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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愛朋友之劉少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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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15 08:52:5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毛愛朋友之劉少奇(上)
海 針
  前面兩篇分別介紹了毛澤東極度自私,一切只為自己,連最親的人也毫無愛意。本篇通過他對待朋友的角度讓國人了解他禍國殃民的具體事實。
  要說毛與劉少奇(以下簡稱劉)是朋友,許多毛粉們咋聽會堅決反對,並不認可毛劉是朋友。就連劉的夫人王光美,也曾為當時中央定的劉少奇追悼會悼詞中有“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一句而拒絕出席追悼會,甚至堅持了一個多月,直至中共中央只好讓步刪掉該句她才出面參加。但我這里可不是無中生有,劉這個朋友絕對是毛金口御封的,而且是朋友之首,不信者且請看下文有專門說明。
  不過兩人雖同在一個黨內,且是老家相距不遠的老鄉,但在毛取得黨的領導權力即紅軍到延安之前,兩人確實沒多少交集,並沒什麼交往和友情。而且劉是留學蘇聯的留學生,回國即得到黨的重用,在前段比毛的地位還要高,那時自然用不着去拍毛的馬屁來討其歡心。
  記得文革中大批特批劉少奇,說他領導的安源大罷工,實際是毛組織和領導的,當然工人運動的革命成就本該完全歸功於毛,是劉剽竊了毛的偉大功績,因此中央全會定下的劉的三大罪狀之一的就是“大工賊”(另兩大罪狀是大叛徒和大內奸)。
  但毛掌控的喉舌盡管說毛去過安源,甚至有四次之多(還有七赴安源之說)。但是到那裡後具體為革命為安源煤礦工人罷工做了哪些工作,卻語焉不詳,全是無法對證過程甚虛的東東。比如毛辦過夜校日校什麼的,卻沒有任何記載,也不知道哪位是其學生。按說若是真有此事,這些學生該是有着多麼高的榮譽啊,他們在毛時代在文革中那可就牛×了。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除江青自稱是毛的學生外,還沒人聲稱是毛的學生。甚至找不到安源當地的任何一個與毛有過接觸的人名,全是無法去考證查詢能具體些的“豐功偉績”。
  而劉則確確實實是在安源待過很長一段時間,與當地的工人有過實實在在的接觸,當然有具體人名和交流的詳細過程。甚至他的兒子,後來當上了上將軍的劉源就是在安源當地出生的,可見安源大罷工究竟是誰的功勞和光輝業績自不需多辯多言。
  可毛那年頭,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為坐實“大工賊”的罪名,樹立毛才是工人運動的偉大領袖,喉舌們日夜加班絞盡腦汁胡編,可問題是所編之詞絕對不能帶出有可能被否認露餡的證據,比如真實人名或有記載可查證的事例,這可就讓一幫御用文人即白紙黑字的寫手們犯了難。因此這就引出而今來說的一個大笑料——
  主子有難受困,自然奴才頂上。何況那時凡是有點能耐的即你比別人強一點出了頭冒了尖的,全都是要被批鬥整治的對象,還不趕緊表現無限忠於就有無妄之災。當時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的學生劉春華,油畫畫得不錯,腦瓜也非常靈活。為了突出表現自己步步緊跟堅決革命,突然想到何不採用油畫這種方式來表現毛領導的安源罷工?反正全部都是自己憑空想象創作的,達到了支持安源罷工是毛領導的這個說法,卻又不是用能夠對質驗證的語言。哈哈,這下就沒了把柄,自然沒法去查證了吧。
  經過一番嘔心瀝血,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終於出籠,這下配合的喉舌們就有得鼓吹的了,一時間諛詞如潮。我記得當時的人民日報專為此畫的宣傳,第一天打頭就整整用了八個版面,首版整板自然是該彩色畫像(當時的報紙彩色印刷還極少),後面七版也全是宣傳吹捧此畫的文章。用了許多溢美之詞,自然是革命得不能再革命,捍衛得不能再捍衛咯。
  別說光線色彩、眼睛臉龐這種繪畫的重點元素,就連天上的雲朵,毛的頭發絲,還有拿的雨傘,穿的布鞋等等,包括哪只腳在前,哪只腳在後,抬高多少公分,什麼角度,那可都大有講究,無一不包含着偉大的革命意義。——可以理解,否則要吹出七個版面的文字文章來,拿什麼拼湊?
  各種宣傳機器開足馬力24小時不間斷地這么宣傳鼓搗此畫,鬧騰足足有一個多月,當時輿論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出的燦爛藝術之花”,光此畫就印製了9億多張,超出了當時的國人總數。正因為官家為此畫花費巨大代價做了這么廣泛深入的廣告,當時的全國人民自然是無人不知,誰人不曉。因此該畫作在中國的知名度極高,以至於改革開放後拍賣,創出了一個驚人的價格,我記得高達650萬之巨,是否後來還有更高的出價我就沒關注了。
  同時因為摸羅拐到位,舔菊有功,劉春華立即由一位大學生飛升為北京市委常委,中共中央委員。不過盡管該畫作的創作點子,執筆都是他自己,可惜的是那年頭,決不允許突出個人(當然除了毛),加上為了顯示革命群眾的擁戴等政治宣傳的需要。故該畫發表時只能署名為“北京院校同學集體創作,劉春華等執筆”,就因為這個署名,後面又加演了一幕狗血鬧劇。
  看到沒有?是“集體創作”,“等執筆”。那麼當時為此畫提過一點意見建議的,還有打打下手幫過忙出過力的,包括食堂的、打掃衛生的等等事後都鑽出來了。你賣了這么多錢,當年沒有我們你弄得出嗎?比如你不吃飯行不行?而且、況且、且且,我們都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同志加戰友,階級友愛比海深……分些錢行不行?
  有報道說是這幫人甚至還告到法院,必須分錢!最後究竟怎麼收場的我沒那麼些閑心。但我覺得,你劉春華的畫得了這么多錢,也該想想:雖然這幅畫是你的功勞,可當年這些革命群眾不支持你反而操蛋,比如把你雙手反綁吊掛起來“坐噴氣式”(那時他們可是絕對有這權利的),你畫得出嗎?本身這畫就是舔菊巨作,鬧得越大越令人惡心。而對於那幫人,我也想說的是:若不是劉春華想出一個“好”點子,那年頭你們這些人別說工作可能都沒了,甚至要被打倒批鬥趕到農村。因為這幅畫,你們跟着胡混平安度過那個高度風險時期,大家都還是知足長樂吧。
  話說回來,毛、劉直到延安,在整風運動中才真正有了交集,此時毛已經大權在握,劉的看家本領終於有了施展表現的舞台和空間。
  好幾位老革命回憶錄里都記載了這么一件事:當時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為緊張關鍵的時刻,延安卻十分悠哉清閑,時不時在大操場請戲班來演戲。這一晚看《西遊記》,毛與一幫小兄弟坐在後面指指點點談笑風生,已經失勢的張國燾正在他們前排。毛故意找茬道:“你們看,那豬八戒活像張國燾”。激得張跳起來扭頭就罵:“你混賬!”
  不待毛自己回嘴,高挑個兒的劉搶先也跳起來指着張罵:“你才混賬”。
  按說在場的都是黨內高官,雖然張自己的第四方面軍已經被毛用計基本害光了,可以說已是龍困淺灘虎落平陽。但至少當時其職務還是紅軍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何況其資歷貢獻都比毛還要高得多。張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也是一大的召集人和組織者,一大決議中張也是黨的前三位最高領導人之一。而一大時毛不過是臨時叫來幫忙做會議記錄的“書記”,是沒有發言權以及選舉被選舉權的。所以真要論起黨的創始人,張顯然比毛要真格權威得多。
  這事就像辦公室里的同事之間鬧起矛盾,其他人盡管心裡可能偏向某一方,但也絕不好當面直接幫一方對付另一方。何況,剛剛這件事,明明是毛故意沒事找事故意挑釁造成事端,無理的是毛。其他人怎好不顧公平道義和熟人情分反罵被欺負的一方呢?
——這一段因為是好幾個人的回憶,細節上各有出入。比如演出的究竟是《西遊記》還是《三打白骨精》;座位是否並排還是前後;毛說張究竟是“活像豬八戒”還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回罵究竟是“混賬”“無恥”還是其他。但肯定是毛故意挑釁張,劉搶先回擊張這一基本事實是有的,拜託不要以細節不同來摳我的字眼。
  就憑這件事,已可充分說明,劉是決心把自己的地位擺放在毛的奴才位置上,以毛為主子,而沒有什麼道德正義以及是非觀念的約束尊尚,同樣也毫不顧忌自己的人格尊嚴,只為獲取毛的青睞。
  正因為劉的這些表現和原因,毛不止一次對別人說:“經過延安整風,我結識了幾個親密的朋友。有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高崗、陸定一、彭真,還有周揚”。劉少奇赫然排在第一位,請看沒錯吧?劉確實是毛自己親封的“親密的朋友”之首。
  從此,劉發揮他的特長到淋漓盡致。下面摘錄抄劉亞洲:《“二把手”劉少奇》一文:
  一九四五年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七大”,劉少奇在會上熱辣辣地誇獎毛澤東。他做了幾次報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開喇叭花。有一次報告,他總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
  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毛澤東被他表揚了絕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澤東思想”就更不計其數了。他幾次脫離報告,去解釋那個剛被分娩出來的字眼。每到這時,他的聲音都會提高八度。念稿時他還稍有結巴,這時卻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噼開胸前的空氣,他特別激動。當他最後一次作解釋,說出了那句在以後被千萬次重復的名言時,他的聲音嘶啞了:“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已經用他的思想把我們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是毛澤東思想!”
  掌聲雷動,幾乎要掀翻楊家嶺大禮堂的天靈蓋。——摘錄完
  毛想把自己樹為神,自然需要大搞個人崇拜,不僅當場帶頭熱烈鼓掌大聲叫好,還同時給溜須拍馬的劉予以豐厚的回報,以激勵更多的奴才歸順投靠。因此立即把劉提拔到黨內二把手,並多次宣稱劉是自己的接班人。為了讓大家跟劉少奇有樣學樣,甚至放風黨內外:“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
  而在此之前,黨的高級領導人,各個都是有學識有能力,全靠自身本領和貢獻才博得相應的職位,每個人都保持有自己的人格尊嚴和應有的顏面。現在劉靠拍馬功一下就升上了天,給黨內帶來了極壞的風氣,嚴重拉低了人們的道德良心觀。這就像車禍現場,面對傾翻的財富的吸引,開始人們只是逐漸靠攏,但此時還受法律道德面子的約束,保持有正常人應有的矜持自製。但只要有一人動手哄搶(獲得好處),就會拉低了每個人的心理底線。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大家都會立即參與大搶起來。
  因此說:拍馬屁以獲取利益這一種手段,是道德淪喪、良心丟失、人格盡棄的正式開始。現在劉的所作所為正是以無恥手段拋棄了他自己的臉面獲取了高位,降低了大家的人格尊嚴底線。從此延安阿諛獻媚成風,連康生爭搶了半天,才奪得一個負責保證每天讓“偉大領袖為了革命必須吃一隻雞”的差事。而揭露延安高層腐敗的王實味卻被毛下令用刀砍死扔進井裡,還專門寫了篇《反對自由主義》,除了強調全黨全軍必須保密不許隨便亂說外,還特別說明自己享受高級待遇是“革命工作需要”。
  不過要提前說明,對於毛這樣自私的人,大權他可是打算掌至“萬歲”的,就算自己實在不行了,大寶也不可能給予外人。別說那時他的兒子還正常,就是沒了親兒子,老婆、侄兒也總比其他人強。所謂“接班人”這頂帽子,一直不過是毛用來吸引他人為己賣命的一份令人垂涎欲滴的畫餅。
  這之後,劉就深得毛的信任。那些見不得人必須貼心保密的事,自然委派劉親自去干。
  此時毛在延安,雖然已經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蔣介石(以下簡稱蔣)也按時發來軍餉軍備。可像毛這樣只替自己着想哪管國家人民的人,自然擔心蔣一旦緩過勁來,肯定要再次打自己。尤其是自己還打算奪取天下,可實力遠猻於蔣,這可如何是好?
  而這之前,蔣雖然是名義上的中國元首,但實際當時的中國大部分地區都不聽從於中央政府號令,各地都是軍閥統治,自行其是。比如東北是張作霖的地盤,華北是直系說了算,山西則是閻錫山做主,山東韓復渠當政,西北有馬步芳、新疆盛世才為王,廣西及周邊是李宗仁主政等。中國這盤散沙,蔣是利用鬼子入侵的巨大外部壓力下逐漸聚攏起來的。九一八那時,別說張學良後來主動說明不抵抗是他自己下的令,就算蔣真要東北軍堅決開戰抗日,他們會理睬聽命嗎?我相信根據蔣的性格和為人,他是十分樂意下達這種命令的,否則也不會事後讓張的東北軍去圍剿延安,以至釀成西安事變最終丟了江山。
  因此當時中國的國力和軍力都很差,根本無法與日本馬上展開全面對抗。蔣利用1933年5月31日簽訂的《塘沽協定》,暫時讓日本停止繼續入侵中國,加緊國家建設尤其是軍事力量的壯大。
  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事變後醒悟的原因之一)。
  大家該記得,七七事變後,蔣為了能阻止日本鬼子的迅速進攻,不得已扒開黃河,這實在是沒辦法的辦法。僅僅只為了延緩這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讓中國和人民承受了黃河洪水的巨大代價。可想而知,當時中日若能晚些開戰,哪怕能推遲一天,對中國和中華民族都是極其珍貴和迫切需要的。
  可毛從他的個人利益出發,對中國人民有利的,在當時就是對蔣有利,那當然就是對自己不利。正像他自己親口說的:“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藉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呵呵,看到沒?既然對他自己不利,那還管他什麼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就算“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哪怕中國滅亡,中華民族不復存在有什麼關系?只要對我個人有利,只要蔣滅不了我那就大值特值了,絕對好得很!
  因此,我們每次紀念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盧溝橋七七事變,正是毛親自策劃導演,下令讓劉具體實施挑鬥起來的,即通過劉指揮北方局綁架日本兵,故意破壞《塘沽協定》停戰條款,逼迫中日立即開戰。——該段史實詳細經過和證明材料篇幅很長,網上也有很多,我就不引用了。有興趣或有疑問的,都請自己去搜吧。比如朱仕強的《劉少奇下令張克俠發動七七事變》。
  毛為己的此舉,卻給中國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犧牲,甚至差點讓中華民族在地球上滅亡。我們事後知道,若不是美國最終參戰,中國實際已經沒有抵抗日軍的能力,全國基本都已經被日寇佔領,正面交鋒的抵抗戰役由開初一年內有十幾次到後來即在鬼子投降前一年已經一次也做不到了。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被美國等盟軍打得吃不消,只得抽調中國戰場上的主力,比如最有名的關東軍,95%的兵力都調到了太平洋戰場。說明當時在中國,中國抗戰的力量對日軍的壓力已經很小可忽略不計。至後期美軍攻佔日本本土後,日本軍部甚至還計劃將首都和政府部門遷移到中國來,只因美軍的迅速推進以及兩顆原子彈的巨大威力,讓日本人沒有來得及實施遷都,進一步證明中國國內當時幾乎已經沒有了抵抗日軍的能力。
  中國確實為抗日戰爭作出了極大的付出和犧牲,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實事求是地說,由於中國當時的一盤散沙似的內亂和內耗,還根本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國的侵略,甚至可以不客氣地直說,就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打死中國人的數目,還遠大於中國人打死日本人的數目,使得中華民族無心也無力對付外族進犯。因此中國所謂取得了抗戰勝利,只是美軍攻佔了東京後,日本天皇通令全軍投降,其他國家順帶撿獲的勝利。當然也就是:若沒有美國,中國早就是日本國的了,中華民族已不復存在。
  毛絕對是為自己從來不顧一切的,可劉難道作為一個中國人,明知道這時大敵當前國難當頭,還干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出賣祖宗的缺德事,鐵定會留下千古罵名,他卻還要聽命執行。可見劉是把自己擺放在毛的奴才地位,根本沒有其他良知底線(當然“他已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生命代價”)。
  毛劉陰謀挑起的事變,對急於找借口盡快進攻並佔領中國的日軍來說,無疑幫了一個天大的忙,有了向中國內地大舉進攻的口實。中日在華北全面開戰,日軍大舉進攻後,蔣介石只得倉促全力抵抗,就此毛澤東等總算放心了。毛公開表示:“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向日本那邊去了”,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也得意洋洋地說:“抗日戰爭終於爆發了,蔣介石已無力危害我們”。
  事變發生的第二天,早已准備好的延安新華日報和廣播電台大喊大唱:“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實行全民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這種提前做好准備立即抓住時機唯恐中日打不起來的鼓噪造勢,反而進一步證明,七七事變正是毛事先精心設計早有預謀的,甚至現已有資料具體到是毛劉與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共同勾結策劃並操縱的。
  之後,劉一直作為毛的助手,除了時時刻刻大吹特捧毛之外,僅在1948年替毛承擔了土改暴行的責任,其他沒什麼其他值得特別說明的地方,自然與毛相安無事協作共歡。
  土改的問題具體是1948年以前,為配合國內內戰的需要,對東北和北方的農村進行土地改革,也就是把地主的糧食奪來作軍糧,房屋財產充公,土地分給農民。但當時的土地糧食並非全在地主手裡,富農、中農手中也有不少。為了讓這些人把糧食和土地交出來,同時讓大多數農民擁護並支持自己,毛下令對所有有富裕戶都進行殘酷斗爭和掠奪,殘害並殺人無數,造成社會影響極壞,甚至遭到了許多民主人士的反對和抗議(那時還是有不少敢於說話的),若再這樣下去就會失去民心,影響到奪取國家政權。
  為此毛知道黨內外反對土改暴行的呼聲很高,為了保持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轉嫁激憤怒火的矛頭,他裝作這些事他並不知情,推出劉作替罪羊。1948年3月6日寫信要求劉少奇“請你們加以檢討。”劉接信後,開始還想為自己辯護,回復“我要負責的,但不是說,各處“左”的偏向錯誤就是我的主張。”可後來他想起了自己的角色地位,只好大包大攬:土改的責任,“大多數與我個人有關”,“直到毛主席系統地提出批評並規定了糾正辦法,才得到糾正。”
  如此表態,自然得到了毛的首肯。因此雙方互相配合對外表演,彼此相安無事。直至毛建政後的50年代初期,又出現了一件事,才讓毛對劉極度不滿,甚至揚言要把劉“挪挪位子”。
  這是因為援朝戰爭,讓中國各方面都付出極大代價,許多領域和地區出現經濟困難。加上毛大力扶持國企,壓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和生存,以致出現國內經濟停滯甚至倒退。而毛平時並不參與經濟方面具體工作,劉與周恩來為了鼓勵和加速國家的經濟發展,搞了個新稅制,也就是讓民企享受同國企一樣的納稅比例待遇的“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所謂新稅制政策。
  這本是公平合理的稅法,利於刺激和鼓勵全民共同努力生產創造更多的財富。但對於毛這樣一心為己的人來說,他當政的國企自然也就是他私人的毛企,既然是自己的就要比別人的享有更多的優惠好處那才合他的意。加上劉周商定該稅法沒有事先請示他,這對他就是大忌。他最怕他的手下聯合起來,那就有可能力量超過他,以致可以推翻他。為了敲打懲戒劉周,同時鼓動下屬彼此競爭排擠,只允許對他效忠。毛陰謀用一個人替換劉,同時大幅削弱周權利的法子。
  這個人就是後面的高饒反黨集團的頭子高崗。高崗這人工作起來極有干勁,當時他在東北,從土改到支援林彪的地方工作以及為了保證志願軍的後勤物資,可以連續多天不休息連軸轉。據說他到協作單位對方若是不答應他的工作安排,他就可能立即拔出手槍頂着對方的腦袋要其必須照辦。因此很有一股魄力和虎氣,但同時也說明了此人頭腦比較簡單。
  毛就看中了他這種一根筋,不會質疑自己命令的動機,即所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那就省得自己還要費心編造為黨為國的借口,何況他的好些目的實在無法掩飾是為自己。因此若是對高崗調教得好,能對自己無限忠於,今後好些私心私慾的事(比如弄掉劉削弱周)就沒必要再費勁遮遮掩掩,直接交給他去做好了。而且萬一出了岔子,也由他去出面頂着(比如劉於土改),毛從井岡山打AB團開始,就一直慣用這招,整人害人的事總是下令要別人出面去做,人情是自己來收。於是把高叫到自己書房,談了許多“私房話”,秘密交代了自己的打算,同時公開委以重任,讓高擔任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當時毛為高定製的“計委”,比國務院(當時叫政務院)的權利還要大得多,國務院負責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國內的所有事物全部歸於計委即由高來領導,周恩來負責的只剩下外交和對外貿易兩項。甚至毛也多次就外交的事情徵求高崗的意見,並交由高去處理,比如同金日成會談、關於參加世界經濟互助會問題的請示報告等。
  高這個人雖然工作干勁很大,敢打敢拼,但處理問題方式簡單粗暴,極易得罪人。加上私生活不嚴謹,讓人抓的把柄很多。更嚴重的是他頭腦不夠發達,政治手段欠缺,為了完成毛交代的任務需要其他領導人配合時,他甚至把毛對他講的那些“私房話”也四處宣揚。這樣一來,毛讓高承擔整人責任等不想公開的如意算盤打不下去了,高這個人自然就沒有了利用價值。
  劉周不敢對毛怎麼樣,但對付高卻絲毫不用顧忌,一通全力反擊後。毛雖然知道高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秉承自己的旨意去做的,但這時只得為了自己而丟車保帥。因此立刻就把高定性為高饒反黨集團的頭子並打倒懲治。為此高崗僅僅曇花一現迅速完蛋,最終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如此劉的位置得到了保留,他依然完全依照本性,對毛發動的所有運動和路線都是積極響應堅決支持,因此彼此和平共處相安共歡。直到1956年,這時國內國際的形勢有了很大變化。國內毛已經當了好幾年的國家元首和最高領袖,在多次運動和“鎮反”的清洗打壓下,通過批鬥關押和屠殺,已經沒有敢於不順從他的人,樹立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同時國際上斯大林已死,毛也認為世界共運的領袖該非己莫屬了。而毛一直有一個野心和夢想:此生要統治世界,先奪得共運領袖,並且為此不顧一切不惜任何代價。
——請先暫緩抨擊。關於這一野心,十幾二十年前我就曾在理想論壇(並非如今的股票論壇)與自稱“毛娃”(音同字不同)的一幫毛粉進行過爭論,毛確實從未直接表露過爭霸主宰世界的野心。按他們的說法,你沒有直接根據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因為這是他心底最見不得人的陰謀,是他一生無數次作惡的罪惡之源,比如各種接連不斷的運動,大肆出賣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討好他國,甚至餓死幾千萬人民的巨罪。他怎麼敢直接說出來告訴世人?
  他不僅不會主動展示,還要故意隱瞞和防止國人知曉,為此採取了許多措施。如反右、關閉大學等,為掩人耳目甚至還信誓旦旦大肆宣揚“不稱霸”。因此他的打算連劉少奇也不知道,否則就不會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了。但是你看完本系列就會肯定,這是餓死數千萬國人的原始動機,同時是當年中國缺吃少穿困苦貧窮、各種革命內斗運動整人、自己吃不飽還要大肆援助他國糧食和物資、出賣國家領土和利益、世界革命社會動盪等他所作的各種人為災難和破壞的根本原因,所以他絕對不能讓人知曉其目的。但總不至於沒說過的就肯定沒想過沒做過,因此請各位看完《毛愛》系列,是也不是,究竟誰是小人和君子,那時你再下你的結論。
  從這時開始,毛急迫開始具體實施其野心,因為再不抓緊今生就享受不到主宰統治世界的威風快意了。但首先既然是野心,當然不能為人知曉,否則就搞不成。上一篇提到的北大清華那麼多高學識的名宿大家,包括民主人士中許多知名人物,個個都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毛稍加盤算後得出結論:只要自己一有所動作,立刻就會被他們發現並披露出來。
  為了堵住他們的嘴消除這個隱患,毛不惜毀棄黨和國家的當然也包括自己的信譽也要“引蛇出洞”(而且在此之前,毛就不顧北大教授的哭求,強行下令關閉了一些直接針對自己野心的政治專業),因此才有56、57年以黨的名義大力鼓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大鳴大放運動。故意號召甚至強迫大家提意見建議,然後把這些敢於發言那麼今後就更可能會揭露出自己野心的人統統打成右派,殘酷迫害,讓他們從此不能出聲,甚至生存都沒有保障。
  因此毛一生忌恨知識分子,聲稱“知識越多越反動”,除了自認為的在北大有過受辱經歷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的野心和陰謀會給知識分子識破,擔心自己精心編造的那些純粹扯淡的歪理邪說被有學識懂道理的人用真正的理論來戳穿。
  看到這里,想必各位看官已經清楚了我在首篇提出的兩個問題:文革中為什麼要停辦全中國的所有大學?為什麼後來僅恢復了理工大學但還是要嚴格政審且不以成績甚至零分都可以成為大學生?停辦當然是因為他的害怕。僅恢復理工科是因為他需要有人為他做事情但卻絕不能讓人通過文科學到用來對付他的知識,且忠於自己才是第一位的。至於國家需要科技來發展,人民需要學識來生活,社會需要知識來進步,這對他來說不僅沒必要,甚至是對己的威脅,因此當然要動用權力來禁止。
  也就僅僅為了這一個可怕的“陽謀”,就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直接和間接的巨大損失,中國多少有才華的人才從此無法為國為民發揮自己的才幹。同時造成全體國人虛偽成性,幾代人不敢說真話,更不敢說出心裡話。甚至表現到:全都知道這是假話,可說者不臉紅,聽者無所謂。中華民族繼續這樣下去,何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各位同齡人請捫心自問:是也不是?你敢說真話嗎?平時尤其是他在的那個年代,你說的是心裡話嗎?包括現在要批判我的人,你真是發自內心確實不認同我的說法和事實,還是為了像劉少奇那樣,以討好權勢來換取好處?
  捂住國內的嘴後,按毛設計的程序安排已到57年年底,該去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典禮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他的如意算盤是:要當世界領袖,第一步就要爭得國際共運集團頭頭。他早已決定要竭盡全力利用這個時機讓自己成為世界共運的領袖,而最大的阻力和對手不用說是蘇聯以及俄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為了幹掉排在自己前面的人,不顧國際共運的順利發展和最終奮斗目標,不惜一切也要挑動兩國兩黨的矛盾和斗爭。
  在當時,世界共運發展風頭正勁,因此在莫斯科的這個代表會議是人類歷史上世界共產黨人的一個最隆重的盛會。大會的目的本來是號召各國共產黨團結奮斗,共同迎接美好未來。但毛帶着為爭雄而挑起事端的目的來參與,因此首先就命令自己的廚師把蘇聯人送的魚故意扔到大街上,“只能給我做活魚吃,如果他們送來死魚就給他們扔回去!”
  可當時都已經11月底,莫斯科早就是冰天雪地,魚一出水就凍硬了,人家自古以來認為這就是鮮魚,他們自己吃的也都是這樣的。何況就算你真不喜歡那就放一邊好了,你這客人公開把主人送的東西甚至都扔到大街上去了,不是故意找茬還能是什麼?這個讓毛粉們津津樂道所謂敢於反對大國霸權的此舉,若不是為了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這么做有什麼意義?
  這也反過來證實了,若不是為了與蘇聯爭奪共運領袖,一個正常人怎麼會這樣干?就像前面整治張國燾那樣,毛若打算對付誰,是會主動挑釁的。自此,毛對蘇聯領導人就毫不客氣,處處擺出自己才是老大的派頭。赫魯曉夫來訪,有意不去迎接,反而通知人家到游泳池來看自己沒穿衣服的樣子,完全沒有國家間禮賓禮節應有的禮貌。
  同時在此次各國大會上,大肆鼓吹唯有自己才具有能力和本錢與資產階級的集團斗,不惜以全體中國人民的生命為代價。他在此次全球64國共產黨峰會上發表演說稱:“我們不應當害怕戰爭。我們不應當害怕原子彈和導彈。無論什麼樣的戰爭爆發,常規戰或核大戰,我們將贏得勝利。對於中國,如果帝國主義對我們發動戰爭,我們可能損失三億人。那又怎麼啦?戰爭就是戰爭。” ……“我們現在有六億人,即使我們損失其中的三億又怎麼樣?” ……“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准備犧牲三億中國人” 。為此,甚至在會上故意主動提議要蘇聯以中國為核大戰的戰場。
  請聽聽,多麼振聾發聵的聲音,處處顯露着新的共運領袖的偉大氣魄。誰還能有這么大的資本?誰才有資格擔任共運首領?但結果是波共總書記Gomuka對毛澤東的發言極為反感,當場就說毛發瘋了。捷共總書記Novotny也說“毛澤東說他准備犧牲三億中國人,那我們呢?我們捷克一共只有1200萬人,我們將在核戰後死得一個不剩,將不會有任何活人留下來傳種接代。”而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我們,可別光感到真牛氣提精神,要你家人死一半,你願意承受嗎?為了他當領袖的這種安排你甘心服從嗎?
  既然已經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領袖氣概和打算,毛回國後自然要拿出成就事實來證明自己確實大有資格和資本。因此急忙忙來個“大躍進”,他搞“大躍進”可不是為了國家,若是為了中國,肯定要適當,為什麼早不搞晚不搞,現在從蘇聯回來就必須搞,還一搞就急不可耐?還這么全面大規模?
  而且“大躍進”最重要的事是大搞“人民公社”,這是因為要想在世界共運中爭得頭頭,不搞馬列定義的農業集體化顯然不合格。這之前他還沒大力實施是因為農民出生的他加上過去一直同農民打交道,早就知道這么干肯定會造成大飢荒。何況之前蘇聯斯大林一宣布搞集體農庄,地廣人稀的俄國,立即從糧食出口國變成進口國,還常常沒麵包。同樣已經搞過的波蘭、烏格蘭也一樣原因立即大量餓死人。
  毛就算自己沒想到,也是十分清楚他即將要搞的公社是要害死大量國人的,他甚至還在大躍進一開頭,毛就為自己即將採取的行動告誡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備。在為大躍進揭幕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大談餓死是“白喜事”: “是喜事,確實是喜事”。甚至還故意放風死人的意義,1958年12月9日,毛在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因此可以肯定,這是自私的他認為,犧牲國人是為了他當上世界領袖中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就是他已經完全知道餓死大量百姓的情況,還要堅持繼續的原因。
  但既然自己已經公開要競爭共運老大,那就不僅必須搞,而且還要讓他們以為:自己搞得比他們更好更正宗。具體怎麼表現呢?正按他自己說的“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個東西就什麼都好辦了”,這就是他爭奪世界領袖的硬指標,既可以拿出手送人討好,又可以大肆發展武裝進行威懾。
  所以他一直掌控的人民日報這時就紛紛“畝產萬斤”“放衛星”,毫無疑問就是他本人的需要。若不是他在推波助瀾怎麼可能?憑他的精明,這種假像明顯的東西豈能躲過他的法眼?他不過是想告訴那幫共運小兄弟,我搞的公社比蘇聯的農庄好得多,只要拜我為大哥,大家都有的是不用花錢的飯吃。同時又可以在國內按各地虛報的數目徵收糧食,充實自己爭奪世界領袖所需的糧倉。
  比如河南省長吳芝圃在黨八大二次會議上當場揭發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右傾保守,毛立即帶頭為他鼓掌。因此河南首先放出畝產數千斤的“衛星”,毛就要求按這虛報的數來徵收,造成河南是大飢荒中的重災區,信陽更是重災之重,餓死人無數,慘不能睹,形成歷史上有名的“信陽事件”。
  而四川餓死人更多,超過一千萬。因為當時的省委書記李井泉親眼目睹只要多報上繳糧食就可獲得毛的青睞嘉獎,為討其歡心故意剋扣四川百姓,甚至突然宣布四川糧票作廢,使得許多飢民從牙縫中省下用來救助孩子和老人的那一點點定量糧食也被搶奪去了,他用四川人民的鮮血和生命來染紅自己的頂戴。
  同樣工業方面,毛授意人民日報,為了實現在去年535萬噸鋼的基礎上翻番,落實當年生產1070萬噸鋼的突擊任務,號召“土洋結合,大建高爐,多出鋼鐵”。大隊人馬開進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戶戶,砸鍋獻鐵。但到這年年底,冶金部終於說了幾句老實話:土法煉鋼成本每噸250~300元,而生鐵調撥價格全國平均只要150元,土鐵產量估計至少一千萬噸,總計虧損15億元左右,而且全國的樹木森林也經歷了空前一劫。
  他甚至在《山東范縣提出一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他當然知道別說三年,三萬年也不可能實現,但他要的是這種宣傳鼓動,以便展示給世界共運國家,他做的比蘇聯做的先進多了,還是趕緊支持擁護我吧。只可憐國人被綁架在他妄圖統治世界的戰車上,充當了毫無價值的犧牲品。
  毛為了這頂共運領袖帽子,可不光是國內這么點虛的,因為玩虛的人家外國不真支持那可不妙?為此他叫我國和人民為這幫小兄弟付出了巨大代價:朝鮮不光要錢要物還要建世界最深的平壤地鐵,毛甚至 “大手一揮”將長白山和天池的一多半為獻媚金日成做了生日賀禮;越南更是巨大的沉重負擔;就連古巴也讓中國盡其全部外匯640萬美元,毛對格瓦拉一句討好“這錢不要你們還”,就成了無償援助;而阿爾巴尼亞則更是不僅軍事裝備多得沒地堆放,全國工人不用做工,農民不用種田,只需列張清單就來找中國要,甚至還必須由中國負責送到他們指定港口。實際就是,當時只要你說自己姓社,那就來中國吧,要什麼都會滿足,毛甚至還會加倍以示好。由此可見中國和中國人民只是他主宰世界之路的墊腳石。
  與此同時,毛還提了個口號叫“超英趕美”,當然這只是那時還沒有與蘇聯鬧翻,加上不敢過於暴露自己的野心。他的實際目的不消說是超蘇超美,那樣他才有資本成為世界領袖呀。因此,他一方面要求加速即“大躍進”,另一方面不惜造假搞蒙騙比如“畝產萬斤”、大食堂等。
  但可惜的是,這種拔苗助長式的“大躍進”,嚴重違背了經濟規律,也違背了人的本性,是不可能有什麼好結果的。比如人民公社,我當過幾年知青,對其非常了解。即把各農戶家的田土收歸公社成為集體所有制,然後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生產勞動和成果分配。
  也就是平日大家集體上工干農活掙工分,收成後把交給國家的公糧交完,剩下的糧食再按工分進行分配。由於勞動生產的付出與最終成果的分配不能直接掛鉤,首先國家拿走了一大部分,工分分配又根本不能體現出力多寡,因此農民乾脆就不願賣力,造成集體化一實施,立即就收成銳減。
  說得具體點就是大家都在集體的土地上幹活,工分的區別僅僅在於男、女以及老人的不同。因此同樣工分的人,幹活時出力多與出力少毫無差別,即你鋤兩下和他鋤一下的今後分配完全一樣,你多費心的和他隨便糊弄的在收入上別無二致。這種集體所有制下,誰願多付出呢?何況當年那肚子里根本沒油水,多費勁餓得更快。因此即便開始有受宣傳洗腦表示要如何如何的人,實際拚命干不到幾天就和大夥一樣杵着鋤頭站在那去聊天了。
  可能有人會反駁我說,當年那工人也一樣是公有制,為什麼沒問題呢?我也同樣當過工人,要說你問的有一定道理。這是因為任何一位再能乾的工人,恐怕都不可能把全廠所有的工序的工種學到每一項都是最精,只能在某一兩項上做到頂尖,其他工序就另有他人拔尖更強,所以完成一個產品對工人來說就必須多人才能完成,一個人不可能從頭到尾做到底。這就限定了每一位工人只能在自己的工種范圍內學習提高技術和操作水平,在一個小范圍內自然就較容易區別出該工種每個工人的具體的生產能力,從而為每個人定級定薪奠定了條件。
  但農民可不同,可以說每個農民基本都可以完成莊稼從播種到收割的全部工序。這就造成有可能你在插秧上技術較強,但他在挑糞這種體力活上超過你,因此定待遇(定工分)時就無法說清孰少孰多,只能按性別作個大區分,無法細化。這就造成農民中間雖然私下還是承認誰誰能幹,但公開要評定待遇時絕不會認可自己比別人差,形成分配時不可能根據貢獻拉開檔次,也無法按能力大小區別對待,即最終只能幹多干少一個樣。
  工人就不存在該問題,誰誰技術強,當場就可考核比拼,那時的七、八級工,個個都真有一套絕活,他做出的質量其他人就做不出,或者他生產的數量別人難達到,因此他的工資高別人也無話可說,使得工人學習技術提高技能的積極性比農民高得多。同樣工資高的若是能力和貢獻不夠也很容易被發現和區分,那肯定是會招人議論的。這就較容易鼓勵工人努力提高技術水平和多做貢獻創造財富,從而獲取更多的勞動報酬,因此工人的收入與其對社會的貢獻容易進行比較並接近公平公正一些。
  再一個是農業生產受其他因素影響極大,比如土地肥沃貧瘠、水源多寡、氣候好壞等許多條件,很可能某地或某個不太出力的人收獲比非常努力的還要多,因此農業無法標准化生產,也就很難劃定具體待遇。而工人在廠房裡面工作,設備也是一樣,生產過程彼此沒什麼不同的影響因素,較易區分個人貢獻和能力,也就可以通過薪資的不同來調動工人勞動的積極性。不過還是要強調說明的是,盡管工人農民有這些不同,但工人在公有制環境下的貢獻,還是無法與私有的相比。因為私人老闆更講效益也希望能把公司傳到自己的下一代,而國企老總則未必作如是想。
  由此,毛一強行公社化,當年農業生產就立即大滑坡。這種勞動不與收獲掛鉤的體制,說句不中聽但卻很真切的實話:農民甚至連已經成熟的農作物都不願出力去收獲,爛在地里就讓它爛去吧,反正費勁巴力地收回來也吃不到自己肚子里。有人找原因說是因為大煉鋼鐵造成勞動力缺乏致糧食減產,呵呵,那可不是主要原因,否則後面沒有煉鋼了包括南方沒有煉過鋼的為啥也一樣沒什麼收成呢?
  要我說:騙人只能一時,什麼這個主義那個社會的,行不行好不好時間長了誰都不傻,就連小動物你糊弄幾次它就不理你了。比如首篇《引子》里提到的那個毛的接見,別說那些接見代表,就連毛手下的那些軍人,你不是真的接見,他就連車也不擦,衣也不換了。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真心為民,人民就掏心窩子擁戴你,為國為家拚命干。若用虛假的言詞來哄騙,人家在權勢面前雖不敢表露,但也同樣用虛假的行動來回應,最終還是整個社會吃虧受損。
  下面摘錄裴毅然《四千萬餓殍——大躍進“學費”析因》一文的幾小段以印證:
  一向惜財的農民因共產失去利益驅動,“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沒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佔60%。”農業副總理鄧子恢向周恩來匯報:“出現比較普遍的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大批出賣牲畜、宰殺豬羊,有了錢不買生產資料。”“懶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眾在呼喊:‘天天困在田裡,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們解開吧!’”合作化還搞“劫富濟貧”,富隊非要搭配窮隊合並,富隊不願意,上面就是不讓。極其碎屑的農活一經“統籌”,根本無法全面兼顧。農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動實現效率最大化,現在卻要等着幹部派活,幾個幹部的腦袋哪裡抵得上每家每戶“開動機器”?
  鄉諺:“秋天分配來了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嘆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社員年終實際所得越來越少,1958~60年有的隊人均年收入從37元降至10元、5元,勞動日值僅5分錢。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農民反映,社隊規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種好種壞,反正攤到我頭上只幾粒谷,怕懶得(湘方言,怕什麼)’”。
  合作化挫傷了生產積極性最大的富裕中農。薄一波承認:“據1957年估算,全國富裕中農人數在1億以上。這些人勞動致富的積極性受限制和挫傷,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是很不利的。”一億富裕中農乃中國農村精英,最主要的生產主力軍,挫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連帶一並摧毀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基礎。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數據:
  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1億斤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的3280萬擔減少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的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8227萬頭,比1957年的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這些農牧業產品的產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產量僅及1951年的一半。——摘錄結束
  因此58~62年間出現大飢荒,不是因為毛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更不是真的與“資本主義尾巴”過不去。他怕的是共運小兄弟不認同擁護他,更為了搶奪共運領袖而“反蘇”,故意編造蘇聯“修正”了馬列,也就是為了其不是正宗的馬列而增加口實。因此毛為了突出自己搞的集體體制更全面徹底,也就是自己更加符合馬列,當然是為了更有資格成共運領袖。強行搞公社大食堂,不許個人家庭開伙,不許有自留地,不許家庭飼養家禽牲畜等私有經濟,從而造成農民既沒自產的食物來源,而公有的糧食誰也不會為別人去細水長流,因此全國農村很快就陷入滅頂之災。
  若他不是為了自己的野心妄想,幹嘛非要搞什麼公社化和大食堂呀?難道真是糧食多的吃不完,一定要請人來浪費消耗?農民自家養幾只雞,門前種點小菜礙着誰了?為什麼不顧農民的憤恨咒罵強行不許?發現後還要把人往死里整?但毛為了共運領袖這頂朝思暮想的帽子,故意編造謊言掩蓋自己的上述目的,堅持強調公共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農村中階級斗爭尖銳所在”,1960年發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將辦好大食堂“提高到階級斗爭的地位上來”,用階級斗爭的名目掩蓋自己的真實目的。
  本來人民養活自己並不難,除非大面積的嚴重天災,正常情況下只要允許人們自由種植一點農作物,根本就不會餓死人。而根據中國氣象資料記載,58~62年全國氣象綜合來說是正常偏好,根本就不是什麼“大自然災害”。曾有人回憶,當年他們大隊餓死了許多人,但他媽媽在他們家與隔壁鄰居的牆之間,就這么僅僅1尺寬幾米長的牆縫里,悄悄地種上了幾株扁豆。因害怕被別人發現,故意堆放一些農具雜物在通道口上。果然大隊來人幾次查看各家各戶留沒留“資本主義尾巴”,都沒有找到。就靠這幾株扁豆,他家就沒有一人餓死。要是那時毛不是為了在其他姓社的小兄弟面前顯示自己的集體制搞得更徹底,更符合馬列定義,比蘇修當然更正宗更原旨,自己更應該為共運領袖,他幹嘛限制不許農民種自留地?若不是強令農民只能吃大食堂不讓其為自己生產一點,何至於讓這么多無辜百姓飢餓慘死啊。
  可能會有人反問,人家朝鮮金家也沒打算當共運或世界領袖,不一樣也搞農業集體制么?沒錯,作為獨裁者,其所作所為與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因此必須強行控制人們的思想,最好的手段是控制大家的生存,逼迫人民乖乖就範。即你和你家人想要活下去,就必須聽命服從於我,否則就叫你們沒有活路,而控制食物來源是最直接最方便的了。可假如允許農民自由種植和收獲,顯然他們就不用求他或感恩於他。而獨裁者的目的又直接損害人民的利益,自然受到人民的強烈反對,所以獨裁統治者無一不首先控制人民的生存來迫使人們只得順從。
  作為過來人,各位想一想是不是如此。毛時代的中國,你想通過勞動自食其力?別說你打算自己開荒種地了,首先那地就是他的。就算你去撿破爛甚至掏糞,沒人給你開介紹信,你撿來的物資和大糞就沒人敢收。而介紹信這種東西,自然是他的人牢牢控制的,就算有人同情你,同情者自己的飯碗也不保。所以那時下鄉當知青似乎還挺熱烈積極,別胡扯什麼青春不悔,更不是相信他的教導響應號召,實際那時凡是能鑽到空子能不下鄉就可工作的,誰還去農村。但是因為他掌控着就業機會,你不去就不可能當上工人找到工作,永無勞動收入。甚至有的城市還採取注銷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資的方式逼知青下鄉。誰敢不去?誰又能不去?而且唯恐去晚了工作機會被別人搶了先。
  與此同時,毛要當世界主宰,沒有最高級大規模的殺人武器當然不行,所以不顧國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也要搞核武,這就是“脫褲子當當,也要把原子彈、導彈搞出來”的最根本原因了。這就像一個家庭,孩子餓得要死,家長為爭雄還要把錢拿去買武器是一個樣,這種“家長”還是人不是?
  看到這里,可知首篇《引子》里提出的那麼多問題該有了答案。明知道要給中國和人民帶來巨災為什麼還要搞?在給人民和國家已經帶來了嚴重損失為什麼還要堅持繼續?如此,就為了毛的野心,中國人民很快就進入有史以來最艱難的時期,多少人浮腫,多少人營養不良,甚至付出了飢餓慘死幾千萬人生命的巨大代價。
  不用說,當時全國人民怨聲載道,黨內黨外對毛產生極大抵觸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毛按其一貫的手段,為了減輕和轉移矛頭,同時也是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有心退居二線,讓劉擔任國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顯然這是毛因當時局勢主動讓的,絕不是劉自己搶來的逼迫的,結果打倒劉時卻成了他的另一大罪狀——大野心家。
  嚴格地說,劉當了國家元首當然高興得意,但他絕沒有打算利用這個機會取代毛或幹掉毛,而是繼續完成毛交代下來的各項任務,依然奉毛為君,根本談不上什麼“野心”。因為若是他真想翻天,這時肯定要抓軍權。但劉不顧自己親口說過“彭總實際上是一個能夠嚴格要求自己、黨性極強的人”,反而從廬山會議上附和着毛,硬是把彭總說成是一個蓄謀已久的反黨分子,直至自己被打倒,劉與軍隊將領關系密切的也只有粟裕上將,那還是在劉負責江南新四軍的領導工作時與粟裕建立的工作關系,當然也都是湖南老鄉只是比較熟悉一些而已。甚至劉為了討好毛,前面在廬山會議上,故意捧毛的臭腳,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避而不談彭德懷提出的意見本身正確與否,卻扯起以往工作中的小矛盾、小恩怨,故意挑剔彭德懷:“從那以後,覺得此人不簡單。……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毛當即插話:交不親的朋友)”。後面再在他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七千人大會上還故意當着毛的面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可見劉根本就沒有打算拉攏軍隊。
  順帶說一下劉的朋友粟裕將軍,他實際也是毛看中並提拔上來的老鄉,是因為從井岡山開始就一直跟隨毛,但因為人太老實而沒什麼大的建樹。直到內戰進入一邊倒的中部和南部戰爭,毛為己考慮,打算找個人取代陳毅來指揮第三野戰軍,這才想起了他。
  為什麼要取代陳毅?這是因為陳毅元帥一直打心眼裡瞧不起毛。首先陳是留法留學生,早期在黨內地位甚至高過毛,井岡山毛靠邊站,陳毅就是黨安排全面接權替代的人,毛的軍權即前敵委書記就被迫交給了陳,甚至毛還被陳毅直接給了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趕出井岡山,差點長征還不讓毛跟着走,因此毛一直記恨着他。
  另外陳有典型的文人相輕那種自視甚高的毛病,我們當年在文革中小夥伴聊天就互相傳說,陳公開聲稱“中央領導人中我的花星最高”,“花星”即四川人說的發際線,越高謂之聰明,他這意思就是他比毛、林還強。就連周恩來寫的詩請他幫忙修改,他竟然回復“你這根本不是詩,沒法改”。
  他同樣像文人那樣遇事無大氣,不敢出頭卻喜歡推波助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比如所謂“二月逆流”,他很起勁卻絕不領頭,而是故意點名說毛對不起與會的這個那個,有心拉別人起來反毛(但陳提起的延安整風卻是毛的心病,因此毛卻針對他“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陳首先遭到整肅批鬥);再比如林彪垮台毛定王洪文接班,他就找到周恩來說“接班人應該是你嘛”。
  甚至文革初鼓動紅衛兵演講:“我看毛主席的大字報也可以貼。毛主席也是一顆螺絲釘。他過去在湖南第一師范當一個學生,他有什麼,還不是一個普通學生。林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去他是我的部下。難道‘文化大革命’這么大的運動,就是他們兩人領導?”
  反過來又依文人習性他也拍馬屁去討好,比如當毛把他搞下去後,在天安門上他見到毛,立即故意做作地挺直身體立正敬禮:“主席:老兵陳毅向您報到”。包括上面的“脫褲子當當”還有“林彪同志是我黨第二位天才”等等發言就是明顯的揣摩聖意當這些人面來摸捧臭腳。
  因為這些對毛不利的原因,毛要用信得過的人取代陳。因而把陳調到中原野戰軍擔任副司令員去管後勤,騰出位置讓粟裕來指揮三野作戰。這是毛的一貫做法,直升機提拔某人,讓其因為感恩而對自己無限忠於,就像劉、王洪文等一樣。粟雖然取得了許多大戰的勝利,但我認為這個時候的勝利,與國軍喪失了士氣有很大關系,並不是粟有特別過人之處(他後來的的所作所為也同樣表明其能力實際有限),即與毛對其的信任有着直接關系。也正因為這些因素,評定元帥時,雖然開始已經把陳毅列為候選,但毛仍想用粟取代陳,因此放風陳毅負責外交工作屬於文職,要把元帥位置留給粟。
  平心而論,中國外長,不扯為軍隊元帥肯定對國家形象有利,否則給世界的印象感覺是這個國家的對外交涉尤其是有中方參與的糾紛不是靠和平談判文明理論,靠的是軍隊槍桿武力威脅。有這么個大原由,實際也是毛就想用粟替換陳,因此可以下定論:當時粟裕若是不去折騰,他這個元帥已經瓮中捉鱉十拿九穩。
  可不用說粟還是希望能當上元帥,因此曾專門進京活動,甚至分別請了劉少奇和朱德吃飯以說情,劉為此也當面向毛請求並在上層做了許多工作。可惜的是,他們竟然都不了解毛。說過當時只要粟裕不去找任何人就行,實在要找就直接求見毛一面,甚至只需要給毛寫封信,寫上永遠忠於、誓死捍衛等效忠詞,他這個元帥就板上釘釘還敲釘拐腳了。
  現在他們這些爭帥活動不僅無助於粟裕當元帥,反而觸犯了毛的大忌。毛最怕的是什麼?正是上層人物關系密切,尤其是軍頭,因為那樣就可以合夥奪了他的權柄,至少會讓他這個統帥投鼠忌器。現在粟裕請劉幫忙當帥,若是毛批准答應了,這份大人情算在誰身上?今後出現文革這種毛劉火並局面,你粟大元帥會不會站在劉那邊?毛之所以想用粟替換陳,本是要讓自己信得過的人來占這個極重要的位置,既然你粟已經靠不住,那就沒必要費勁更換了。
  也因此,粟不僅沒爭得元帥一職,而且由於毛對他的猜忌失信,很快就在軍中失勢,挨整、批鬥就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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