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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寧願和社會格格不入 也不願匯入那個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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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6-1 08:52:4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我其實一點都沒有變。”



崔永元:保持微微的憤怒

  文/劉子倩

  本文首發於總第664期《中國新聞周刊》

  離開了央視,崔永元還是喜歡“病人”這個稱呼,盡管他的抑鬱症早已痊癒多年。

  從央視離職半年多,崔永元的曝光率似乎比之前更高。離職前幾年,他主持的節目大多在零點前後徘徊,離職後,他像一匹脫韁野馬,躍過禁錮的藩籬,觀眾們習慣了他在屏幕上的幽默風雅,一時難以接受他在藩籬之外的“不羈”形象。

  他會在微博上與人對罵,甚至連飆糙話;他自費百萬四赴日本、美國調查轉基因,拍攝紀錄片,被貼上反轉基因“鬥士”的標簽;他的公益基金遭人舉報,被列出六大“罪狀”;他簽下2億天價代言,表態要全部捐出,仍飽受爭議。

  無一例外,這都發生在離開央視之後。對於這位新浪微博上擁有570萬粉絲的大V來說,他在微博上“過激”的語言,總會引來網友的驚愕、質疑甚至是揶揄,“小崔,今天又忘吃葯了吧”。

  “我其實一點都沒有變。”坐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面前,崔永元開門見山,他說現在過的才是最快樂的日子。比如,守着自己的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整理歷史資料,把玩老物件,翻閱小人書,欣賞老電影。

  “就是得盡快轉行”

  從正門進入中國傳媒大學,右拐再走一二百米,有一座四層白灰色的樓,中國傳媒大學老圖書館。27年前,這座建築面積為8400多平方米的圖書館竣工時,崔永元剛剛畢業兩年。但現在,他成了這里的新主人。

  與喧囂的校園相比,這里鮮有人至,入口還沒掛牌子。師生都知道,“崔永元在樓里搞口述歷史”,但很少有人能說出這里的全稱——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

  下午四點,碩導崔永元剛剛上班。他多年養成了不同於大多數人的作息習慣,凌晨五點睡覺,下午一點起床,兩三點後來中心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這天,他有些疲憊,因為腿抽筋他比平時少睡了一會兒。他上身穿着一件橘黑橫格T恤,一條卡其色褲子,一雙布料鞋,胸前掛着手工的眼鏡布袋極為顯眼,需要看資料時,他就掏出眼鏡。

  在一樓的口述歷史博物館里,擺放着幾張長桌、兩架鋼琴、數個書櫃,還有老式台鍾,展櫃里放着八百壯士捐的手雷、聞一多舊居的門栓,牆上掛着淞滬會戰的畫史,甚至在角落裡還擺了一套抗戰時期的日本軍服和裝備。“大部分物件,都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門口附近的展櫃里,擺着從清朝到解放後各個時代的老課本。崔永元特意把抗戰期間數學課本的一道習題摘錄出來,掛在牆上:平型關大戰中,敵軍22000人,被我軍消滅6786人,問逃回幾人?崔永元指着習題笑着說,“實際才殲滅了一千多人。看到了吧,當年就是這么宣傳的。”

  崔永元是新聞科班出身,又幹了一輩子新聞,對追求真相有着特別的熱情。他似乎試圖用這種方式讓年輕人接近真實的歷史。“我會親自錄制解說,灌到手機里,到時參觀者走到哪兒,就會有相應的解說。”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介紹起老物件,崔永元就顯得不那麼疲憊了,話也越來越多。“這是一百多年前的留聲機。”他猛搖了幾下手柄,老電影中的樂曲聲就傳出來。“這音質多好啊,是不是?一百多年前的聲音啊,我是很久以前在美國花一萬多人民幣買的,值了。”他自言自語。

  從七歲時,崔永元就開始收藏老物件,“只要是舊的就喜歡”。在這座四層的博物館里,崔永元一共建立了包括口述歷史博物館、電影博物館等在內的七個館室,他將把自己收藏的30萬件物品全部展出。與其他博物館只供參觀不同,在崔永元的計劃中,學生可以通過網上預約系統,在博物館里上自習。“坐着一百多年前的椅子,用着一百多年前的桌子,那看書是什麼感覺?”他有些得意。

  朋友提醒他,學生缺乏保護意識,頻繁使用對老物件會有損壞。“萬一沒有損壞呢?”崔永元掛着標志性的壞笑反問道,“這不是世界最好的圖書館,但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自習室。”

  當然,對有些文物級的物件,小崔也心裡有數。

  他從展櫃中小心翼翼地抽出著名將領唐生智和張治中的親筆信原件,“你看人家這毛筆字,怎麼寫得那麼好?”接着又搬出一本1928年法文版的《北京》,比《辭海》稍大,有半尺來厚,全書彩印,介紹了北京的建築和風土人情,其中的插圖、插畫製作精美,“這是幾年前花三萬塊錢收來的”。可能覺得還不過癮,他又抬出一套1883年出版的《聖經》,封面是牛皮材質,“現在還沒開館,可以讓你摸一下130多年前的歷史。”崔永元緊緊地護着書,皺了一下眉頭。

  許多老物件陸續被抬了進來,這樣的布展還要持續到9月。從懷柔的崔永元電影博物館到他位於河北的倉庫,已記不清這些東西拉了多少趟。

  事實上,入駐中國傳媒大學已是兩年前的事。2012年2月27日,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簽約,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之後不久,媒體傳出崔永元將從央視辭職的消息。7個月後,在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上,他證實了欲離開央視赴傳媒大學教書的傳聞。“還是抱定一個想法,就是得盡快轉行。因為你們都知道我在這個行業發展前途不大,我希望五年後評全國十大教授。”當年,崔永元曾這樣說。

  “你們愛說什麼說什麼”

  之後的兩年,關於崔永元離職的傳聞從未中斷,偶爾還會竄上娛樂新聞的顯要位置。有記者問起,他也會回一句,“這事沒必要沒完沒了地說。”

  實際上,他一直在“沒完沒了”地堅持。崔永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早在三年前就交了辭職申請,一直未能遂願。他選擇離開的原因簡單,“精神壓力大,不太適合做節目。”

  在同事們眼中,崔永元人緣不錯,沒有私人矛盾,與世無爭。他經常去台長辦公室,但反映的從來都是業務問題。“所以辭職完全是個人選擇,沒有其他因素。”崔永元說。

  但台里對待“個人選擇”似乎也有差異,比他晚交辭職申請的李詠卻比他提前離職。“這對我是個刺激,他比我影響力大,他能走,為什麼我不能呢?”崔永元念叨。2013年9月,他在微博中的一句“麻煩以後不要叫我央視名嘴”再次引起波瀾。媒體不會放過任何捕風捉影的機會。在媒體眾說紛紜的報道之中,央視總編室“不知情”的回復更讓事件撲朔迷離。

  “當時主要是在走程序,請辭報告先交所在部門,再逐級上交。媒體問總編室時,或許報告還沒交上來,所以他們可能真不知道。”崔永元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是年11月,崔永元在參加河南衛視《成語英雄》節目時,稱已決定離開央視,將去大學教書。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承認已正式離職,赴中國傳媒大學任教。而很多人並不知道,在此之前的十餘天時間中,他正實施着一場即將引發公眾高度關注和爭論的行動——赴美拍攝轉基因調查紀錄片。

  這一切源於2013年9月8日的一條微博。

  當時,他看到一則新聞,有人稱“要創造條件讓國人天天都吃轉基因”。他對這樣的語言模式很反感。盡管他當時並不知道轉基因是什麼,但他在微博中寫道:你可以選擇吃,我可以選擇不吃。你可以說你懂“科學”,我有理由有權利質疑你懂的“科學”到底科學不科學。你可以說我白痴,我也可以說你白吃。

  他未料到,這將是一場口水“戰爭”的序幕。崔永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難聽的話很快布滿了評論,這讓他覺得“這裡面肯定有大事,否則對方怎麼這么快就亮劍呢?”

  一向“軸”的崔永元正式跟轉因基杠上了。

  這幾乎成了他每天微博上必談的話題,最終,他決定赴美拍攝紀錄片。當他把自費100萬人民幣拍攝的40小時的素材剪輯為69分鍾的紀錄片在網上放出後,褒貶聲接踵而至,支持者認客觀中立理性,反對方稱為調查不科學,預設立場。

  小崔不幹了,“我是學新聞的,什麼是預設立場,我拿五萬塊錢僱人在美國找些反轉基因的人隨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機取巧,但那不是我為人做事的風格。”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說,他反對的不是轉基因,而是公眾缺乏知情權和選擇權。“我去美國調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他們可以選擇一輩子吃或不吃轉基因食品,因為所有食品都是明確標注的,而我們就做不到。”崔永元說。

  然而,網上的質疑和謾罵聲並未停止。遇到講理的,他會跟對方理論幾句,碰上出口成臟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幾句粗話。網民對他的應對方式感到錯愕,這不再是他們心中那個在央視壞笑着的崔永元。

  他並不在乎外界的評價。早在他因為主持《實話實說》走紅後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執拗的性格基因中,聲譽似乎可以忽略。“之前你們說我是中國最好主持人,什麼媒體良心,現在又說是小丑、公知,你們愛說什麼說什麼,跟我有什麼關系呢?我會因為你們改變自己嗎?”他這樣說。

  顯然,如果留在央視,他的紀錄片是無法播出的,甚至赴美拍攝都難以成行,微博罵戰更不會如此激烈。這種束縛對於年過半百的崔永元來說,有些無法忍受。他討厭繁復的會議,反感台里關於微博的管理規定,“要我們簽協議,不讓說這不讓說那。可我跟人家微博上都掐起來了,我不說怎麼辦?”他說。所以,離開,或許也是最好的結果。

  逃離體制,崔永元能自由很多。他笑言他的快樂生活方式就是“見到渾蛋就想打”。“網上遇到渾蛋,我就跟你練,練到凌晨四點,熬到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就這么活着,無所謂,”崔永元露出勝利者的笑容,但很快又調撥到幽默模式,“一個人的好壞,誰還不知道呢?我不在中央台了,也不是道德楷模,不嫖娼就不錯了。”

  “時代分化得很厲害,

  我的觀念還沒有轉過來”

  微博,是崔永元與外界相連的最便捷的途徑。但他自認為還是與時代脫節了。他的證據是自己連長微博都不會發。為了發篇長文,他連續發出十五條短微博。網站看不下去,派了人當面教他。

  他也用微信,但不會發朋友圈。他的微信主要是與海外的朋友聯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隨時溝通。一位在日本的朋友發現了他想要的《日本聯隊史》,共103卷,出版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崔永元毫不猶豫,按住語音:“買!”

  30多萬件藏品,也考驗着崔永元的記憶,但如此的規模顯然已很難完全掌握。在崔永元的身後的展櫃里,擺放着抗戰時期的日本瓷杯——日軍每攻陷中國一座城市,日本國內會為其燒制一款作為紀念。崔永元說,瓷杯已很難收齊,即使要好的朋友開口,他也不會忍痛割愛。助理在旁邊搭腔:“錢文忠老師已經拿走好幾個了。”作為復旦大學的教授,錢文忠也是崔永元的好友。崔永元嗔怪:“他怎麼什麼都拿?”“我說那是一對不能拆開,他說既然是一對,那先拿一個就夠了。”助理答道。

  其實,崔永元很享受朋友“偷”走藏品的樂趣,這也意味着他也終於可以“琢磨”對方一兩個老物件了。當然,他最大的快樂還是沉浸在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中。

  在二樓的電影博物館里,中央擺放着大型電影放映設備,牆上掛着1923年的電影海報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櫃里放着周璇用過的墨盒和胭脂盒,拍《白毛女》時用過的鐮刀,阮玲玉去世時守靈照以及被崔永元稱為國寶的《武訓傳》的劇本。

  “威震中國電影博物館是毫無疑問的。”崔永元滿臉得意。他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頗有意味的內容摘錄下來,貼在牆上。比如,他摘了著名導演沈浮婉拒海燕電影製片廠廠長一職給電影局的回信:解放後我還沒有一部像樣的片子,而拍不出像樣的子的最大原因是我脫離了生活,我原以准備下去生活的計劃,這樣一來,是不是還可以呢。

  或許是感同身受,崔永元笑言,他甚至想把這段話拿給曾經的央視領導。除此之外,崔永元摘錄的《平原游擊隊》劇本的審查意見更有代表性:全篇從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對比上看,松井這個人物比較突出,李向陽雖然表現出了機智勇敢,但不如松井老練成熟。這個感覺主要是因為李向陽對敵情估計缺少表現,而表現李向陽機智的地方也是隨手拈來,顯得過於容易。“這就要打回去重改了。”崔永元笑着說。

  在旁邊一間館室里,大多展出的是新電影的道具,《十月圍城》里孫中山的帽子,《山楂樹之戀》中的鋼筆和臉盆,《三槍拍案驚奇》開場出現的波斯大炮,囿於空間無法展出的《太陽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機。與之相匹配的是牆上貼着這些電影的海報,最新的《歸來》也在其中。

  在眾多道具中,有一個破舊的銅號,那是馮小剛《集結號》中的標志道具。2003年,馮小剛《手機》上映後,崔永元對這部電影的批評曾被媒體熱炒,在公眾心中,二人一度失和。盡管11年過去了,但崔永元認為這個標志事件令他如夢方醒。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的初衷只是文藝批評,並誤認為社會依舊有這種氛圍,但媒體的反響和周邊人的反應讓他絕望,“這個社會怎麼能這樣,還是只對我這樣,”崔永元日後猛醒,“其實是早就進入互聯網時代了,而我還沒有做好准備。”

  在此後長達十年時間,或許算作崔永元對網絡時代的適應期。現在,他聽說為了宣傳電影會專門炮製男女主角的緋聞,也只會淡淡一笑,“這要是換以前,我肯定接受不了,心裡會想這他媽還是人嗎?”

  如今,對於網絡的喧囂,他習以為常。但似乎仍然難以與這個時代無縫對接。6月2日晚,他在微博感嘆,世界盃都是後半夜踢,簡直是為自己舉辦的。這條微博引來1468條評論,而平時,他的微博評論只有一百多條。“你說這有什麼可評論的,就是一句玩笑話,現在是越發無聊的摻和的人越多,要說正經的事,反而沒人關注。”他有些不平。

  崔永元也發現了與時代的某種代溝。他問90後的女兒和80後的助理,會不會去看電影《歸來》。兩人異口同聲地拒絕了。“那你們會看什麼?”女兒和助理的答案讓他一臉失望:《X戰警》和《小時代》。

  崔永元馬上想到一位韓國導演問他的問題:如果沒有禁區,你會拍什麼電影?崔永元想都沒想:“粉碎‘四人幫’和‘913’事件。”這位導演說,他們曾想拍光州事件,但解禁之後,拍出來卻沒有人看了。“這個時代已經分化得很厲害,但我的觀念還沒有轉過來。”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總結道。

  “我不願匯入這個洪流”

  雖然已離開央視,但崔永元離它的地理距離並不算遠。從傳媒大學到央視新址不足十公里。但崔永元從未想過回去看看。“我從來沒有進過‘大褲衩’,以後也不準備進。”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事實上,他原本要參加新台址的消防培訓,之後才能拿到出入的證件。可在他剛要去的當口就聽到了一個消息,處級以上幹部可以不參加培訓。小崔的軸脾氣忽地冒了上來,“出現緊急情況,處級幹部就不會迷路嗎?這規定簡直莫名其妙,不發證拉倒,我就不去了。”他對這座標新立異的大樓也頗有微詞,“一個電視台的建築和它的精神狀態、品質是沒有關系的。你用世界上最好的設備,但不一定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新聞。”

  離職之後,崔永元也並不避諱他對央視節目的不滿。“我現在看電視比當時做電視還累。”崔永元說,他難忍受的是節目中的一些做法。比如,現場連線,因為延時,相互打呼就用去十幾秒時間;再比如,主持人說請看VCR(錄像片段的簡稱),這種說法最令他反感,“這都可以扇大嘴巴的。”

  這反而勾起他對那個黃金年代的懷念,“想想當年的《焦點訪談》《實話實說》《新聞調查》,那多有力度。不論話題深淺,至少在引領社會的一個思考方向。現在的追求就是完成任務,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內在的精神品質和追求不斷下降。”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當然,環境也在改造着崔永元。1990年代,他是憤青,領導斃他的選題,他會天天去找領導拚命,節目哪怕一個一個字地修改,也要保證播出。這幾年,他發現自己也在變化,選題不通過,那就多報幾個,節目敏感,就在凌晨播出。“如果還不行的話,那我就真沒得可做了,我已經五十歲了,我學會了妥協。”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然而,對於原則問題,他仍然還會拒絕。他主持《謝天謝地你來啦》,劇組想把即興表演的劇情提前向演員透露,崔永元堅決反對,“即興就是即興,否則就是欺騙觀眾。”

  在中國電視主持人的譜系裡,崔永元毫無疑問位於譜系的塔尖,無論主持什麼節目,他都會展現詼諧幽默的主持風格,他的節目鮮有爭議,更多的是溢美之詞。盡管隨着時間推移,他節目的收視率越來越低,但這並不影響他在譜系中的地位。

  離開央視前,他最後一個節目是《小崔說事》專訪作家系列。這是他最喜歡的。但領導很快要求停掉這個節目,原因只有一條,收視率太低。若干年前,崔永元就曾喊出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他不想給收視率封殺自己的機會,在領導正式把節目拿下之前,他主動把節目停了。

  如今,他也在反思,央視總在尋找老少咸宜的節目形式,一個節目就能網羅所有年齡階段的受眾,“世界上都沒有這樣的節目”。崔永元說。

  離開央視,他不再憤青,保持微微的憤怒,學會了妥協,但離開央視後,他可以自由地掌控妥協的尺度。而同時,他也延續着做新聞時的理想主義,他情願去相信自己的博物館開館後,所有物品不會被損壞,不會丟失,他願意暢想,坐在博物館里上自習的師弟師妹們不經意間發出去的一條微信和微博,會引起其他高校學生的羨慕和嫉妒。他甚至希望博物館的自習向全體公眾開放,哪怕預約的是一名乞丐,他也一樣歡迎。

  在傳媒大學,他開了口述歷史的課程,負責講口述歷史概論,一年只授課四次,頭一次課就來了三千多人,他不得不更換教室,把授課改成了講座。

  這種氛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還成立了公益基金,接了2億代言費的廣告,他試圖向公眾傳遞一種理論,慈善不是施捨,它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公益基金遭舉報,主管部門核查後順利過關,但他卻改變了主意,做公益還招人罵,所以媒體不花大力氣“贊美”他,他不會把承諾的2億代言費捐出來,“扣了稅是一億三千萬,我就不捐,我天天花天酒地,每次請二十個保鏢,十幾輛車跟着,你們管得着嗎?”他說,他就想把對慈善的錯誤觀念扭轉過來。有人勸他,在中國做慈善就要忍辱負重,他又軸了起來,“那是他還沒被辱到一定份兒上。”

  在他看來,一些圈內人士一輩子只做兩件事,出名和維護名聲。但他計劃用三年時間把名聲抹掉。與學生們一起坐在博物館里看書,沒人過來索要簽名,走在校園里,人們最多指指說,那就個是過氣的主持人。

  他低頭看了眼手機,突然不解地說,“公知”如今居然成了貶義詞,“我倒是很喜歡,我自稱‘公知’還怕不謙虛呢,”在他眼裡,當公共知識分子都成為壞詞時,這個社會或許出了問題。所以,他仍然喜歡“病人”這個稱呼,“如果我現在是正常崔永元的話,就證明我認可這個社會的病,我寧肯頂着這個稱號,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因為我不願匯入這個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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