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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槍口餘生者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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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25 14:06:1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曉明

2001至2005年期間,筆者在寫作《廣西文革列傳》一書時(2006年11月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此書時所用書名為《廣西文革痛史鉤沉》),曾從《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一書中引用了多幅照片,使本書增色不少。所有引用的這些照片都是珍貴的史料,其中令人印象最深、最難忘的有三幅照片:一幅是1968年8月1日上午“四二二”派堅守的區展覽館據點被韋國清指使的軍隊和“聯指”派武裝攻破後,23名“四二二”派人員被當場槍殺,其餘400多人被舉着雙手,由軍人和“聯指”武裝押送撤離展覽館時的情景(見照片一);另一幅是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解放路據點被攻破後,在離南寧市革委會不遠的民生路“廣州照相館”門前,數名“四·二二”派人員已被槍殺,屍體倒在地上,後面是一大批被抓埔的“四二二”派人員,舉着雙手跪在地上等着槍殺的情景(見照片二),再一幅是1968年7月17日“聯指”桂劇院據點向“四二二”百貨大樓據點開炮致使百貨大樓起火燃燒被燒毀後的照片(見照片三)。那時筆者就在想,這些照片太有歷史意義了,是南寧圍殲、屠殺“四二二”派的歷史見證,如能找到當年拍下這些照片的作者、特別是找到那些被抓捕的“四二二”派人員中的倖存者,從他們的口中定會得到許多當年“四二二”慘遭屠城的寶貴史料。



照片一:1968年8月1日上午,“四二二”派的區展覽館據點被攻破後,23人被當場槍殺,其餘400多人舉着雙手被武裝押送離開展覽館的情景



照片二: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據點被攻破後,在離南寧市革委會不遠的民生路上“廣州照相館”門前,幾名被槍殺者的屍體倒在地上,後面是一大批舉着雙手跪在地上“四二二”派人員等着被槍殺的情景



照片三:1968年7月17日,“聯指”派桂劇院據點向“四二二”派百貨大樓開炮,使百貨大樓着火燒毀後的情景

從那時起筆者就一直想尋找這些照片的拍攝者和遭受廹害的倖存者,但十多年來始終未能如願。直到今年的4月中旬,“四二二”派倖存者之一的盛國福先生通過微信給我傳來了一份當年南寧屠殺中的一篇文字資料,裡面也附有我書中曾引用過的一幅照片(照片二),盛先生發來的資料中說,舉着雙手跪在地上的高個子是倖存者王××先生,照片是當年《南寧晚報》的攝影記者甄××抇攝的。看了這些使我如獲至寶,我當即給盛國福先生打電話,問他是否認識王××和甄××兩人。盛回答說不認識,我又叫他通過當年的“四二二”派人員幫尋找,找到後告訴我,我定要去拜訪這些人,以獲取更多當年的史料。

恰好2018年4月22日上午有一部分當年“四二二”派的老人要會聚喝早茶,我有幸被邀去參加他們的喝早茶閑聊。在閑聊的過程中我認識了明××先生,他當年也是“四二二”派的觀點,同情並支持“四二二”派,反對“聯指”派的作法,但他很聰明,從不參與任何一派的活動,在那個年代確是難得的。他還是我的桂林老鄉,使我們談的很投機。在交談中我拿出了盛國福轉來的這份資料給他看,並指着照片上舉着雙手跪在地上的高個子王××,問他是否認識此人,明回答說“認識呀!早兩天他還同我一起喝早茶,他就住在我家不遠,但他曾說過不願意談論過去的事了”。

聽了明先生之言,使我非常高興,因為十多年來所要尋找的人終於有結果了。我當即對明先生說:“過兩天你安排一下,請王××先生到你家喝茶,到時我也到你家去,你介紹我與他認識,由我來與他談有關的問題,至於他願不願談逝去的往事,我們先認識後再說”。明先生愉快地答應了我的要求。

兩天後明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說是一切安排好了,叫我26日上午到他家,具體見面再敘談。

4月26日上午9時30分我如約到達明先生家,王××先生早到了,明先生當即給我們引見相識,使我非常高興。我握着王先生的雙手,仔細地打量着,高瘦硬朗的個子,修長的身材,滿頭白發,雖是同我一樣的耄耋老人,但仍顯得精神飽滿,充滿活力。落坐後,我們一邊品茶,一邊開始了閑聊。我首先作了簡要的自我介紹,從文革開始如何響應毛澤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批資、批修”等等號召,帶領學生參加桂林的“造反”派(被人們習慣性稱作“桂林老多”),成了單位“老多”派的頭目;其後如何受到鎮壓迫害,險些喪命,作了簡要的自述。接着又說到了此後在長期的野外地質工作中,到過了廣西的許多地方,所到之處都聽到了文革中的殺人慘案,使我獲得了許多廣西文革中大屠殺的史料,也使我萬分悲痛和憤恨。退休後,我又查閱了許多文獻資料,從2001年起開始了“廣西文革列傳”一書的寫作等等,向王先生作了簡要的介紹,目的是想引發王先生對往事的回憶。

在我簡要地談了上面這些之後,接着把我寫的《廣西文革列傳》一書展示給明、王兩位先生看,並指著書中引用的一幅照片(照片2)對兩位說:“當年南寧解放路‘四二二‘派據點被攻破後,緊接着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張照片所展示的,前面幾個被槍殺者的屍體已倒在地上,後面舉着雙手跪在地上的人不知是誰,生死如何,令人憂慮……”。“如果我在寫作此書時能結識當年更多的‘四二二’派倖存者,定會搜集到更多的寶貴史料,使我的書內容更豐富、更精彩、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給世人留下更多的史料”。

此時王先生接過我的話題,大聲說:“照片上舉着雙手跪在地上的高個子就是我呀!我可以說是槍口下餘生的倖存者,這段悲慘的歷史往事是令人永難忘懷的,至今想來仍叫人膽戰心驚,毛骨悚然”。

“唉呀!可找着你了”。我高興得跳了起來,緊握着王先生的手大聲說着,“十多年來我都在尋找當年的倖存者,不想今日有幸在此與你相見相識,真乃是天意安排,令我萬分高興”。“你能具體談談當年是如何在槍口下餘生的往事么?”

早幾天明先生曾說王××先生是不願再談往事了的,今天也許是聽了我的一番自我介紹,特別是翻閱了我的書和書中所附的照片,顯然是對他有所觸動,從而勾起了他對往事的回憶,使他終於願意談述自己受迫害、差點喪命的往事了。

“照片中被槍殺的死者你認識么?跪在你身旁的人是誰?你是如何在槍口下逃過一劫的呢?”我首先向王先生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王先生隨口就作出了回答:“前面躺在地上的幾名死者,我只認識其中一人,名叫霍普羅,是南寧第四中學的一名青年男教師;跪在我身邊的人名叫胡政,其它的我就不認識了”。“至於說我為什麼能在槍口下死裡逃生,那實在是一種僥幸,一種意想不到的事。當我被強制舉着雙手跪在地上,‘聯指‘武裝兇手正准備對我開槍的瞬間,此時《南寧晩報》的攝影記者甄××突然高喊:‘等一下,我把照片拍下再說’。正當他在擺弄相機,調整光圈和距離准備拍照時,一輛軍車突然開到急煞車,車上跳下來一名軍人,高聲叫喊着:‘不準開槍,此人是反動電台的台長,把他打死了,到那裡去找口供‘。就這樣解放軍和那幾個舉着槍的兇手發生了爭論,解放軍強行把我們幾個押上了汽車,才使我得以在槍口下逃生的”。

“這張照片就是甄××拍攝的,那時他是《南寧晚報》的攝影記者,我也是該報的編輯記者。文革前我們在一起共事,兩人都是三十而立的新聞工作者,比較要好,工作中曾有過圖文並茂的友好合作。不曾想文革開始後,特別是自1967年4月起,由於廣西軍區在群眾組織中做‘讓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使群眾組織中產生了不同觀點的‘四二二‘和‘聯指’兩大派。我參加了反對韋國清的‘四二二‘派,甄××則參加了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自此我們兩人分道揚鑣,勢不兩立。現在我們的據點被他們攻破了,我被他們抓獲,落入了‘聯指‘派兇手們的手中,作為‘聯指’派的甄××,大喜過望的他為了羞辱我,,故而要拍下這張照片以作他們‘勝利‘的紀念,誰知我命不該絕,甄××的此舉卻意外的碰上了解放軍的到來救了我的命,實在是不幸中之萬幸”,“1983年廣西對文革遺留問題進行處理時,甄××於心不甘,曾情不自願的向我負荊請罪,賠禮道歉。盡管他作了這樣的表示,但至今我仍不願與他有任何來往”。

“此後你被押送到何處、給你定了何種罪名、何時被放出來的呢?”緊接着我又向王先生提問。

王先生接着說:“解放軍把我押送到看守所,一直關押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之時,期間曾遭受過嚴刑的逼、供、信,誣我是現行‘反革命’,‘打韋、反軍‘的黑干將,逼迫我承認是‘反共救國團的成員’,也曾被五花大綁、戴高帽、掛黑牌在南寧市區遊街示眾,受盡侮辱……其後未經司法審判,就把我送到農場監督勞動,直到1975年才把我從農場放回家中,恢復自由。”“釋放回家後,不久對我落實政策,先把我安排到南寧化工廠工作,雖然不如文革前的工作好,但總算是擺脫牢獄之災了。”

我接着又提問:“你的祖籍地是何處,是何學校畢業,何時參加工作的。”“聽說你釋放後成了一個優秀的多產作家,很想聽你具體地談談這些。”

王先生笑着說:“我的祖藉地是安徽,遷居到廣西南寧至今已經是第28代了”。“我是1958年南寧四中未畢業就留校工作的,因為那時是大躍進的年代,急需人材,我的學業優秀,就被抽出來當了學校共青團的書記。兩年後調入南寧廣播電台工作,1962年又調入《南寧晚報》從事編輯記者的工作,直至文革的爆發,此間我的工作都是積極肯干,是很優秀的一員”。“不曾想到1966年爆發了文革運動,為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我作為報社的新聞工作者而被捲入到了文革運動之中,險些喪命,這些就無須再贅述了”。

停了一會,王先生又接着說:“我遭到非法迫害前後共有7年多的時間,1975年釋放恢復工作後,先到化工廠工作,後到南寧粵劇團任編劇,其後又調到南寧市文聯工作。1978年時我寫出了小說《彩雲歸》,是以‘台灣回歸’為背景、以統戰工作為主題的小說,1979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出版此書,獲得了第二屆全國優秀小說獎,此文並被改編成粵劇、話劇在廣西和全國上演,獲得好評”。“此後又寫了多篇小說,如《汪精衛叛國前後》、《綿綿帝妃情》、《明宮艷史》、《雍正皇帝》、《草莽將軍——陸榮廷傳奇》、以及雜文集《不認命集》等等作品,獲得過全國通俗文學獎。1984年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優秀的作家,在此期間並擔任了廣西區、市的政協委員,區人大代表”。

“現在我們都是年過八旬的老人了,王兄你比我年長一歲,你的經歷是令我同情和敬佩的。你對過往所走過的路,有何體會與感慨呢”?我又再次提問。

王先生想了想,然後情有所思地說道:“回顧我這一生所走過的路,學生時代是勤奮好學,充滿理想的優秀學生。1958年被留校參加工作後,是積極肯干,受到好評的優秀工作者;雖然那時生活較為艱苦,但自己不怕苦,不怕累,一心為工作着想,心情是愉快的。然而天有不測之風雲,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運動,自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運動,結果卻慘遭迫害達7年之久,險些丟了性命。這一段經歷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歲月,是一段永難忘懷的血淚史,至今想來仍令人心有餘悸”。“事實證明,,文革是一場浩劫,,特別是在廣西,出現了反人類的大屠殺,成了全國文革的重災區,是歷史少見的。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認識文革,反思文革,牢記歷史的經驗教訓,使文革之類的災難永遠不會再重演”。

“從上世紀1978年改革開放起,政治上出現了一個寬容、寬厚、寬松的環境,平反冤假錯案,經濟上迅速恢復並高速發展,我的生活安定,工作順心,使我能寫出了許多優秀作品,可以說上世紀從1978年起至90年代末,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時期,令我留戀、難忘。2000年我退休了,過起了頤養天年的晩年生活,是美好幸福的。當然,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強盛了,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國人是頗為滿意的。雖然現在社會腐敗,貪腐滋生蔓延,貧富分化懸殊,環境破壞嚴重,民怨多起等等社會問題嚴重存在,但我深信只要堅持打虎反貪,加強民主和法治建設,努力犮展經濟,重視文化教育和科技工作,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前途定會是光明美好的。這是國人的希望所在,也是我們老年人的殷切期望”。

聽了王先生的上述所言,他的人生遭遇令我同情,他的工作熱情和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人贊賞和敬佩。非常感謝王先生對我說了這許多寶貴之言,也要感謝明先生,是通過他的安排我才得以和王先生相見、並坦誠交談的。

是的,王先生說的不錯,他的一番感慨令人同情和深思,此次相識並交談令我獲益不少,深受啟迪。我很贊同王先生之所言,文革確是一場大浩劫、大災難,而在廣西所發生的災難更為慘重,不但殺人手段殘忍無比,殺人數量更居全國之最,無辜慘死者僅據官方的統計就達9萬餘人,學者和民間估計至少應在10萬人以上,是廣西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反人類大屠殺。就以王先生當年所在的解放路據點來說,包括周邊“四二二”派所佔據的數條街道,當這些據點被攻破後,竟有1340人被殺害(包括武鬥中戰死的數十人),被“俘虜”的“四二二”派人員6400餘人,居民2500餘人,這些被俘者其後許多人遭到了長期的關押、殘酷的迫害。造成這樣的嚴重惡果,這個責任當然是文革發動者毛澤東要承擔的,林彪和江青的“四人幫”是罪責難逃的;但主要的罪責應該算到韋國清的頭上,他是廣西1968年出現大武鬥及慘絕人寰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只要回顧一下廣西文革發展的過程,許多事情就會一日瞭然的。

據史料所知,文革初期的1966年至1967年的11月以前,廣西文革與全國其它地方是大體相似的,並無多大區別。但從1967年11月兩派代表在北京經過談判達成停止武鬥,上交武噐,實現大聯合的協議後,韋國清、伍晉南、廣西軍區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向毛主席認錯,向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認錯……”。中央也同時作出了“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成立了“廣西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此時廣西的問題理應解決了,社會可以平靜,人們也能安寧地生活了,廣大人民群眾是高興的。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卻出乎人們的所料,廣西的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越來越糟。從1967年11月起至1968年春,廣西一些地方(如玉林、容縣、靈山、宜山、荔浦、全州、賀縣、欽州、梧州、桂平、鹿寨、羅城等等許多地方),就不斷出現“聯指”派圍殲“四二二”派的事件,一些地方並出現公開的亂殺人事件(殺地主、冨農和他們的子女,也殺“四二二”派人員),而“區革籌”、廣西軍區及各地方的軍分區、縣武裝部等政權機關對此則聽之任之,不能妥善解決和依法處理好這些事件,使事態不斷發展擴大。

在此種形勢下,各地受廹害的“四二二”派人員,有的被迫逃到鄉下上山躲藏,有的則逃到“四二二”力量較強大的南寧、柳州、桂林等城市中以求得生存。如果此時的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能站在公正立場上依法正確解決好所出現的問題,廣西就絕不會出現後來的大規模武鬥,更不會出現一系列的兇殺案。因為“聯指”派的既定方針是“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而韋國清及軍區、各軍分區和縣武裝部繼續玩弄手腕,仍然在支一派,壓一派,把南寧、柳州、桂林誣稱為是什麼“伍修集團三點一線的最後堡壘”,必欲最後除之而後快。為此,他們一方面向中央謊報軍情,誣指南寧、柳州的“四二二”派和桂林“老多”派對他們的批評、抗議是什麼“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委會”;當這些地方的造反派因受壓、受到武裝圍攻准備武裝保衛自己時,被他們誣指為“反革命爆亂”,為此他們就調動農民進誠、甚至公然調動部隊協同“聯指”武裝圍殲南寧、柳州及桂林的造反派。更為惡毒的是,為了配合他們的武力圍剿,他們又通過當年的《廣西日報》大造鎮壓“四二二”派的輿論,誣指“四二二”派“殺人放火,搞反革命暴亂”,並別有用心地發出“六·一七”公告,製造“反共救國團”冤案,並胡說“反共救國團”就在“四二二”派據點內,有的“反共救國團成員”成了“四二二”派的頭目。他們的這一系列胡作非為就騙取了中央下達“七三布告”,於是他們獲得了尚方寶劍,就可以打着落實中央“七三布吿”,打着落實“六一七公告”清查“反共救國團”的旗號,堂而皇之、公開圍殲“四二二”派及桂林“老多”派了,終於造成了廣西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人們怎麼也不會想到,至今也仍然想不通,廣西在文革中會出現一場反人類的大屠殺,事後又長期不作任何處理,讓兇手逍遙法外,有的並得到升遷;韋國清和他的繼承者喬曉光之流並嚴禁人們議論文革中殺人之事,誰敢於議論和揭露大屠殺之事,就會被他們以“現行反革命”罪抓捕判刑,如1974年桂林的張雄飛、李新等等20多人就是因為寫大字報貼到大街上,揭露廣西各地大屠殺之事,就被非法抓捕判刑,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他們大肆宣揚文革中廣西始終有一條“正確路線”,這純屬胡說八道的謊言。要不是那時中央新的領導人胡耀邦等人的英明決策,八十年代初兩次派出中央工作組到廣西調查文革中殺人之事,在此基礎上於1983年開始了文革的處遺工作,廣西的十多萬無辜慘死者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得到平反昭雪啊!雖然那時懲辦了極少數殺人兇手,追究了少部分兇手的刑事責任,但對大多數殺人兇手則未依法懲處,僅作黨紀、政紀問題來處理,就未免處理過寬了,使廣大民眾、特別是受害者家屬不滿意。盡管這樣,這樣的處理仍是一個歷史進步,比之韋國清和喬曉光當政時要好多了。

這段慘痛的歷史悲劇雖然過去50年了,但在今天仍是值得我們永遠牢記、認真總結、深入反思的。

作於2018年5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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