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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堪回首的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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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17 16:50:0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張維新





一、“引蛇出洞”

我發表《論政黨在國家中的地位——取消黨委制》。“取消黨委制”此話從來有殺身之禍。五七年鳴放,我以此為題著文,太幼稚。斯時我讀大學三年級,還不懂真實的政治便是殘酷的“階級斗爭”。我的文章真心誠意,幫助黨整風,不過超越了思想警戒線。文章認為:黨的問題不僅是作風,更是體制。文章洋洋萬言,概括一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取消黨委制”、“實行競選制。”這,是五十年代學生們的潛意識,被我公開表達,廣受歡迎。我成了武漢知名的學生右派,文章被編輯在《湖北省右派言論選輯》下冊。

民主、競選,在西方是常識。解放前,小學公民課就播種這個常識。“解放了”,中國進入毛澤東時代,“翻天覆地”!於是常識成了毒草。堅持常識的人,個人在劫難逃。我,學生娃娃,僅僅因為寫了這篇鼓吹常識的文章,勞教兩年,勞改六年,留場就業五年,地方政府管制九年。時年23 歲到45 歲,黃金年華。

二、勞動教養

一九五八年國慶前夕,一張《勞動教養通知書》,不容分辯,不經法律,將我清除出社會,投入勞改隊。看那《通知書》的作者,不是法院,而是勞教委員會。它隸屬勞改局,故名曰“勞教”,實為勞改。因此關押我的單位是湖北省十四勞改隊,外名湖北省公安鋼鐵廠,地點湖北黃石鐵山鎮。五十年代,勞教不定期限,被稱“無期徒刑”,“比勞改政策更壞”!這,不是“惡毒攻擊”而是事實。我認識的勞教分子,有中南財院的、武大的、華工的、他們都被勞改隊關押了二十年!毛澤東時代不結束,他們必在勞改隊終其一生。一九七九年我去黃石中級法院請求平反,住黃石師范學院,接受四個難友招待。他們都是半年前從周磯農場出獄的。文革後大學復課,在社會上找不到教師上講壇,該院靈機一動,開輛卡車到農場。“有大學學歷請上車!”他們立即丟了鋤頭、扁擔,拎着簡單的行李,爬上卡車,登上師院講壇,為斷層了的臭老九培養接班人。他們是:中南財院的梅文干、教政治經濟學;武大的李龍,教哲學,後來任系主任;武大的王健君,教歷史;武大的徐海若,教數學。我們一同在鐵山勞教,二十二年後相逢,被此凄然,眼睛互傳一個難言信息:“都快老了”。當年的學生伢子,如今成了半百的人。我比他們幸運,因為“重新犯罪”,判了有期徒刑,倒比他們早出勞改隊九年。這九年珍貴,我結了婚,有了兒和女,他們羨慕不已。

五十年代,就我在公安鋼鐵廠的經歷而言,勞教比勞改處境更壞。該廠原來“改造罪犯”,幾年經營,犯人有住房、菜園。勞教隊新建,犯人天天從武漢押運來,後勤跟不上。勞教分子住的是茅棚,吃商品菜,因此生活不如勞改犯。至於管教,勞教勞改一個樣。管勞教的就是管勞改的,不少是轉業軍人。勞教勞改都是“強迫勞動”,都是武裝看押。因為勞教分子比勞改的“調皮”,於是武裝對待勞教分子更苛刻。我們日日夜夜在槍口下生活。

我先談住。在小山坡上搭幾個茅棚,這便是公安鋼鐵廠的勞教二中隊。全隊約三百人,住四個茅棚。茅棚內架設兩排通鋪,中間是過道。一個茅棚睡上百人,人挨人也睡不下去。於是“左鄰右舍”只能相向而卧,甲的腳緊靠着乙的頭,乙的頭緊挨着甲的腳。犯人天未亮就出工,天黑回棚,勞累已極,顧不上洗腳,倒頭便睡。於是一雙臭腳正好在離我的鼻子三十公分處顯示威力。

最難受的是強迫勞動。該廠用犯人採石,用勞教分子采礦,采礦比採石更繁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辦鋼鐵”,鐵山鎮成了“日夜奮戰”的戰場。山上山下,公路上,高爐車間擠滿了勞教分子。他們破衣爛衫,表情麻木,戰戰兢兢地“接受黨的改造”。在微弱的燈光下,這些無聲無息,忙忙碌碌的人像地獄的幽靈。

我和同學黃印丁的勞動是挑礦石。從山上挑到山下,再挑上火車車皮。不到一天便覺不堪忍受。人們已經勞累不堪,“抓革命、促生產”的喇叭仍在高叫:“抓晴天,搶陰天,毛毛細雨是好天”、“雨越大,我們的干勁越大!”

我們都明白,自己肉體不能支撐到“改造好”的那一天,於是決定逃跑。

哇,“鐵打江山”,公安局、派出所、保衛科、民兵、治保主任無處不在。往哪裡逃,只有出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與黃印丁逃到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館門口企圖“申請政治避難”。這個死裡求生之舉反而加重了我們的苦難。我們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例學生叛國案的被告,險些槍斃。

三、集訓隊、禁閉室、武裝班長

每個勞改隊都設置了集訓隊,集訓、嚴管“反改造分子”。每個勞改隊都高懸着“改惡從善,前途光明。抗拒改造,死路一條!”的大幅標語。集訓隊,特別是禁閉室,是死路一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和黃從北京被押解回鐵山,關進了集訓隊。集訓隊的犯人大多是“逃跑犯”。逃跑犯進隊,第一關是繩捆。一九五九年冬,一天抓回了兩個逃跑犯。汪隊長大怒:“捆,捆死他!”捆死的是謝良才,長航局輪船二副,三十餘歲。此人在洋船上干過,所以與眾不同,有點公民權利觀念:“我不是逃跑犯,勞教還是公民,回家不是逃跑。”他這樣逃回家四次,此後再不能回家了。

另一個叫江心汶,華中師范學院三年級學生,他沒捆死,但兩手殘疾,左手大概終生殘疾。美國人不惜代價尋找、運回陣亡者的遺骸。我建議尋找謝良才的遺骸和江心汶的下落。

我左手至今受涼作痛,因為受過繩捆。

集訓隊的威嚴來自武裝,武裝在離茅棚五米處設警戒線,越線格殺勿論。不越線犯人也難免懲罰。

“報告班長,我解小手!”有的半夜糊塗,忘了報告便出茅棚小便,班長馬上拉動槍機作上瞠射擊動作,嚇得人魂飛魄散。有的在風雪之夜,因為報告言詞不合規范,被罰站半小時,甚至一小時。

夜晚常聽到槍聲,不久便傳來,“又有人逃跑了”或“打死了”。我在該集訓隊一年余,目睹被射中的“逃跑犯”兩個。一個是青年農民,白天他在工地逃跑,離武裝三,四米處被槍擊致殘;另一個勞改隊逃跑出來的犯人。我們清晨出工,在門口發現了他,他躺在離武裝崗哨僅兩米處,死了,眼睛仍睜着。我想他也許被拖出門口射殺的。當時公安鋼鐵廠逃跑風盛,必須殺一儆百。

也有善良士兵。江心汶殘疾後瘋癲,白天逃跑,離武裝上百米。那士兵叫犯人大組長拖回他,沒有開槍。可憐這個善良士兵,錯過了立功的好機會。假若他開槍,正象那個射殺青年農民致殘的兵一樣,他可得到提升。這個在距離僅三、四米處射殺犯人的士兵,馬上得到提拔。因為不久廠部召開犯人“獎懲大會”,這個士兵沒再扛槍,手裡拎個公文包,很神氣在會場走動,顯然他因開這一槍入黨提幹了。

禁閉室最可怕。公安鋼鐵廠初建,還沒有專用的禁閉室,就把幾十個被禁閉的犯人關在一間茅棚里。五九年我關禁閉室,人多空間小,坐也坐不下去。衛生條件極差,虱子迅速繁殖,隨手往癢處一摸,便抓到幾個虱子。病號日增,半個月內,抬出病人四、五個。有的再也沒有回來,大概死了。

最可怕的是新生耐火材料廠。它的禁閉室設在集訓隊里。我於一九六一年調到該廠,仍關在集訓隊。出工收工,我們必經十來米的走廊,兩邊並列十幾個禁閉室,犯人稱“小號子”。有的罵,有的踢門,不過十天,便無聲息。因為每天僅吃16 兩秤的四兩米飯,供應的熱能不夠,哪裡有氣力罵和踢。身體再棒的人進禁閉室,三個月內定叫你九死一生。夏熱冬寒,蚊子、臭蟲、虱子,誰也抵不住這天災人禍的夾擊。短短五個月內,我看見被關死的至少四、五個。其中一個與我同在公安鋼鐵廠勞教,上海人,四十餘歲,自稱地下黨,也許因“不認罪服法”,被關致死。他死前半月,我看見他被放出來“放風”一次,彼此相視了一秒鍾。我覺得此人快死了,假如此時能放他出禁閉室,也許不至於死。但是親自放風的許股長還是繼續關,顯然存心置人於死地。

“對敵人的仁慈,便是對人民的殘忍。”用這種理論教育的革命人,把殺人視為對革命的貢獻。當局獎勵草菅人命的人,所以前面談到的那個射殺青年農民致殘的士兵入黨提幹了。入黨提干者退伍後繼續當官,此人只因開了這一槍終生受益。

沙洋二農場的禁閉也厲害,前面提到的武大學生王健君,身體很棒,在裡面關了兩個月,放風出小號子,扶着牆才能邁步。因此同時被關的石宏謀(此人是某縣幹部,父母皆北大畢業的地下黨員,烈士)嘲笑他“紙老虎”。

我,《楚辭新譯新解——偉大史詩》的作者,保證我的講述真實。我敢斷言,勞改隊禁閉室關死的,比經法院判處的死囚多,多許多。不過這無案可查,因為責任人對社會、對歷史、對死者親屬的交代,一定是“病故”。

我在高中時,讀捷克共產黨人尤里斯·伏契克的《絞繩套在脖上的報告》,講納粹德國怎樣關押他們,其情況遠比中國勞改隊好。納粹折磨犯人,為的是獲取情報,不是為了改造人,所以折磨不是制度性的,經常性的。納粹判刑,必經法院,如果證據不足,象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第三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也無罪釋放。我,我們這些勞教的右派學生,誰經過了法律審判呢?誰握有秘密情報呢?所以對我們的折磨、改造,毫無理由。難怪八十年代中國報刊上出現一個新名詞:“超級法西斯”,它指的就是那些關死人、捆死人,胡亂開槍射殺人的人。我寫這些文字的時候,這些人多數見馬克思去了。我相信馬克思也不會原諒他們。

四、我成了叛國犯,父親成了替罪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與同學黃印丁結伴逃至北京,於南斯拉夫大使館門前被捕。

“學生要求出國政治避難,建國後第一案例”,這是方振基向我轉述的話。方是華中工學院右派學生,他逃到北京最高法院控訴,上文是高法接待他的談話。談話認為公安鋼鐵廠的管教“有問題”,因此才有學生來告狀,才有學生要出國。因為學生要求出國政治避難是首例案件,所以驚動了最高法院。也許是最高司法當局的過問,北京預審我們的結論是“行政拘留15 天”,不視為犯罪。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右傾,於是“行政拘留”案子地方重新問罪。一九六〇年一次“宣判大會”,被判的不下四十餘人,其中有例“背叛祖國案”曰:

查黃印丁、張維新,原系中南財院極右分子……投入勞教後……竟於一九五八年×月×日結伴潛逃至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館,企圖“申請政治避難”,出國後要舉行記者招待會,並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控訴“中國”侵犯人權。企圖在國際上掀起反共反華高潮……不懲不足以平民憤。

判決書不過三百字,所以至今仍記得其要點。我們要控訴中國侵犯人權,必然引起革命人的“民憤”,要平他們“民憤”,非殺人不可。但是沒有殺我們,我被判刑六年,黃八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例學生叛國案的判決單位是誰?黃石市鐵山鎮礦區人民法院,一個沒有刑事判決權的派出機構。審判員程忠漢,轉業軍人。一九七九年我們到黃石中級法院要求平反時,此人榮任中院刑事審判庭庭長。

判刑後我被調到公安鋼鐵廠裕華寺采礦區勞改。我到礦區,十幾天內礦里一死一傷。我怎能安全渡過六年?於是我決定抗拒勞動。繩捆、腳鐐、手銬不能迫使我下礦井。我准備讓他們槍斃,槍斃了有案可查,來日世道清明,武漢的大右派也許有人過問,平反、撫恤我的親人。

相持半個月,廠部管教股馬幹事,不遠百里來礦區與我談話——

“你的《上訴書》我扣了,有什麼用!刑是縣委五人小組判的,法院只掛個名,蓋個章。你上半生完了,下半生是我給的。管教科討論你們的案子,有人主張槍斃,我提了一句:‘北京結論是行政拘留’。不好下手,於是改判李善雲死刑”。可是,奇怪!此案沒有從犯,沒有被組織者。

馬幹事為什麼救我們?原來他是中南政法學院畢業的。該院1958 年與財院合並為湖北大學。出於校友情他一言救兩命,不過苦了李善雲。

馬幹事答應有機會把我調出公安鋼鐵廠。1960 年我被調往武漢市新生耐火材料廠。我逃脫了死神,我的父親不能逃脫。父親是“工商業者兼地主”,幾次運動過來,他被改造,剝奪得一無所有,剩下幾件值錢的傢俱,為支持兒子上大學都變賣了。他把餘生的全部希望寄託在獨子身上,眼看我大學畢業了,將如願以償了,忽然晴天霹靂,來了反右派運動。一九五七年暑假,父親焦急盼望我回家報告平安。我已被打成右派,不敢面對父親。他見我的同學黃朝玉從武漢回來,便問:“我的維新沒問題吧?”黃答“您老要好好幫助他。”父親明白了,飯碗從手中落地,半響不語。父親年輕時當過紅軍,親睹共產黨“肅反”厲害。他不久染病,一九六〇年去世,終年49 歲。

黃朝玉後來任貴州省人民銀行行長,他幾次向我道歉。可是我的事黃不講也不能瞞住我父親。黃朝玉,該道歉的不是你,是那些一貫偉大、英明、正確的人。一九七〇年我從勞改隊釋放回故鄉,首務是上父親的墳。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不孝兒有罪!”可是誰會向我請罪,誰會向我們五十五萬人請罪?

五、索賠

苦難的中國,經歷反右、三年“自然災害”、十年“空前浩劫”、“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雖然中國仍高喊“堅持”,卻也接受了西方的人權概念。大氣候稍變,高壓下倖存的右派,在反右五十周年前夕,紛紛一致索賠。索賠是法律問題,可是法院仍在“黨的領導下”,怎能管領導?於是大家改向人大、政協呈情。我,武漢知名右派,不能置身事外,下面是我的索賠書——

尊敬的代表、委員:

您們好!我國提醒日本正視歷史,同理,自己也要正視歷史。毛主席馬上得天下,繼之以馬上治天下。他以階級斗爭為綱、以運動治國,先後親自發動了土改、鎮反、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和登峰造極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些運動周期性地把中國推入恐怖與悲慟。其中反右派運動,整的是幹部、教師、學生、醫生,因此是反知識的運動。這運動以“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定罪,因此它是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運動,今日只有正確地為反右運動定性,中國才可能走出那個反常的時代,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

中華文化鼓勵改惡從善。曰:“吾日三省”,“執政黨”更應三省。又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倘若過而不改,則罪莫大焉。我仍然相信,中國人雖經過半個世紀的“思想改造”,改惡之心不滅,從善之人性猶存。因此,我,我們,五十五萬的倖存者,中國的知識精英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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