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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人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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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22 13:00:2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韋君宜





近兩年,需要哀悼的人太多,悼文佔了我所寫文章的相當部分。沒有想到,現在我要來為楊述寫悼文。他死了。

他和我一起生活三十九年,一起經過了勝利,也經歷了無數酸辛和慘苦。現在,他所有的書籍、葯包、親手寫的小條子、電話本,都還塞在抽屜里,與他自己為別人寫的悼文手稿和別人弔唁他的來信混雜在一起放着。他的毛巾、臉盆都還在洗臉架上。我不願收拾起這些東西。這樣擺着,使我覺得我們的生活秩序還是照舊,他並沒有從我的生活里消失,好像不久就會回來。

幾個月中,由於他已經病重不能行動,我又得工作又得護理他,負擔沉重,曾使我挺心煩的,常常我正在寫着什麼,他那裡又在叫了,我就沒好氣地說:“真夠麻煩!”當我提着包包去上班的時候,他坐在廊前藤椅上不能起來,總是在後邊叫着:“早一點回來啊!”而我,往往回頭膩煩地說:“哪裡回得來,沒工夫!”可是現在,不論我出來或進去,都沒有人再叮囑我早回來了。就是我想再護理他,再不嫌麻煩,全心全意干,都已不可能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他是個平凡的人,生平沒有什麼重大成就和功業值得絮絮叨叨,當然也有些成績,也有明顯的缺點,而使我永遠忘不掉的卻是他一生的遭遇。

這是個老實忠厚人,有時簡直老實到迂呆的程度,無論對黨和對朋友。但是,他卻在“三家村”被點名之後,立即作為“三家村”干將被登報在全國點了名,所受的殘酷折磨和精神壓迫,到了“逼得石頭要說話”的地步,這真是個人間悲劇。

我要寫的不是我個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寫的是一個人。這個人在十年浩劫中間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這還算是大家共同的經歷,而且他的經歷比較起來還不能算最苦的。實際上他最感到痛苦的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對黨、對馬列主義、對領袖的信仰,當做耍猴兒的戲具,一再耍弄。他曾經以信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現在叫這個為“現代迷信”,他就是這么一個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種殘酷的游戲終於迫使他對於自己這宗教式的信仰發生疑問。這點疑問是不容易發生的啊!是付了心靈中最苦痛的代價的!可惜他並沒有來得及完成這個自我解剖的過程,是懷抱着這些疑問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幾年,他會對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現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寫下來。

我首先回憶起“一二·九”運動,那時我們都正在清華讀書。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學有些感情上的糾葛,心情很懊惱。而楊述本來是個一般的朋友,忽然跑來找我,正兒八經地給我留了一張條子,稱我為“兄”,說:“這種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難以擺脫的,我願兄能給人看看‘我們的女性’的姿態。”這使我第一次感到,這個人能把女同學當做和男同學一樣的朋友、同志來尊重。而同時,也未免感到這人有點迂。

後來,在抗戰初期,我知道了他異常的“毀家紓難”的事跡。1939年我由重慶經成都往延安,他在重慶工作,介紹我到他家去住,並經過他家的關系去找黨的四川省委。我本來不想去的,但是他的母親接到了他的信,立即親自跑到旅館把我接回家,說住旅館不安全。這時我才知道,他家本來是淮安縣的商人兼地主,父親在他才十歲時就死了。寡母很受族房裡的欺侮,一個人帶着六個孩子長大。叫他的大哥繼承父業,而叫他(老二)去讀書。他是家裡惟一上了大學的。他在中學里就接受30年代革命文學的影響,讀《母親》,讀《拓荒者》《語絲》等等,開始受到當地國民黨當局的注意。母親一方面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干什麼,想要了解,同時寡婦人家也有個夫死從子的想法,她把兒子買的這些書都拿來看。這時候,他就把必須革命才能破除族房裡那些封建家規的道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道理,一起講給母親聽。同時,又影響了已經當少掌櫃的大哥和更小的弟、妹。到抗戰開始的時候,他本人去武漢做黨的工作,寫信叫全家趕緊出來,不要做亡國奴。他的母親竟真的聽信了他的話,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財產都丟棄,率領他的哥嫂弟妹一齊到武漢來了。他在武漢的身份是個流亡學生,來了這一大家人,怎麼辦?他就把三個較大的弟妹一起都打發到延安。後來母親、大哥、大嫂和小弟弟以及侄兒又撤到了四川、楊述又把他們拜託給成都黨組織的同志。他叫母親、哥哥一切都聽黨組織安排。這位可敬的母親把家裡帶出來的細軟變賣做了黨的活動經費,黨組織開辦一個戰時出版社,出版發行進步書刊。出版社樓上是革命青年的活動據點——星芒社。母親的家則是黨的地下機關,四川省委擴大會議在那裡召開,油印機密文件由他的哥哥親自動手,母親則擔任站崗放哨的差事。母親兄嫂全都入了黨。哥哥後來終於被捕,被國民黨半夜拉出去活埋了,腰間還挨了一刀。母親在成都失去了關系,窮居鄉村,以後被周總理知道,指示八路軍辦事處四處找尋,才給接回延安。我知道了這個故事確是吃驚。我們有不少同學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包括我自己,我們能做到背叛那個家庭來革命,但是像他這樣能把整個家庭統統帶到革命隊伍,統統獻給黨的,真是少有。這時我感到這個人對黨可真是一個心眼,不留一丁點後路。他家如果按劃成份的辦法當然應劃為資本家兼地主,我不知道他是用什麼樣的話竟能把這樣家庭的母親和大哥都感動了,讓他們一起背叛自己的階級。這簡直是個奇跡。大概只有對黨像對母親一樣地老實忠誠,才有可能感動母親的心吧。

在我和他結婚之前,我只覺得這個人一方面在政治上忠實得讓人吃驚,同時在生活中又傻到很值得同情的程度,讓人可憐。他成天講工作,寫舊詩,嘴裡老是滔滔不絕,可是腳上的鞋子全破了,床上的褥子臟破不堪。我說:“你不可以買塊布請一位街上的老大娘給做一雙鞋嗎?”(那時候綏德沒有鞋店)。他搖頭表示從來不懂得可以這么做,我替他辦了,他倒覺得頓開茅塞似的。

直到後來,我才看到了這個老實迂呆的人是怎麼在黨的政治生活中間適應起來的。我們一直在一起工作,1954年以後才分到了不同單位。我們共同編過報,共同寫過稿,共同開過會。起初,他在清華的時候曾是下筆千言的,寫的文章題目叫什麼《兩千年來哲學的總清算》,使我笑他大而無當。到大會上賣一回《北平學生》(刊物),也能來一篇《編者賣報記》,文字來得滿快當。但是,到後來他在黨內工作的時間越長,地位越高,寫東西便越加謹慎,文字也越來越短,思想越來越不放開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經是每寫一篇文章必先弄清當前黨的宣傳中心,然後照着去考慮。對宣傳辦法,他是動了腦筋的,可以“摸精神”是每寫一篇之前必須先摸一摸的,從不越乎規矩,而且這後來慢慢變成了他自己的思路。我記得他在1940年寫過一個小冊子《一二·九漫語》,寫得還活潑真切,當時我們那些人的神情和心理還躍然紙上。到解放後把這本小書收入他那本《記一二·九》時,他自己動筆大加刪削,親手把一切帶有生活氣息的東西和不符合出書當時宣傳要求的東西,砍得精光,只剩下幾條骨架,使人讀了簡直索然寡味。我看了實在不滿,但是他自己卻覺得當然應該如此。他自己原來對中國社會發展史有興趣,曾想寫這么一本書。已寫了幾章,由於黨給他的任務不是這個,他就完全放下,不去搞了。他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對中國的青年運動頗有點看法,認為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產業工人的力量一開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隊由農民中產生,因此知識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歐國家大得多,應當充分估計,不能照抄西歐黨的看法。他認為歷來寫的黨史中對階級力量的分析都對此估計不夠。但是就這一點看法,應該說是學術見解吧,因為不符合黨一貫發布的宣傳方針,他就只是零星透露,從沒有系統發表過,也不寫一篇像樣的文章。直到臨死前半年,才在腦子已經不好使的情況下,在共青團舉辦的青運史研究會上作了一次遠遠沒有說透的發言。

1957年,他也知道把許多大學學生、二十來歲初學寫作的青年作者都打成右派,實在不近人情,也爭論過。但是最後還是執行了——按黨的決定劃了他們。1957年我因為言論出了圈,也受到很嚴厲的批判,這時候作為夫婦,他是同情我的,在我苦惱到極點的時候陪着我出去散步,但是,在散步中卻幾乎沒有什麼話可交談。我當時覺得,我們的心恐怕已經不能相通了。他擔心的是我要受處分,怕的是我的思想對黨動搖;而我所想的是:值得擔心的不是我,可悲的是,對敢於發言的人這樣大量摧殘,國家的前途將如何得了。他認為既然黨決定發動反右運動,那就不會錯。有錯的只是個別人,掌握不準。我則覺得批鬥會上那類發言幾乎沒有多少真心話,這不止是個別人的事。我們中間的距離一下子很難縮短,但他仍然忠實待我,想法子哄我高興。

三年困難中間,他自己吃着鹹菜,眼看老百姓餓得腿都浮腫了,多少人在發牢騷,在談從農村裡來的壞消息,他可是從來不談。不論是對家裡的保姆、孩子,還是對從農村來的我下放時期交的農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經地跟他們宣傳黨的政策——要熬過困難,要相信黨。人前人後,從無二話,以至有的親戚開玩笑說他真正是個“徹底的宣傳家”,不擇對象地進行宣傳。只有一次,中央文件提倡吃“雙蒸飯”,劉仁同志說:“那還不就是稀飯!”他回來告訴過我,承認劉仁同志說的是實話,只是咱們對外講不得。可是,要說他完全僵化嗎?也不是。一旦黨的政策稍有變化,他就又活轉過來。到1961年,人民受的苦太多了,中央的政策才開始松動了,他這時帶着調查組去北大,以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為目的,這一下他又很積極地去找教授談話,聽取已經當了教授的老同學的訴苦,而那和學校黨支部對於這個教授的估計完全對不上茬兒。他檢查教學質量,回來向我講一個文科大學生背不出一首李白詩的笑話,說這樣的學生不把他們“瀉”出去該怎麼辦,同樣說得痛快淋漓,思想明澈。他們的調查為後來的“高教六十條”做了准備。

反正他就是這么一個人,真正做到了黨怎麼說,他就怎麼想,所謂“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老老實實,不愧為“馴服工具”。生活又很樸素,誰到我們家來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陳設。依我看來,他實在是一個標准忠實的黨員,忠實到和古代的忠臣相彷彿。

我怎麼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會把這樣一個人當做“反革命修正義分子”來打,而且打得那麼慘。當他已經被造反派掛了黑牌,剃了“陰陽頭”,弄得滿頭刀痕,被打得遍體鱗傷之後,他回到家來,見到了造他的反的17歲女兒,還囑咐道:“我這次可能被亂棍打死,但是我實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總有犧牲。我就是死了,翻不過案來,你也一定要永遠跟着黨走。”使女兒對於自己幼稚的“造反”也不由得產生了一點動搖。當時,我也在挨斗中間,暴雨一般的造謠、污衊傾到我頭上,我實在不能接受了。在還允許每周回一次家的那一段,有一次我們兩人單獨在保姆的住房裡,我曾偷偷對他說:“我實在沒法接受這種侮辱。看這形勢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轉了,我們不如到廚房把煤氣打開,了卻殘生,免得零碎受苦吧。”他聲音很低,卻是義正辭嚴地,就像平時開會分析問題一樣地對我說:“不!我估計這次運動搞成這樣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進來了,也許是國民黨進來搞的,這種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就這么忍耐着,等待着,一直到他被隔離審查,我被發往幹校。在隔離審查初期,還允許家裡送食品和衣服,後來忽然根本不準去見。有一次他來條子給家裡,要跌打丸和接骨膏,我叫孩子把葯送了去,卻不準孩子和他見面。我猜得到一定是挨了重打,打傷了筋骨,但是直到他後來釋放出來,單獨和我見了面,都沒有詳細講過究竟怎麼挨打的,只說了打得他不能翻身,但更重要的是罵那個打人的造反派,說那人是左手着小紅書,右手拿着棍子,嘴裡還念着“文斗與武鬥相結合”。他只形容那個造反派的荒唐丑態,說那個人壞,壞得很,卻不詳細說那個場面。直到他死之後,才有知道情況的人告訴我那真情:是用直徑一寸多的鐵棍子打的,先把人打倒在地,又打,打得他在地上爬,肋骨折斷。但是這些,他卻連對他的妻子都沒有細談過。現在我想,他不是只為怕我聽了傷心,他總是認為這是個別壞人乾的事,怕我會由此聯想太多,會損害了我心目中對黨對革命的信念吧。

後來,他也下了幹校。去幹校時他已經是59歲,原來有心絞痛,可仍然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弄得心絞痛越來越厲害,到了隔天痛一次的地步。但是,這些他也都沒有告訴我,是在他臨死前病重昏迷之後,我開始整理他的日記,才發現的。

我們隔絕了幾年。我不知道他是怎麼過那種難堪的日子的,只是在每年春節時,我們才能到武漢或信陽相聚三天,兩個都瘦得像人架子似的。在林彪墜地的那一年春節,我們在武漢見面,他抱着滿懷的希望,說這一下毛主席可該把那些專會吹捧的壞人識破了,老實人該有出頭之日了。

在陳毅同志逝世的時候,他偷偷寫了幾首痛悼陳毅同志的詩,他寫道:“總是戴堯天,姦宄終授首,歷史亦有情,譽聲滿眾口。”見到報上登載毛主席和張茜同志握手的照片,他掉着眼淚笑,說:“這一來,陳老總死可瞑目了。‘二月逆流’的案子要翻,這幾年顛倒的是非該顛倒過來了。”

他堅信所有的壞事都是個別壞人打進黨內乾的,與黨無干。他的根據主要是,在延安時期,毛主席曾親手對他的一首詩作過批示:他的那首詩中把毛主席說成“平民”,毛主席說沒有問題。1943年整風審干,他和許多於部遭到“搶救”,打成特務,而毛主席一經發現錯誤,就親自在台上舉手行禮道歉,所以當前的壞事情總會變,毛主席總是英明的。他把這些話再三囑咐兒女。

他告訴我,已經允許他參加十八級以上幹部的會議了,大約“解放”有希望了。

後來,由周總理下令,讓哲學社會科學部全體回到北京。他回到家裡,成天就看當時上海〈朝霞〉上發的東西和已被砸爛改造過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出的書。這時候我已經下決心脫離這個已遭砸爛的文藝界,對這些東西一本不看。他卻稱之為“時興書”,買了一大堆。大約也是想看看這裡面有什麼新“精神”吧。

1973年初,我也由幹校回來了。下放邊疆的女兒探親回來,“文化大革命”初期還幼小的男孩子也已長大,全家重新團聚在郊區永定門外小小的兩間屋裡。但是,他所盼望的“解放”,卻仍舊是遙遙無期。前幾年的希望,看起來還是要付之東流。這時候,過去曾造過他反的女兒已經經過了幾年艱苦的農村生活,看盡了當時社會上的種種壞事,也明白了在中學時期懷抱的那種紅衛兵式的革命思想有多麼荒謬,弄了一腦子問題。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眾性狂潮已過,群眾沒人再造反了,只剩下“四人幫”那幾個頭目在那裡作威作福的時候,周圍眼見耳聞的種種荒誕事情,使任何人也不能不考慮考慮了。而在機關單位里,這卻正是必須每天上班說假話,不說就不行的時候。於是,我們家也只好像別的家庭一樣,上班“政治學習”,天天照報紙瞎說,晚上回家才是過真正的政治生活。每天吃過晚飯,父母子女坐在一起,討論時局和一些帶根本性的思想觀點。這個“家庭政治小組會”總要開到10點鍾才散。這時候,我們自己作過“政治排隊”,最“左”的是他,其次是女兒,再次是兒子,最“右”的是我。但是不管左右,大家能坐在一起討論了,這就和幾年前大不相同了。一開始,他還是抱住了他的信念不放。女兒問他:“怎麼把國家給弄成這個樣子?‘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不對呀?”他就連忙警告:“可不能這么說!‘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怎麼可以說這話!”女兒也就首肯,認為一個幹部子弟的階級感情就該表現在這里(所以她才能排第二位)。說他是“左派”,就是因為他總是把形勢發展往好處估計,認為不久就要轉好;而我總是往壞處估計,因為我實在看不出好轉的跡象來。我當然也並不願意自己的估計實現,但是可惜得很,以後的事實卻總是證明我“不幸而言中”,事情越發展越壞。

關於他自己的結論,他原來認為只是造反派的胡搞,而吳傳啟大概是混進來的國民黨;後來認為最多再多加上關鋒,中央是不會知道的。所以,在那一段,他成天寫申訴信、控告信,復寫、重抄,到處去送,自己寄,託人送,還打聽到“門路”,到國務院門口樹林子里等信訪處的人出來,送給這個組織那個組織,一切領導都告到了。但無論怎麼申訴,都等於石沉大海,而他卻總不死心,還是跑,還是打聽。幾時又開組織工作會議了,關於劃敵我做結論的“杠杠”又有什麼改變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進行核對,然後再寫信,說明自己夠不上“杠杠”。所有這些,足足進行了六年!六年來,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點燃起希望,然後又摧毀……這是一個能磨碎任何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啊!六年來,他就在這個磨子縫里活着。我自己算是“解放”了,雖然工作不順心,總比他強些,我感到無論過去怎樣,現在我也得同情他,決不可以在家庭里顯示出自己在政治上比他“優越”,那會真正傷他心的。於是,凡我能去參加某些會議聽到某些“精神”的時候,回來就和他談談。這時候他已經沒有了別的消息來源,我每次和他談,他總是拿出筆記本來嚴肅工整地記錄,我說:“這不是原文,也沒有什麼重要。”他不管,還是記。我明白了,他是把我嘴裡這些話當做黨的聲音的,沒有了這些,他就沒有了必需的精神生活,盡管已經翻天覆地,他這一點還和十年前一樣。

在這樣越來越壞的政治環境下,我們的“家庭政治小組會”從一般地議論發展到互相提供情況熱烈爭論。他這個“左派”,對於自己的問題長期解決不了只有憂心、着急,這時候,和他同病相憐的許多老同志除了已進監獄的之外,都在家裡掛着等結論,這時便興起了一種新風氣,大家互相來往起來了,這叫“三看幹部”。大家互相一“串聯”,就知道了很多駭人聽聞的慘劇。有好多我們所熟悉的從少年就參加革命的老同學、老同事,被活活逼死了,打死了。那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和面容,一個個我們完全清楚的歷史情況,同當時所聽到的慘死狀況連在一起,怎能不叫人毛骨悚然?連賀老總如何死去的消息也是這時才聽到的。還有些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被別人編造出來的,可就硬是變着法兒不給解決,叫他們一年一年地虛耗年華,搞垮身體,直到白了頭發。這些事實太無情了,太可怕了,楊述不得不發出疑問:“到底為什麼要這樣想方設法地非把我們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經沒法再相信這是國民黨混進來搞的了,國民黨決沒有這么大的本事!

在北京住了20年,他從沒有像這時候這樣頻繁地出去找朋友。大家的遭遇都一樣——人人頭上都有一頂可怕的“叛徒”、“特務”、“反革命”之類的帽子。要按過去的習慣,楊述是從來不大和已經“定性”的人們來往的,要來往,也只是講些勉勵改造之類的話。他那樣做不只是為了怕沾邊,而是他真的認為黨既然給這個人定了性,我們就不應當再去公然表示支持同情,頂多是勸他回到黨的立場上來。為了他這樣的看法,我們倆也曾吵過架。但是,這時候他卻自動去找這些人了,而且還向我發表過一句感想:“真奇怪,過去一個人出了問題,戴了帽子,就被孤立起來了,自己也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了。現在怎麼風氣大變?不管戴多大帽子,開除黨籍,大家還是來來往往滿不在乎!”好像是非標准改了。的確,就連我們家,在“文革”頭一兩年,真是誰也不敢上門,連自己的弟妹也都不敢再來。但是到了這個時期,卻又都恢復了來往。楊述自己則每逢聽到一個老朋友從監獄里放出,必連忙趕去看望,也不問自己是否會拖累人家或人家是否會拖累自己。

對於那些“批林批孔”的文章,起初他還說:“批孔是對的,我年輕時就贊成批孔,還寫過一篇《孔夫子什麼東西》呢。”他毫不了解這時所謂“批孔”後面的陰謀和背景,還老老實實去看那羅思鼎的文章,以為羅思鼎是上海什麼大學的老教授,回憶自己怎麼會沒聽說過這個名字。但是,後來報上那些文章越講越不像話,直鬧到把中國兩三千年來的一切政治家、文學家……一概劃分成儒、法兩大家,而且出現了什麼“法家戰友”這種怪頭銜的時候,他也不能不說:“這簡直成了延續三千年的兩大政黨。全世界從來也沒有。”再到看了有的“論文”把李商隱的無題詩也說成“法家戰斗作品”的時候,這個老實人終於不能不正式向我表示:“這種文章真是胡說!”再不看了。後來批《水滸》,我們出版社印了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水滸》,當時倒也風行一時。我帶回家兩部,接老例,他對這種“時興書”總是特別熱心,趕快捧讀的,但是這一次他卻翻了翻就扔在一邊,說:“後邊寫得太不好,一百二十回尤其差,干嗎要特別多印它啊?看不下去。”他只是認真閱讀了我借回的郭老的《十批判書》,嘆口氣說:“人家這是好幾十年前寫的啊,現在忽然成了這樣,叫老年人心裡怎麼過得去啊!”他甚至想去看看郭老,安慰他老人家。但是郭老的秘書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是有求於郭老,代擋了駕,沒有見成。

後來,學部進行“整黨”,按老規矩是每人把自己無限上綱一通,便可通過。他這時候已經有點明白,自己的綱即使上得再高,大約也沒有可能恢復黨的生活了。於是他對我講:“這次我只講錯誤,要我再承認反黨,承認叛徒,我誓死不說了。”結果,在整黨小組會上,有人又說他的《青春漫語》是反黨,質問他為什麼不檢討。他回答道:“《青春漫語》是有錯誤,但是不反黨。”別人就罵他翻案,他氣得用手指敲桌子,於是這又變成了他“翻案”的一件大事,為此又批了好多天。一直到“四五運動”前夕,周總理去世。

楊述在重慶和總理有過直接關系,而且被捕時還是總理給保出來的。出來後,在紅岩辦事處門口,總理當面囑咐過他:“老老實實在辦事處躲着,可別出去跑又闖了禍。”按規定,總理去世,允許總理的舊部去參加辭靈,他合乎這個規定。但是他一再打報告要求,卻終於不被允許,甚至連跟着群眾去參加追悼會都不行。他哭了。到“四五運動”前些天,天安門前的詩和花圈日漸多起來。“四五”的前一周,秩序還好的時候,他決定率領全家(我、兒子、女兒,包括保姆),一起整頓衣冠到天安門前去行禮致哀。到“四五”的前一天,天安門前已經是人山人海擠不動了,他就和我兩個人從郵電局這邊擠進去,進去的時候他說:“千萬可別遇見學部的人。”可是剛走進去沒有多遠,就迎面遇見了一位。那人和他點了個頭,一語不發,擦身而過。他問我:“這個人會揭發我嗎?”我說:“大概不會,現在情況可不一樣了,他也許還怕你揭發他哩。”他表示這想法對,放了心。我們一起擠進人叢,看那些詩和那些大花圈、大牌子,一面看一面議論,回來後他在燈下也寫了一首詩,次日卻沒有來得及貼出(後被收進《周總理,你永遠和我們在一起》一書)。

在那人心最激動的時候,血洗天安門的消息不斷傳來。親友中間有那天恰好在場的,這個說清華那個壞蛋如何被追進人民大會堂,那個說群眾如何被打,血水被水龍沖掉……楊述仔細地聽着,他的感情一下子從纏繞他近十年的個人結論問題中拔出來了,憤怒地和大家一起議論。

這時,我們的“家庭政治小組會”內容又有了改變。以前,楊述總是說話比較少,即使說也常是只就我們講的事情加以評論,而且還常常有帶提醒式的評論——“可不要說過了頭!”可是,這以後他的話越來越多起來了,他說了許多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的事實(早先他在市委,知道的許多事情本來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說過劉少奇同志去天津那次關於資本家的講話的前前後後,根本不是少奇同志個人的主張;說過彭真同志從中央開會回市裡怎樣立即傳達,要求執行,因此市委才老是深夜開會,“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完全是冤枉;說過所謂“暢觀樓反黨事件”的實情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馬南邨寫的“健忘症”並非指向中央,他親耳聽鄧拓說過的……反正說過好多好多。尤其是關於遲群等人評價的突然改變,使這個老實人怎麼也無法想通。怎麼起先明明傳達過“遲群是一霸”,沒過多久,忽然變成了“反對遲群就是反對毛主席”?他在我們的“家庭政治小組會”上詳細介紹情況,因為遲群就是他們學部工宣隊的頭頭,所以學部的人都是親眼看見的。遲群有一陣垂頭喪氣地回清華去了,還曾招待學部全體人員去清華參觀過一次,以拉攏群眾,連被審查對象也可以去。那次遲群身穿勞動服,手持勞動工具,和顏悅色地出來招呼大家(楊述這次沒有去,聽人家說,遲這次的和藹是空前的)。可是轉眼之間空氣變了,遲群立即又惡狠狠地回來整人。不但整別人,連他們工宣隊內部的人給他提了意見,也被打成了“投降派”,貼了滿牆滿院的大字報。這算怎麼一回事啊?楊述多次在我們的家庭討論會上搔着腦袋提出這個問題,他的思路顯然受到了猛烈的沖我們開始認真討論江青究竟是個什麼人,他不再按老例說她也許是個特務打進來了,他說:“這個女人不要說沒有到過工廠農村工作,就連機關科室工作也沒有真干過,就是個太太!竟讓這樣的人領導全國,實在不能想象。”他的話匣子一打開,真使我覺得驚異。逼啊,真是逼得石頭也要說話了。

到了毛主席去世之後,他和我們繼續討論政治,他認為毛主席畢竟是個功勞極大的人,偉大的人,後來一些事做錯了,但是他不能忘記這位青年時代就給自己指路的人。他自己在家寫詩悼念毛主席,詩末尾有這樣兩句:“玻璃帳里無言語,分道揚鑣惜未成。”覺得他老人家躺在玻璃棺材裡未必閉得上眼睛吧,對於自己弄成的這種局面,恐怕只有無話可說了。對於他老人家,他的主要感覺是惋惜。

那次悼念的規模那麼大,瞻仰遺容時不但我能去,連由他帶進革命隊伍的他的弟弟、弟媳、妹妹,我們的女兒、女婿都去了,卻只有他仍不被允許去。這次他氣得簡直發了狂,失去了忍耐的能力,在家裡罵道:“我革命幾十年究竟犯了什麼罪?我已經成了賤民了嗎?連街道老太太、小姑娘都不如了嗎?”他又寫信,只此一條,要求去瞻仰遺容,但是仍然被拒絕了。

由此,他的憤怒代替了悲傷。在毛主席剛剛去世幾天之後,他就要求外出療養。

當時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領導幹部也知道楊述不可能定成敵我矛盾,但是上邊沒有批,沒法正式改結論,在下邊就對他寬松一點了,他要求工作,就讓他到一個研究所里看看稿;他要求自費出去療養,就也予以同意。“四人幫”倒台的時候,他正在上海,忽聽這個喜訊,他高興得跟着群眾走上街頭,那年他63歲了,又有病。在萬眾歡騰中間他整擠了一晚。喊口號,跳腳,而且還口占詩二首,其中有兩句就是“一片歡騰人海里,老夫聊發舊時狂”,這是真情實景。

他本來可以馬上回來工作了,那時候精神體力都還過得去。但是還不行。多年的冤假錯案積壓如山,他的問題由於是過去的“中央”畫過圈的,別人無權去動,就又拖了兩年。這兩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時候,“四人幫”統治時得下的心血管病轉化成了腦血管病——腦血栓。這個病是最忌氣惱憂煩的,可是一些同難難友陸續得到解放了,只有他還是接着,老是接着。他心急得要死。他萬萬想不到“四人幫”已經垮了,卻還不能把他們定的“案”完全否定。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但還是繼續拖啊,拖啊!他終於像蠟燭一樣,燃燒盡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結論——整整12年,受了無法言說的折磨虐待,組織上也花了巨大的人力財力,所得結果是一句:“維持原有結論。”好比繞地球一周回到了原地。

這簡直像開玩笑,但是我們這個人間就是有這樣殘酷的玩笑。楊述為了這一句話,把自己的生命賠了進去。他的病情越來越重,反復發作,腦子已經不好用,步履也艱難了。這時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這樣,他終於抵擋不住死神的召喚。

為什麼?不為任何具體的東西。實際是他只為了要向黨證明自己的純潔,自己的忠心。為了希望黨承認他這一點,得不到這一點他就不能活。而我們那些年頻頻搞運動,就偏偏常要蹂躪這樣一些人的孩子似的心。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索性一概打倒,隨便歪歪嘴,批一句話,就把這些人棄之如敝屣,不以為意。好像我們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不論怎麼對待人,也不怕人們和他們的思想能插翅飛出天外去。可是這樣做的後果是使年輕的後來者覺得,這里完全不重視忠誠,忠誠信仰只會換來亂批亂斗和無窮盡的精神虐待,這叫後來者在抉擇道路的時候怎麼會不瞻顧徘徊啊!這局面,才使我們終於不能不幡然改圖,不只搞掉“四人幫”,而且必須認識到搞運動整人的做法必須改變。自然,這是題外的話。

他死前的一年半,還掙扎着寫些短小的悼文,還去參加聽報告,聽會,還去要求工作。但是,他已經說不出幾句意見來了。過去的“宣傳家”姿態完全消失,要叫新認識他的人來看,這人大概不過是個老廢物。而他自己還不肯承認,還老和我計議能做什麼工作,到哪裡去工作,至昏倒的前一天還對我說過:“大夫說過我還能好。”我知道這已不可能,也沒有安慰他使他寬心,我們的家庭政治討論會已經無法舉行——他即使在家裡也發不了言了。我也就不再同他多談。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後的時間里實際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樣有罪,虐待了這個老實人。號啕痛哭悔恨錐心都己無濟於事。在稍稍靜下來之後我才來回想這個老實人的一生——一個真正的悲劇,完全符合於理論上“悲劇”兩字定義的悲劇。

我哭,比年輕人失去愛人哭得更厲害,因為這不只是失去一個親人的悲痛,更可傷痛的是他這一生的經歷。為什麼我們這時代要發生這種事情,而且發生得這么多?人們常說年老一代與年輕一代間有一條溝,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說:年輕人啊,請你們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犧牲吧!這些老人,而且是老黨員,實際是以他們的生命作為代價,換來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實際上我們是在踩着他們的血跡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認嗎?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發表於 2018-5-22 18:36:12 | 顯示全部樓層
肯定有這樣的糊塗蛋。但實際大部分人是清楚明白的,只是為了利益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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