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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戊戌年,3次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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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2-27 05:52:0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海濤評論



2018年的春節,翻開日歷,會發現這樣幾個字:農歷戊戌年。

戊戌,讀過中學歷史課本的中國人,都很熟悉的一個詞兒。我至今還記得當年歷史老師擔心我們分不清這兩個字,教了我們一個簡便的方法識別:戊,中間‌‌“無一橫‌‌”,戌,中間‌‌“需有一橫‌‌”。

特別熟悉戊戌,當然不是這兩個字的樣子奇特,而是因為戊戌變法、六君子、菜市口等等沖突激烈而又血腥的故事;還因為譚嗣同的‌‌“流血變法論‌‌”:中國以變法流血者,請自譚嗣同始。

開始容易,結束太難。譚嗣同不知道,自他開始,為了制度變革而流血,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站在戊戌2018年,往前翻日歷,1958、1898、1838年,都是戊戌年,或許是巧合,這3個年頭,都有一場巨大的失敗。

1958年的那個戊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顯然是失敗的。

1898年的那個戊戌,譚嗣同流血犧牲,代表着那場制度變革的失敗。

1838年的那個戊戌,大清做了一個決定,掀開了與工業文明武力沖突的序幕,之後是一連串的失敗,綿延出百餘年的大沖突大動盪。

……

1838年,道光皇帝已經在位18年了。

滿清的皇帝,基本上都是勤政的,道光皇帝也不例外,他甚至還有節儉的美名。遺憾的是,到了這個時候,勤政往往是更多的胡來。因為江山到了道光時代,這個國家已經陷入‌‌“老年痴呆‌‌”狀態多年了。

早在1793年,道光皇帝的爺爺乾隆皇帝82歲的那一年,這個老年痴呆症患者,拒絕了前來要求通商的英國使團。像打發乞丐一樣攆走英國使團後,乾隆皇帝發話說,不準任何中國人接觸英夷,違者嚴懲。

只是,到了孫子的年代,爺爺的禁令,已形同虛設,大清朝已不得不接觸外國人。

商業的力量是巨大的,利益的誘惑是不可阻擋的。官方申請通商行不通,就走私,走私就走私利潤最豐厚的東西,利潤最豐厚的東西是毒品。道光皇帝從登基之日起,就面臨這種貿易商上的窘迫局面:國門,已經不是想關就關得上了。

1838,距今180年的那個戊戌年,在鴉片流毒全國,白銀外流無數的情況之下,官員黃爵滋的禁煙奏摺打動了皇帝。禁煙派林則徐極力贊成黃爵滋的主意,並已經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身體力行禁煙舉措,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1838年12月31日,農歷戊戌年十一月十五,道光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搞禁煙。林大人果然生猛,到了‌‌“前沿陣地‌‌”的廣東,與洋人開懟,最為輝煌且載入史冊的,就是虎門銷煙。

黃爵滋在那個戊戌年給大清開出的葯方,其實把壞人拒之門外,把壞東西毀掉,回到道光的爺爺的時代。這顯然是鴕鳥的水平,是治標不治本的葯方,甚至導致貽誤根治病症的時機,因為他根本沒有研究壞人是怎麼產生的,壞東西是怎麼來的。

被歷史課本歌頌的林則徐們,回答不了‌‌“外國人為何來‌‌”這個問題。他們不知道西方已經進入工業時代,機器大幅提高了歐洲的生產力。發達的生產力必然對落後生產力地區產生勢能產生輻射、輸出商品、輸出文明,你不讓輸入,就用暴力強加於你,不是想拒絕就拒絕得了的。先進對落後的輻射,就像洪水一樣,無法阻擋,只能疏解,若利用得當,可以順勢獲得快速的發展,迅速將生產力水平追平,反之,則是巨大的災難。

大趨勢是不跟小個體講道理的。多年之後,一些中國人才明白,面對大趨勢,智慧地擁抱,才能更好地生存。

林則徐們的葯方,看上去符合民族大義國家尊嚴,卻因為拒絕對話,拒絕了解鴉片背後的大趨勢,走向了戰爭。虎門銷煙被雕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基座上,成為反抗殖民和侵略的象徵。

1838年的戊戌年,朝廷選擇了這樣的道路。不久,鴉片戰爭打響。中國近代史開始了,它的主基調是,反抗,反抗……

從此之後,甚至直至今日,很多中國人依然生活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意識形態之中。

與中國不同,當1853年洋人的炮船抵達日本要求開關通商,小日本選擇了合作。大和民族,比較變態,有一種‌‌“誰比我強大我就跟誰‌‌”的精神,變態到不僅跟隨歐美,甚至公開提出‌‌“脫亞入歐‌‌”的口號,以屬於亞洲為恥。

天朝大國做不出日本的姿態。1838到1898,一個甲子,60年間,大清與外國打了很多仗,不僅跟西洋人打,而且跟東洋人打,其中就包括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叫‌‌“日清戰爭‌‌”。也就是從1853年投降、跟隨歐美41年後的1894年,一場海戰,日本把大清打得一塌糊塗。

黃爵滋、林則徐們早已經作古,60年的內憂外患,60年的風雨飄搖,一些體制外的精英們認識到問題不在洋人而在朝廷,在於大清朝的制度。在此之前,體制內的精英採取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政策,是為洋務運動,已經有了亞洲最強大的海軍,卻還是不敵日本。

於是,在1898年,又一個戊戌,一個新葯方出爐:變法維新。這又是一個重大的決定,看上去比1838年的那個決定還要重大。維新,邁出了制度變革即從政治上接納西方文明的步伐。

光緒皇帝,與祖先排牌位上的各位皇帝一樣,不是昏庸窩囊之輩。奈何,最高權力不在他的手上。制度變革是利益的劇烈調整,不是最高權威引領的制度變革,風險極大。明明知道大清這艘巨輪正在沉淪,權力斗爭依然不會停歇。

慈禧太後不是反對改革開放的人,也不是一個反對變革的人,事實上,慈禧太後後來主導的變法,要比戊戌六君子們還要激進,她親手廢掉了科舉。但如果變革將會削弱她的權威,則是不能容忍的。戊戌變法的失敗,譚嗣同們的犧牲,不是因為他們變法,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對合作夥伴。

總之,1898戊戌年,中國又一次遭遇大失敗——想要與西方接軌卻因高層的權力斗爭而未成。

當慈禧太後收拾完帝黨,開始自己主導變革的時候,留給她的時間不多了。作為大清國的最後一個權威,她很快死了。很多人盼着這個掌權近半個世紀的老太太早點死去,可是等到她真的死去,整個國家已是一盤散沙。帝國的大廈,一觸即潰。

革命黨、軍閥、槍桿子的時代到來了。

1911年,新時代到來了。從那時起,幾乎每過一段時間,就有人宣布開啟一個新時代。袁世凱、孫中山、張作霖,以及各路軍閥們,各有各的想法。每個美好的想法之下,都是暴力和流血。

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對沒有皇帝以後的時代,深表失落。

人們原來以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皇帝,後來卻發現,沒有了皇帝問題反而更多。軍閥們殺來殺去,其實最後還是想殺出一個新的皇帝。辮子剪了,卻沒有方向感了,人民還是需要一個主子。幾十年的打打殺殺血流成河,似乎只是為了回到原點。

戊戌變法近60年以後,全國的土地終於重新聚攏到一張地圖上,全國人民終於回到了一個指示可以迅速號令全國的時代。

1958年的春節比較‌‌“晚‌‌”,2月18日才進入戊戌狗年。

4月22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虎門銷煙的景象被雕刻在上面;5月,八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一年,人們在一聲號令之下撲殺麻雀,在一聲號令之下大煉鋼鐵。這一年及以後幾年出生的孩子,不少被父母取名為‌‌“趕英、超美‌‌”。

1958年,新的權威把全國變成一個試驗場,決定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場實驗,當然是失敗了。這場實驗及其失敗,與120年前的那個決定及其失敗,遙相呼應。當年是想要拒英美國門以外,如今是想要‌‌“趕英超美‌‌”,本質上還是警惕對西方的‌‌“亡我之心‌‌”。

實驗雖然失敗,權威經受住了挑戰,並顯示了更大的力量,直至今日仍為許多人仰望和歌頌。

一脈相承的故事,彷彿宣告,不管過去了60年還是120年還是更多年,中國人就是要以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歷史,彷彿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新時代,不過是在權威崩塌與重建中循環中徘徊。

甲子紀年,60年一次循環。人生不滿百,具體到個人,所謂徘徊,就是任歲月流淌任江山變換,有些人活在60年前,有些人活在120年前,有些人活在180年前,有些人活在漫長的歷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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