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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着我們的世界(6):輸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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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5-25 14:18:2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第四章 輸出革命

目 錄

1. 向亞洲輸出革命
1)朝鮮戰爭
2)越南戰爭
3)紅色高棉
4)其它亞洲國家
2. 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1)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2)在非洲輸出革命
3. 向東歐輸出革命
1)阿爾巴尼亞
2)蘇聯對東歐革命的鎮壓
4. 冷戰終結
1)“紅場”依然猩紅
2)紅禍依舊泛濫

*****

共產邪教在全球的傳播依賴的是暴力和謊言。當一個大國在向小國輸出這種邪教意識形態的時候,暴力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自由社會如果不能夠認清共產主義的邪教特徵,就會對其憑借暴力或謊言(如所謂的“大外宣計劃”、“孔子學院”等形式)輸出邪惡意識形態掉以輕心。本章所關注的就是共產邪教在亞洲、非洲、南美和東歐的擴張和滲透。共產主義對西歐和北美的滲透手法更加復雜,將在下一章專門論述。

1. 向亞洲輸出革命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實際上就是蘇聯“輸出革命”的結果。1919年,蘇聯成立了“第三國際”,企圖向全世界輸出革命,讓整個國際社會完全赤化。該計劃很快付諸實施,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到中國,5月在上海建立聯絡處,准備組建“中國共產黨”。在其後的三十多年中,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都只是蘇共的附庸。毛澤東那時每個月拿蘇俄160到170銀元的經費當工資,[1]而當時上海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過20元左右。

中共的奪權過程還跟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有關,這是杜魯門放棄對蔣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將中國拱手讓給了蘇聯支持的中共。杜魯門還做出了在二戰後撤出亞洲的決定。1948年,美國即從韓國撤軍,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聲明,表示美國在亞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對蔣介石的台灣不提供軍事援助,如果台灣與中共發生戰爭,美國將置身事外。一周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重申了這一政策,聲稱如果在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美國將置身事外。[2]雖然美國後來因為朝鮮入侵韓國導致聯合國出兵,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亞洲政策,但是美國在此之前的對亞洲不介入政策,的確為共產黨在亞洲的擴張創造了條件。中共“輸出革命”可謂不計血本。除了訓練各國游擊隊、提供武器、派出作戰人員顛覆各國合法政府之外,還提供大量金錢支持。在文革瘋狂時期的1973年,中共“對外援助”達到了創紀錄的占國家財政支出的7%。據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國最困難[註:即“大飢荒”期間]的時候用得最多。”[3]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飢荒期間,“對外援助”款額竟達23億6000萬元。[4]這些錢如果用於購買糧食,足以救活所有的被餓死的3000萬百姓。因此,這些冤魂不僅是在為中共“大躍進”付出代價,也是中共“輸出革命”毀滅世界的犧牲品。

1)朝鮮戰爭

共產邪靈為毀滅全人類而力圖佔領世界,因此它也會利用人對權位名利的慾望,誘惑人向世界推廣它的邪教意識形態。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在這種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澤東在1949年拜見斯大林時,以比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更屈辱的條件,准備犧牲百萬軍人和上千萬勞工的生命為代價幫助斯大林在歐洲建立霸權,以此換取蘇聯支持他控制朝鮮。[5]1950年6月25日,朝鮮發動了預謀已久的侵略韓國的戰爭,三天內攻陷了漢城(首爾),一個半月後幾乎佔領了整個朝鮮半島。

早在戰爭爆發前的1950年3月,毛澤東就在東北布置重兵,隨時准備入朝參戰。整個戰爭過程我們略過不提,由於杜魯門的綏靖,導致戰爭久拖不決。中共以“志願軍”的名義參戰,還有一個險惡用心,就是把國民黨在內戰時投降的百萬士兵送到前線當炮灰。[6]到戰爭結束時,中方傷亡也達百萬之多。

朝鮮戰爭的結果是南北分裂,而朝鮮在蘇共和中共爭奪控制權的時候兩邊通吃。例如1966年,金日成訪華,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鐵時,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無償建一條。毛澤東立即決定優先且無償為朝鮮建地鐵,將北京在建的地鐵停工,將一切設備和人員,包括鐵道兵兩個師、數萬人及大批技術人員送到平壤。朝鮮不出一分錢、一個人,還要求中共要考慮戰備防空,結果平壤地鐵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鐵系統,最深處達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之後,金日成又翻臉不認賬,說是朝鮮人自己設計、施工並完成了這項工程。同時,金日成還越過中共,有事直接向蘇聯匯報,或要錢要物,並清洗了所有中共在朝鮮戰爭時留下的企圖建立親北京政府的人士,殺的殺、關的關。中共賠了夫人又折兵。[7]

等到蘇共垮台之後,中共對朝鮮的援助也大不如前。朝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餓殍遍野。2007年,韓國非政府組織“朝鮮逃北者聯合會”說,在金氏家族執政的六十年間,至少有350萬人因為飢餓和與之相關的疾病死亡。[8]這也是共產邪惡政權在輸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債。

2)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之前,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戰勝法國,而有《日內瓦協定》及南北越南對峙。其後,法國撤出越南,北越對南越的入侵和美國的介入遂使越南戰爭升級為二戰以後最大的局部戰爭。美軍直接參戰時間從1964年持續到1973年。

早在1952年,毛澤東就向越共派出顧問團,其軍事顧問團團長就是中共上將韋國清。中共派出的土改顧問團,將越南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關押和處決,引發了北越的飢荒和農民暴動。中共和越共聯手鎮壓這些暴動,並發動了和中共“延安整風”類似的“整訓”和“整軍”運動。毛澤東為了成為亞洲共產黨的領袖,不顧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大規模援助越南。[9]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終止了毛澤東的瘋狂政策,准備恢復經濟,讓毛澤東退居二線。而毛澤東不甘心失去權力,於是悍然加入越戰,而沒有軍權的劉少奇面對開動的戰爭機器,只能放棄恢復經濟的部署。

1963年,毛澤東相繼派出羅瑞卿和林彪訪問越南,劉少奇向胡志明承諾中共將獨家承擔越戰費用,並表示“打起仗來你們可以把中國當成你們的後方”。[10]在中共的全力煽動和支持下,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灣以魚雷襲擊了美國軍艦,製造了“北部灣事件”,引發了美國正式參戰。隨後,為了和蘇共爭奪對越南的控制,中共出錢、出物資、出人。[11]根據陳憲輝在《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中的數據,“毛的援越帶給越南深重災難,造成越南500萬平民死亡,遍地廢墟、地雷區和崩潰的經濟。……中共向越共提供的無償援助中包括:足夠裝備陸海空軍200多萬人的武器彈葯和其它軍用品;100多個生產企業和修配廠;3億多米布匹;3萬多輛汽車;數百公里鐵路;500多萬噸糧食;200多萬噸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幾億美元的現金外匯。物資金錢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萬解放軍換上北越的軍裝輪番進入參加了對南越軍、美軍作戰,為了保密將無數陣亡的中國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對越南的總援助達到200億美元,[12]而中國1965年的GDP不過才704億人民幣(按當時官方匯率大約摺合286億美元)。[13]

1973年,美國在自己國內共產黨分子煽動的“反戰運動”下妥協,從越南撤軍。1975年4月30日,北越佔領西貢,南越滅亡。越共在中共的指導下,開始了類似中共奪權後的“鎮反”運動,南越大約兩百多萬人冒死逃亡,[14]成為冷戰時期亞洲最大的難民潮。1976年,整個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魔掌。

3)紅色高棉

越戰中越共要求中共大規模援助越南,但這後來也成為中越交惡的導火索之一。中共為了輸出革命,以巨額援助為代價要求越南不停地和美國打下去,[15]而越南並不希望長期維持這場戰爭,從1969年開始就加入了美國為首的四方會談。這個會談將中共摒除在外。而到了70年代,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急需在國內樹立威望,加上中蘇在珍寶島開戰後關系更加惡化,毛又聯美製蘇,邀請尼克松訪華。此時美國也面對國內反對越戰的聲浪,不願繼續打下去,越南和美國簽訂了和平協定,越南與中共漸行漸遠,向蘇聯靠近。

毛對越南極為不滿,決定利用柬埔寨制約越南。[16]越南和柬埔寨的關系更加不和,最終兩國開戰。

中共對柬共的扶持從1955年就開始了,讓柬共領導人到中國接受培訓。殺人魔王波爾布特的柬共最高領導人位置就是1965年由毛澤東任命的。毛向柬共提供金錢和軍火。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3萬人的武器裝備。[17]等到美國撤出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當地政府根本無力抵抗中共支持的共產黨,因此老撾和柬埔寨的政權在1975年都落入共產黨手中。

老撾落入越南手中。而柬埔寨則由中共控制,建立紅色高棉。為了執行中共要教訓越南的政策,紅色高棉多次入侵1975年被北越統一的越南南部,屠殺柬越邊境居民,試圖攻佔越南手上的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此時和中共關系不睦而和蘇聯交好,在蘇聯的支持下,越南在1978年12月開始進攻柬埔寨。[18]

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當權後實行極端恐怖統治,宣布廢除貨幣,下令強制所有城鎮居民都到郊區參加集體勞動,並屠殺了所有的知識分子。三年多時間,暴政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受到中共領導人張春橋和鄧穎超的大力吹捧。等到越南與柬埔寨開戰後,不堪忍受的百姓紛紛支持越南軍隊。僅僅一個月,紅色高棉全線崩潰,丟失了首都金邊,紅色高棉政府只好逃亡山區打游擊,到1997年波爾布特被捕,後在公審中被判處終身監禁。

越南對柬埔寨的戰爭激怒了鄧小平,加上其它因素,於是鄧小平打着“自衛反擊戰”的名義在1979年發動了中越戰爭。

4)其它亞洲國家

中共輸出革命,給各國華人帶來了一個慘痛的惡果,就是排華事件,至少幾十萬華人被屠殺,在當地經商和受教育的權利受到限制。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上世紀50到60年代,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扶植印尼共產黨。印尼共產黨當時是印尼第一大黨,有300萬共產黨員,加上一些附屬組織,高達2,200萬人。他們遍布印尼黨政軍各個部門,蘇加諾總統身邊也不乏共產黨人。[19]毛當時正在譴責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極力鼓動印共走武裝奪權的道路。印共領導人艾地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於是准備發動政變。1965年9月30日,右翼軍人蘇哈托粉碎了這次政變,最後與中國斷交,並處決了大批共產黨員。這次清洗還跟周恩來有關,周恩來曾在一次共產國家的國際會議上,向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代表保證說:“東南亞有這么多華僑,中國政府有能力通過這些華僑輸出共產主義,使東南亞一夜之間改盡顏色。”印尼的大規模排華由此展開。[20]

緬甸排華也與此類似。1967年,文革剛剛爆發不久,中國在緬甸的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在華僑中大力宣傳文革,鼓勵華僑學生帶着毛澤東的像章和《毛主席語錄》上學,並和緬甸當局對峙。軍政府吳奈溫將軍下令禁止佩戴毛像和學習毛的著作,並關閉華僑學校。1967年6月26日,首都仰光發生暴力排華事件,幾十名華人被毆打致死,幾百人被打傷。1967年7月,中國官媒號召:“堅決支持緬甸人民在緬共領導下進行武裝斗爭,大造奈溫政府的反。”隨後,中共向緬甸共產黨派出了軍事顧問團以及200多現役軍人加入緬共軍隊,又讓在中國居住了十七年的大批緬共成員回緬甸開展武裝斗爭。之後,大批中國紅衛兵和中國庇護的緬共武裝從雲南攻入緬甸,擊潰政府軍,佔領了撣邦的果敢(Kokang)地區,大約有一千多雲南知青死在異國他鄉的戰場上。[21]

文革前後,中共在亞洲地區“輸出革命”多以鼓吹暴力為主,並提供人員培訓、軍火和軍費。但中共放棄“輸出革命”後,各國共產黨基本上風流雲散,再也形不成氣候。馬來西亞共產黨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61年,馬來西亞共產黨決定放棄武裝斗爭,准備以合法政黨身份參政。鄧小平將馬共領導人陳平等人召到北京,要求馬共堅持武裝斗爭,因為彼時中共認為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東南亞“革命高潮”即將到來。這樣馬共的武裝斗爭又延長了二十年。[22]中共向馬共提供資金,讓他們從泰國黑道購買軍火,並於1969年1月在湖南省益陽市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用馬來語、泰語、英語和一些方言進行廣播。[23]文革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鄧小平會談時,要求鄧撤除在中國的馬共電台和對印尼廣播的電台。那時中共國際上四面樹敵,十分孤立,加上鄧小平剛剛復出也需要國際社會支持,於是鄧小平接受了建議,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24]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中共還向菲律賓、尼泊爾、印度、斯里蘭卡、日本等地輸出革命,有的是提供軍事訓練,有的則是在輿論上的吹捧和支持。一些當年共產黨建立的組織後來成為國際公認的恐怖組織,例如日本的“赤軍”,該組織臭名昭著的口號是“反帝愛國、革命就是屠殺與破壞”,製造了包括劫機和屠殺乘客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2. 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中共在文革時經常引用的一句馬克思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鼓吹世界革命,而前蘇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力量處於收縮期,不得不提出“三和一少”的主張,也就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革命。這被中共稱為“修正主義”。中共在60年代初,王稼祥也持類似主張,被毛澤東批評為“對帝修反要和氣,對世界革命運動援助要少”。因此,毛澤東除了在亞洲輸出革命外,還和蘇聯競爭非洲和拉丁美洲。

林彪在1965年8月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中,宣稱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按照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文章將北美和西歐比作城市,而將亞、非、拉比作農村。以此推論,向亞非拉輸出革命就成了中共當時的重要工作。

1)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特拉華大學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中提到: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其中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的女兵單位,叫作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一些武裝暴力斗爭。此外,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使用炸葯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話語。

古茲曼是秘魯共產黨(亦稱“光輝道路”)的領導人,該組織被美、加、歐盟和秘魯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

墨西哥和中共建交於1972年,中共任命的第一任墨西哥大使是熊向暉。而熊是中共內戰時長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特務,以他為大使,搜集情報(包括美國情報)和干涉墨西哥政府的用意十分明顯。就在熊向暉上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這又是中共輸出革命的證據。[25]

古巴是拉美第一個和中共建交的國家。為了拉攏古巴,同時和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中共在1960年11月國內已經餓殍遍野的時候,給了到訪的切‧格瓦拉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還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等到卡斯特羅在中蘇關系破裂後倒向蘇聯,中共則通過駐哈瓦那大使館向古巴幹部和平民大量郵寄小冊子,煽動顛覆卡斯特羅政權。[26]

2)在非洲輸出革命

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一文中也概述了中共如何影響非洲國家的獨立以及獨立後走何種道路:

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一個叫作“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組織的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游擊戰。一個阿曼游擊隊員介紹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情況。他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和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很類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觀察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麼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

對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援助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最大項目。當時中共從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大量專家,援建坦桑尼亞友誼紡織廠。派出的負責人給援建項目注入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該負責人一到坦桑尼亞就組織造反隊伍、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毛像和毛語錄,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他還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27]

中共的輸出革命引起了坦桑尼亞的不滿。後毛澤東決定援建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坦贊鐵路,將東非和中南非洲貫通起來。這條鐵路穿越高山、峽谷、湍急的河流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成群,有的路基、橋梁和隧道的地基土質為淤泥、流沙,因此施工極為困難,光橋梁就修了320座,隧道22條。中國派出5萬勞工,付出了66條生命,耗費近百億人民幣,從1970到1976年耗時六年竣工。但由於坦贊兩國經營不善、管理層的大肆貪污,該鐵路已經破產。按照可比價格計算,這條鐵路的造價,至少相當於現在的幾千億到上萬億人民幣。

3. 向東歐輸出革命

1)阿爾巴尼亞

中共除了向拉美和非洲輸出革命外,在歐洲還傾力拉攏共產國家阿爾巴尼亞。早在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之後,阿爾巴尼亞在意識形態上支持中共,讓毛澤東喜出望外,從此開始了不計血本的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新華社記者王洪起回憶說:“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當時阿爾巴尼亞的人口只有200多萬,相當於每人從中國獲得了4,000多元人民幣的“援助”,而當時中國自己的人均收入一年也不過200元人民幣。這中間還經過了三年“大飢荒”和文革時期的經濟崩潰。

在大飢荒期間,中國用當時極為寶貴的外匯,進口了一些糧食。1962年,阿駐中國大使雷茲‧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劉少奇一聲令下,讓剛剛從加拿大購買小麥的中國輪船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28]

阿爾巴尼亞對中共的援助視為理所當然,而且肆意浪費。從中國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被隨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風吹雨打。而且毫不在乎地說:“沒關系,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 ”中國幫助阿爾巴尼亞建立了紡織廠,但阿國沒有棉花,中國只好用外匯買進口棉花給他們。有一次阿副總理查爾查尼向當時的中共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飆提出更換化肥廠的主要設備並提出不要中國的機器,而要用意大利的,中國只好用外匯從意大利買來機器安裝上。

這種所謂援助,只是助長了對方的懶惰和貪婪。1974年10月,阿國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當時處於文革後期,經濟近乎崩潰,權衡再三還是決定給10億。阿國大不滿意,在國內掀起聲討中國的運動,說什麼“絕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提供中國需要的原油和瀝青。

2)蘇聯對東歐革命的鎮壓

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說完全是由蘇聯輸入的。二戰結束以後,根據雅爾塔會議劃分的勢力范圍,東歐被交給了蘇聯。

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後,首先起來反抗的就是波蘭。在經過工人抗議、鎮壓和政府道歉後,波蘭選出了對蘇聯持強硬態度的哥穆爾卡,並頂住了赫魯曉夫的干涉。

接下來的就是著名的匈牙利事件,發生在1956年的10月。一群學生舉行集會,推倒了斯大林的雕像,隨後集會吸引了大批民眾參加,並和警察發生沖突。交火中,至少上百人被打死。蘇聯認為可以和新的反對派合作,於是任命卡達爾為黨中央第一書記,納吉為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納吉上台後,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即類似北約的軍事集團,以蘇聯為領導),並進一步推動“自由化”。蘇聯不能容忍匈牙利這種變化,於是將坦克開到布達佩斯街頭,納吉被逮捕和處決。[29]

繼“匈牙利事件”之後就是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從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後,捷克的管制逐步放鬆,到1967年春天,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在捷克已經成形,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後來當選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在這個社會氛圍下,1968年1月5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捷共第一書記,提出加強改革和“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的口號。隨後杜布切克大規模地平反斯大林時代的冤假錯案,釋放異見分子,放鬆新聞管制,鼓勵學術自由,允許公民自由出國,放鬆對宗教的監控等,在黨內也實行有限度的民主。

蘇聯認為這些改革不僅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還會讓其它國家效仿。於是在1968年3月到8月,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等與杜布切克舉行了五次高峰會談,企圖壓服他放棄民主改革。杜布切克拒不同意,於是在1968年8月,蘇聯的6300輛坦克就開進了捷克!歷時八個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了。[30]

從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我們可以看到,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蘇聯強行移植和用暴力維護的。當蘇聯放棄這種暴力的時候,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就在極短時間內迅速解體了。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柏林牆的倒塌。1989年10月6日,東德各城市正在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和警察發生沖突。此時,戈爾巴喬夫正在東柏林訪問,他對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說“只有抓緊時機進行改革才有出路”。 隨後,東德取消了前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旅行限制。這使大批人可以通過捷克投奔西德,柏林牆已經無法隔斷民眾的逃亡潮。11月9日,東德被迫放棄了邊界管制,數以萬計的東德人翻越柏林牆到達西柏林,並搗毀了柏林牆。這座矗立了數十年的鐵幕的象徵就此消失。[31]

柏林牆倒塌的1989年,是一個動盪的年份。這一年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和東德都實現了自由化,在名義上拋棄了社會主義,這也是蘇聯放棄干涉它們的結果。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

中共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曾經援助的國家達到110個,意識形態輸出是中共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而蘇聯對中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也不只是我們上述列舉的那一點。因此本章內容只是舉例說明,“暴力移植”是共產邪靈在國際上擴充共產主義的重要手段。它佔有的地區和控制的人口越多,毀滅起人類來才越得心應手。

4. 冷戰終結

冷戰的結束讓許多人都鬆了一個口氣,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持類似主張的暴政終於完結,但這只是魔鬼的一個伎倆而已。美蘇的對抗轉移了人們對中共的注意,為中共實施更邪惡和隱蔽的共產主義政策贏得了時間。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邪惡的江澤民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憑借中共已經鍛煉成熟的鎮壓機器和謊言宣傳,繼續有系統地毀壞傳統文化、建立黨文化,以淪喪道德為方法培訓出反傳統、反道德的“狼崽子”,為其以後大規模迫害法輪功並最後毀滅人類做好充分准備。

在前共產陣營的國家中雖然共黨倒台,但是全世界范圍內對共產主義的清算、對其所犯罪行的審判從沒有進行過。俄國也從來沒有清除蘇共的影響及廢除特務機構克格勃,過去的克格勃首腦卻掌管着現在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理念、思想依然存在,很多被共產邪靈訓練成熟的共產分子還在,並滲透到西方以至全球。

對共產主義有着深刻認識的老一代西方反共鬥士們隨着歲月流逝離開了人世,新一代人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成為歷史,對共產主義的邪惡、殺戮、欺騙伎倆既沒有認識,也沒有願望去認識!因此原有的共產主義者仍按照激進的或漸進的共產主義理論行事,做着各種破壞本國意識形態、社會體制,乃至暴力顛覆這些國家政權的活動。

1) “紅場”依然猩紅

在其它原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紛紛要求獨立的大潮沖擊下,前蘇聯內政不穩,外交孤立,經濟崩潰,民心思變。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下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並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民眾喊出心中積蓄已久的去共、反共的時代強音,最終在1991年12月26日由原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立國六十九年的蘇聯從此正式解體。

但深深浸透到俄羅斯人頭腦里的共產意識,怎會輕易退出?雖然葉利欽在俄羅斯剛剛成立時,也掀起了一股“去蘇聯化”運動,當時列寧像被推倒,焚燒了一些蘇聯書籍,一些曾經在蘇聯政府工作過的員工被解僱,很多與蘇聯有關的物品都被砸、被燒。但共產邪靈這個本質的東西卻沒有觸及。當年在二戰結束後,全球在去納粹化方面做得十分徹底。從對納粹戰犯公審、判刑,到對納粹思想徹底清掃,讓世人們看到、聽到納粹兩字都感到恥辱。時至今日對漏網的納粹分子仍不放過,直至將其繩之以法。

但是很遺憾,在共產勢力仍很猖獗的俄羅斯,去共不及時、不徹底,勢必養虎為患。很快共產勢力便組織反撲。1993年10月,數萬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的廣場集會遊行,揮舞蘇聯國旗,呼喚列寧、斯大林的名字,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大。1991年莫斯科人走上街頭要求獨立和民主,但這次卻是共產勢力要求恢復蘇聯體制,其中還有一些軍隊、警察參與,使得局勢更加對抗。在關鍵時刻安全部門和軍隊的將領支持了葉利欽,葉利欽派出精銳坦克部隊平息了這一危機。但是共產勢力仍在並組建了俄羅斯共產黨,成為當時俄羅斯第一大黨,直到普京的執政黨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成為第一大黨。

時至最近幾年,一些社會調查顯示(如莫斯科RBK電視台2015~2016年所做的一系列調查),很多問卷回答者(約60%)依然認為“蘇聯應該重生”。2017年5月,在俄羅斯有很多人紀念蘇俄奪權一百周年。蘇聯時期成立的蘇聯共青團(Komsomol)在莫斯科紅場集會,在列寧遺體前,舉行青年人入團宣誓。俄羅斯共產黨主席根納季‧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在集會上還號稱最近時期有6萬新人加入俄羅斯共產黨,共產黨繼續生存並發展。

僅就莫斯科而言,尚有近80個列寧的紀念碑存在,紅場的列寧遺體仍在吸引者各式遊客和信仰追隨者,紅場依然猩紅,共產邪靈在俄羅斯依然存在,克格勃也從來沒有被徹底揭露和被世人唾棄,持有共產主義理念的大有人在!

2)紅禍依舊泛濫

根據現有數據統計,現在世界上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有4個:中國、越南、古巴、老撾。朝鮮表面上放棄了馬列共產主義,但實際上仍是共產極權國家。冷戰前共有27個過去共產黨執政的共產黨國家。現在共產黨仍可參政的國家有13個,現有共產黨注冊的國家約120個。共產黨政權在過去近百年已經消亡的約有120個國家。

到20世紀80年代,拉美各國各類共產主義政黨,包括共產黨和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有50多個,黨員總數約100萬(其中古巴共產黨約佔一半)。80年代上半期,美蘇在亞非拉熱點地區展開激烈爭奪。隨着東歐及蘇聯解體,共產勢力逐漸減弱。以暴力為主,如秘魯共產黨(“光明之路”),強力推行共產制度及暴力行動的國家越來越少,大部分國家都改頭換面以社會主義變種形式出現。他們將原來的共產政黨稱號變成諸如民主社會黨、人民社會黨等等。中美洲十幾個共產政黨改名去掉共產黨,但繼續推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形式上卻更有欺騙性。

拉美33個獨立國家,除古巴是共產黨執政外,共產黨多是“合法”政黨。委內瑞拉、智利、烏拉圭等國的共產黨與執政黨結成各種形式的聯盟並加入了政府,是參政黨,其它多數國家共產黨的政治身份是在野黨。

雖然在西方及其它地區一些國家中,共產邪靈並沒有採取東方殺戮的暴力手段,但它們以各種變異的手段,潛移默化的滲透已然達到了它們毀壞人類道德、毀壞神傳給人的文化、推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制度等所設的目標。共產邪靈事實上已經侵吞、佔領了全世界。共產邪靈達到其最後毀滅全人類這一終極目的也只是一步之遙。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着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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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

[2] Harry S Truman, “Statement On Formosa,” January 5, 1950, https://china.usc.edu/harry-s-tr ... %9D-january-5-1950; US Enters the Korean Conflict, https://www.archives.gov/education/lessons/korean-conflict.

[3]錢亞平:〈60年來中國的對外援助:最多時占國家財政支出7%〉,《人民日報》網站。

[4] 對外援助支出摘自歷年國家決算報告。

[5]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38章,https://china20.weebly.com/

[6] 同上。

[7]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2章。

[8]〈解密時刻:逃離朝鮮 亡命中國〉,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hm- ... 121007/1522169.html

[9]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49章。

[10]何立波:〈援越工作中的劉少奇〉,《人民日報》網站黨史頻道,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8740381.html

[11] 同上。

[12]舒雲:〈建國初期,我國實施過多少超出國力的對外援助?〉,人民網黨史頻道,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398916.html

[1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41230102wm6t.html

[14]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 • 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49章。

[15] 同上。

[16] 同上。

[17] 王賢根:《援越抗美實錄》(濟南:濟南出版社)。

[18]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6章。

[19]宋征:〈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縱覽中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410

[20]宋征:〈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縱覽中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410

[21]〈說古論今:緬甸的中國沖擊波〉,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art ... 0343173/812128.html

[22]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3期,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 ... 01-05-15-35-10.html

[23]陳益南:〈設在中國的馬共電台〉,《炎黃春秋》,2015年第8期。

[24]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25]寒山:〈今是昨非:熊向暉和中共在拉美輸出革命的歷史〉,自由亞洲電台,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 ... _cccp-20051117.html

[26]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2章。

[27]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28]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炎黃春秋》。

[29]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六十章,(華盛頓特區:觀察編輯部,2007)。

[30]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六十七章。

[31]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七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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