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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不起房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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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6 14:48:3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張小米

我出生在北京,身份證號以110106開頭。我是北京人,但不是土著。

上世紀50年代初,我姥姥和還是未婚夫的姥爺工作調動,先後來到北京,我奶奶一家則來得稍早一些。上世紀30年代前後,我爺爺到北京上大學,於是從祖籍地舉家遷了過來。

18歲之前,我一直住在南四環外航天大院的姥姥家。大院的人多數都是從上世紀50年代起,陸續因工作調動來到北京的,包括我姥姥一家。這其中也有一些曾經的英雄人物,是通過地下通道,從香港來到北京,幾經輾轉來到大院工作生活的。上世紀第一批人口普查時,這些人被登記成為了北京人,拿到了110開頭的身份證,盡管他們鄉音未改。

到我出生時,已經是航天大院的第三代。經過頭兩代航天人的建設,家屬區的面積已經非常大,從西北角到東南角,大概要坐四站公交。

一條東西向的馬路把家屬區一分為二。路南是配套更好的社區,有好幾個江南風格的小公園,子弟小學也是幾所當中最好的,這里住的多是科研人員,也曾住過‌‌“兩彈一星‌‌”的院士;路北則是大院工人的聚居地,周邊環境亂很多,連一個像樣的居民公共場所都沒有。

我家就位於這條馬路的北邊。除了姥姥,我的父母都不在大院工作,所以只能住路北。我所熟知的幾個‌‌“路北朋友‌‌”,家裡情況和我家差不多,這也包括大偉。大偉家住在我家旁邊,那是一座建造於上世紀60年代的三層蘇式老樓,公用的廚房,好多年代片里一樣的格局,唯一的現代氣息是他家有室內衛生間。

大院的生活圈子裡有一條清晰的鄙視鏈:路南的瞧不上路北的,而無論路南還是路北,都看不上周邊農村的。

如果周邊農村戶口的想找城裡人結婚,多半隻能找個不完美的城裡人,這是當時常見的做法。例如大偉媽媽是航二代,可有先天殘疾,大偉爸就是來自周邊農村。大偉爸第一次去見家長是平生第一次邁進樓房,急得在樓下直喊大偉媽的名字,見大偉媽從窗戶里探出個腦袋,他扯着脖子喊:‌‌“這樓咋上去啊?‌‌”

我一直不曾懷疑大偉講的這件事的真實性。因為在大院和周邊農村之間,一直有一道隱形的圍牆,將兩邊的人隔開,牆外的人很少能有機會進入牆內。直到今日,這道圍牆仍然存在。

大偉出生後,按照當時的政策,順利落戶母親這邊,成為了一個城裡人,他有資格進入子弟小學。因為住得近,我小時候常找大偉玩耍,但我媽並不允許我和大偉走太近,怕我沾染上不好的風氣,更怕他們家‌‌“把我抱到農村賣掉‌‌”。

在那條鄙視鏈條的影響下,很多航二代對周邊農村人帶有天然的想象。



路北家的孩子多數是工薪階層,可我家連工薪階層都算不上——我媽在我上小學二年級的那一年下崗了。

我媽1957年出生,初中時是班上的學習尖子,但趕上了上山下鄉的末班車,學業耽擱,人生中的最高學歷就成了初中。這是誰都沒辦法的事,卻直接導致我媽此後對高學歷的人仰慕有加,於是找了個70年代末的大學生,也就是我爸。

下鄉回來後,我媽面臨着工作分配,按照大院的慣例,子女可以進大院接替父母的班,姥姥和姥爺考慮再三後,把這個寶貴的名額給了舅舅,而媽媽則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工廠。

在1997和1998年的改革浪潮中,這家工廠抵擋不住連年的虧損,裁退了一批職工。下崗其實早有徵兆,這家工廠基本發不出工資了,更別說那時候各單位常見的福利分房。

我媽靠電視里教的計算機課程,自學了電腦的基本操作。那個時代會用電腦也算是一門技術,很快,她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可我家的處境仍然沒有很大好轉,爸爸身體不好,雖然大學畢業,但分配的單位效益也不好,甚至早我媽若干年辦理了病退,自然沒有資格分到房子。

為了方便在子弟學校上學,我一直和媽媽住在姥姥家,爸爸和奶奶則住在距離大院不遠處的一個老樓里,不過我從沒有為家裡的環境感到自卑過。

2001年前後,大院集中給職工蓋了一批房子,18層的高層住宅在一片紅磚老樓里顯得十分氣派,表妹一家憑藉著大院雙職工身份分得了一套。

有天下午,我跟着舅舅去他新家看房,新房牆壁粉刷得很潔白,我心生妒忌,帶表妹玩一個游戲:在房間里沖刺,然後用手觸牆做緩沖。看到牆上留下臟臟的手印,我才心滿意足。

媽媽的第二份工作也沒有維持很多年,小學六年級的一天,姥姥接我放學,我慣常嚷着要喝酸奶,姥姥突然聲音一沉:‌‌“你媽可能又要失業了。‌‌”我聽後沒說什麼,把一袋特價酸奶放進了購物筐。

很快我小升初,北京市幾所重點初中都錄取了我,但要交3萬元的擇校費。與此同時,我家附近的一所子弟初中實驗班也錄取了我,那是一個身邊的子弟夥伴都不願意去的學校。

媽媽問我選哪個。在一頓只有番茄菜花的午飯中,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選擇:子弟初中。

這樣選擇的原因很簡單,我小升初那年,大偉正從那所中學畢業,中考成績很好,去了一所重點高中。我有理由相信子弟初中的教育質量也是不錯的。



2009年,大偉從北京市一所非常普通的高校畢業,學的是市場營銷。這種專業並不像理工科那麼好找工作,他起初在一家小公司里做營銷方面的工作,每月拿着稅後2000多的工資。

大偉知道自己家境不如人,更是加倍努力。他也算幸運,很快獲得一家發展很快的中型公司的垂青,領導很認可他的能力,便帶在身邊培養。我遇到他前一個月,領導決定派他去南方開辟市場,並且給了相當誘人的待遇。

‌‌“幹嘛離開北京啊?‌‌”在我的潛意識里,外地人蜂擁湧入北京,北京孩子卻要到外地,這簡直是聞所未聞。

‌‌“在北京我根本買不起房,我媽常年吃葯,家裡也沒多少存款,女朋友家提出結婚的條件是要有房子。‌‌”

‌‌“那你爸呢,你爸不是北邊村兒里的嗎?應該拆遷了吧。‌‌”我咬着可樂吸管問他。

他嘆了口氣:‌‌“我爸當年為了一個非農戶口,做上門女婿後就把戶口遷過來了,哪想到後來社會變革這么快。‌‌”

當年大院周邊的農村都逐個拆遷,曾經的農民轉身變土豪,分得了多套房子和現金,開始變得揚眉吐氣。曾經周邊帶有特別俗氣字眼的‌‌“屯‌‌”、‌‌“村‌‌”等地名,早就被一個個洋氣樓盤的名字所取代。

反觀大院,幾十年來一如既往,並沒有多大改觀,反倒像城中村一樣落敗。

大院是科研單位,以前的政策是允許職工根據工齡買房,和單位共同持有產權。許多大院里的工薪階層,父母都是大院里的普通職工,多數都沒有足夠的遠見給孩子購置另一套房子,所以只得守在這個不能上市交易的小產權紅磚老房中。

十來年的時間,大院人心裡的天然優越感被碾壓得體無完膚。

與之相應的,隨着北京房價的猛漲,人性中的惡充分暴露了出來,房產多的家庭十個里有八個不和睦,我們家也是如此。

爸爸一直住在奶奶的公租房裡,那是按照以前政策和房租價格執行的公租房,房租價格極低。奶奶去世後,按照相關規定,這套房子的承租權只有爸爸一個人符合繼承條件,但奶奶的幾個子女都盯着這套房子,其中一個女性親戚甚至在電話里對我咆哮:‌‌“這不是你的家!你姥姥那才是你的家!‌‌”

我忽地想到了小時候,那時我和姥姥、媽媽生活在一起,我性子調皮,每次惹事時姥姥都會氣急敗壞地說:‌‌“這不是你的家,你爸那才是你的家‌‌”。我不知道姥姥的家是不是我的家,但十分肯定我的戶口落在了姥姥家。我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終其一生,都得被人問家在哪裡。



再次有大偉的消息是我研究生畢業後,手機通訊錄自動匹配,我們加了微信好友。在廈門的他,幾乎每個周末都要往返於福州和廈門之間,雖然工作忙碌,但也頗有成效。

2012年末,在親戚的贊助下,大偉在廈門島內買了一套小戶型公寓,地理位置好,風景也佳,當時他以一萬出頭一平的價格買下,總價不過幾十萬元,在同一時期的北京,不過是勉強付個首付。

我在微信上問他,作為北京人為什麼要在廈門買房。他說,自己在南方的工作順風順水,房價合理,以後考慮長期在南方發展,就買了,至於北京,‌‌“就那麼着吧‌‌”。

這以後,老天又給計劃定居廈門的大偉開了個玩笑。

2015年底,公司准備將他調回北京總部,升任更高的職位,在2016年春節後赴任。就在這一年,廈門突然成為樓市中的黑馬,房價漲幅比北上廣還要猛烈,大偉那套當年不過幾十萬的房子,到2016年下半年出手賣掉,翻了不止一倍。

拿着賣房款,加上自己攢的幾十萬,大偉在北京近郊通地鐵的地方,全款買了一套小戶型的二手房。就這樣,大偉通過‌‌“曲線救國‌‌”,終於帶着父母搬離了大院,徹底離開那套產權即將滿70年大限的老房子。

大偉在廈門買房的那年,我研究生畢業,徹底告別學校。18歲以前,為了方便在子弟學校上學,我一直待在姥姥家,本科加讀研的這些年,我都在學校住宿生活。畢業後,我又搬到奶奶的公租房裡。

可那時的我仍然保持着優越感:我是北京人,找工作的時候根本不用考慮戶口問題。

真正被碾壓是從2016年春天開始的。有雜志寫了篇關於中產階級的報道,我看後醍醐灌頂,開始認真思索我家算不算中產,甚至在網上翻資料看中產階級的定義。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是徒勞,我家連工薪階層都算不上,怎麼能高攀中產呢。

幾乎是同一時期,在我意識剛覺醒的時候,北京的房價再次爆發。大院附近那些拆遷後蓋的新小區成了房價漲幅中的佼佼者,從2015年房價低迷期的3萬多翻到了5萬多一平,盡管在南四環外、快接近五環的位置。

上班空餘,我會手賤地打開二手房交易網站,打開搜索選項,找到價格區間搜索的位置,在自定義的前後兩個框內,填上40和80兩個數字——我家只能拿出這個房價額的首付,也是我自己獨自還貸款所能承受的房價總額,可是搜索結果往往把我送到環京的河北縣城(燕郊除外)。

我開始羨慕大偉。他大抵算是周圍北京人中的幸運兒,搭上了房價暴漲的班車,結實打了場翻身仗。而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像航天大院一樣家庭背景的年輕人:祖輩或父輩來到北京,在這個造就無數拆遷神話的城市裡,他們沒有土地,沒有可以拆遷的平房。因為時代的原因、個人的命運,沒有足夠的能力給孩子創造好的環境,許多家庭三代人擠在一間小房子里,空有一張北京身份證,被快速飛轉的時代車輪拋下。

幾天前,我和媽媽回大院看望姥姥。每次穿過各種現代化的小區後,繞回大院,似乎進入了一個貧民窟,在一片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中,破舊的大院顯得格外刺眼,就像是一個平行世界。

我想起媽媽以前念叨的她記憶中的航天大院,那時它也像一座孤島,矗立在一片農田裡。媽媽站在陽台上,望得到好幾公里外的祈年殿。周邊農村都是一些大隊、公社,那裡有一套大院人不屑於了解的,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游戲規則。

我在北京的故鄉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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