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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廣東人是如何逃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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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1 22:25:0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原標題:廣東人是如何逃港的?




   

    作者:小白鯨

    被譽為工程奇跡的港珠澳大橋於今日通車。此後內地與港澳之間的交流會更加順暢,交通費用也比原來的擺渡輪船更加便宜,是促進中國南方發展的一針強心劑。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在這座大橋順利開通的背後,歷史上的內地與香港,卻有着不堪回首的交通往事。尤其是在兩地所屬不同,制度迥異的特殊年代,除了少數人能通過正規渠道前往香港,多數人只能冒着生命危險去偷渡。

    今天的文章就來領你回顧這一段驚心動魄的逃港歲月。

   

    國軍乾坤大挪移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簽訂《北京條約》,中國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給英國。

    1898年6月9日,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區租借給英國,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結束)。

   

    《南京條約》簽訂現場

    通過這三個不平等條約,英國佔有了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在內,總面積達1092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一百多年。一條淺淺的深圳河將香港與中國分離開來,深圳鎮的羅湖口岸成為雙方通行的唯一官方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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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區的分割切斷不了兩地的天然聯系,沿河兩岸居民之間往往沾親帶故,甚至很多人的田地就在另一側的轄區內。再加上國民政府和英美關系不錯,因此新中國建立之前,沿岸的居民基本上處於自由往來的狀態。

    隨着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節節敗退,解放軍不斷靠近香港,港英政府十分擔心解放軍打過深圳河佔領香港,特地增兵兩個師到香港。

    不過這步棋屬於杞人憂天,中共中央為了保留一個對外交流的平台,暫時沒有打算解放香港。於是1949年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之後,解放軍沒有再前進。中英雙方隔河相望,彼此相安無事。

    如今的深圳河兩岸

    左(北)為深圳,右(南)為香港

   

    建國伊始,百廢待興,對於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而言,如何處理國民黨在大陸上遺留的數百萬軍政人員成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處理安置這些人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若處理不當,還會造成惡劣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開展建設,中共中央決定放鬆邊境管制,任由這些人前往香港,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由此形成了第一次逃港高潮。

    但這批人員的撤退也帶來了無休無止的問題:國民黨情報部門利用香港的漏洞在我境內大搞破壞活動和煽動宣傳,甚至對人員明碼標價——抓一個村幹部賞300元,一個共產黨員賞2000元。

    總想搞事情

   

    這些活動致使深圳的基層政權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嚴重地威脅了境內社會的穩定。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50年7月,中國政府宣布對深港邊界實施封鎖,並在寶安縣內對居民進行登記,凡是留在深圳鎮上的居民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祖籍本地或廣東省。

    2、歷史清白,未曾加入國民黨及其相關組織。

    非國家派遣的外省籍人員一律退回原籍,不得滯留。

    為了便於管理,政府在寶安縣境內劃出橫長91公里,縱深19公里的“邊防區”,形成東起大鵬灣,西至矛洲河,北至東莞山廈,南至深圳河的特殊隔離地帶。

    強大的“立場”

   

    該區域自北向南由邊防線、禁區線、警戒線三部分組成。外來人員若想通過須持有公安部門開出的邊防通行證和深圳當地邊防部門開出的特許證方能通過。一切准備就緒,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政府宣布正式封鎖深港邊境,曾經的自由通行成為歷史。

    邊境封鎖之初,由於建國初期民心穩定,暗自逃港的人數並不算多。然而情況從1957年開始發生了改變。

    農民與幹部的求生之路

    1957年,隨着整風整社等運動的開展,農業生產開始出現危機,農民開始出現吃不飽飯的情況。同年年初,粵北地區發生了水災,上萬飢民流向寶安縣要求去香港投親,情況變得十分危急。

   

    這些流散人員大多是貧下中農,在講究出身的特殊年代,邊防部隊無法對他們採取強力措施,只能暫且收留安頓。可是這些人每天吃住是一筆非常大的開銷,給當地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政府對邊防問題終於有所松動。

    逃港飢民等待香港難民署發放食物

   

    當年,寶安縣委向廣東省委提交了名為《關於對人民群眾“放寬”來往香港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文件稱既然當下無法徹底解決失業和災荒問題,不如放鬆管控,讓群眾到香港打工從而實現雙贏。這個意見得到了廣東省委的支持,並於1957年6月29日得到了批准,揭開了“五七逃港”的序幕。

    消息的傳遞速度遠超政府的想象,大批群眾涌到深圳河邊,奔向河那頭的花花世界。甚至一些黨、團員也選擇出奔,深圳一時間民心惶惶。

    河那頭

    1955年的銅鑼灣

   

    1955年的中環

   

    大批人員的湧入使得港英當局面臨極大的壓力,也惡化了紅色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內外壓力下,廣東省委重新收緊邊界管理,才在明面上控制了逃港大潮繼續泛濫。

    為防止難民大量湧入

    港英政府亦築起鐵絲網

   

   

    但逃港的暗流卻是越發強烈。

    當時逃港主要有三條線路:西線從蛇口、紅樹林一帶游過深圳灣,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中線乘坐火車、汽車進入深圳,夜間伺機在羅湖一帶跨越深圳河,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東線從惠州出發,徒步穿過惠東,攀越梧桐山進入香港;或從鹽田、大鵬和南澳一帶游過大鵬灣。

    為了游到香港,當時的廣東省形成了全民健身學游泳的熱潮。不少人在泅渡時選擇車胎、籃球甚至避孕套充當助游工具,還讓這些物品成了緊俏商品。

    如何前往香港探親

   

    人們逃港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香港,打工一個月掙的錢超過國內干一年的錢,巨大的誘惑使得人們想盡各種辦法去香港。有人形容當時是“有權的批出去,沒權的逃出去”。人們不僅不為因逃港被抓而感到羞愧,還認為被抓的經歷是光榮的。如果有人逃港成功,家人甚至要放炮擺宴慶祝。

    小小的一條深圳河,不僅成為了兩地民眾之間的鴻溝,也成為了群眾和人民政府之間的鴻溝。

    最後一次嘗試

    到了1962年,由於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影響,廣東省不少地區的經濟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逃港的暗潮更加洶涌。

    60年代的香港

   

    當時香港有300多萬人,其中三分之二都有親屬在內地生活,暗地裡的逃港接應活動自然無法禁絕。為了防止人口過度湧入,維持香港社會的穩定,1956年港英政府與中方達成協議,雙方對往來人流實行“平衡進出”的政策。

   

    而這一行為使得不少分居兩地的居民的正常探親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民眾與政府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對立情緒。於是寶安縣委再次向廣東省委提出請求,希望增加農民的自留地、放寬邊境管理,和香港發展互補貿易來度過困難時期。

   

    由於當時的經濟狀況非常困難,為了渡過難關,讓受餓群眾有條活路,廣東省委默許了這一提案。轟轟烈烈的六二逃港,就此展開。

    1962年5月5日,邊境放寬。當時有謠言稱在女皇生日那天(其實是英國官方設定的君主慶生日,在六月的某一個星期六)大赦天下,能過去香港就不遣返,全部安排工作,更加激起了民眾的熱情。

    人們涌到寶安試圖過河,連湖南、江西的群眾都趕了過來。超乎預計的人流使得邊防部門面臨巨大的壓力,一些地段的鐵絲網都被人群沖破,短短半個月的時間就有超過三十萬人過境。

    1962年的《明報》

   

    壓力之下,廣東省政府不得不在5月22日收緊邊境管控。而此時尚有數萬人滯留在廣州火車站,憤怒的難民不顧一切地沖擊火車站,矛盾一觸即發。

    但難民們即使出逃到了香港,也不是就萬事大吉了,隨時要擔心被遣返。

    當時華山有超過三萬人滯留,港英政府派數千名警察將這些人趕到收留營內,准備統一遣返回大陸。

    深圳邊境,抓捕偷渡者。

   

    1962年港英政府遣返偷渡者的情景

   

   

    消息傳出,全港轟動。為了解救這些親人,在港廣東人湧向華山,不少人甚至通過卧路攔車的形式幫助警車里的難民逃離。華山一時間呼親喚朋,哀嚎遍野,場面慘不忍睹。

   

   

    好在對於政府“非人道”的命令,不少香港警察採取消極抵抗措施,幫助難民逃離。逃港群眾得以化整為零,如涓涓細流般融入香港社會,為香港社會帶來了大批廉價勞動力,也給香港後來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持續不斷的人員外逃引發了中央的深思。

    鄧小平執掌大權後,為了改善民生,決定對臨港地區的經濟實施放權。1980年8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深圳市劃出327.5平方公里試辦經濟特區,吹響了全面改革開放的先鋒號角。

    新時代新口號

   

    自此大規模逃港終於成為歷史,不少逃走的人甚至回來投資辦廠,置業生活。他們在香港不投不靠,努力奮斗賺來的錢,為深圳後來的經濟奇跡注入了第一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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