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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當人民日報幸臨網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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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22 12:19:5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幾天前《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在中國知識界掀起波瀾。這篇文章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它稱“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對脫離群眾危險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習近平同志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一個能夠超越多元價值、凝聚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偉大夢想,把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文章標題來自習近平的講話,內容也是千篇一律的老八股,在黨報黨刊發表的成千上萬的文章中毫不起眼,不值一提。然而文章作者讓很多人吃了一驚:吳冠軍,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真的就是那個滿口西方哲學名詞和字母文字的網紅青年學者嗎?如果是真的,它無異於再次宣示:東西南北中,黨不僅領導一切,而且大家爭相姓黨;不管說着“肇因”還是唱着嘻哈,個個都是黨的人。

還沒等到人們開始懷疑,吳冠軍教授就自己出來證實了。他對人們的批評感到委屈和不解,提出了兩種辯解:第一,原文被大幅刪改。有自稱知情者還替他辯解說,黨報多牛啊,刪改不會和作者商量的。大概也因為認同黨報太牛,作為知名教授的吳冠軍,非但對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沒有提出抗議,而且還滿懷感激地說,“編輯真的為我爭取很多”。第二,“盡管原文被改動很多,我原初的努力還在,在統一的聲音里加入對忘記初心脫離群眾之肇因的分析,能夠在那裡出來,批評只能在正說的方式下展開”。

讓我吃驚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吳冠軍教授這種辯解方式。他大概真的是太專心致力於西方哲學研究了,不知道他的辯解比文章還要陳腐。寫文章堆砌西方學術名詞,故作清高地說一句“你沒有看懂”,在今日中國仍然是學者裝神弄鬼的法寶。但是,在黨媒上拾宣傳牙慧,還期待讀者甘之如飴,就有些弄巧成拙了。

為了尚方寶劍忍辱負重?

在中國社會,媒體受到嚴厲審查。所有言論,無論出自黨媒還是自媒體,都得通過或多或少的審查和自我審查。這是一個基本的背景事實。另一個事實是:和專制社會的所有領域一樣,言論和媒體也分設級別:中央媒體高於地方媒體,主流黨報高於部門黨報,“母報”高於“子報”。從一個稍長的歷史來看,《人民日報》不僅總是胡編亂造(無論是“畝產上萬斤”還是“國外反華勢力”),而且前後矛盾(昨天稱頌林彪和江青為毛主席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今天就說他們處心積慮害死毛主席),像一個精神病患者,但是在每一個具體的歷史時刻,它都是權力的金牙玉口,或者說濫權者的大棒(一篇“四·二六”社論就預示了一場對和平示威者的大屠殺)。

知識分子應該加入這種體制,還是看穿、鄙視、掙脫、揭露和摧毀它?這是一個問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地下刊物盛極一時,話語反抗地火滾滾。九十年代,網絡論壇傳承其衣缽。但是,在“八九”之後嚴控媒體的政策之下,互聯網技術很快被黨控制,盡管媒體平台遍地開花,但是具有政治反抗性質的“地下刊物”幾近絕跡。

另一方面,從一開始,加入體制,取悅皇上,拿到尚方寶劍,然後用它來斬妖除魔,或者推動體制點滴進步,一直是大多知識分子的夢想。在具體的事情上,尚方寶劍很有可能主持一下正義;但是,從稍微長遠的歷史來看,它本身就是維護體制的權力工具,是作惡體制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前提是,一切都在權力的控制之內;一旦超越界限,就被會立即清除,例如曾任《人民日報》記者的劉賓雁先生。

知識分子都是聰明人,但是他們的生存智慧是假裝糊塗。吳冠軍教授在辯解中作忍辱負重狀:想要做點事情太難了!與此同時,他又強化媒體等級制度,稱同樣的話在《南方周末》發表容易,在《人民日報》發表困難;“放在《南方周末》就是鼓掌,放在《人民日報》就是謾罵”。他假裝不知道,《南方周末》因為發表過一些遠沒有他這樣“黨八股”的文章,早已經遭受如潮批評,並被很多曾經熱愛它的讀者厭棄。

不敢拒絕《人民日報》?

一位替吳冠軍辯解的人質問批評者:“人民日報直接找你約稿,你是直接拒絕?誰都是抱着好一些的期待,不曾想會面目全非吧。”似乎所有人都跟吳冠軍一樣,對《人民日報》這種整天說着“奧威爾式的胡言亂語”的權力象徵戰戰兢兢,被“幸臨”則倍感恩寵,豈敢說一個不字?被強奸(文章被刪改得面目全非)只是“不曾想”式的哀怨,同時還得感謝編輯“為我爭取很多”。

於是我就想起來,我在國內的時候,《人民日報》編輯也找我約過稿,央視《新聞會客廳》也找過我做嘉賓,因為忙我還真的都“直接拒絕”了。也有不曾“直接拒絕”的事情:央視某大型晚會邀請我做主持人串場詞撰稿人,寫了一部分但對方要求改動太多,也中止了合作。我還記得稿酬相當不錯。

我想要跟吳冠軍教授說:黨媒沒有那麼牛,沒有什麼是不可以拒絕的。既然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作為一位知識人,您要做的事情是拒絕合作,公開抗議,而不是感恩戴德——就因為它是黨媒!

哪兒都是媒體

為什麼被強奸仍然要順從呢?吳冠軍教授說,因為他的文章有深意藏焉!“批評只能在正說的方式下展開”。這是對黨媒的進一步仰視和神化。且不說他文章中的所謂批評,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領袖們自己不知道已反復咀嚼過多少遍,而且“在那裡”的批評以“邪說”的方式展開的時候太多了。自古帝王不只喜歡強奸,更對MS樂此不疲。

又想起來,《人民日報》海外版還轉發過我的一篇博客,連網文的語氣都一字未改(當然,吳教授可以說海外版和國內版審查尺度不一樣,不過您放心,就是發頭版頭條我也不會同意它隨便改一個字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哪兒都是杏壇”。文章結尾說:“只要我們想要分享知識,哪兒都是杏壇;只要我們想要學習,哪兒都是鹿野苑。”幾乎同時,我引申這句話,在香港《明報》發表文章《哪兒都是媒體》,講述自己反抗言論審查失去工作的經歷。後來,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頭條新聞》又以同樣的題目拍攝了一部專訪片。我也在西方媒體多次重復這句話。你看,我在《人民日報》埋下了多少“深意”?哎呀呀,怎麼都沒人理解?!

我回顧這段往事,是想重復這段話:“只要我們想傳播,哪兒都是媒體;只要我們想表達,哪兒都是空間。”“哪兒”也包括《人民日報》在內,但是從它的信用記錄來說,應該排在末位。

有人會說,《人民日報》盡管劣跡斑斑,但它畢竟位高權重,影響巨大,在體制內藏點“深意”也許能促成更快的變化。做“國師”、“策士”,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千年夢想。正是這樣的夢想,阻止了變化的更快到來。真正促成變化的力量,不是對它的迎合,而是對它的反抗;不是讓人認同它一言九鼎,微言大義,而是揭穿它胡言亂語,一錢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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