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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如何救百姓於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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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2 14:09:1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孫雅彬



緊迫的疫病流行形勢

兩宋時期,社會經濟得到了相當快的發展。但同樣出現了多種不和諧的雜音,疫病就是其中之一。雖然說經濟的發展為政府和民間救治、預防疫病創造了物質條件,但同時也要看到,正是由於經濟發展帶動的人口聚集和快速流動,為疫病由滋生到爆發,由一地突發到向各地傳播埋下了隱患。據統計,在宋朝三百餘年間里,共發生了大規模的疫病近四十次,其中發生於首都的疫病有二十多次,佔了一半以上。

拿南宋首都臨安來說,不僅是國家的政治中心,更是經濟中心,據《夢粱錄》記載,這座城市“輦轂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不僅城內人口繁多,隨着商業的繁榮,城市不斷外擴,連過去城外少有人煙之地都很快發展起來,是為“杭城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

然而,過於集中的人口恰恰為疫病流行創造了條件。據《夢溪筆談》記載,還在北宋的公元1075年,“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超過一半的死亡率令人驚嘆。公元1131年浙江大疫,“流屍無算”,1142年和1146年臨安幾乎是接連爆發疫情,1151年,浙江溫州因瘟疫“被害者不可勝數”,到了1156年,臨安再次“大疫”。

隨着國家道路的修整和建設,改善了交通條件,促使流動人口的數量越來越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疾病傳播和流行的可能性,一旦遭遇災荒和戰亂,則更加劇了疫病傳播的速度和廣度。據《宋史》記載,公元1164年,“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餒,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飢民疫者尤眾。”由於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且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導致疫病爆發,一旦疫病流行開來,不只流動人口深受其害,同時波及到當地原住民,致使人口大量死亡。

疫病對於百姓之家來說,威脅的是親人的生命。對於國家來說,則關系著穩定大局。疫病一旦爆發並且呈現出不可抑制的狀態,會對正常的社會秩序產生重大破壞,甚至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對疫病,雖然民間和個人有着強烈的控制和祛除需求,但力量比之疫病流行的力度和廣度實在是太過於微薄。抗擊疫病,主要還得依靠能夠動員大量人力物力的政府進行防控。

政府的救治措施

宋朝設有較為健全的醫事組織,包括翰林醫官院、御葯院、太醫局和惠民和劑局。其中,為民間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主要有二,一為翰林醫官院,二為惠民和劑局。至於御葯院,它的主要職能是服務皇帝和少數皇親國戚,與老百姓幾乎沒有任何關系。太醫局的工作則側重於推動國家醫學教育以及醫生考核,雖然也能提供醫療服務,但比較有限,其行政職能遠大於醫療救護職能。

翰林醫官院,隸屬於翰林院,絕對的事業編制,醫生數量多,醫療設備先進。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療百姓。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公元1082年,組織機構調整,改為翰林醫官局。一般來講,平時它也主要為皇家提供醫療服務,但在民間發生疫病的情況下,特別是情形較為嚴重的情況下,就成了救治百姓的主力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翰林醫官院的駐泊醫官制度,即醫官輪流前往地方參與醫療服務的制度。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公元1113年“翰林醫官院見今醫官至祗侯七百餘員,並無職事,諸路駐泊額止百餘員。令立校試之法,隨所試中高下分遣,諸路州軍有大小遠近之殊……。”後來這個制度逐步推廣,擴大到地方的各個州郡。比如,公元1165年,兩浙疫病流行,朝廷命“行在翰林院差醫官八員,遍詣臨安府城內外,每日巡門體問看診,隨證用葯,其葯令戶部於和劑局應副”,“在外州軍亦依此法,州委駐泊醫官,縣鎮選差善醫之人,多方救治”。面對疫情,此種舉措的迅速推出極大地降低了疫病的危害,收到了良好效果此。外,醫官們駐扎在各地的安排,有利於向地方提供種種最為先進的醫療手段,傳播高水平的醫療技術,改善當地的醫療條件,提高本地醫療水平。

為盡快將疫情消除,降低疾疫對民眾所造成的危害,宋朝廷還為感染疫病的民眾免費提供醫葯。據《宋史》記載,公元1054年“京師大疫”,仁宗皇帝當即令太醫配置葯方,並從自己的私人財物中拿出兩只犀牛角,其中一隻是極為名貴的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認為這種寶貝不可多得,萬一給老百姓用光了以後很難再找到,希望能夠留下來供皇帝專用。仁宗卻說,“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強調百姓最為貴重,相比之下這些所謂的寶貝又算得了什麼,當即“碎之”,摻入葯中救濟百姓。仁宗還命太醫選拔手法高明的醫護人員趕赴病區,根據病人病情配發相應的葯品,以防止“貧民為庸醫所誤”。有人如此評論仁宗,稱“仁宗雖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皇帝)”,實在不知道“百事不會”這個判斷得自何處,但一個急百姓所急、關心百姓利益、把百姓放在心上的皇帝,才該是真正的好皇帝。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寧宗在位的時候,臨安“軍民多有疾病之人”,皇帝也下詔“令和劑局取撥合用湯葯分下三衙,並臨安府各處就本處醫人巡門表散”。此間一來可見皇帝對疫情的重視,二來更見對百姓的重視。

除了皇帝,地方官在面對疫情時也會果斷發放醫葯品。比如公元1231年,平江府遭遇“春疫”,知府吳淵派遣醫官到各地巡診,同時免費派發葯品,時間長達近半年之久。常州知州葉衡面對“疫大作”的嚴峻局面,“單騎命醫葯自隨,遍問疾苦,活者甚眾”。宋代著名詞人葉夢得在許昌當官時,因為疾病流行,自掏腰包去買葯,然後分發給百姓服用。蘇軾在杭州當太守的時候,除了醫葯品,還給百姓提供大米等食物救濟品。一些地方的鄉紳和富人群體在疫情肆虐的時候也採取了積極應對的態度,主動捐錢捐物,協助政府抗擊疫病,恢復社會秩序,有的甚至捐款修建房屋,以供隔離病人居住所用。比如《宋史》記載的富豪們“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並灶器用皆具”,不只蓋好了臨時住所,還提供了較為齊備的生活日用品。有些人“為粥以食餓者”,向百姓提供食物,甚至“朝暮給食”,有些甚至“傾家之儲……所活不可勝計”。

在人們的印象中,宋朝政權似乎軟弱無力,皇帝大多平庸無能,縱然文化發達卻難憑優美的宋詞掩蓋那些屈辱的條約。可是,如果細細回顧,僅就抗擊疫病這種破壞力強、影響范圍大的“外敵”來說,宋朝廷的確做到了穩住陣腳,舉國動員,高效應對,為百姓提供了有效的醫療救治服務,緩解了疫病帶來的破壞,維持了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宋朝還真的不像我們頭腦中想象的那般孱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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