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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鄉下聽到“林彪爆炸”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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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13 15:03:0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李正權

“林彪爆炸”的消息是一個同學偷偷告訴我的。

搞了兩三年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些被當作“先鋒”和“闖將”的中學生全都被趕到了農村。我1969年3月下到忠縣望水公社同興七隊,那是一個人口過多、田地貧瘠的地方,人均不足一畝耕地,每年只能分不足一百斤穀子,大半年時間都只能靠紅苕度日。

我父母都是搬運工,我從小(5歲多)就開始為母親“打薄”(搬運工行話,就是為她多少減輕一點負擔)。從背兩匹磚開始,到下鄉時我可以挑兩百斤爬坡上坎。從小家裡窮慣了,又滿懷着“革命理想”,在鄉下兩三年,基本上沒有感到有什麼特別“惱火”的。有力氣,那農活也沒有什麼好學的,我很快就成了生產隊的強勞力,什麼都不比農民做得差,一年要做3000多工分,在生產隊里是最高的。

由於“表現”好,我當過知青代表,出席過萬縣地區的上山下鄉座談會;當選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上台去講過學習心得。但是,1971年四川開始的“批清”(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會”)運動,卻把我打入了另冊。因四川當時的“批清”主要是清查“三老會”,而“三老會”又主要是清查原成都“八二六”和重慶“反到底”這一派群眾組織中的幹部和造反派骨幹,我原是重慶反到底派的中學生紅衛兵,參加過武鬥,公社不僅收到各地飛來的函調信,要我檢舉揭發;而且學校的工宣隊還派人下鄉來調查。不知他們在公社領導面前捅了些什麼“爛”,反正第一批招工沒有我的名字。雖然我不斷用“革命道理”安慰自己、批判自己、說服自己,但心裡依然難過,依然氣惱,依然憤慨。

正好遇上整黨,公社新來的主任是個女的,抱着還在餵奶的孩子進駐到我們生產隊。我心中有氣,就不理睬她。她見我勞動積極,做事踏實,便把我弄進整黨領導小組里當群眾代表(當時提倡的是由群眾幫助整黨)。後來,還要我寫入黨申請,要培養我入黨。我把我參加過武鬥的事告訴她,她只說了一句“認識了就好”。不久,第二批招工開始,她堅決要推薦我。公社其他領導表示異議,她說表現這樣好的不推薦還能推薦誰?把那些異議全都駁了回去。就這樣,在極短的時間里,連續三家單位來招工,她就為我填寫了三張推薦表。區里的領導打電話來質問,她說別人表現得好,就是要讓表現好的早點走嘛!讓那區領導也無話可說。

哪知,第一家單位就把我收了。不過也遇到一點問題。我眼睛左眼好,可以看到1.5,右眼差,只能看到0.2。體檢時我作了一點弊,趁醫生不注意時,就讓左眼幫右眼的忙,結果造成那右眼的視力檢測一會兒好,一會兒孬,引起了招工“老闆”的懷疑。過了幾天,招工單位又通知我到縣城去復查。復查時,我依然故我。反復多次,我忍不住了,心一橫,對那招工“老闆”說:“我眼睛有一隻近視,肯定的,你們要就要,不要算了,不查了,查也是近視!”說完就氣呼呼走了。哪知就是這一句話,讓那招工“老闆”立即決定收了我。後來進了廠,知道他是一個車間的指導員(黨支部書記)。他對別人說:“只要人老實,近視點又有什麼關系嘛?”

那天,我帶着悶氣又帶着對前途的茫然,從縣城回生產隊。同學蘇祖斌回重慶去後又回來,正好碰上,我們同行。天陰沉沉的,我們沿着一條小溪鑽進山裡,那小路上再沒有行人,他才壓低聲音告訴我林彪“爆炸”的消息。在農村,除了生產隊訂有一份《萬縣報》而且是十天半月才來一次外,幾乎沒有任何外界信息。那時,留在城裡的那些工廠的“戰友”們,大多都在被“批清”,不是被關押就是寫不完的檢查,哪還敢給我們寫信說政治。即使林彪事件曾經有過什麼蛛絲馬跡,我們地處窮鄉僻壤,也不可能得知。突然聽到“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叛逃蘇聯,那震驚的程度不是今天的年輕人可以想象的。一時,我只覺得腦海里一片空白,那小溪的叮咚聲變成了震耳欲聾的轟鳴,那陰沉沉的天頓時垮下來壓在我們頭上,那遠處的大山,近處的大樹似乎全都搖晃起來。我站在那兒愣了好半天,還是蘇祖斌推了我一把:“走喲,路還遠呢。”我才回過神來。

可能是這太出乎人意料又讓人感覺太不真實的消息,驅逐了我因為體檢而引起的郁悶,革命造反的情緒又在胸中滾動起來。我們默默地爬上一座山樑,視野開闊了許多,遠處的農舍炊煙裊裊,灣里有農民在犁田,那牛仰起頭長嘯,雲霧似乎都被那牛的叫聲驅趕得退了幾步。我說:“黨和人民遇到這樣大的事,我們還在考慮自己的前途,真不該!”蘇祖斌立即嘲笑我:“又來了!你真‘革命’啊!”他“出身不好”,幾次招工都沒有被推薦,而我已經體檢,雖然可能竹籃打水,但畢竟比他強。我心中雖然不悅,想反駁,話到口邊卻咽了回去,只好繼續默默趕路。

那天晚上,我寫了這樣的日記:

1971年10月28日

今天好像在夢中度過。聽了蘇祖斌講,背心發涼,也為生長在毛澤東時代感到萬分幸福。我們不應當只關心個人的命運,忘記了黨和人民的命運,忘記了世界和革命的命運。為了保衛毛主席,要敢於拋棄一切,拼了。一切個人野心家陰謀家“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思想覺悟大大提高,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國內空前穩定,一兩個小丑跳梁,何妨大局。我們只有認真讀書,弄懂馬克思主義,才可能不至於上當受騙。不管出現什麼情況一定要跟着毛主席,保衛毛主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斗爭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一切野心家都是唯心主義者,過低估計人民,過高估計自己,到頭來頭破血流,身敗名裂,豈有他哉?!

“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40年了,如今再翻開當年的日記,連自己也不敢相信這就是自己寫下的字句。我父母1947年從農村來到重慶,靠出賣勞力為生,解放後的確有一種“翻身作主”的感受,對“黨和毛主席”充滿着一種“樸素的階級感情”。我“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在那樣的時代,在這樣的家庭,受的全是“革命教育”。小學時我就開始讀《毛澤東選集》,初中時就開始批判“封、資、修”,文革武鬥更是沖在前,闖在前,出生入死,那思想早已“革命化”,早已“紅彤彤”的了。雖然下鄉後那看到的,遇到的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對我那“革命思想”也有過觸動,雖然林彪事件也震驚了我,但要洗刷我那思想中的極左,要讓我的“革命思想”來個真正的轉變,還需要時日,還需要有人撥開雲霧,還需要更大的震動,還需要讓我的思想和靈魂去經受鞭撻和錘煉。

我想,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絕大多數可能和我差不多吧?因此,我對現在有些宣稱自己很早就覺醒了的人總有點持懷疑態度,要是有那麼多人覺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為何在林彪“爆炸”後還能繼續下去,而且還繼續了整整五年呢?

當然,我也為自己沒能及時覺醒感到遺憾。我離開生產隊時,那位對我有大恩的公社主任語重心長地囑咐我:“遇到任何事,情願右一點,左了往往要犯錯誤。”那時,林彪“爆炸”的消息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她是用林彪事件來教育我。她只有初中文化,只比我大四五歲。怪只怪我沒有聽她的話,以至後來回到城裡進了工廠,我還繼續着自己的人生軌跡,陷在那政治漩渦中不能自拔,在“四人幫”垮台後清查“三種人”時,又多受了幾年的磨難,而且那影響一直持續,讓我錯過了一次又一次“人往高處走”的機會……
發表於 2018-1-13 16:04:10 | 顯示全部樓層
樓主還是正直的,沒有檢舉那個散布“反革命謠言”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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