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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迷你裙的黃金時代,被她們親手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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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24 11:05:3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伊朗迷你裙的黃金時代,被她們親手幹掉了


作者:網易看客


伊朗迷你裙消亡史

   

    每天,抵達伊朗的飛機上都舉行着日復一日的“頭巾儀式”。當飛機降落,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會根據廣播提示,紛紛用頭巾遮住秀發,懷着新奇或無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課。

    沒人想找麻煩。畢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繪為女性權利最受限制的國度之一。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個女孩因為在街頭摘下頭巾被宗教警察逮捕。

    人們很難想象,就在40年前,伊朗還是個洋溢着自由之風的世俗化國家。

    回到那時,隨便在號稱“中東小巴黎”的德黑蘭走一圈兒就會發現,頂着燙過的時髦發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兒的標配,酒精派對、搖滾樂、學托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態。

   

    丨圖為上世紀70年代的德黑蘭街道,看上去跟美國無異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的回憶中:“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我們把上學、開派對、讀書、看電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我們見證了女性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

    隨後開放的氣象戛然而止。當納菲西的女兒在伊斯蘭革命五年後出生,祖母和母親那個年代被廢除的法律,重新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級就被迫戴面紗。如果頭發在公共場合露出來,就要受到懲罰。

    從上世紀30年代強制不戴頭巾,到伊斯蘭革命後強制遮住頭發,伊朗女性的頭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國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見證。

   

    丨?伊斯蘭革命後,姑娘們穿着希賈布(包裹頭發的頭巾)和查爾德(從頭裹到腳的黑袍),俯瞰大城市的燈火。

    請叫我波斯 “瑪麗蓮·夢露”

    1925年,巴列維王朝靠軍事政變建立了君主制國家。為了鞏固政權,兩代國王都實行去伊斯蘭化政策,學習西方建立現代化國家。反映在服裝上,迷你裙成為正義,罩袍才是弊病。

    本來,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規定女孩子9歲就能結婚,女人幾乎不被允許出門,如果要出門,就得穿從頭裹到腳的罩袍,還要有長輩同行。

    一夜之間,國王禁止女性佩戴頭巾,並禁止男性穿傳統服飾,改穿西裝。當時的法令規定,政府雇員如果讓妻子蒙面紗上街就會被解僱,最極端的時候,老國王甚至讓警察當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伊朗夫妻和12個孩子的全家福里,只有母親戴着頭巾,女兒則梳着高高盤起的發型,家族的裝扮已經與西方差別很小。Ramin Rouhi/攝

    ● ● ●

    在服飾改革的背後,是源源不斷湧入的石油美元,和國王不斷膨脹的雄心。

    經濟學有個“裙邊理論”,指出女性裙子長短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增速快時,女性買得起漂亮絲襪,所以更願意穿短裙。

    在伊朗,脫掉頭巾、穿西方服飾則成為了上流階層的符號,彷彿成為“波斯瑪麗蓮·夢露”才能彰顯女性解放和經濟增長的自豪。

   

    70年代的雜志封面女郎

   

    1971年德黑蘭大學,女學生穿着迷你裙看書。

    到上世紀50年代,小巴列維掌權時期,伊朗石油產量大增。世界許多地區還掙扎在溫飽線上的時候,伊朗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九大富國。

    在美國支持下,這位留洋歸來的公子哥在60年代初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華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修築了鳥巢一般大小的體育場,插頭也按照歐洲標准嚴格打造。

   

    1971年,德黑蘭維里阿瑟廣場。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購買波音飛機的國家之一,全國建設了14個機場,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達航線,從紐約飛往德黑蘭只要11小時15分鍾。

    這些現代化建設讓伊朗到今天也受用。在伊朗工作的中國企業員工開車進入德黑蘭北部山區時,忍不住驚嘆:“沒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這么好!”

   

    圖為伊朗航空的空姐在飛機前合影。

    上世紀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權利進一步提高,女性獲得了跟男人一樣的離婚權,女孩合法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

    同時出現的還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師、女法官,甚至女內閣大臣。到1979年,大學畢業生中女性比例已經達到三分之一。

   

    1960年代,德黑蘭大學醫學院課堂上,男生和女生在一個教室聽講。

    在市民生活領域,娛樂受到鼓勵,人們擁有了縱情聲色的自由,隨之而來的是蓬勃發展的派對、酒吧、賭場、夜總會和色情電影業。

    此時的德黑蘭街景常令美國遊客有些恍惚,因為眼前的景象和美國加州看起來太過相似。1972年,一個洛杉磯人到伊朗自駕游,看着路邊的大草坪和無暇的路面,不禁感嘆像是行駛在好萊塢比利佛山莊。

   

    1970年代, 德黑蘭的繁華路口。

   

    德黑蘭大街上,人們穿着體面的西裝。

    高檔酒店成為思想開放的上流青年的游樂場。曾在德黑蘭的洲際酒店當泳池救生員的老人回憶:“那時金發碧眼的姑娘們圍着我們,夜裡也不回房間,讓我帶她們到城裡去逛。通宵達旦,快活得很。”

    1976年,安迪·沃霍爾受伊朗大使邀請去伊朗訪問,下榻在希爾頓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務送來的魚子醬,很快愛上了伊朗的生活。

   

    伊朗國家石油賓館的大型游泳池。

   

    青年男女在一起曬太陽。

   

    1963年,伊朗,意大利女演員夫妻與伊朗運動員合影。

   

    1978年,伊斯蘭革命前的最後一場伊朗小姐比賽。

    ● ● ●

    比普通人生活更奢華的是皇室的生活方式,國王一家始終是世俗化改革的標桿。

    小巴列維國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曾在巴黎學習建築,在伊朗大使館與國王一見鍾情,幾個月後就舉辦了堪稱當時最豪華的皇室婚禮。

    在加冕典禮上,她穿着一件貂皮長袍,皇冠比在童話書中看到的任何一個都大,重達1600克,上面有1469顆鑽石,36塊純綠寶石,36粒美玉和105串珍珠。

   

    圖為巴列維國王和法拉赫皇後

    1971年10月,國王為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整了個大排場,希望以此傳達出“我們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蘭教的影響力。

    “慶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馬克西姆餐廳供應。菜餚食品的烹制和遞送全由巴黎來的165位廚師、麵包師和侍者來承擔,所用的松露、鵝肝醬、江鱈、小牛肉等佳餚全從法國運來。”

    壯麗的表演和慶祝會的花費估計約為兩億美元。《時代》雜志稱之為“整個歷史上最盛大的狂歡會之一”。

   

    1971年10月,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盛會

    被黑紗籠罩的王國

    出乎國王的意料,極樂盛宴的八年後,表象穩固的巴列維政權就像“雪堆一樣開始融化”。而他自己,則帶着破碎的現代化夢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由於政治腐敗和財富分配不均,城市享樂只是少數人的特權,占國家人口70%的農村人口並沒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農民工進城討活路,看見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享樂生活,卻只能蝸居在大片貧民窟中,向真主訴說自己的悲哀。

   

    兩個穿罩袍的女子和兩個穿連衣裙姑娘走在一起。

    為了消滅文盲,國王也曾讓軍人組成掃盲隊,到農村教大家認字。然而在宗教勢力頑固的鄉村,下層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為保守的父親覺得讓女兒和男生一起上課難以接受。他們說:“一個男的來教我們的女孩,休想!”

    1978年,當一名記者問一個戴着面紗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國婦女一樣嗎?別人告訴我,她們有各種自由,但她們並不快樂,她們都要看心理醫生。”

   

    1979年,保守派女性穿着查爾德罩袍上街抗議

    伊斯蘭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國人已經達到4萬名,還建起了當時美國本土外人數最多的美國學校,引來保守派對“殖民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擔憂。

    對外國人的優待同樣惹惱了城市工人。美國人的薪水要高於為同一家公司做同樣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項目中,只有美國人宿舍有空調,伊朗技術人員卻要單獨住在炎熱的小屋。

   

    1963年,兩個美國孩子在伊斯法罕合影,受到民眾圍觀。

   

    1965年,德黑蘭美國學校,學生們春遊後回到學校。在1977年關停前,這里已經成為了美國本土以外最大的美國學校。William S Boom 攝

    此外,秘密警察組織對左翼分子的打壓讓知識分子慢慢感到,娛樂盛行的目的就是“為那些對政治和社會極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種醉生夢死的辦法,獨裁者希望這類西方文化商品能培養愚民,讓人不問政治。”

    幾乎每個人都有理由對國王不滿。按照學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餓鼠吞噬一塊肥肉一樣。”

    ● ● ●

    當各種變革訴求以一種混亂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縫合起來,一個近乎被遺忘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揮了反抗運動,讓一個三千萬人口的國家戲劇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紀傳統。

    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巴列維國王聽從美國大使的建議逃到海外。連伊朗報紙頭條都用大字標題歡呼:“國王逃走了!”

   

    1978年,焚燒國王畫像的抗議者隨處可見。

    令人吃驚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來自傳統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對她們來說,參與革命與宗教無關,只是為了呼籲民主改革。一些中產階級女性甚至把自己從頭到腳裹起來,以表達與下層女性的團結,共同對抗國王。

   

    1979年12月,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口,小女孩身上掛着霍梅尼照片,手裡拿着玩具槍。

   

    女性革命者持槍站在德黑蘭街頭。

    就連在國外留學的女性也不例外。納菲斯革命前在美國大學學習英國文學。就像上世紀70年代的許多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她參加了越戰之後校園里的反美示威遊行,並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維的統治。

    薩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對國王的一員,據她回憶:“霍梅尼回到德黑蘭,我的父母高興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紐約和歐洲的飛機上,充滿了伊朗學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蘭教徒,他們都唱着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

    “當他們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時,我的母親說,左派分子跪下並親吻了停機坪,而伊斯蘭教徒則歡呼安拉和霍梅尼。”

   

    1979年,被認定是伊朗王支持者的女子遭到革命人群圍攻

    ● ● ●

    革命成功後的短暫時間里,整個國家陷入勝利的狂喜。一時間,人人都說自己參與過革命,人人都曾對抗過國王。人們在街頭焚燒國王畫像,學生們撕掉教科書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個民主國家的到來。

    期待很快變成幻滅。隨着神權國家的建立,強制戴頭巾命令來了。就在三八婦女節的前一天。

    女性組織正准備要好好慶祝一下婦女節,而慶祝活動很快變成了大規模抗議。年老的和年輕的,窮人和富人、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人都來了。正如各階層女性曾遊行支持霍梅尼的革命,如今她們走上街頭爭取女性權利,反對他的政策。

   

    1979年3月8日,德黑蘭,伊朗女人上街抗議帶頭巾的法令。

   

    據攝影師回憶,“當時的氣氛很歡樂,各行各業的女人們都出來了,微笑着,舉起雙手來抗議。足足有上萬人。那時大家很有信心,相信遊行能帶來改變。Hengameh Golestan/攝

   

    女性抗議者,和支持她們的丈夫。

    一位女性共產主義者後悔莫及:“我記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麼激動。我從沒把穿罩袍當成是社會運動,而僅僅是表達對體制的不滿。我沉浸於共產主義理想,卻忘了提防伊斯蘭勢力。”

    另一位“革命女將”薩拉在革命後逃到歐洲生活,她回憶道:“革命發生時我還很年輕......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擺脫君主專制,一個新政權就會來,帶來民主,但我們都錯了。”

   

    1979年,四位將軍在被秘密審判後執以死刑。革命後政治反對派被大規模清洗,程度比巴列維王朝時期還要激烈得多。

    反抗是無力的,原教旨主義統治者迅速掃除了所有不夠“清真”的元素。1980年以後,任何不戴頭巾上街的女性一經發現,就會面臨最長達一年的刑期。

    按學校老師的說法,面紗和自由是同義詞,良家婦女都戴面紗躲避男人的注視,不戴面紗如罪犯死後下地獄。用霍梅尼的話來說,“伊斯蘭革命最偉大的成就就是恢復了面紗——如果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成就,對革命也就足夠了。”

   

    伊斯蘭革命後,女孩子從9歲起就要戴上頭巾,9歲也是她們的最低結婚年齡。

    即使在最炎熱的夏季,武裝男青年也會在街上巡邏,尋找與男性走在一起的婦女,面紗下露出一縷頭發的人,或是手提包中有化妝品的人。女性遭到鞭打,面臨監禁,嚴重時甚至會被處以石刑。

    “感受風”的權利

    就像中國90後流行曬爸媽在80年代的寫真,一些伊朗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媽年輕時的照片,驚為天人一番,然後翻牆上傳到社交網絡顯擺。在這些零星信息中,許多人拼湊出了對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象。

   

    圖為伊朗網友分享的媽媽在60年代的生活照

    “在全球化浪潮下,經濟裹挾着一切,席捲而來,即使在伊朗,沒有主流的西方經濟參與,那些看不見的流行都會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會成為現實。”在面紗之下,反抗從未停止。

    隨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和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的“地下發展”,年輕人眼中強迫戴頭巾的反人類指數也越來越高。結果是頭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頭發、鼻子、妝容都當成藝術品來打造。

   

    女性沙龍里,姑娘們正在嘗試最新的妝容

    有些年輕姑娘表面上戴着頭巾,一進屋子便脫下黑袍,展露凹凸玲瓏的曲線。

    一名女子一針見血地表示:“不是我們喜歡暴露,而是因為限制太嚴了,心情不免苦悶,所以,藉著這種無奈的方式和管道進行消極的發泄。”

   

    女孩脫下罩袍,搖身一變成了私人派對上熱舞辣妹。

   

    2018年,女孩們穿男裝混入體育場看球賽。

    在“現代化”和“西方化”糾纏不清的情況下,古老的文明總是難逃傳統和現代間的交融與對抗。不過不管世界怎麼變革,生活總是要回歸常識的。

    在Facebook“我的隱秘自由”頁面,越來越多的女性冒着被逮捕的危險,發布了摘掉頭巾的照片,以捍衛平等權利。

    嚮往正常生活從來不需要什麼復雜的理由。如一個姑娘發布摘頭巾照片後留言:“我只是想要感受風”。

    參考資料

    [1]《城市化、城市邊緣群體與伊朗伊斯蘭革命》,王澤壯,車效梅

    [2]《我所緘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兒的回憶》,阿扎爾·納菲西

    [3]《通向毀滅的改良之路 ──對伊朗“白色革命”失敗的反思》,曹瑞濤

    [4]《伊朗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夢想為何破滅》,郭曄旻

    [5]《“白”與“黑”:伊朗的兩種“革命”》,雷頤

    [6]《Chic and Sexy Pre-Revolution Fashions of Iran》,Yeoman Lowbrow

    [7]《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s Daughter》,Neda Semnani

    [8]《Iranian Memoir: Human Rights, Women and Islam》,Aletia van As

    [9]《Beneath the Veil: A Fashion-Obsessed Girl Comes of Age in Pre-Revolutionary Iran》,Carla power

    編輯 /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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