁,除辦公桌、文件櫃外,還有一張大床,美其名曰用於加夜班休息。他時常在辦公室窺守於門邊,見浴後的女演員經過,便以各種名目請她入內談話,然後誘脅相加邀其同枕共寢!不少意志薄弱、懾於權勢的女演員,不得不忍辱任其擺布。

  吳思先生提出的“潛規則”這一概念,如今是極其流行了,它有助於人們理解歷史,理解歷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當然,如果這個概念僅僅只能解釋歷史,它就決不會在現實中如此流行。吳思先生從中國歷史中提煉出了這個概念,不出幾年時間,卻已在引車賣漿者嘴上頻頻出現,說明這一概念對現實更有針對性。這個概念甚至迅速動詞化,某某欲對某某“潛規則”、某某被某某“潛規則”、某某為達某種目的而“被潛規則”,諸如此類的說法,每天都能從網絡、報章、雜志上看到。

  在中國,比那顯規則更起作用的,實際上是那潛規則。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時期,潛規則又何曾銷聲匿跡?

  “文革”號稱史無前例。在許多方面,的確如此。“文革”中的許多現象,諸如鼓勵子女與爹娘劃清界線,甚至慫恿子女對親爹親娘拳腳相加,鼓勵夫妻相互揭發、相互把對方的枕邊語私房話整理匯報,越窮越光榮,憑老繭上大學、交白捲成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幾乎前所未聞。然而,即便在這樣一個宣稱要與傳統的一切進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時代,傳統的許多東西仍然頑強地存在着。有的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則頭不改面不換,以本來面目延續。所謂“潛規則”,在“文革”期間,就仍然以傳統的面目在社會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這樣說,也許還不夠,還不足以說明潛規則在“文革”時期的重要性。實際上,對“文革”的“史無前例”,應做兩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許多現象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當然是史無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傳統的東西,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強度、力度,在現實中凸現着、活躍着,這也是一種意義上的史無前例,而潛規則,在“文革”時期,就往往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堅挺。

  有時候,兩種“史無前例”,會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現出來。以上大學為例。“文革”期間,取消了高考,大學從工農兵中直接招收學員,沒有文化考試,甚至對招收對象沒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對招收對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許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紅”,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階級敵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階級敵人的人,沒有進大學的資格。大學以這種方式招生,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堪稱史無前例。“文革”時期,大學對青年人同樣有着極大的吸引力。工也好,農也好,兵也好,能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在大學混幾年,就能成為吃“商品糧”、拿工資的幹部,誰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紅”的工農兵很多很多,誰能成為幸運兒呢?這時候,潛規則就起着史無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間,大學其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招生權,只有接納權。決定工農兵中何人上大學的“正式規則”,或者說“顯規則”,是“工農兵推薦”。“文革”期間我生活在農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農村,“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是十足的空話。大學招生,在農村是以公社為單位分配名額。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薦兩人上大學,這兩人是誰,當然由公社的最高領導公社書記說了算,連“推薦”的過場都不會走。全公社的貧下中農推薦,就變成公社書記一人推薦。書記推薦誰,就看誰與書記關系最親,就看誰的賄賂最有檔次了。在能否上大學上,潛規則如此起作用,也是史無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間,在上大學一事上,兩種意義上的“史無前例”都有典型表現。

  “潛規則”似乎已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無需解釋。狹義,則似乎專指年輕女性以肉體從權勢者手中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當有人說某位“美女”被領導“潛規則”,別人都明白是什麼意思。這種狹義的潛規則,“文革”期間也同樣是普遍存在的。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農”則從農村“知識青年”中產生。農村“知識青年”由“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兩部分組成。這是從來源上區分。若從性別上區分,則有男女之別。男知青要上大學,要以錢物通關,女知青則有時不免要獻上身體。當然不只是上大學。下鄉知青要上調回城,要請假回家,甚至僅僅是為免受刁難、欺侮,男也要獻物,女也要獻身。“文革”期間,被當地幹部“潛規則”過的女知青,不知凡幾。許多回憶文章和小說,都寫到過這種事。

  如今,網絡上、小報上,常常說到影視界、娛樂圈的潛規則,代表性的表現,就是女演員要向導演獻身才能獲得出演的機會。這種事,其實“文革”期間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一書(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點江青的紅人劉慶棠這方面的“事跡”。劉慶棠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寵信,以一個演員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團成員,在中共“十大”上成為中央委員,先是進入國務院文化組,後更當上文化部副部長。位高權重的劉某,壞事做盡。劉慶棠“潛規則”女演員一事,戴嘉枋是這樣說的:“到了‘文革’中大權在握,風流成性的他更肆無忌憚地到了淫邪無恥的地步。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佔;而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你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甚至處在恐怖的威脅之下為免遭批鬥,只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滿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後來,劉慶棠索性把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女浴室近旁,除辦公桌、文件櫃外,還有一張大床,美其名曰用於加夜班休息。他時常在辦公室窺守於門邊,見浴後的女演員經過,便以各種名目請她入內談話,然後誘脅相加邀其同枕共寢!不少意志薄弱、懾於權勢的女演員,不得不忍辱任其擺布。”劉慶棠的此種做派,其“頂頭上司”江青、張春橋並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當回事,認為是“無害”的“小節”,“絲毫無損於這個色狼的毛發和仕途。”(第258-259頁)

  潛規則的對立面是顯規則,是印在文件上、貼在牆上、掛在嘴上的“正式規則”。顯規則、正式規則,對潛規則多少有一點制約作用。而“文革”期間,顯規則、正式規則普遍弱化甚至被拋棄,潛規則所起作用之在,便“史無前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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