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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公開的《舌尖上的中國》拍攝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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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3-4 05:22:5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這篇報道關於《舌尖上的中國》。它獲得了編輯們不錯的評價,也得以變成鉛字出版,但尚未大量印刷,已經印出的一部分雜志即被主管出版社統統招回銷毀。重印之後,那期《財經天下》周刊里不再有這篇文章。
  這篇稿子采訪了央視不希望采訪的人。而且,我連續采訪了她九個小時。
  事情是這樣的,央視紀錄片頻道最初拒絕了我的采訪(事實上,它幾乎拒絕了所有市場化媒體采訪),當我告訴他們我已經采訪了總導演時,他們態度積極了很多,主動要求我采訪他們。然而當我發去了采訪提綱,他們似乎又為難了,不再直接回復我。
  他們已經想到了另外的方法。在我等待的時候,他們直接通過國家出版總署找到了我雜志的主管單位黃河出版社。通過這層關系,他們 看了我的稿子,並發來公函,提出了幾條修改意見。有幾處事實上的錯誤,比如把陳曉卿的在紀錄片的職務寫錯了,但這類意見是可以改的,唯有一條意見,難以把 握,從而也決定了這篇稿的命運——“輿論導向有問題”。
  我見過那封公函,那裡面並沒有提出撤稿要求。發出回收雜志指令的人,我至今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我只知道他是黃河出版社——即租給我們雜志刊號的主管單位的負責人。
  這個稿子就這樣死掉了,知道它最終命運的那晚,我大醉了一場,在地上哭得打滾兒。主編請所有同事吃了飯。
  那時我剛進媒體半年多,後來我才知道,比我慘得多的記者大有人在。我職業生涯至今也只遇上過這么一次。
  現在我在《亞洲周刊》,再沒有什麼人,能夠以“非技術原因”撤我的稿了。
  兩年過去了。《舌尖上的中國2》熱播,今天,我只想把這篇稿子的初稿發出來。
——————-
  文| 謝夢遙 羅飛
  這個事實已經無需詳述,《舌尖上的中國》,在2012年的這個初夏,火得一塌糊塗。在央視的平台上,第三輪的重播已經結束。你或許已經看了一遍,兩遍甚至更多。然而在鏡頭之外,有你所未見的故事。
  一支體制外人士領銜的主創團隊,與央視正規軍攜手,完成了這個作品。這過程里,有堅持,有抗爭,有妥協,有難以想象的艱辛,但無論如何,最終的作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這或許不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商業報道,然而我們想講述的一切,都與商業相關,與中國電視紀錄片產業的現狀相關,與這個時代相關。正如我們的總主筆李海鵬所說:它們是我們乘飛機經過這個時代時,通過舷窗看到的大地的孤獨的閃光。
  如一台蒙塵已久的巨大引擎緩緩開動起來,中國電視紀錄片產業,攪起的聲響正在逐漸變大。
  早在2010年10月底,國家廣電總局就出台了《關於加快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國產紀錄片是形象展示中國發展進步的重要文化傳播載體。
  而啟動加速按鈕的時刻,始於2011年,這一年裡,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北京高清紀實頻道及中國文獻紀錄片頻道紛紛建立,紀錄 片頻道達到8家,中國紀錄片首播量高達16000小時。紀錄片開始大量出現在網絡平台上,中國網絡電視台、搜狐、新浪等視頻網站均開設了紀錄片頻道。
  根據《2011年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只計衛視與紀錄片專業頻道,在2011年市場總投資就有8 億元。該報告的負責人張同道調研發現,此前全國紀錄片每年的總投資不過是4億。央視紀錄頻道成為紀錄片投資領域的絕對主力,2011年投資接近2億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舌尖上的中國》得以出爐。與央視之前出品的同樣高水準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故宮》相比,它另闢蹊徑,完全脫離了宏大敘事,講的是美食,而鏡頭對准了普通人的生活。
  不管你是不是一個紀錄片愛好者,你都可以把接下來看到的故事,當成一部關於《舌尖上的中國》從無到有的歷程的紀錄片。
  讓紀錄片重回黃金時段
  從2011年1月創立,央視紀錄頻道已經開播一年多了,觀眾收看規模已達6.6億人,日收看觀眾人數最高突破9400萬,並成功實現收視份額一年內增長200% 。這是唯一的全國播出、全球覆蓋的高端專業紀錄片頻道。
  然而《舌尖上的中國》首播,並未選擇紀錄頻道,而是影響力更大的中央一套。播出時間,亦是晚10點半的黃金時段。其實這早有鋪 墊,4月16日央視一套晚間節目全面改版,《魅力紀錄》欄目取代了電視劇,已經播放了三部BBC紀錄片。而《舌尖上的中國》,即是《魅力紀錄》播放的第一 部中國原創紀錄片。
  “讓紀錄片重回黃金時段”,這是紀錄頻道總監劉文的一個夢想。在他的心中,整個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先搭建一個國家級平台;聚攏一批專業化隊伍;再建立包括選題、生產流程、定價等在內的一系列行業標准;最後是吸引廣告的大量投放。
  歷史、人文類紀錄片是央視紀錄片最常見的類型,此次選擇美食為主題,點子來自陳曉卿。他是央視記錄頻道的副總監,也是《舌尖上的中國》這個項目的全權負責人,而他更為人知的身份,是美食專欄作家。
  “以前沒有紀錄頻道,這個都立不了項,沒有充足資金,拍不好,就一點點錢,實現不了。現在只要有好想法,能保證拍攝質量,就能得到支持。”於是,陳曉卿在他最擅長的領域里申報了選題。
  立項獲批後,在2011年4月,陳曉卿從紀錄頻道之外請來四位導演,擬作為主創團隊。這與紀錄頻道投資的大多數紀錄片不同,那 些是由央視之外的製作商通過競標來完成,而《舌尖上的中國》,是由紀錄頻道的運營團隊把持整體方向,控製成本預算,統領外聘人員完成製作。按該片執行製片 人朱樂賢的說法,叫做項目制。攝制組出差,需要報項目,住宿、餐費,都是有嚴格的標准。
  這與一般意義上的制播分離不同,但這種模式並不意味着落後,以香港無線電視(TVB)和亞洲電視(ATV)為例,如今依然養着龐大的節目運行班子,大量節目依然自己製作,部門之間既依照上級指令行事,但又能按照市場價格體系商業化運作。
  然而這一切的開始並不順利,第一天開會就有一位導演退出了。剩下的三位導演,意見也不相同,有人說就按着既定方案去拍,有人則認為文案行不通。
  《舌尖上的中國》最初的文案,與播出時呈現的版本,毫不相干,是按柴米油鹽醬醋茶劃分七集,從周口店猿人遺址說起,有很多歷史的考據。其中還設置了一些小橋段,比如醋那一集,有房玄齡和唐明皇因為女人吃醋的故事;說到鹽,有潘冬子給紅軍送鹽的故事。
  陳曉卿也覺得這個既有方案確實有問題,不太適合電視表現,他想以吃的角度來反映現代中國人生活發生的變化。“我需要在這個片子里,看到中國人和食物的關系。”在和導演開會時,他強調。在他的說服之下,即將要散掉的幾股繩子又重新擰了起來。
  此後的一個月里,大家討論了多次,全班人馬還跑到杭州去和美食家沈宏非開過三天策劃會,新的想法不斷出現,有些被採納了,有些被否決。
  在分集導演中,任長箴是意見最強勢的一位,甚至敢於沖撞領導。有一次,陳曉卿說了個想法,用名人來串場,第一集用小沈陽,第二集用張朝陽。話還沒說完,任長箴就打斷了他,“要這么拍,我絕不做!我絕不拍名人!”
  “名人怎麼了,名人加美食才有收視率!”
  任長箴回道:“如果小沈陽,作為一個東北人的兒子,出現在我的片子里沒有問題,但他如果作為紅人兒出現在我的片子里,我覺得太邪惡了!”
  這些行為在有些人看來或許是十分刺眼。但這些業務上的沖突,陳曉卿都能容忍了下來,並且聽取了意見。
  另一位導演閆大眾覺得任長箴性格直了一些,但她的觀點值得認同。他認為這就是外聘制的好處,掛職於央視體制的人,在觀點表達上多些顧忌。
  在框架設計上,陳曉卿和任長箴的共識是,“茶”這部分很難做,與前面六種不在同一個鏈條里。他們想過一些替換方案,比如做一集叫做“素”,講素齋的,或是“鮮”,講海鮮的。但無論怎麼替換,內容很難分布平均在七集中,難免深一腳淺一腳。大家始終感到不滿意。
  最大轉折出現在了2011年5月初。任長箴接到央視方面的電話,對方說,“我現在通知你一件事,你可能會不高興。”
  “不讓我幹了?”任長箴腦子里第一時間冒出的想法。
  “恰恰相反,讓你做執行總導演。”這是陳曉卿的決定。作為紀錄頻道的高層領導,他很忙,除了日常的事務性工作,他同時負責三個台重點項目,還得出國調研,參加各種活動。
  任長箴認為,這次放權對日後的片子至關重要。“總導演怎麼說,我們只能反對,但我們不能改革。但我現在可以提出整個的想法了。”閆大眾知道這事後,也認為自由度變大了。
  她決定把之前的框架全部拋棄,重新制定。她找來了台灣田野調查雜志《漢聲》的前任編輯龔瑜。後者又找來幾人,一起當調研員。
  他們沒有任何捷徑,下足笨功夫,從淘寶上一批一批地買中國出版的地理雜志,這些雜志最後堆起來,竟有三人高。大致讀完之後,他們再分揀、撕書、按地域入冊。在看完這些資料之後,找選題變得輕而易舉。
  “在調研進行的時候,框架已經定了。從總到分,再到細分的過程。當我定下來,第四集是風干、晾曬、腌漬、腌臘這個小框架後,對於風乾的部分,是做風干海帶還是風干牛肉啊,就是分集導演的任務了。”任長箴介紹。
  現在,缺的是人了。作為一個龐大的系統,央視不缺人才。
  官窯出來的工匠
  “我是官窯出來的工匠。”任長箴是一名自由職業者,她強調了她對體制內外劃分的看法,“我的關系是體制外的,但我的頭腦、我的訓練、我的手藝是央視標準的。”
  15年前,任長箴大學畢業即進入央視工作,之後調入央視的紀錄片欄目《人物》工作了6年。直至2005年離開央視前,她已經是 《人物》的編導中堅。此後,她擔任過《生活萬歲》、《留住手藝》等幾個大型電視紀錄片的執行總導演,在央視和地方台均有過合作,皆是以自由人身份。
  她承認,央視做紀錄片,一定是地方台無法超越的。因為全國很多優秀的人才和可用的資源,都依附在中央台。紀錄片頻道雖然為新設的,但是央視的各個頻道,幾乎都有紀錄風格的欄目,早已培養了大量的人才。
  閆大眾也是原《人物》的編導,離職後和任長箴保持了多年的合作,兩人是黃金搭檔,任做導演,閆做攝影。陳曉卿找他來本是做分集 導演的。任長箴後來把他變為首席攝影師,“因為我覺得他文案能力稍弱,攝影能力更強。其實這不是一種降格,這是工種的轉換。因為我看到了他身上的強項。”
  如果是這樣,最初紀錄頻道請來的四位導演,只剩兩位了。鄔虹成了第六集導演,任長箴領下第一集。人手顯然還是不夠的,任需要繼續招兵買馬。
  張銘歡是《人物》的編導,他最先被任長箴推薦加入了這個團隊。任長箴在《人物》認識他時,他還只是個實習生。六年過去,當年的實習生,已經成了三十歲出頭的業務骨幹。倆人保持着很好的朋友關系,平常見面很少談吃喝玩樂,大多是聊怎麼拍片子。
  他被分配第四集——當時的名字還叫“鹽”,即講述腌制的一集。這集可選的內容極多,腌肉就有很多種了,所以作為分集導演,大量 的工作是篩選梳理,需要是特別認真的人。任長箴覺得張銘歡能擔此任。果不其然,後來大家各自呈交搜集的資料時,有的導演只交了3頁,張銘歡交了110頁的 文案。
  任長箴深知一點,這片子是講全國各地飲食的,不是在城市裡周旋的,是關於鄉土的,所以一定需要有鄉土經驗的導演。CCTV-7 是農業節目,她覺得人選應該來自那裡。於是她鎖定了CCTV-7的節目,連續看了好幾天。好在看的過程中,她也發現了不少好玩的故事,比如山東怎麼儲存 姜,四川如何摘辣椒,但是,片子的敘述風格都比較老舊。她安慰自己,要實在找不着導演,找點選題也行。
  直到有一晚她看到了科教片《水生世界》,連續看了幾集,很有意思,讓她耳目一新。“不是站在農業的角度看海洋,而是生態環保的角度看海洋,我突然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片子。”她等着字幕出來,總導演是楊曉清。
  楊曉清當時已經是科技苑的主編了,平時很少做小片子了,主要是幫導演改稿子。當她收到任長箴的邀請短信時,倆人還完全不認識。但是楊曉清毫不遲疑迅速同意入伙了。
  至於怎麼把這位科技苑的主編從農業頻道調出來,倆人還商量了半天。任長箴寫了個申請,楊曉清拿去反復修改了幾次,動之以情曉之 以理,她倆都覺得一定可以打動楊的頂頭上司——一位女領導。但最後這番精心策劃,完全沒有用上。CCTV頻道之間的調令不過是幾句簡短的話:“茲調楊曉清 同志……請批復為盼。”
  楊曉清加入不久之後,就跟任長箴提出,第四集腌漬和第三集發酵的故事有點混淆。她建議找她的一位同事過來,是生物發酵專業的,給大家辨析一下。
  那人來了之後就說:“你們寫的文案太可笑了。腌漬是物理反應,發酵是化學反應。”大家讓她具體講講,她於是用形象的語言嘲諷了 腌漬,“多難看啊,弄一個缸弄點鹽,把那菜弄得皺巴巴的,毫無談論的可能性,不過就是鹽的大分子置換了植物中水的小分子,最後風味發生了改變。發酵就不一 樣了,那是一個美妙的過程。”
  任長箴覺得這個人對發酵是充滿了感情的,而且她恰又不僅僅是發酵專家,而且是電視編導。“這姑娘之後用兩天時間迅速寫了個新文案,把發酵體系一下子就理順了。植物蛋白的轉化就是豆腐,動物蛋白的轉化就是奶酪。你一下就覺得這人腦子太清楚了。”
  任長箴跟楊曉清商量,這人,咱們得把她弄進來。那已經是臨近開機前兩個星期了,於是唯一理工科背景的導演馬羽潔,也加入了《舌尖上的中國》。
  就這樣,像日本電影《七武士》,一個個背景不同的人,先後加入,組成了一個團隊。除了陳曉卿統領,沒有一個人來自於紀錄片頻道,但所有人都有過央視工作的背景。
  所有人都看重的,是紀錄片頻道這個平台。沒有人是真正沖着錢來的,一個分集導演的酬勞是稅前8萬元,雖然在央視紀錄頻道而言,已經算是給出頂薪,但對於這群平均年齡超過35歲的中年人來說,只是一個最基本的收入,意味着他們要全力投入一年甚至更長時間。
  “我們的分集導演,在各自的領域里,都是尖子。”任長箴感到很驕傲。
  此言不虛,比如第二集導演胡迎迎,曾擔任過楊瀾主持的《天下女人》的執行製片人,已經有了自己的製作公司,也把公司的事務先放下,主動請求加入攝制組。
  “手已經夠好了,要選槍了”
  任長箴是技術控,很喜歡研究攝影設備。她注意到SONY新品F3即將面世,她知道相對於央視常用的大型攝影機HDW-750P,F3小得多,便於攜帶,更重要的是,可以換單反照相機的鏡頭,這意味着一次外景拍攝,可以帶多個鏡頭,拍出不同感覺的東西。
  她向總導演陳曉卿提出了這個想法。這在央視是前所未有的——不用台里提供的設備,購買另外的設備,陳曉卿回絕了她:“你記住,拿槍的手永遠比槍重要。”
  一台F3,需要約8萬元,對於全片的500萬元預算而言,價值不菲。
  “手已經夠好了,要選槍了。”但任長箴不認這個理。她和SONY溝通,對方同意她不付款的情況,試用F3一個星期。於是她拍了一段10分鍾的樣片,交給陳曉卿。
  陳曉卿是攝影專業畢業,他馬上能看出影像品質上的區別。他告訴任長箴,會幫她爭取,他要任長箴寫了一份申請購買設備的報告。之 後,陳曉卿把報告修改了幾輪,把一份過於專業化的評測報告,改成了領導能看懂的版本。8月份,上頭批下來了,一共買3台F3,七集導演輪着用。這是F3第 一次在國內的紀錄片中使用。
  使用能換單反鏡頭的F3,確實帶來了成功,大量的高清淺景深鏡頭得以完成。譬如第三集里的毛豆腐,置於前景的豆腐纖毫畢現,而後面的景是虛的,盡管兩點之間距離很近,但是畫面突出了重點,顯得很好看。
  並不是解決了“槍”,就能實現所有的拍攝效果,比如航拍。
  在中國做航拍,手續是很麻煩的,一般來說,需要由軍方提供飛機。而費用對攝制組來說,也是不能承受之重,陳曉卿曾表示,一次拍攝可能需要60萬元。在國外的紀錄片里,熱氣球也是航拍的重要工具,尤其對於低空拍攝而言,可以很穩的獲取畫面,然而在中國,這同樣難以實現。
  BBC大中華區銷售總經理張告訴《財經天下》周刊,航拍需要很大的開銷,所以央視有時會以購買素材的方式,來使用這類鏡頭。
  在第七集的城市農夫故事,攝制組希望拍到四合院里的天台種植全景。他們打聽到,可以用遙控飛機裝上攝像頭,完成這個航拍。攝影 閆大眾在網上發現有一幫孩子玩遙控飛機,還把視頻傳上去了,於是就聯系他們過來。但是折騰了大半天之後才發現,因為過程中躲避飛鳥和楊樹,拍攝的鏡頭不完 美,沒法用。
  “這是中國紀錄片拍攝現狀,你們以為央視投資就多有錢呢,跟BBC他們一比,也就是草台班子狀態。”任長箴說,“如果是我控制經費,我死活要完成一組遙控飛機的航拍,用到某一個故事裡。”
  所幸,這個片子還是獲得了一次航拍。在黑龍江九三農場拍攝時,需要從高視角拍攝機械化收割麥子。閆大眾聽說農場有灑農業的飛機,就請求調用那個飛機。“農場方面也很激動,因為央視來了,說咱們玩一個吧。”
  閆大眾沒有任何航拍經驗,綁着一根麻繩當安全帶用就上了飛機。最後,那唯一的航拍鏡頭用到了片子里。“回想一下,挺危險的。所有人都後怕。”
  “中國紀錄片終於要一反陳詞濫調了”
  陳爵,你或許從未聽過這個名字,但他是電視紀錄片界的頭腦級人物。這個行業因為遠未市場化,並且播放渠道有限,絕大多數優秀的從業者,從未享有與能力相齊的聲名。
  還在《舌尖上的中國》的籌備期時,任長箴給很少聯系的陳爵寫信,請他來參加策劃會。她在電子郵件中寫了一段解說詞,是關於一個蒙古族家庭和酸奶的故事。
  “清早,那日松推開家門,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今天他家的氈房要轉移到下一個地點。妻子正在為這場轉場准備着一天的干糧,酸奶 已經做好了,乳清和蛋白自然分化,這種酸奶,是城市人無論如何也見不到,因為城市中的乳凝劑,已經使乳清消失掉了。酸奶是那日松一家轉場最重要的熱量來 源。”
  “中國紀錄片終於要一反陳詞濫調了,要按照英美的路子做片子了!”這是陳爵的評價。在策劃會上,他激動地說:“我看到的不是一 個那日松和奶渣的故事,我看到的是,一群中國人,他們在吃着什麼,他們在過着怎麼樣的生活。他們每天重復着一種動作,但其實他們堅守着一種信仰。”陳爵的 這句話堅定了任長箴的判斷。
  這種平實而又充滿人文關懷的解說詞,在最後的成片中得以延續,也獲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仿“舌尖體”在網上風行。溫暖、感人,是很多人看完此片後的感受。
  這得益於主創團隊的目光並未緊緊盯在美食本身。“做紀錄片,文化的東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光講吃,不就跟美食欄目一樣了?”陳曉卿說。在他看來,記錄如何將自然的饋贈經過捕獵、採掘、加工、製作成食材,比像食譜一樣事無巨細地記錄美味佳餚的做法更加重要。
  任長箴對此有着更強烈的感受:“這些美食,對食客來說,是珍饈美味,但對於獲取它的人來說,只是勞動對象。我恰恰是在把它當成勞動對象上,花了很多筆墨。因為我的情懷是這樣的,我只是想說,它無非是什麼,你看到的,是食材跟人有關的故事。”
  基於這些理念,《舌尖上的中國》除了講美食,還有豐富的生活故事,甚至還展現了那些出場人物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比如漁民林紅旗在船上吃的方便麵,種筍者老包把市價貴出20倍的冬筍替代春筍做的腌篤鮮、職業挖藕人勞作一天後吃的簡單飯菜。
  張銘歡認為,難能可貴的是,主創人員的人生觀、價值觀都差不多,能夠迅速達成共識。
  在每個分集最後,都有出場人物的笑臉鏡頭,那是任長箴給分集導演的規定動作,在前期拍攝就定好了。“我就是對勞動者表達致敬,沒別的。”這種人的表情直面鏡頭的回放,恰恰能把觀眾情緒,推到最高點。
  任長箴2005年離開央視時,接拍的第一個合同是耐克的廣告,給當時尚未成名的李娜、劉翔等人剪輯一個訪談。她最初的版本,都是這些人在談人生理想之類的。但對方告訴他,不要這些。“你得拍李娜喜歡戴叮叮當當的耳環,你得說她喜歡穿粉紅色的衣服。”
  最開始,任長箴對這些要求並不適應,但她後來明白,要學會去抓普通人最樸素的願望和有質感的生活細節。這種表達方式在《舌尖上的中國》有着充分的體現。
  《時間的味道》一集中,有一位香港大澳島做蝦醬的老奶奶。本來這不在導演張銘歡的拍攝計劃中,但老奶奶在和他聊天時,突然哭起 來,她想到了去世不久的丈夫,夫妻倆做了一輩子的蝦醬。“當時我就想,這故事我一定得拍,可能這蝦醬不是特別吸引人,但這里有人的情感以及時間的味道。” 張銘歡說。
  許多觀眾這樣表示,《舌尖上的中國》中的溫情是很多電視紀錄片所缺乏的。有不願透露姓名的主創人員認為,該片的成功在於創作組的堅持。“不然所有人看到的完全不會是這樣的,會是另外一種價值觀。”
  以往,紀錄片的目標受眾是中年知識群體。而這次,更多年輕人被吸引到屏幕前面。“你們每集里都有喵星人,看來你們都是貓控。”一些類似這樣的留言,出現在主創團隊微博和博客里。
  外宣定位
  在近一年的製作過程中,陳曉卿給了任長箴充分的信任。雖然倆人有過激烈的爭吵,但是僅僅限於業務層面。“陳曉卿可以叫停,可以 換人,這都是他輕易可以做到的。但他還是接納了意見。創作上有分歧,太正常了。”閆大眾說,“這個片子能達到現在的位置,要感謝陳曉卿。從最初的立項,到 最後送到央視一套去播,他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任長箴也說:“給我這個舞台、認可我的方案、同意我用F3,這些我要感謝他。我找來的所有分集導演,他沒有質疑,他是相信我的。”
  雖然在拍攝中,陳曉卿沒有到過現場。但在後期,他投入了很多努力。導演胡迎迎記得,陳曉卿有次來她工作室一起剪樣片,一直忙到了夜裡三點。
  陳曉卿的代表作有《森林之歌》、《龍脊》等,多次獲國際、國內電視節獎項。有着多次帶着大集團作戰的經驗,他有自己的方法論。在《舌尖上的中國》,他堅決不按地域劃分導演,讓每個導演只負責自己的鏡頭。這個做法,讓投入經費變大,但取得效果非常好。
  《舌尖上的中國》立項之初,就定位於面向國外市場。陳曉卿曾反復強調,要展示國家形象,要讓外國人能看懂。
  任長箴在講香格里拉松茸的故事裡,寫過一句解說詞,“蘑菇這種東西在雲南只叫做菌,而不是叫做蘑菇”。她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但這句解說詞被陳曉卿認為毫無意義,刪掉了。“對於外國人來說,你這翻譯來翻譯去,不就是Mushroom嗎?”
  外宣的定位,也難免讓內容上的審查更加嚴謹。
  在第一集《自然的饋贈》最初的版本中,任長箴放置了一個八渡筍的故事:廣西去年因為大面積乾旱,潮濕炎熱的環境消失,八渡筍歉 收,羅文才經營了10年八渡筍合作社沒收到訂單。在看樣片時,有好幾位導演覺得特別好。“前面是天時地利人和,大家都喜歡轉折之後的故事。”任長箴對於這 個設計很得意。
  但陳曉卿建議把八渡筍的故事剪掉,領導不喜歡災難。任長箴認為這故事對於整體結構至關重要,堅決不改。“這個都不算災難,它就是一場乾旱而已。我是為了表現主題,自然不是什麼時候都給你饋贈的,有時候也會收回他的饋贈。”
  因為所有素材都在任長箴家裡的電腦里,陳曉卿無奈之下提出了應對方法,如果不改,第一集只能挪到系列片的後面。“愛放哪集放哪集!”任長箴態度強硬。
  但最後這故事還是被刪掉了。在任長箴的講述里,這情節頗像電影。“陳老師讓我交50分鍾版本,我以為大家都交50分鍾版本呢。其實別的導演只交48分版本。那兩分鍾的故事就被陳老師親自刪掉了。”
  今年4月份,《舌尖上的中國》被央視送往第65屆戛納電影節參展。公眾對電影節的固有印象是為了評價而設,但實際上,電影節也是為各國影片的交易提供了一個國際平台。央視的良苦用心收效顯著,《舌尖上的中國》是中國所有參展紀錄片中問詢量位居第二的片子。
  央視旗下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負責該片的國內外的發行,公司海外發行部主任張琳表示:“《舌尖上的中國》有信心在發行上創造近年的一個高峰。”央視紀錄片頻道總監劉文透露,已與德國、韓國、日本、美國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傳播機構達成銷售協議或意向。
  但反觀國內,《舌尖上的中國》的走紅,更像一場偶然事件。為一部紀錄片開首映式,是央視前所未有的舉動。但2012年5月10日,《舌尖上的中國》首映式並無引起太多報道,百度新聞搜索,只有寥寥幾家媒體提及。
  然而,從5月14日晚10點半在央視一套播出以來,這部片子就成了網絡上最熱的話題。首輪播出的平均收視率達到0.5%,超過一套之前同時間段電視劇的收視30%。這一切,對於紀錄片來說,實屬難得。
  很多人是在首播當天,陳曉卿發了一條微博,才注意到有這樣一個片子。陳曉卿當時有約16萬粉絲,其中不乏意見領袖。微博上的快速傳播,和片子本身的口碑效應相結合,讓片子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網購也間接讓這紀錄片升溫。不少網店賣家鄉特產時,已經打着“舌尖”招牌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第一集介紹了雲南諾鄧火 腿之後,一個賣諾鄧火腿的淘寶店立即產生了33筆訂單,其中32筆都是在當晚11點後產生的。淘寶商品熱賣的同時,也免費為《舌尖上的中國》做了宣傳。
  沈宏非作為該片的總顧問,參與了前期策劃討論和後期文字潤色工作,他認為晚上10點30分的首播時間,恰好契合了人們“午夜發吃”的習慣,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在5月10日和30日,紀錄頻道舉辦的首映式和研討會中,央視領導和總導演陳曉卿均有參加,但現場並沒有其他主創成員的身影。“我們周圍這些人都不知道,只在微博看到這事。”攝像師李繼松說。
  從商業運作的角度上考慮,這或許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企業在領取榮譽的時刻,站出來的一定不會是公關公司。紀錄頻道意欲製造品牌效應,必然會主推其核心成員。陳曉卿成了當仁不讓的名片,CNTV專為他設立了名人工作坊。而任長箴等人,只是鐵打的營盤上流水的兵。
  任長箴臨時組建的團隊已經解散了,《舌尖上的中國》只是他們的職務作品。胡迎迎和閆大眾去了青島拍企業宣傳片,楊曉清、馬羽潔回歸農業頻道,任長箴則在家休息。
  “我們也願意參與到這場巨大的勝利里,我們從沒經歷過,我們有權經歷。”任長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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