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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習近平重拾《共產黨宣言》回眸延安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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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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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21 06:37:2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裴毅然





新華社4月24日報道,4月23日下午中共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帶領政治局委員重溫《共產黨宣言》,強調《共產黨宣言》乃中共黨員必修課,要求深刻感悟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追溯中共理論源頭……

估計當今中共政治局(包括王滬寧),大概只知“延安整風”,不知延安整風的細節,似有必要給他們補上這一課。

延安整風何以成為“黨經典”?

起於1942年4月的延安整風,包括延伸至1945年的“搶救審干”,統稱“延安整風”,中共奉為圭臬,頌為黨史經典,層層鍍金。因為,毛澤東雖在遵義會議回到中央,但還只是參與中樞,尚未確立一把手地位,整風時期才獲得“最後決定權”。

1943年3月20日,依靠“整風”,毛澤東完成實權的書記處改組,將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留蘇派”排除出局,由自己與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以政治局主席兼書記處主席,同時明確劉少奇、任弼時只是助手。3月22日新書記處議決:“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1]毛澤東自授“最高決定權”。

對中共來說,整風以抗戰與革命的名義公然轉向集權,成為明顯有違旗幟徽號的重大拐點。整風以“統一思想”收繳自由、鏟滅個性,革命高於主義,功利大於原則,通俗壓倒高雅、普及凌駕提高……浮露種種“大事不妙”的苗頭。但整風卻使毛澤東獲得集權,打贏內戰,對毛共“居功至偉”,故被尊奉“黨經典”——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整風的政治目的

延安整風達到毛澤東的兩大目標:

一、上層打掉兩大反對派——覬覦大位的“教條主義”(王明、張聞天等)、黨內實干派的“經驗主義”(周恩來為首),使他們處於隨時可批判的留用地位。周恩來從重慶趕回來參加整風,非常痛苦地寫檢討式自傳,集會上領呼毛崇拜口號。毛澤東要求人人都寫自傳,說自己也要寫,但卻始終未寫。

二、下層(胡喬木說主要針對知識分子)則“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整風後期,上層政治權爭結束,運動矛頭主要針對下層,“普遍整風”主要整下層知青的自由主義。[2]代表人物:“五人反黨集團”(王實味、成全、潘方、宗錚、王汝琪)、蕭軍、羅烽、李銳、童大林……

整風名義上反對教條主義,實質以“毛澤東思想”的土教條去反對留蘇生“國際派”的洋教條,從而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威。教條主義乃意識形態起家的政黨先天之疾,不以教條開路,革命黨人如何出門?還有什麼依憑?如何邁出第一步?拿什麼引導自己的行動?

整風“轉向下層”後,傷及大批紅青,“三萬黨政軍,一萬老百姓”的延安,揪出七千特務。推推搡搡是輕的,一周不讓睡覺的車輪大戰也還算文明,吐痰於臉、繩拴兩指吊起來那才懷羞終身。1943年8月,“搶救”進入高潮,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說特務如麻,行政學院除一人外,教職員全是特務,學生過半也是特務;軍委三局通訊學校共200餘人,挖出170個“特務”;中央黨校已挖出250名特務,但估計不止此數,恐怕得有350人。劉少奇分管的民委(尤其中央婦委),大部分幹部被打特務,包括凱豐、鄧潔之妻。10月,毛澤東在高層會議上說邊區已抓特務七千,但恐怕有一萬,各根據地合計有十萬特務大兵。[3]任弼時也曾宣布延安有特務三千。[4]

1943年底,“特務”實在太多,各機構無法運轉。電訊部門挖出千餘特務,延安與各根據地的聯系不通了。[5]邊區四萬余幹部學生,肅出1.5萬余特務。[6]綏德師范開了九天控訴大會,挖出230名特務(全校人數73%),都是十幾歲的孩子。[7]後來還擴大到小學生,最小的據說只有六歲。[8]1944年初,綏德“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團內一位十二三歲小女生,上台坦白受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專搞引誘腐蝕幹部的美人計。[9]

馬列主義不香了

今天的中共政治局也許不信:整風時期,金光閃閃的馬列主義都不香了,原先搶都搶不到的馬列書籍竟被拋出窯洞,論斤賣了廢紙。延安整風親歷者、1950年代張聞天秘書何方(1922~2017)——

整風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不香了。整風期間不只是不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過去學過的,特別是搞理論工作的還紛紛檢討,似乎沒學過理論的人倒還干凈些,起碼不用檢討……甚至有些老幹部,如時任中辦副主任的王首道,為了表示和教條主義決絕,竟將一些馬列著作仍到了窯洞門外……原來人們感到很缺的馬列著作,有些人又感到無用而多餘,於是就拿到南門外新市場當廢紙論斤賣了。

馬列主義被說成“教條”,課程被取消,有關書籍(那時翻譯出版的還真不少)也是人們避之惟恐不及,自然不會去讀了。一切書本知識被挖苦得狗糞不如,似乎知道得越少越好,當然沒有人再去“言必稱希臘”了。至於什麼是實際知識,怎樣去學,恐怕提倡者自己也說不清楚。因此兩三年搶救運動期間學習的,就只是那二十多篇有關文件,還有某些中央決定、臨時指定的什麼文章和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康生的〈搶救失足者〉、《解放日報》某篇社論等,聯系實際就是思想斗爭和反特搶救。[10]

《宣言》難救中共

實在不理解習近平怎麼會回身乞靈《共產黨宣言》?估計實在沒招了——“共軍沒子彈了!”(紅色戰斗影片常用詞)江胡時代要求中宣部中科院“理論創新”,為鄧時代恢復私有制的改革開放尋找理論依據,既要符合馬列主義,又得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奈何“社”“資”不兼容,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南轅北轍,一屆屆中宣部長、社科院長均無法完成黨中央的這一重任。想來王滬寧也囿於無法“理論創新”,為接承此前的“不忘初心”,只得請習總撿拾《共產黨宣言》,穿馬恩古裝上演當代新戲。

中南海應該很清楚當今的民心黨心,深知八千餘萬黨員不再信仰“共產”,政治局集體學習《共產黨宣言》,無非要求全黨(進而要求全國)重新朝拜共產主義。惟如此才能勉強對接毛時代與鄧時代,才能將毛的滔天罪惡說成“不成熟的試驗”、才能“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才能將鄧時代說成對毛時代的修正補充、才能維護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才能解釋一黨專政的必要性、才能……這點司馬昭之心,自然路人皆知,何況接受七十年“黨的教育”的全國革命人民?

不過,習總也許忘了“今夕是何年”,馬克思主義已不是當年神秘彼岸的未來時,電子時代已不可能關起門來做皇帝,網封的“金盾”再厚再防火,國人還是能聽到牆外的“反革命叫囂”。要求國人再信一次共產主義,除了讓中外嘲笑“黔驢技窮”,豈有它哉?!

2018-5-10  Princeton

【注釋】

[1]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冊,頁236。參見李東朗:〈毛澤東“最後決定權”的來龍去脈〉:載《北京日報》2007-5-28。

[2]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冊,頁214、247。

[3]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明報出版社(香港)2007年版,上冊,頁115~116、121、124、126。

[4]蕭軍:《東北日記(1946~1950)》,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4年版,頁183。

[5]《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頁118。

[6]胡喬木:〈整風運動:1943年“九月會議”前後〉。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頁280。

[7]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解放日報》(延安)1943-9-22。

[8]師哲:〈我所知道的康生〉,載《炎黃春秋》(北京)1992年第5期。參見杜導正、廖蓋隆主編:《政壇高層動態》,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版,頁176。

[9]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版,頁178。

[10]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冊,頁283;下冊,頁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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