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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汶川死難學生的家長正在受到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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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17 16:52:5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德國之聲





2008年5月15日,汶川地震後第三天,在一座山附近被毀壞的舊城區廢墟中,救援人員和當地居民正在尋找倖存者。(路透社)

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有很多被稱為“豆腐渣”的校舍倒塌,導致數千名學童喪生。維權人士譚作人自發調查遇難學生人數,並發起對豆腐渣校舍的民間問責行動。2010年,譚作人因所謂“煽顛罪”被判處五年監禁。“5·12”十周年之際,譚作人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汶川地震發生後,您呼籲對校舍建築“豆腐渣”問題展開調查,建立死難學生檔案。您發起的這些民間維權行動,讓您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五年監禁之後,您的言論和行動自由也還一直受到限制和監控。那麼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際,您的感受是什麼呢?

譚作人:從個人角度而言,我想說的是,雖然很艱難,但我會堅持下去。我會繼續堅持我的理念,即:和平、理性、合法、有序地去解決一個問題,以體現法治的力量。在法治框架下能解決的問題,為什麼要弄成對抗性的、維穩的問題呢?弄成專政性的問題呢?這完全沒有必要。所以對於這個(校舍建築質量導致學生死亡)問題我盡可能地去政治化,但是強力機構則不同,他們更願意把所有問題都政治化、敏感化,以便讓大家噤若寒蟬,什麼都不要講。這正是問題所在,有些問題可以迴避和逃避,但至少對我來講,“5·12”這個事情,我無法迴避。因為我首先要面對自己的良知和認知,此外,我還要面對死難學生家長這個特定人群,推進他們解決問題。這一點對我至關重要。所以我在選擇方式方法方面,就會特別小心謹慎,對解決問題有利的,我就去做,而決不是貪圖個人名利,也不是為了逼迫政府,畢竟最後還是要靠政府來解決問題。政府如果無動於衷,你無論做什麼,它都會耍死皮,就像他們在大部分事情上耍死皮一樣。那樣你就完全沒有辦法了,而真正受冤枉的則是那些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特別是那些死難學生的家長現在正在受到二次傷害,這也是我之所以放不下這件事的原因。

德國之聲:為什麼說學生家長正在受到二次傷害呢?

譚作人:如果他們堅持訴求,他們就會成為“管控分子”。他們非常清楚,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女今後都會受到這個事情的影響。雖然我們堅持盡量去政治化的原則,但它畢竟關繫到政治的方方面面,死難學生家長的後半生都會同這件事情聯繫到一起。所以我認為,應該為這件事件找到一條出路,以便讓政府用最小的成本去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要解決死難學生的問題,成本是非常小的。

德國之聲:過去十年來,堅持訴求、繼續維權的學生家長變得越來越少了,原因是什麼呢?

譚作人:人數減少是肯定的。大部分人經過體制的馴化,會覺得不應當同政府作對,也不可能斗得過政府,這種思想佔主導地位。另外,政府用了很多維穩手段,加強打壓,逐漸把那些堅持訴求的家長孤立了起來。我覺得這些繼續堅持的家長非常了不起,因為他們並不僅僅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了死難學生家長的整個群體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權益。這一點非常偉大,也正是堅持的意義所在。

德國之聲:維權家長人數的不斷減少,會不會是因為很多家長的訴求已經得到滿足了呢?

譚作人:其實整個過程的不同階段,都有家長退出。在很多情況下,家長拿到第一筆錢,比如說四萬或六萬,他們就要簽署保證書,承諾不存在豆腐渣工程,不再追究責任者。有些人簽了保證書,但還是會堅持訴求,那政府就會再次出錢試圖擺平。政府總是以為這是一個可以用錢來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堅持到現在的家長,他們的訴求非常簡單:前不久家長送到什邡法院的民事訴訟狀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遞交成功的訴訟,但是一個星期後又被退回了。這個訴狀只有兩個要求,第一要求建築方和校方賠禮道歉,第二要求過錯方承擔訴訟費用。他們沒有任何經濟方面的訴求。實際上,這是一個涉及良心和感情的問題,而不是什麼能夠用錢解決的問題。

德國之聲:當時的中國總理溫家寶視察地震災區時也曾經承諾,如果存在豆腐渣工程的問題,就一定會追究到底。到目前為止,有人因此被追究責任嗎?

譚作人:就我們所知,沒有人因此被追究責任。所謂的“四川幫”被查處,但這些官員被控經濟問題,同“5·12”豪無關系。恰恰相反,很多地方官員因參與“抗震救災”“災後重建”還受到了提拔重用。這些官員在四川官場上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德國之聲:在外界看來,追查“豆腐渣工程”責任阻力如此之大,是很難理解的。畢竟周永康、李春誠這些主政四川的高官都已經被罷黜了。您認為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譚作人:說實話,這不是一個強力部門的問題,不只是國安、國保和公安局的事情。而是政府的大政方針,涉及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在所謂的“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過程中,政府為了保障所謂的“穩定”,採用了高壓維穩的對策,把遇難學生的家長當成了維穩對象。然後,這種做法就一直被延續下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有人犯錯,沒人糾錯”。延續下來就成了一個很大的產業鏈,養活了很多人,而不延續這種政策,這些人也就無法生存了。但是,對社會而言,對政府而言,甚至於對共產黨而言,這種現狀都是一個很大的負資產。我曾經對抓我的國保講過,共產黨從來不做虧本生意,但為什麼為了區區十幾所學校的建築包工頭,而讓整個政府、整個災後重建去背黑鍋,以至於作什麼都驕傲不起來。國保們也同意我的觀點。中國很多事情都是這樣,每個人實際都清楚什麼是對的,但做的卻是相反的事情。所以我覺得,“5·12”集中了我們體制、機制、社會、法治和政治諸多關系的博弈、對抗和矛盾。解決好“5·12”問題,有很好的象徵意義。我們能不能學着用協商和妥協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去比誰的拳頭大,這沒有意義。

德國之聲:您剛才談到,遇難學生問題不解決,就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際,四川地方官員提出了將“5·12”定為“感恩日”的建議。您以及您接觸到災民怎麼看這個建議?

譚作人:我是做策劃出身的,我認為這是一個低級的策劃,甚至是在故意黑政府。本來每年都可以低調輕松地度過這個紀念日,今年卻偏偏挑起這個話題,反向而行,引起網絡上爭論一片。因為這些官員不用承擔責任,所以他們可以大膽地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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