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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衛兵到知青的“自願”與“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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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21 06:40:2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老徐



一、為什麼不談談我們曾經幹了些什麼?

寫下這個標題的時候,心裡很沉重。

當成千上萬曾經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知青們回到城市以後,在這些人都進入到了老年社會的時候,眾多的自我回憶林林總總,目不暇接。但是我們看到多數的回憶基本上不是對於那個年代裡如何響應偉大領袖號召的激情,就是在農村裡吃苦、得到了鍛煉、增長了才乾等等。

很少有反思、反省的話語。

在“文革”這場浩劫被發動的五十年的時候,我們這些親身經歷了這場災難的人更多的是在談論是國家層面的是是非非,是對於始作俑者的分析、批判甚至譴責。但是我們很少看到親歷者的自我反省。好像都是清醒者、局外人,甚至是先知先覺者等等。似乎只是發動者的責任,參與者都是被迫的、被動的,沒有任何責任的。

還是一樣,很少有自我的反思和反省!

在40年前“文革”在概念上的結束時,我們看到了曾經在十年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的控訴,以及到上山下鄉的知青們終於能夠回城以後,大家異口同聲地把這一切罪惡的賬都算在了林彪和“四人幫”的身上;從成千上萬的冤案被平反以後,到清算“三種人”的“揭批查”運動里,一切都是這些“文革”的新貴們的罪行。

那麼,所有在這些年代活過來的人,自己曾經幹了些什麼呢?不願談,不想談,不會談。在一陣憤怒聲討以後,這些災難很快就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了。

二、“文革”期間為什麼會發生大規模的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我們沒有自願!吳道平在《我們沒有自願——“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周年祭》(《南方報網》)中說:“今天,拿一千條冠冕堂皇的理由,一萬種所謂積極的因素,想為那場運動辯護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場運動是國家恥辱、青年災難的性質,只需一句話:‘我們沒有自願’”。

那麼,在“文革”期間發生的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究竟該不該肯定或者是否定呢?

這場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是以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1日發表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開始的。“很有必要”成為當時動員滯留在中國大陸中學里將近400萬學生的一句口頭禪。因為“很有必要”,也就意味着你必須上山下鄉。更何況那是一個“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

“文革”爆發前在50年代開始的上山下鄉,到了這個時候已經需要繼續延續“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最高指示”。只是前者因為是計劃經濟年代初期出現的種種弊端,在國家包攬一切下,無法安置多餘的畢業學生所採取的一種辦法。這與“文革”爆發以後,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國停課,工農業生產全面停滯,城市無法安置滯留的學生有所不同。因為那是一場人為的所謂“革命”,一場浩劫!

撰寫《中國知青史·大潮》的劉小萌教授在2014年3月26日接受《共識網》的采訪時的那篇文章《不要美化“上山下鄉”》里講得很深刻——“因為絕對講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我覺得都不準確。除了經濟方面的因素、制度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沒有毛澤東極左的那一套,這場運動不一定能夠發動得起來,即便發動起來,延續時間也不一定那麼長,也不一定發生那麼多現在看起來非常怪誕的現象。可是要強調是緣於個人的因素,實際就迴避了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制度的原因。從上山下鄉運動的興起、發展、到最終失敗,充分證明這個制度是沒有出路的。這是我在《中國知青史》中貫穿始終的一個基本觀點。”

他進一步指出:“我在書里確實強調經濟的因素,但是我指的‘經濟因素’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政策,還包括經濟制度。為什麼說上山下鄉運動的興起是一個經濟因素呢,首先是由於就業的壓力才提出的上山下鄉運動。”

我們都知道,這場發生在“文革”高潮時的上山下鄉運動,有着前因後果的。

前因是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得到了偉大領袖的積極支持,為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後果是一句話決定整整一代人的命運。搞了三年文革,全國的學校有三屆畢業生沒有安排。上山下鄉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情了。

於是就有了這段“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三、當時你不自願行嗎?你敢不去上山下鄉嗎?

以雲南農場為例,文化大革命期間,從1967年開始來自北京、上海、重慶、成都、昆明10餘萬知青被動員到雲南參加支邊建設。都是自願的嗎?如果是自願的,為何在1978年舉起“我們要回家”的旗幟大返城呢?!

但,確實是存在自願的。

在雲南農場有着著名的“北京五十五”。簡而言之就是從北京來雲南農場的55個知青。這些“文革”期間上山下鄉最早的弄潮兒之一,發起者是東城區25中、65中等學校的紅衛兵,以高中生為主,不少人的父母親都是高級幹部,他們中一些人在東城區紅代會擔任了一定的職務。

在那場運動中,其中的一些人從革命的動力在一夜之間喪失了紅衛兵優越感,高乾子弟的光彩隨着父母的被打倒後消失殆盡。迷茫之中他們要重塑自己,要證明自己的階級忠誠和找回已失去的優越感。1966年到雲南西雙版納“大串連”時留下的記憶被重新點燃。一種豪情油然而生:帝修反卡我們的脖子,進口橡膠很困難,我們一定要種出“爭氣膠”。於是他們是在揣着首都東城區紅代會的介紹信再次去雲南探路,想在那個新的天地里再現自身的價值。

1967年11月27日,當他們從當時北京市中學紅代會負責人李冬民那裡得到消息,周總理正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工貿口的代表時。幾位帶頭人立即趕到了人民大會堂。匆忙中他們找到了一張從練習本上扯下的紙寫下了決定他們命運的報告《首都中學生赴滇申請報告》:

【敬愛的周總理:

我們是北京的中學紅衛兵,我們決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堅決到雲南邊疆參加三大革命運動。我們經過實際調查和親身體驗,深切了解到雲南邊疆非常有開發前途,尤其是四大工業原料之一橡膠生產更需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去開發。我們向毛主席,向黨,向人民,向革命前輩立下誓言:為加強國防,保衛祖國,打敗美帝國主義,為了給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爭氣,我們志願到雲南邊疆做一名普通的農墾戰士,為祖國的橡膠事業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

我們現在已經在組織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備,只等中央首長一聲令下,我們就奔向戰場!請中央首長下命令吧!我們再次堅決請首長下令。

——首都紅衛兵赴雲南邊疆農墾戰士】

終於找到了機會,這份報告交到了總理的手中。第二天上午,這些紅衛兵們終於得到了回答。報告上方是總理的筆跡:“富春、秋里同志可考慮他們的這個要求,請與北京市革委會聯系一下,周恩來”旁邊還有李富春副總理的批示:“是否與雲南取得聯系。”

經過北京市革委會與雲南省聯系,從志願報告者中進行挑選,最後選定了55人,他們大多是東城區幾所中學的66屆、67屆高中畢業生。

這些豪情萬丈的紅衛兵們是1968年2月8日啟程。出發前,55個人列隊到天安門前毛澤東畫像宣誓辭行。鐵道部門根據上級指示,專門調撥一節車廂供他們使用。到達昆明後當地黨政官員夾道歡迎毛主席派來的紅衛兵。雲南省軍管會考慮到武鬥的形勢,特意派了一個武裝班護送他們。在2月21日到達位於景洪縣大勐龍的東風農場,被分配到疆鋒農場。

這段經歷一直是55位北京知青的驕傲。

這是自願的,是那個年代青年學生被煥發起來的激情。

最終,在蹉跎歲月中“北京五十五”兩死一瘋。也有的人很快青雲直上,被結合到省革委會領導班子中。兩極分化。他們中大多數人在1973年鄧小平復出後,一大批老幹部解放,他們的高幹父母復職,通過各種渠道將他們調離雲南。只有極少數人是在1979年雲南農場知青大返城的狂潮中返回北京的。

在十年浩劫結束以後,“北京五十五”們中大多數人依舊風光。家庭的背景和個人素質較高,加上在雲南上山下鄉的磨練,使他們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如魚得水,有的在政界嶄露頭角,更多的是在商海遨遊,躊躇滿志。

劉曉航在撰寫的《我們要回家》指出:“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預料道,他們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一時沖動,會使他們成為‘文革’時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始作俑者而載入歷史。”

冷靜以後,這些上山下鄉的先驅者是絕對不可能預見到,那個年代的“自願”和豪言壯語,也是引發曠日持久,充滿血和淚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造成整整一代人整體命運的大遷徙。

他們用激情抒寫了自己的青春。無需責難,無需指責。因為在那個年代裡,所有人是茫然的,知道真相的是船長!(大海航行靠舵手)如果說這種激情是無比正確的,為何在十年後都紛紛回到了出發地呢?也許在激情背後折射出了我們這代人的無知和愚昧!

不僅是“北京五十五”,上海有一批知青在毛澤東那段“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發表的當晚,已經豪情滿懷地在去雲南的列車上了。也是自願的。

一直到1971年,雲南墾區一共接受來自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的知青共計12萬。其中北京8000人,上海47600人(包括上海郊縣青年農民2萬餘人),成都2萬餘人,重慶24000人,昆明2萬人。

到雲南農場(農村插隊)的知青12萬,究竟有多少是自願的呢?這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站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你不自願行嗎?你敢不去上山下鄉嗎?

那麼,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往事,在1978年以後潮水般地回到出發地城市的知青們,難道不是對於這種被欺騙以後、被蒙蔽以後的“自願”的嘲諷嗎!

四、說那個年代“分外紅”是不是“自慰”?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為自己的昨天津津樂道。

四十年以後,我曾在上海奉賢的一個海灣園里建起的“知青廣場”里參加了一次活動。那天來了不少曾經是上山下鄉的知青們。一面面紅旗上寫着上山下鄉目的地的農場、軍墾、插隊的“符號”,似乎在告示人們昨日的輝煌?尤其是舞台正中央的那塊橫幅,上面寫着“那個年代分外紅”。我一驚!那個年代是什麼年代?那是十年浩劫啊!“紅”了什麼?果不其然,一會兒一群同齡人穿着綠軍裝,帶着紅袖章,在舞台上跳起了那個年代的“忠字舞”,唱着那個年代的“紅歌”。眼前的場景彷彿又讓我們回到了不肯回首的歲月里。難道還要回到那個“紅”的海洋里遭受浩劫的苦難?

我選擇了離開。我看見為數不多的人也離開了。

曾經的知青們,都是親歷者,腦子還沒有糊塗,身子骨還硬朗,生活稍稍好了一點,怎麼把昨日的苦難忘得一干二凈了。難道你忘記了那個浩劫年代裡,就是在這樣一面面紅旗下演繹的瘋狂?當年紅衛兵們以革命的名義毆打老師、校長,給一個個“走資派”掛上牌子的揪斗,無法無天的闖入民宅的抄家,肆無忌憚地舉起皮鞭廝打教授、專家、學者,毀壞千年文物瑰寶。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處於一種“紅色恐怖”之中。

那時是“自願”嗎?

那是一種被激起的愚忠啊!我們曾經的恥辱!

可惜都忘記了,忘得一干二凈。

劉小萌教授在《中國知青史·大潮》一書里尖銳地指出:“紅衛兵運動並非事發偶然,某種意義上說,它正是17年教育之樹結出的一個碩果。而不久上山下鄉運動的發起,則是紅衛兵運動的延續。前後銜接的這兩場運動,在內容、形式、宗旨、作用上迥然不同,然而,由於它們都是以‘老三屆’學生為主體,並以若干激進學生領袖為先導的,所以不難發現兩者間在指導思想、動員口號乃至行為方式上的雷同。”

今天依舊沉浸在“分外紅”之中的老知青們,難道忘記年就是打着“造反有理”、“反帝反修”、“解放全人類”這些口號發起的上山下鄉運動。為了“分外紅”,高喊着“為了毛澤東思想赤遍全球的偉大事業,上刀山,下火海,我們心甘情願”之類的響亮口號。這些在今天看來滑稽可笑的一幕,何嘗不是當年我們這代人自命不凡的真實臉譜?

如果沒有健忘的話,我們是不是還記得紅衛兵們批鬥“黨內走資派”的兇狠勁頭,為了向偉大領袖表示我們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雄心壯志呢?為了實現反修防修,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觀等等虛無縹緲的口號,自願報名上山下鄉,到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迷信與崇拜是紅衛兵再次成為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精神動力。

再次挖開這些“傷疤”,我們還自豪的起來嗎?剩下的只有“自慰”。

五、曾經的“自願”與今日的“自慰”!

我們曾經是那樣的“自願”,今天繼續的是“自慰”。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這代人應該“感謝”這場文化大革命!這個感謝肯定是打上引號的。經歷了政治斗爭的暴雨驟雨,特別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後,喚醒了還存在良知的我們!上山下鄉的經歷,目睹了中國農村的現狀以及對於各階層人民的真正了解以後,無情的現實粉碎了先前給予我們的種種灌輸教育。

在思考的空間里贏得了覺醒,於是就有了1976年4·5的天安門廣場上的怒吼,於是就有了1978年秋天的大返城,於是就有了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再次奮起。

當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以後打開了國門,我們開始反省以前所憧憬的關於“革命事業”、“革命斗爭”、“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每個人都發現原來自己肩上也長了一個腦袋,也可以自己動腦筋想問題,不能夠以別人的思維代替自己的思維。

可惜,持續的時間不長。

我們看見了什麼呢?尤其是在今天我們這代人都退場以後又看見了什麼呢?

繼續自吹自擂,自戀自愛。我們在自說自話:共和國的脊樑、共和國的第三代、為國挑擔的老三屆等等。在小說、電影、電視劇里繼續洋溢着“青春無悔”的戀曲,一部《知青》電視劇里看到的是浪漫與快樂,唯獨沒有苦難。回憶錄、展覽會里展現的是戰天斗地的激情、接受“再教育”的歡樂、在農村的建功立業。在一台台自發組織的文藝演出、學術研討會里,以唱響“正能量”為幌子的歌功頌德、把苦難變成了美好,讓後人得出了一個印象:那個年代確實“紅”。在一片喧嘩中,發明了“知青精神”,生怕所有人忘記了自己,一心想着青史留名。

為何不去反省一下呢?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裡,我們究竟幹了些什麼?在上山下鄉前,紅衛兵醜陋的歷史難道都忘記了?在上山下鄉期間,從紅衛兵到知青們究竟對於這個國家做了多少令人稱奇的好事?千萬不要忘記“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帶來了“國家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

曾經的“自願”只是極少數人今日的“自慰”啊!

我們這代出生於50年的人,與共和國一起長大的人,眼下急需反思、反省!
發表於 2018-5-21 14:58:10 | 顯示全部樓層
作為過來人知道,就算當時寫過申請書或自願書,也不代表真心情願想下鄉。只是哪會所有的工作機會都被權勢控制着,他要你去農村當知青,誰敢說個不字?既然沒辦法不去,不如早些下去早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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