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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榮致習主席強制拆遷違紀違法控告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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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3-4 17:14:1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違法違紀控告狀

     控告人(一審起訴人、二審上訴人、再審申請人、行政抗訴申請人、違法違紀控告人):李鴻祥(死亡),(現有李鴻祥的兒子,李建榮代位訴訟)。
     控告人(一審起訴人、二審上訴人、再審申請人、行政抗訴申請人、違法違紀控告人):李建榮禮服制衣有限公司。經營地址:上海市吳淞路290號。現聯系地址:上海市大連西路4弄13號101室。
     企業法人:李建榮,職務董事長。

     被控告人:(一審被起訴人、二審被上訴人、行政再審被申請人、行政監督被申請人、違法違紀被控告人)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區長曹立強。地址:上海市飛虹路518號。+
        被控告人: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判長:王朝暉(黨員)、代理審判員:丁勇、代理審判員:馬浩方,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571號。
     被控告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判長:田冰星、審判員:候丹、審判員:方芳,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308號。
     被控告人上海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監庭,庭長及其黨員領導幹部,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308號。
     被控告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民行處副處長邱燕及其黨員領導幹部。
住所地上海市建國西路75號。
     被控告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紀檢監察局,局長:王洪祥(中共黨員),住所地北京市北河沿大街147號
     被控告人:最高人民法院紀檢監察局,局長:何莉(中共黨員),住所地北京市東城區東交民巷27號。

     控告人因確認被訴侵犯起訴人人身權、財產權的行政強制執行行為違法及其非基於公共利益的《虹府強執(2003)76號通知書》的具體行政行為自始無效不予受理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5年8月1日(2005)滬二中受初字第48號、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05年9月13日(2005)滬高受終字第44號裁定書、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07年12月12日(2007)滬高受監字第18號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2010年11月30日(2010)行監字第538號駁回再審申請通知書,上海市人民檢察院2016年7月8日滬檢民(行)監〔2016〕31000000037號不支持申請決定書;2016年9月6日、2017年3月4日、2017年4月8日控告人分別三次向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局局長王洪祥郵寄送達《違法違紀控告狀》和《行政申訴狀》,而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局既不受理,又不將不予受理的情況答復控告人;2017年4月6日控告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監察局局長周小瑩郵寄送達《違法違紀控告狀》和《行政申訴狀》,而最高人民法院監察局亦不立案,又不將不予立案的原因告訴控告人止,在窮盡救濟之後,控告人於2017年6月6日向中共中央中紀委信訪室(接待號碼為5030號)5號接談窗口遞交了《違法違紀控告狀》,中紀委5號窗口接談員一看《違法違紀控告狀》,馬上說:“涉法涉訟”你要打官司。我說:訴訟程序已經全部走完,現控告本案四級人民法院及其上海市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紀檢監察局的領導黨員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違憲違法違規違紀行為。遂5號窗口接談員說:訴訟程序走完了,就終結了,就把《違法違紀控告狀》及其材料全部退回控告人;2017年6月8日開始控告人每過一個半月向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郵寄《違法違紀控告狀》。

                                       違法違紀事由
    
     控告人的《違紀違法控告狀》已經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三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三十二條第(三)、(七)項、第三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六條、第十八條、(2003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條、第三十八條、第五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四條、(2015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一條、第七十一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一十四條、《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二十七條、《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二條、第六條第(四)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法發〔2015〕13號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二十七條、《人民法院監察工作條例》第六條、《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第二條、第四十三條、《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第二條、第十四條、《人民法院監察部門調查處理案件暫行辦法》第十六條、《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控告申訴工作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四十條、《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十條、《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關於保護檢舉、控告人的規定》第二條等規定。

                                      違法違紀請求

     依法依紀追究:被控告人最高人民法院紀檢監察局、最高人民檢察院紀檢監察局、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黨員領導幹部,超越、違犯憲法法律,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違反社會主義道德,損害控告人利益,搞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陽奉陰違、團團伙伙,拒不貫徹執行“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項已經包含將行政強制執行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意思,尤其是該款第(八)項‘其他’侵犯人身權、財產權的行為,已毫無疑義地包括了行政強制執行。正因如此,《行政強製法》第八條關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強制行為訴權的規定,也只是對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已經將行政強制執行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重復規定”(江必新主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及司法解釋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85~86頁)。特別是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指示:“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提供堅強紀律保證,搞冤假錯案、有錯不糾、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團團伙伙不依法履行監督:(1)中國四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及其領導黨員團團伙伙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作出違反憲法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一條和《世界人權宣言》第八條、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項、第(八)項、《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及司法解釋條文理解與適用》第十二條等黨紀國法之規定的(2005)滬二中受初字第48號、(2005)滬高受終字第44號不予立案裁定、(2007)滬高受監字第18號、(2010)行監字第538號駁回再審通知書的違憲違法違紀職責;(2)上海市虹口區政府越權代執行行政行為違法,侵犯了控告人的法定經營自主權、生存權、人身權、財產權、平等權等違憲違法違紀職責;(3)上海市虹口區政府濫用職權強制控告人履行違法義務,行政強製程序違法,侵犯了控告人的合法權利的職責;(4)虹府強執(2003)76號通知書自始無效”的違憲違法違紀職責,作出違反黨紀國法的《滬檢民(行)監〔2016〕31000000037號不支持申請決定書》等均應承擔違法違紀責任。

                                違法違紀的事實與理由

      一、關於本案三級法院以某些腐敗分子提出的意見:“行政強制執行是執行已生效的行政決定,沒有給行政相對人增加新的義務,因此,不能對行政強制執行及其強制拆遷通知書提起訴訟。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並無不當。”作為被訴行政強制執行行為享有不受法院和當事人監督的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依據。違法如下:

      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第三十七條所作的條文釋義中第一次規定:“對於行政機關作出的強制執行決定是否可以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有不同觀點。有一種意見認為,強制執行是執行已生效的行政決定。對作為強制執行基礎的行政決定,當事人可以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而強制執行決定沒有給當事人設定新的義務,不能對其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但考慮到,強制執行決定是一個獨立的具體行政行為,會給當事人權利造成影響,在沒有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作出強制執行決定,或者未經催告等程序違法情況下作出強制執行決定,當事人可以對強制執行決定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
———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122~124頁。

    2012年,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胡錦濤指出,推進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要抓好以下重要任務:
  ……
  四是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推進依法行政,做到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最高人民法院12月6日發出《關於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重要講話的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和廣大幹警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緊密結合法院工作實際,切實抓好貫徹落實,為推進憲法全面貫徹實施作出新貢獻。
        通知指出,必須充分認識推進憲法全面貫徹實施的重大意義。現行憲法施行30年來,以其強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程,有力促進了人權事業發展,有力維護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穩定。各級人民法院要進一步強化憲法意識,堅決維護憲法地位,始終以憲法為根本活動准則,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開展工作,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以實際行動維護憲法權威、捍衛憲法尊嚴、推進憲法實施。通知強調,各級人民法院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認真履行好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光榮使命,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來源\法制日報 記者\周斌 見習記者\張昊)

     習近平主席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再次強調,“反腐敗高壓態勢必須繼續保持,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
    十八以來,中央在懲治腐敗問題上態度堅決,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老虎”、“蒼蠅”一起打,對於觸犯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者,一查到底,決不手軟。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一批大案要案得以查處,形成了對腐敗分子的高壓態勢。事實證明,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我們黨言出必行、說到做到,以重拳反腐的實際行動,構築起懲防腐敗的“高壓線”與“防火牆”。

     2013年2月23日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中指出,黨正確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重大作用。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對憲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該由自己行使的權力,也不要去干預依法自己不能幹一預的事情,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做到法律面前不為私心所擾、不為人情所困、不為關系所累、不為利益所惑。(《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3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必須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切實保證憲法法律有效實施,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必須以規范和約束公權力為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行為。

    2014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所作的條文釋義中:再次直接否定了“有的意見提出,行政強制執行是執行已生效的行政決定,沒有給行政相對人增加新的義務,因此,不能對行政強制執行提起訴訟。考慮到行政強制執行決定是一個獨立的行政行為,有獨立的程序要求,執行中可能影響到行政相對人的財產權,因此,《行政強製法》第八條明確行政相對人可以對行政強制行為提起訴訟。
———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37~38頁。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四條第二款所作的條文釋義又規定,行政行為違法,但不具有可撤銷內容的。這主要是針對違法的事實行為。事實行為實際影響當事人的利益卻不為當事人設定權利義務,如毆打行為或者執行行為,不具有撤銷內容。
    ———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197頁。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所作的司法解釋條文理解與適用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下列訴訟:……(二)……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不服的;……(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
    【條文釋義】
    (二)認為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侵犯其合法權益的
    應當注意的是,行政強制執行可訴,並非因為此次修法後,成為可訴的行政行為。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項已經包含將行政強制執行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意思,尤其是該款第(八)項“其他”侵犯人身權、財產權的行為,已毫無疑義地包括了行政強制執行。正因如此,《行政強製法》第八條關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強制行為訴權的規定,也只是對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已經將行政強制執行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重復規定。
——— 江必新主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及司法解釋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85~86頁。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的明確規定和合法權益:“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2012年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明確規定:“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是紀檢監察機關的重要職責,是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任務。要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以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嚴肅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嚴厲懲處腐敗分子,決不姑息、決不手軟。進一步突出辦案重點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幹部中濫用職權……失職瀆職案件,嚴重損害群眾合法經濟利益、政治權益和人身權利的案件”。①

      請看,中國權威《法律辭典》對【人身權】(Personal Right)的釋義為:……包括生命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休息權、安全權、人身自由權和婚姻自主權等,……人身權的特徵是:…… (2)是絕對權,特定權利主體以外的不特定的一切人都不得侵犯此權利;(3)是專有權,專屬於權利人本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拋棄和轉讓。人身權受憲法、刑法、行政法和民法的共同保護,侵犯人身權可能引起多種法律責任。②

       再看,中國權威《大辭海》法學卷對【人身權利】的釋義為:“人身權利公民依法享有的與人身直接相關的權利。公民基本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生命健康不受侵犯,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等。……反之,構成違法。
     請再看,《法學大辭詞》對【人身權利】的釋義為:“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自由權、肖像權……等;後者包括……人身權……等。④

        再請看,《牛津法律大辭典》對【人身自由】(Freedom,personal)的釋義為:主要的公民自由權之一,意指來去自由,參與和棄權的自由。一般而言,只要一個人的行為不違反某一實在法規范,就可以按其內心意願行事。人身自由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隱私權,即不受干擾的權利。⑤
        釋義
     英語definition一詞來源於拉丁語difinire,義為“為……設定邊界或界限”to set a b0undaey or limit to),其詞根為 fini,“終點,界限,邊界”之意。詞典釋義的目的之一是從活躍的語言用法之中抽象出語義,並對語義作出劃分,這是個劃定詞義邊界的過程。如deposit的詞根pos表“置”、“放”之意,則deposit可表示“放下來的錢”。
    釋義形式各樣,法律條款中對犯罪行為、程度等的界定是一種釋義,各種規章制度中對重要事物、概念等的劃界也是釋義,它們都旨在將—事物明確地區別於其他事物。
—— 語言學博士,中國法律語言學研究會理事林玫著.《意義、釋義與詞典釋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026、027頁。

    由上可見,本案被控告人及其領導黨員擅自對應當受理的案件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已經構成行政枉法裁判。理由如下:審理本案的法官,全面履行憲法法律的規定審判,既是其法定職責,也是正常工作范圍。因此,審理本案的法官具備了行政枉法裁判的主體資格。此其一;其二,本案中,審理本案的法官明知非基於公共利益的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及其行政強制執行行為存在嚴重侵犯李鴻祥(戶)、李建榮禮服制衣有限公司等人享有的多項基本人權的情況下,徇私枉法為拆遷人上海耀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謀取私利,而利用自己受理審判案件的職務之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違法護違法作出枉法裁判,致使本應被司法監督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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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黨的第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歷次全會工作報告匯編》/法律出版社法規中心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0頁。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律辭典編委會編:《法律辭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8頁。
   ③  夏征農、最高人民檢察院總檢察長曹建明主編,《大辭海》法學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0頁。
   ④  前司法部部長鄒瑜主編:《法學大辭詞》,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1~22頁。
⑤ (英)沃克著;李雙元等譯編.《牛津法律大辭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3頁。
究違憲違法違紀責任的腐敗分子,不受司法監督和違憲違法違紀責任追究。其行為顯然出自故意,客觀上也造成了使違憲違法違紀的腐敗分子逃避了法律制裁的嚴重後果,侵犯了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違犯和侵犯了控告人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第十三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憲法》第三十七條禁止性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第(六)的禁止性規定和基本權利:“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六)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三款的禁止性規定和基本權利:“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非基於公共利益不得實行徵收。以及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項已經包含將行政強制執行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意思,尤其是該款第(八)項“其他”侵犯人身權、財產權的行為,已毫無疑義地包括了行政強制執行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的禁止性規定:“公務員必須遵守紀律,不得有下列行為:“……(四)拒絕執行上級依法作出的決定和命令;……(七)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或者他人謀取私利;……(九)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可見,審理本案的法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對李鴻祥、李建榮禮服制衣有限公司要求被控告人令行禁止依法審判,保護其基本人權的訴訟請求,無正當理由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作枉法裁判;違反了《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第二章追究范圍第五條的命令性規定:“違反法律規定,擅自對應當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從而剝奪和侵害了李鴻祥、李建榮禮服制衣有限公司依法享有的基本人權的人權訴權,完全符合枉法裁判行為的特徵,應以行政枉法裁判行為對其追究黨紀國法的責任。2003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條強制性規定:“黨的紀律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黨組織和黨員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違反黨和國家政策、社會主義道德,危害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依照規定應當給予黨紀處分的,都必須受到追究”。《黨紀處分條例》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在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給黨、國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財產造成較大損失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造成重大損失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本條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黨紀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在行政裁決或者案件偵查、起訴、審理、審判活動中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者,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首先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特別是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保證我們黨始終成為堅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堅強領導力量,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習近平主席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歷史、實踐和人民的選擇,是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迫切需要。增強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就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更加堅定地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更加自覺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扎實地把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既是原則的,也是具體的,更是嚴肅的。對黨中央作出的部署決策,必須無條件執行,決不能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准則》明確提出,“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人民軍隊,各人民團體,各地方,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其黨組織都要不折不扣執行黨中央決策部暑。每一個黨的組織,每一個黨員幹部,無論處在哪個領域、哪個層級、哪個部門和單位,都要堅持全黨一盤棋、全國一盤棋,都要服從黨中央的統一指揮,都要按黨中央的號令行動。

    但本案中,作為關鍵崗位的最高人民法院紀檢監察局局長周小瑩、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局局長王洪祥同志,在收到控告人郵寄送達的對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違紀控告狀》內非基於公共利益的被訴公權力行為及其司法管轄范圍內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陽奉陰違、團團伙伙不履行黨員義務的違法違紀問題,既未依法認真受理和立案審查,也未將不予受理和立案審查的原因告訴控告人。反映出兩高紀檢監察部門的領導和黨員對上海市三級法院及其檢察院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黨員領導幹部在其管轄范圍內,失職失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腐敗問題,能發現的問題不發現、不處理、該去問責而不問責,紀檢監察監督責任缺失,在貫徹執行中央“保證全黨令行禁止”的規定不能在檢、法兩家得以不折不扣地落實。與深入貫徹最高統帥習近平主席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級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全國各族人民、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以及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核心意識要求相悖。權力是柄“雙刃劍”,用權為公,可為民造福;懶政怠政,則危害社會。如何用權,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幹部不可不慎。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幹部只有牢記黨的宗旨,保持對群眾的愛戴之情、敬畏之心,把為群眾辦實事、做好事當作畢生的追求,才能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才能讓權力造福於民!,必須認清權力姓“公”不姓“私”,只有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尊重和愛戴。值得注意的是,維護黨紀國法光靠紀檢監察機關抓是不行的,如果黨委不能真正負起主體責任,紀檢監察機關作為黨紀國法監督檢查的專門機關作用也難以發揮。而從紀檢監察方面講,作為專門監督國家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是否存在違法違紀審判行為進行調查,是其本職工作、義不容辭,如果不擔當好監督職責,就是玩忽職守,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是失職、瀆職、不稱職。
沒有問責,責任就落實不下去。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坐而論道,不如強化問責。因此,本案中被控告的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領導和黨員拒不模範遵守憲法法律的執法犯法、違法違紀用權等行為。

    第一,違反和否定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二條規定:“黨的問責工作以……深入貫徹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幹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第二,違反和否定了《人民法院監察部門調查處理案件暫行辦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對控告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違法違紀的問題,按管轄范圍進行審查”;“經初步調查後,認為構成違法違紀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應立案調查;不構成違法違紀或反映失實的,不予立案,並視具體情況將不予立案的原因告訴檢舉、控告人”;“不屬於本院管轄的,應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監察部門處理。”

    第三,違反和否定了《人民檢察院受理控告申訴依法導入法律程序實施辦法》(2014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第十四條規定:“對控告人民檢察院或者檢察人員違法違紀的,控告檢察部門應當在收到控告之日起七日以內移送本院監察部門辦理。 監察部門應當按照相關規定調查處理,並將處理情況反饋控告檢察部門。控告檢察部門和監察部  門應當按照法律規定,及時將辦理情況答復實名控告人。”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重要領導責任,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自己的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後果起決定性作用的黨員或者黨員領導幹部。《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五條進一步明確規定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可見,《問責條例》不僅明確了問責對象包括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也包括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其領導成員,也包括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在人民日報撰文特別強調了對紀委(紀檢組)監督責任追究,他指出:“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習近平主席把黨章賦予紀委的職責慨括為監督執紀問責,這六個字是紀委職責所在、使命所然,失職失責更要嚴肅問責。對紀檢機關監督責任缺失、 ‘探頭’作用沒有發揮,能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該去問責而不問責的;對紀檢幹部嚴重違紀、造成惡劣影響的,就要問紀委書記(紀檢組組長)的責。”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六條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於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後果的;(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 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而且,《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是行使權力的“關鍵少數”,是一個地方或部門貫徹落實中央大政方針和上級黨組織決策部署的主要責任者。尤其是主要領導幹部,以及一些關鍵崗位的領導幹部,掌握着重要權力,處於廉政風險的高危區,更是“關鍵少數”中的關鍵,也必然是監督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對於他們監督不力,出現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等問題,更容易發生重大違紀違法現象,給黨風政風造成惡劣影響,嚴重損害一個地方、部門和單位的政治生態,損害黨的形象和黨的事業發展。《條例》堅持突出重點監督對象,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體現了黨內監督工作的辯證法。充分體現了中央領導集體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堅強意志和求真務實的精神。但上述這些明確是剛性要求,對於最高紀檢監察局來說,簡直就是“ 紙老虎”、“稻草人”,成了擺設。仍然無視規定,有案不查、有腐不反、懶政怠政,頂風違紀等問題,這是黨的紀律決不允許的。
   
    第一,違犯和否定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2012年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第三條第四項中的有關規定:“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是紀檢監察機關的重要職責,是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任務。要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以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嚴肅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嚴厲懲處腐敗分子,決不姑息、決不手軟。進一步突出辦案重點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幹部中濫用職權……失職瀆職案件,嚴重損害群眾合法經濟利益、政治權益和人身權利的案件。”①

      第二,違犯和否定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的明確規定:“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使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
     第三,違犯和否定了習近平主席對“為官不為”現象的強調:2014年以來,前後已有數百幹部因懶政怠政等不作為典型問題受黨紀政紀處分。目前,各級在“嚴”上落實得比較好,黨風政風明顯好轉,但與此同時,懶政怠政、為官不為等問題值得高度重視。有的幹部覺得,現在規矩多、要求嚴、盯得緊,感到“為官不易”,索性“為官不為”。認為“嚴”導致懶政是個謬論。我們黨立規矩、定法紀,堅持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目的是為了創造良好的幹事創業環境,促使幹部更好地履行職責、擔當作為。把守紀律講規矩當成不作為的“擋箭牌”,把不作為歸咎於管得嚴,實際是找借口。為官不為,其形在身,其源在心。深入剖析懶政怠政、為官不為的根源,大致有三個方面:其一,這是一種慣性思維。長期以來,有的幹部把突破法規政策作為解放思想的標桿,靠感情投資爭取上級支持,用恩惠手段籠絡下屬工作,形成了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上的負面慣性。面對從嚴治黨新局面,規矩嚴了,要求高了,手中的權力受到約束了,就覺得官不好當、事不好乾,把“嚴”與“實”、“ 干凈”與“幹事”對立起來,其本質是工作上的心浮氣躁。其二,這是不守紀律、不講規矩的表現。紀律和規矩不僅對“不能做什麼”作出了規定,更對“應當做什麼”提出了要求。看一個幹部是不是守紀律、講規矩,既要看是不是干凈,更要看是不是幹事。在其位就要謀其政,任其職就要盡其責。既干凈又幹事,才是守紀律、講規矩的合格幹部。其三,這是特權思想作祟。有的幹部受“官本位”封建殘餘思想的影響,認為當了領導就可以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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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黨的第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歷次全會工作報告匯編》/法律出版社法規中心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0頁。
甚至為所欲為,這是典型的官僚作風和享樂主義。懶政怠政、為官不為,說到底是黨性不純、私心太重、作風不正,沒有真正形成、“嚴”的高度自覺。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現在的主要傾向不是嚴了,而是失之於寬、失之於軟,不存在嚴過頭的問題”。特別要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者,堅決追究責任。

   第五,違犯和否定了李克強總理對庸官懶政現象的痛批,越來越頻繁,力度越來越大,話鋒語意,字里行間,也越來越透出強烈的“零容忍”意味。其中就強調,“對於忽視民生、為官不為的‘庸政’‘ 懶政’,要‘動刀子’、‘ 出重拳’、公開曝光,堅決追責!”在3月5日李克強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他就指出,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並強調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而在年初的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李克強也強調說:“身在崗位不作為,拿着俸祿不幹事,庸政懶政怠政,也是一種腐敗”。

     第六,違犯和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

    第七,違犯和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員有模範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義務,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行為都是違紀行為。”

    第八,違犯和否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紀律檢查機關必須把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在首位,堅決糾正和查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欺騙組織、對抗組織等行為”。

   第九,違犯和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六條規定:“黨組織和黨員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違反黨和國家政策,違反社會主義道德,危害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依照規定應當給予紀律處理或者處分的,都必須受到追究。”

   第十,違犯和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一條的規定,在工作中違反有關規定或者不負責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給黨、國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財產造成較大損失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造成重大損失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者,給予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五)對涉及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等切身利益的問題能解決而不解決的。

   第十一,違犯和否定了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強調,國家法律是全體公民必須遵循的行為底線。黨規黨紀對黨員的要求嚴於國家法律對普通公民的要求。凡是法律已有明確規定的違反法律的行為,也一定是違反黨紀行為;凡是黨員和黨員領導幹部違法犯罪的,必是違紀再前(中共中央組織部研究室政策法規局編著.《全面從嚴治黨》,黨建讀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頁)。

    第十二,違犯和否定了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保證法律嚴格實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對執法司法狀況,目前人民群眾意見還比較多,社會各界反映還比較大,主要是不作為、亂作為特別是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比較突出。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問題,客觀上就要求必須進一步充分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切實保證執法。各級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黨組織要領導和監督本單位模範遵守憲法法律,堅決查處執法犯法、違法用權等行為。

   第十三,違犯和否定了習近平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黨的規矩總的包括什麼呢?其一,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其二,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其三,國家法律是黨員、幹部必須遵守的規矩,法律是黨領導人民制定的,全黨必須模範執行。”(《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月13日)

    二、關於本案中三級人民法院經集體討論後作出的違憲違法違規違紀裁判應如何處理

    需要注意的是,集體討論後,在民事、行政案件的辦理中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應如何處理。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件,多由合議庭做出,其中不少還經分管領導審批或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由於這類枉法裁判行為的結果往往表現為集體意見,違紀行為不容易被發現,即使發現系錯案行為人也能推卸責任。對此,有學者認為,可通過以下兩方面進行分析判斷:一是參加討論者對案件是否具有決定權。只有對案件有決定權的人才構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二是集體討論者對枉法裁判做出支持行為的主觀故意。共同的明知和共同的故意是認定集體討論者是否成為枉法裁判共犯的關鍵。集體決定中,具有作出枉法裁判共同故意的人員,均可構成枉法裁判。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註解釋義》.失職、瀆職行為卷/《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註解釋義》編寫組編.法律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第383頁。

    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是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必須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中共中央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指出:“建國以來的冤案、假案、錯案,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哪一個領導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切不實之詞必須推倒”。中央多次強調,對於任何冤假錯案,不論涉及什麼人,都應當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毫無例外地堅決予以平反糾正,全錯的全糾,部分錯了的部分糾,不允許拖延不糾。對於造成這些錯案的同志,除了堅持錯誤不改的,主要應着重於弄清是非,吸取教訓,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對於那些極少數有意抵制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明知造成冤假錯案還頂住不肯糾正的,則應當給予黨紀制裁。此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控告申訴工作條例》再次明確規定,對於黨員、黨組織對黨紀處分或紀律檢查機關所作的其他處理不服的申訴,必須按照全錯全糾、部分糾、部分糾、不錯不糾的原則,實事求是地處理。凡屬冤假錯案,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哪一個領導人定的和批的,都要事實就是地糾正。發現黨的組織或負責人對黨員或黨組織的申訴不認真復議、復查和對冤假錯案堅持不糾,對受理的檢舉、控告不負責任,無故拖延不辦,或為違紀者說情、開脫,予以包庇的,都要給予批評教育,情節嚴重的,必須追究責任。這里所謂的冤假錯案,是指經過調查證明確實屬於事實證據、定性處理發生了重大錯誤的案件。冤假錯案,是歷史上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錯案的統稱,其主要特徵是:對事實的認定、證據的採信、性質的認定、處理方式和處理程序發生了較嚴重的錯誤。純屬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的系假案。事出有因,雖有部分證據但不足以認定,卻認定處理;或者事實屬實但定性處理錯誤;或者部分事實屬實,部分事實不能認定,卻給以過重的處分,則屬錯案或部分錯案。無論假案、錯案和部分錯的案件,都會給受處分者造成不良後果,都應當實事就是地糾正,如果拒不糾正,則屬於違反黨紀的行為。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註解釋義》.失職、瀆職行為卷/《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註解釋義》編寫組編.法律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第384~385頁。

   2018年1月23日,控告人到最高人民檢察院來訪接待室2樓6號窗口向一位女檢察官遞交了三個涉檢《違紀違法控告狀》,該女檢察官接過我的三個《違紀違法控告狀》後看了看,就說這是你寫的。我說是!我買了2千本法律書,黨紀政紀的書有100本。
該檢察官說:《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你知道嗎?
控告人說:知道的。
    她又說:法律不溯及既往你知道嗎?
我說知道的!我向檢察院申請監督是2016年1月,《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是2016年4月15日公告施行。

   該女檢察官馬上就說:
   1.你房屋拆遷裁決書是於2009年1月份開始每過3個月到《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接談預約單》並不斷遞交符合法律規定的《行政再審申請書》;2016年1月25日你向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郵寄送達了《行政抗訴申請書》;

   2.你房屋拆遷許可證是於2010年至2013年期間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郵寄和遞交《行政再審申訴狀》後,最高法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2016年1月4日控告人依法向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郵寄送達了《行政抗訴申請書》;但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均未依法受理,又不依法製作《不予受理通知書》;這是因為你的《申訴狀》已經超出2年申請監督的期限。

   控告人答:我的一個行政強制執行案件怎麼依法受理了,並作出了不支持監督申請裁定書。
控告人又說:今天我遞交的是涉檢《控告狀》已經符合上述違法違紀事由內的黨紀國法之規定。
遂檢察官答非所問說:這是他們違法受理。
   我回答:他們違法受理抑或司法不作為,最高檢均應依法監督和糾正。
檢察官說:我沒法受理,就將三個《違紀違法控告狀》及其材料全部退回控告人,可見,違紀違法猖獗檢察官不管、反腐前景不樂觀。

   請看,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和控告檢察廳通過會議紀要的方式規定,在受理當事人申請檢察監督的期限上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關於規范省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提請抗訴案件的意見》的有關規定執行,即判決、裁定生效後超出2年期限申請監督的,檢察機關不予受理。(這里是裁定而不是“通知書”)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理解與適用》/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 廳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7頁);

   再看,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關於規范省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提請抗訴案件的意見》([2001]高檢民發第4號 2001年8月14日)第一條規定:“對下列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省級人民檢察院應不予受理:1.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調解案件;2.人民法院作出的裁決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3.人民法院已經裁定再審的申訴案件;4.人民法院判決解除婚姻關系的案件;5.申訴人在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生效二年之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的案件;”
理由之一:上述最高檢來訪接待的女檢察官以會議紀要作為不受理李建榮遞交的《違紀違法控告狀》的依據。

    第一,違犯、限制、超越和否定李建榮享有2015年6月1日新《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和法定權利:“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情形之一,或者發現調解書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提出抗訴”;“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情形之一,或者發現調解書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並報上級人民檢察院備案;也可以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一百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行政案件受理、審理、裁判、執行的監督,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第二,違犯、限制、超越和否定李建榮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的規定和法定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的”;“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人民檢察院應當及時受理並進行審查。人民檢察院應當在三個月內進行審查並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的決定”。

   可見,上述法律明白規定的是“再審申請裁定”的,而本案中李建榮對原判決不服申請再審,人民法院至今未作出法定的《駁回再審申請裁定書》。更不用說李建榮向最高檢來訪接待室遞交的是涉檢黨員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控告狀》還不是《抗訴申請書》。最高人民檢察院來訪接待室2樓6號窗口的女檢察官卻視而不見,濫用“開口法”,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腐敗問題嚴重。

    第一,嚴重否定和違反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六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於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後果的;(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第二,嚴重否定和違犯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十條的明白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後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可見,如果對檢察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失職失責的違紀違法控告,過了2年就不能控告,就是腐敗。

   理由之二:本案中6號窗口的女檢察官濫用職權,不履行法定職責,超越管轄權依據2001年8月1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一級的《關於規范省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提請抗訴案件的意見》([2001]高檢民發第4號)抽象的規范性文件與2015年6月1日新修改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三條、2013年新修改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的規定相抵觸。依照實體從舊、程序從新,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強行法優於一般法;檢察官應依法辦事,沒有自由裁量權,俗語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因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來訪接待室2樓6號窗口的女檢察官超越管轄權,依據上述會議紀要作出不受理李建榮控告上海市人民檢察院2016年7月8日作出的滬檢民(行)監〔2016〕31000000037號違紀違法決定書的口頭答復,完全違背了法治國家是不應該以政策來代替法律的基本原則。

    第一,違犯、否定和侵害了控告人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 的無條件義務規范和控告權:“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第二,違犯、否定和侵害了控告人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第八條的規定:“檢察官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六)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第三,違犯、否定和侵害了控告人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十二條的規定:“檢察官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模範遵守憲法和法律;……(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群眾監督;……(九)法律規定的其他義務。”

    第四,違反、否定和侵犯了控告人享有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決定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和基本人權,對於任何國家中依據法律、慣例、條例或習慣而被承認或存在的任何基本人權,不得借口本公約未予承認或只在較小范圍上予以承認而予以否定或克減。

    第五,違犯、否定和侵害了控告人享有《人民檢察院信訪工作規定》第三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處理下列信訪事項:……(二)不服人民檢察院處理決定的申訴;……(四)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的申訴;……(六)反映人民檢察院工作人員違法違紀行為的控告;”

    第六,被控告人違犯和否定了《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第三十五條命令性規定:“人民檢察院行政檢察部門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發現違法違紀或者涉嫌犯罪線索,應當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有關職能部門。人民檢察院相關職能部門在辦案工作中發現人民法院行政審判人員、執行人員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違法行為,可能導致原判決、裁定錯誤的,應當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行政檢察部門”。

     再看,《元照英美法詞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ANGLO-AMERICAN LAW)對mandatory statute(強制性規定 強行法)的解釋,指必須遵守,法院無自由裁量權,涉及實體問題或影響實體權利的制定法;這種法律規定應該作為而不僅是可以作為,其特徵為法律用語常使用“應”[Shall]而非“可”、“得”[May]。①

      再請看,鄭成思著:《WTO知識產權協議逐條講解》對《WTO知識產權協 議》中,對中國法的“應”,均只能作“必須”解,是強制性的。中國法律條文 中有關“應”的這一用法並不妥當。但它一直這樣用着,我們也就不必專門去糾正它了。不過我們要記住:與外國法律及條約用語中相應的詞,應該 是“Shall”而不是“Should”,雖然後者在文學語言中才確實譯為“應”。這也是在法條的“英譯中”或“中譯英”過程中必須加以區別點。②

     既然中外法律均沒有豁免司法官有任意剪裁上述作為裁判法依據的強制性規定,人們原則上是不可以使作為正直、信賴保護和社會正義的判斷標准無效。就法律規範本身的邏輯關系來說,對強制規范的違反就是違法。

     2011年“兩高”《關於對民事審判活動與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試行)》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申訴案件,發現有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人民法院公正審理的行為,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並將相關情況告知人民法院。”高檢院2013年頒布的《關於深入推進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科學發展的意見》第十四條規定,“在履行民事行政檢察監督職責過程中,發現有關機關存在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可以提出檢察建議,促進依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各地民行檢察部門應按照“二次民行會議”、“兩高”會簽文件和指導意見的要求,積極開展對在行政訴訟中發現的行政違法行為的監督,促進公正審判,促進依法行政。不履行或不履行好法律賦予的監督職責,便是“失職”。《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關於針對人民法院在立案、庭審等訴訟活動中存在的違法情形,各級檢察機關應嚴格依據“兩高三部”《關於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加強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等文件規定,積極開展違法行為監督工作,通過發出檢察建議、違法通知、建議更換辦案人、移送案件線索等方式,糾正人民法院和法官在行政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可見,被控告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及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受理行政監督申請的案件中,對於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
————————————
    ①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0頁。
    ②   鄭成思/著:《WTO知識產權協議逐條講解》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頁。
行為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既是其法定職責,也是正常工作范圍。因此,本案中被控告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及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已經具備了“違法行使職權行為”的主體資格。此其一;其二,本案中被控告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及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收到控告人郵寄送達和遞交的符合法律規定的《行政抗訴申請書》、《違紀違法控告狀》後,明知控告三級法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及其被訴公權力行為存在嚴重違犯憲法法律,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管轄范圍內,失職失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能發現的問題不發現、不處理、該去問責而不問責,紀檢監察監督責任缺失,在貫徹執行中央“保證全黨令行禁止”的規定不能在最高檢察院得以不折不扣地落實。團團伙伙懶政怠政、為官不為,致使行政枉法裁判的腐敗分子,不受法律監督和違憲違法違規違紀追究。

    其一,違反、否定和不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第三十五條禁止性規定:“檢察官不得有下列行為:…… (三)徇私枉法;……(九)拖延辦案,貽誤工作(十三)其他違法違紀行為”;《檢察人員紀律處分條例(試行)》(高檢發〔2007〕5號)第八十五條規定:“不積極履行職責,拖延辦案,貽誤工作的,給予警告、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

    其二,違反、否定和不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十二條的無條件義務性規定,公務員應當履行下列義務:
(一)模範遵守憲法和法律;
【釋義】本條是關於公務員義務的規定
  一般認為,義務即應當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限制或約束。所謂公務員的義務,是指國家法律對公務員必須作出一定行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為的約束和強制。公務員義務的涵義:第一、公務員的義務以公務員的身份為前提。第二、公務員必須作出一定的行為或不得作出一定的行為,即具有作為或不作為的義務,一方面,公務員負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必須依法仁動地做出某種行為,如公務員必須依法執行公務、履行職責等;另一方面,公務員負有消極的不作為的義務,不得做出某種行為,如公務員不得……利用職權為自已和他人謀取私利等。第三、這種義務是對公務員的約束。……而且,義務具有強制性,公務員不得放棄或不履行自己的義務,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33頁。

    為什麼?因為權利是法定的不是行政命令規定的,法律規范的普遍性強制約束力,意味着它不僅僅約束普通公眾,而且也適用於執法者和法官。也就是說,法律規范不僅是普通公眾作為或不作為必須遵循的規則,而且也是執法者和法要求公眾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則,以及評判公眾作為或者不作為是否合法的標准。在康德看來,法的形而上學最一般的術語實際上是法理學和倫理學共通的概念,其中包括:“責任”是絕對命令所表明的某些行為,它意味着自由行為的必要性。“義務”是任何人被允許去做或不允許去做行為所受到的一種責任約束。義務是一切責任的主要內容。“行為”是指行為的主體按照服從責任的原則,行使其意志時選擇的自己“人”是主體,他有能力承擔加於他身上的行為。道德的人格是受道德法則約束的一個有理性的人的自由。“物”是指那些不可能承擔責任的東西。它是意志自由活動的對象,他本身沒有自由。“公正和不公正”一般是指一個行為是否符合義務或違背義務。凡是與義務相違背的行為叫做違法。對義務的一種無意違法,如果要追究其責任,稱為“過失”。行為人意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稱為“故意”,故意的違法構成犯罪。那些外在立法成為可能的強制性法律,通常稱為“外在的法律”。那些外在的法律即使沒有外在立法,其強制性可以為先驗理性所認識的話,稱為“自然法”。那些無真正的外在立法則無強制性的法律,稱為“實在法”。自然法要成為外在的立法,就必須假定先有一條自然法來樹立立法者的權威,表明通過他本人的意志行為,他有權使他人服從責任。通過法令來下命令的人是製法者或“立法者”。被授權去判定行為是否合法的單個人或集體是“法官”或法庭。對一種應該受譴責的有缺點的行為所承受的法律效果或後果便是“懲罰”。一項值得稱頌的並為法律所允諾的行為後果就是“獎賞”。

    康德明確區分了“法理學”和“法哲學”他說,權利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外在立法機關所公布的法律原則。立法機關在實際工作中應用權利科學時,立法就成為一個實在權利和實在法律的體系。精通這個知識體系的人稱為法學家或法律顧問。從事實際工作的法學顧問或職業律師就是精通和熟悉實在的外在法律知識的人,他們能夠應用這些法律處理生活中可能發生的案件。當然權利主體有限的力量當碰上支持恣意行為而拒絕支持權利的制度性腐敗時,每個人都有踏上一隻腳的命令和義務。受法庇護的人都應該盡其所能為保護法的威力和威信做出貢獻。由於個人權利遭侵害被否定,導致法本身遭侵害、被否定,就是法律被否定,因此保護主張個人的權利也就是在保護和主張法。權利主體為權利而斗爭是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主張自己的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法則。它在任何生物都以自我保護的本能形式表現出來。但對人類而言,人不但是肉體的生命,同時其精神的生存至關重要,人類精神的生存條件之一即主張權利。人在權利之中方具有精神的生存條件,並依靠權利保護精神的生存條件。若無權利,人將歸於家畜,因此羅馬人把奴隸同家畜一樣對待,這從抽象的法觀點來看完全首尾一致。因此,主張權利是精神上自我保護的義務,完全放棄權利(今日不可能,但曾經可能過)是精神上的自殺。依法學家們的觀念,在圍繞具體權利的爭執中,法律本身完全不受影響。爭執的焦點不是抽象的法律,而是變化為具體權利形式的法律,權利人通過自己權利來維護法律,並通過法律來維護社會不可或缺的秩序。扣開法庭大門的是中國法律本身——因為控告人的權利與中國的法律是一體的,控告人主張被控告人觸犯了黨紀國法侵害控告人基本人權,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這是偉大領袖習主席叫我們說的。眾人皆知對這樣的權利侵害而沉默無語的國民等於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畫押。控告人個人權利喪失的同時,中國的憲法和黨紀國法本身也將崩潰。因此,依這種觀點,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法律而斗爭,就是為黨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全面貫徹實施憲法,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而斗爭。在紛爭中,問題不只是我們所謂的影像即該權利主體的利益,爭執的焦點不是抽象的地方性政策(規章),而是變化為具體權利形式的法律,因此只要認為憲法和法律不應是無足輕重的游戲和空文,就必須自己主張——與被害者的權利同時崩潰的是憲法和黨紀國法本身。因此,狼狽敗下陣來的不是李建榮,而在於李建榮懷有對黨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的法的信仰——彷彿基督教徒那樣——對只有法官一人所持有的不被任何情況迷惑、確定不移的法的信仰。(請參見[德]耶林:《為權利而斗爭》,胡寶海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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