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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把我從“左派”改造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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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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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4 13:56:4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我的右派檔案

葉光庭



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說,對書中受壓迫、受欺凌的弱小者總是滿懷着同情;對貪官暴吏和仗勢欺人的惡霸土豪,總是充滿憎恨。到了讀高中時,我碰到了一位我極其尊敬的老師——著名生物學家朱冼先生。當時他因上海淪陷,回到老家臨海店前村;我就讀的回浦中學,也正好因避日機轟炸搬到店前村,於是他就成了我們的生物學教師。

朱先生留法時同李石曾、吳稚暉、巴金等,都接受了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受了他的影響,我讀了一些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於是也成了安那其主義的信仰者了。這些書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思考現實社會不公的原因,覺得社會制度必須改造。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宣傳“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那時我幼稚無知,認為共產主義似乎與我原先信仰的安那其主義頗為符合,因而受它的吸引,成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和擁護者了。

於是我把共產黨和毛澤東看成中國的光明未來和希望。

我出身於三代書香門第,曾祖父在前清做過官,早死,到祖父時家道敗落了。父親小時在台州六中讀了幾年書,因家貧,中途輟學了,就開小店從商。積累了點資金以後,他又開辦酒坊,兼營山區土特產,如竹木薪炭等,家境慢慢富裕起來。他犯了一個當時無法預知的錯誤——買了些田地,於是在共產黨的土改運動中,就被劃為地主,並因此而喪了命。

當時我只是一個思想單純的書生,對共產黨其實一無所知。我既把共產黨看作中國的希望,當然把它想象成一個仁義的政黨,相信它所實行的政策,一定也是仁政。我在報上的宣傳中,在一些公開的土改政策文件中看到,土改的目的是解放農村生產力,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對地主本人,則是改造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只有極少數惡霸地主,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才予以處死。

因此我對土改抱着十分樂觀的幻想,怎麼也想不到父親會慘遭屠戮的下場。我以為,父親雖有些土地,但也不多,他主要還是經商的,按政策,是個工商業者兼地主。這比起單純進行封建剝削的地主來,罪行要小一些,懲罰也應輕一些,也許還可以保有經商的那份財產吧——真是幼稚無知得可笑!再說,他一生與人為善,沒有欺壓過任何人。因此我壓根兒也沒想到,一個推行社會正義的政黨,會把“惡霸”的罪名橫加到無辜者的身上。至於分田分地,或者強迫勞動改造,那也沒有什麼,這是建設社會主義不能避免的陣痛,我應該支持。

可是我錯了!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暴行。搞土改他要來一次血腥的大屠殺。那時我家鄰近各村,幾乎“村村見紅”,不少地主之家,還是父子雙雙罹難的。我們鄰村的嶺下和葉嶴二村,就各有兩戶人家父子同時被殺;我們村有個地主與我父親同時被處死,還好他的兒子及早出逃,才倖免於難,但以後還是被抓,送新疆勞改了十幾年。回憶起這場大屠殺,我真不寒而慄。一九四六年我患肺結核,曾在家養病三年,幸而土改前一年病癒,當了中學教師,不然我一定也成為槍下之鬼了。

雖然我家慘遭此禍,我對共產黨的信仰仍沒有動搖。我相信報上公布的才是共產黨真正的土改政策,只因基層幹部文化、政治水平都太低,執行政策出了偏差,才殺了無辜的好人。以後每看到運動中這些殘酷的現象,我也常常這樣解釋;我太相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了,總無法把這些暴行同它口頭宣傳的仁義的革命目標聯系起來。再加上每次運動來時群眾表示的熱烈擁護,使我誤認為這是共產黨得民心之故。這種幼稚無知,使我長期迷誤不醒。

一九五七年,我在杭州浙江師范學院(大躍進時改名杭州大學,後又並入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書,那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接着又號召人們助黨整風,鼓勵群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各級領導大力發動鳴放,人們的顧慮逐漸打消了,座談會上有人開始發言了。領導對大家的批評,總是大加表揚,於是發言愈來愈熱烈,學生的大字報對黨員幹部提的意見更尖銳。

當鳴放正熱火朝天的時候,忽然《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令人驚得目瞪口呆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於是風向頃刻發生逆轉——助黨整風變成了反右派運動。首先被揪出的右派,大都是各系的教授。我們中文系教授任銘善也在其列。

那時我對政治太無知了,根本想都沒想到這個運動會搞到我。我個性沉默寡言,座談會上極少發言,也沒有寫過大字報,所以心中坦然。可是一天,黨委副書記朱子英忽然走進了我的寢室。坐定之後,他開門見山,切入正題,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來,攤在我面前,指着說:

“這是你的朋友陳松泠轉來的信,你在信中的一些言論,是極端錯誤的。”

我一看,果然是不久前我寫給陳松泠的信,有的句子下面劃了些紅杠子。原來我和他談起我校的鳴放情形,以及我對有些問題的看法。我談到肅反時學校黨委發動教師斗“反革命分子”,可是最後卻查明不過是些早已交代過的歷史問題,並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這場運動卻導致中文系一位張姓教師自殺,並嚴重地傷害了同事之間的感情。我還連帶談到蘇聯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認為在肅反問題上,我們也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錯誤。

信中劃了紅杠的地方,就是這些句子。

但我寫這封信的本意,其實主要並非批評共產黨的錯誤,而是稱頌共產黨的偉大,稱頌這次整風運動。共產黨雖然過去犯過這些錯誤,但認識了錯誤後,就決心改正,這正是共產黨、毛主席偉大的地方。我還表示,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會走向幸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前途是光明的。

一個思維正常、不帶偏見的人,誰都看得出這是信中的主題思想,十分明確。我指着信末這些熱情洋溢,真誠贊揚共產黨、毛主席的話,進行剖白和自辯。

朱子英對我的辯解不置可否,談了幾句就走了。

第二天就召開了一場對我的批判會,除了中文系全體教師外,別的系也派來了代表。會上的積極分子眾口一詞,都咬定我的言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雖然在信中極口贊揚共產黨和毛主席,但是對這些一心要置我於死地的打手們,無論怎樣昭如日月的真理,都可把它踩在腳下;他們可以完全不顧邏輯,斷章取義,肆意歪曲,在後台的支持下,狂吠怒號,撲在獵物的身上亂撕亂咬。

對這場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的急劇轉變,我的思想怎麼也轉不過來。偉大領袖不是保證“言者無罪”,保證“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嗎?一國的領袖,怎麼能這樣言而無信?提意見的人是否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我不知道,至於我本人,自問確實是一片真心,沒有一絲一毫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我感到委屈,想不通。但以後對反右出現了一些解釋:某地發生示威遊行,某地有人鬧事,呼喊反動口號。整風被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所利用,所以不得不發動反右派運動,予以回擊。顯然這只是欺騙群眾的借口。我雖然受了莫大的委屈,也只得勉強“想通”了。

雖然對我的批判是嚴厲的,但這時還沒有給我戴上右派帽子,理由是我僅僅在私人通信中發表這些錯誤言論,並沒有在公開場合放毒。我想,這一定是當時的黨委書記焦夢曉對我的寬大。——焦夢曉是我所知道的共產黨官員中最沒有官架子的領導人,他接近並尊重教師群眾,不是那種專門整人害人的酷吏。共產黨內也不是“洪洞縣里無好人”,但好人在這個殘酷的黨內是吃不開的,因此以後在一九五八年反右傾運動中,焦就成為重點批判對象,被斗得蔫掉了。可是我終究沒有逃脫右派之禍,而且還定我為極右,因為以後我的一篇批評教條主義的雜文被發現了。

比起北京這個“首善之區”和四川、陝西等地來,浙江對右派的處理甚至可說是極其仁慈,極其人道的。我校的右派都被作為一般幹部,下放到蕭山一個生產隊里勞動,而且不宣布右派身份。農民是淳樸善良的,雖然也知道他們的底細,但都把他們看作同志,態度親切,而不是看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

可是,對我的處分卻不同:我是遣送回鄉監督勞動。

我獲得這樣的處分,也是由於我的幼稚無知和輕信。

一位監管我的黨員“啟發”我:在系裡處理我的會上,我應該把自己內心的真實思想向黨匯報,以表明自己的真誠悔過。我真是個傻瓜,果然老老實實地認真交代,把自己的思想從不通到想通的過程一鍋子端出來。結果領導並沒有如這位黨員所說,把這看作是我真誠悔過的表現(也許這里又埋藏着一個“陽謀”),反而把我的發言看成“猖狂反撲”,因而給了我從重的處分。

系領導在會上宣布對我的處分時說,本來他們並不打算這樣處分我的,但鑒於我的惡劣態度,他們要另作考慮了。推想起來,這些審判官們一定懷着險惡的心理:一個惡霸的兒子必定會遭人痛恨,回到自己的家鄉,群眾會把對“惡霸”父親的仇恨發泄在兒子身上,夠我消受的。可是共產黨的悖逆的邏輯常常與現實相左:他們以為被處以極刑的人,一定是遭群眾痛恨的惡人,卻不會反省他們自己在濫殺無辜,殺的卻正是受人同情的好人。

我父親不但與人無怨無仇,而且做了許多好事,比如為人排難解紛,給人治病等等,因此深受村人的敬重。年青時他自學中醫,雖不以行醫為業,但常為村人義診,把不少人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農民是知恩的,受惠者把他看作恩人。村人知道父親要被處死,企圖營救他,發動貧下中農在申請書上按指印,呼籲土改隊赦免他。當然,共產黨決不會傾聽這樣的呼聲的,它的政策就是要大殺地主。

這些情況,當然是我的審判官們始料不及的。他們沒有想到,對我的重判反而便宜了我,使我的勞改生活過得更輕松愉快。

我在家鄉監督勞動七年,除了三年飢荒時得了浮腫病,幾乎餓死外,我從沒有像在杭州學校里那樣,受人歧視,受人欺凌和斗爭。生活在淳樸的村人之間,我反而感到溫暖。特別是村中的老人,都同情我,照顧我,覺得我不應受此不公正的處分。但當然也有個別共產黨的流氓幹部給我穿小鞋,——不過同別的地方的右派相比起來,這些根本算不了什麼。

我於一九六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回校。次年,十年文革的黑暗時代開始了。校園里到處是大字報,對老師們的某一句話無限上綱,亂扣帽子,有些觀點簡直荒唐透頂,十分可笑。運動迅速發展,許多人被批鬥,另一些人被戴高帽,掛牌遊行。我本人也掛過寫着“牛鬼蛇神”的大牌,關過牛棚。我對這些現象感到迷惘,但此時我還沉迷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美夢里,沒有覺醒過來。我還相信毛澤東是真正為了反修防修才發動這個運動的,至於“革命群眾”,我以為他們幼稚無知,做事走極端,其實是違背了毛主席的政策的。

這場運動愈來愈失控了,特別是武鬥,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殺自己人,使我十分反感。到了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時,我更感困惑不解了:一個幾十年來一直並肩戰斗過來的同志,竟忽然成了叛徒、內奸、工賊,真太難想象了。直至林彪事件發生後,我才由懷疑到豁然大悟: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是黨內的一場權力之爭。毛澤東的真實面目終於徹底暴露了。官方拿出來為毛澤東文過飾非的所有解釋,都顯得蒼白無力,無法自圓其說。偉大、英明、一貫正確、從無失誤的聖主明君,怎麼會這樣失察?怎麼會把林彪這樣陰險的奸臣,視為親密戰友、並在黨章上定為接班人?這位一生最忠於毛主席,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第二把手,又怎麼竟會變成要暗殺他如此崇拜的偉大領袖的敵人?過去在宣傳里把他抬得這么高,幾乎是完美無缺的人物,怎麼忽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一無是處的壞蛋?林彪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寫入歷史的戰功,也都一筆勾消了!——這是實事求是嗎?無論毛澤東手下的文痞們怎麼善於玩弄生花妙筆,鐵定的事實終究是抹煞不了的。謊言就是謊言,是騙不了人的。

於是我心中這座偉大的神像,從高處摔了下來,砸成一堆碎片了。

自從一九六五年回校後,因為我是“摘帽右派”,沒資格教書了,就被貶謫到教材科,刻寫了十多年的蠟紙。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了,接着,萬惡的四人幫也被打倒了,人心大快。一九七八年五月,地理系一位名教授把我調過去搞外國地理翻譯,兼教專業英語。比起有些一輩子被埋沒的難友來,我的命運總算還好,沒有被完全當成廢料丟棄掉,多少還有做了些於社會有益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八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只因反右涉及當時的太上皇鄧小平的面子,為了證明他當年緊跟毛澤東,雷厲風行地反右派確有必要,所以要留下這百分之零點零二的大右派不能改正。雖然右派得到的只是“改正”而不是“平反”,被扣的工資也不賠償,共產黨甚至沒有對被傷害的右派作過絲毫道歉的表示,但受了這么多年的罪,究竟可以松一口氣了。在暴政之下苟延殘喘了三十年,第一次卸下身上的枷鎖,心中總感到寬慰一些;同時,我對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也產生了新的信任和希望。

一九八一年,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承認毛澤東犯過錯誤,特別是文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了經濟復蘇,更堅定了我對共產黨的信心。我想,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是會有光明前途的。可是六四的槍聲徹底打破了我對共產黨最後的迷夢——我終於明白:這個政黨是永遠都不會放棄專制獨裁的,不會放棄它所獲得的特權的,它也是永遠不願讓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

我原來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的信仰者,即共產黨所謂的“左派”;可是經歷了六十年的風風雨雨,經歷了共產黨對我的長期“改造”——先把我“改造”成懷疑派,然後再把我“改造”成為他們的反對派——“右派”。一切都被弄顛倒了!我原來真誠地擁護的共產黨,其實是我自己心中的美麗幻影;現在我已經看透的現實中的共產黨,其實是它口頭上所宣揚的反面。我現在可以坦然地承認:一九五七年我確實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所反的黨,正是毛的專制獨裁的封建法西斯黨;我所反的社會主義,正是天天殺人斗人的,血腥的封建法西斯社會主義——只不過我當時沒有認清它的真面目罷了。

今年是偉大的六四民主運動二十周年。共產黨換過幾屆政府,可是再也沒有出現過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開明的領導人。對任何有民主思想的領導人,這個黨都是容不得的。今天的共產黨愈來愈腐敗,愈來愈殘暴,愈來愈凶惡。它殘酷地鎮壓法輪功,打擊地下教會;它與民爭利,在城市裡強拆民房,在農村強占農民土地,逼得這些受害者不斷上訪;它逮捕維權律師;它對敢於說話的民主人士判以重刑;它把揭露黑幕的新聞記者關入監獄……

這個共產黨到底是什麼樣的黨,豈不是十分明白了嗎?今天的共產黨,早已背叛了它在革命早期所宣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它曾聲稱要“解放全人類”,現在卻走向反面,它要“奴役全人類”;它曾聲稱要建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它現在已建成的,卻是“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的封建奴隸制社會!

誰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實際上正是毛澤東,正是中國共產黨!他們曾自我標榜過,他們是以“消滅壓迫、消滅剝削”為歷史使命的革命政黨,但正是他們自己,背叛了這個懷有偉大目標的政黨!他們曾宣揚過,他們要建立的是“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但正是他們自己,背叛這個人民所嚮往的社會主義!

在腐敗、專制的國民黨統治時代,多少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為了實現偉大崇高的、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而拋頭顱、灑熱血!如果他們地下有靈,知道現在以他們的名義、踏着他們的血跡而來接他們的班的,竟是這樣一批貪污腐敗、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黨,不知他們要怎樣痛哭流涕了!

我們這些受盡折磨和苦難的右派老人,今天還要為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而奮斗,我們是繼承了過去為社會主義而犧牲的先烈的遺志的;而今天還在肆意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共產黨,則背叛了我們的革命先烈,應該向他們,向全國人民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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