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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為何說不好“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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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6-8 06:30:5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我今天本不想講這兩本新書,而是想和大家談談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及“十九大”之後的“三步走”,至少可以講講中國如何通向2035。不過,這兩本小書,是我自己思考中國問題、世界問題的一個視角,或者方法,因此聯系這兩本小書來講未來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可能演變也很好,至少有一個思考方法的基礎。

中國知識界與媒體缺乏思想體系的支撐

最近剛好趕上中美是否會打貿易戰問題,我這些天也一直在和其他人交流。中美貿易戰,當然是美國發起的,但我覺得我們中國自己也有責任。這次西方對中國那麼大的反應,某些程度上跟我們中國人講中國故事的方式有關,我們講着講着把人家講害怕了,而不是說講着講着讓人家更喜歡你了。我一直在想,為什麼西方媒體那麼強大,中國媒體強大不起來?就媒體的技術手段而言,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了西方,至少不比西方差多少。但西方媒體的強大,是因為它背後有一個思想體系,有個知識體系。這個非常重要。媒體只是一個表達方式,沒有背後強大的思想和知識體系的話,做起來會非常吃力。上次中國有關部門帶了團隊到新加坡來交流,我就對他們說,“走出去”交流很好,但必須要注意方式方法。方式方法不好的話,效果不僅不好,反而會走向反面。在一些問題上,中國不走出去還好,人家還同情你,但一走出去,像在國內那樣講一番話,人家反而不理解,甚至恨你。這是個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遇到麻煩。這裡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問題,但背後知識體系的問題更為重要。

我對中國的知識界一直很苛刻,一直很批評。我認為近代以來我們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沒有自己的思考。其實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實現了世界公認的奇跡,例如,在短短40年內成為世界經濟第二,並且讓7億多人口脫貧,這是世界經濟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當然還有其他很多故事。但為什麼我們講這些故事的時候,反而把人家講反感了?問題到底在哪裡?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思想體系。

用西方的思想難以解釋中國

我自己西方教育出身,覺得西方這些理論用來解釋西方非常好;可是西方的東西運用到中國來解釋中國,就很難。近代以來,中國的無論什麼主義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我們想學習西方,來解釋中國。我最近花了很多時間來回顧近代以來,包括老一輩人,對中國所做的解釋,覺得很大程度上他們不是在解釋中國,而是在曲解中國。

舉一個例子,馬克思主義把社會發展歸納為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然後到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最後到共產主義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說,西方的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當然共產主義是對未來的展望。但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到中國,有時候就很不科學。比如說馬克思說奴隸社會,但中國從來找不到像西方這么大規模的奴隸社會。有人說漢朝有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隸,家奴跟今天的傭人有點像。清華大學貝淡寧教授的研究是,即使對於傭人,中國跟西方的看法不一樣,中國的傭人,做着做着就做成了家人的一部分,而西方的傭人永遠是傭人。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呢?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中國就沒有封建社會了。最近這些年弗朗西斯•福山寫的書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近代國家,因為它建立了一個官僚體系,就有了近代國家的雛形。還有資本主義。年紀大一點的人都知道,中國在50年代有很長時間,都在研究爭論中國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人民出版社還出了很多書。我覺得這個就很荒唐。如果要說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發達。那為什麼不研究唐宋,要研究明清?也是因為西方,因為西方的資本主義是從發現新大陸開始的,時間上就相當於中國的明朝。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例子。過去顧頡剛先生有個“疑史”觀,懷疑中國的歷史。我一直懷疑中國近代以來的這個知識體系。我沒有很多時間來做這方面的研究,如果做的話,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不過,這個問題對中國很重要——就是我們怎麼來解釋中國?

我花了很多年去了解西方是怎麼看中國的,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到現在。後來我寫了一本《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的小書。我有一個重大的發現,就是西方人解釋中國有一個特點——以中國沒有的東西來解釋中國。從早期孟德斯鳩的“中國沒有貴族”,到後來的“中國沒有私有產權”,包括現在很多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和左派都受西方影響,認為中國沒有私有產權,沒有法治,沒有人權,沒有民主,等等。他們以這些中國沒有的東西來解釋中國。但很簡單的一個道理是:你要解釋我的話,只能以我有的東西來解釋我,不能以我沒有的東西來解釋我,這個道理是大家很容易能明白的。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從古希臘就開始了。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里有一個詞,叫做“orientalism”,就是“東方主義”,到後來18世紀西方啟蒙運動時,變成“oriental despotism”,就是“東方專制主義”。這個“專制主義”一直發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會》那本書。自古希臘到近代,對西方人來說,他們以東的地方都是一樣的體制,都是專制。所謂的“近東”、“中東”和“遠東”就是他們的分類。對他們來說,這些地方的體制都是差不多的。現在西方發展出各種版本、不下幾十種的“authoritarianism”(中國 “權威主義”),但其實西方理解中國只有一個模式,就是“東方專制主義”,沒有第二個,其它都是它的一些變種。這個認識也難怪西方,因為從他們的文化來理解,他們只能這樣認識我們。

像我上一本書(《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說的,對中國誤解最深的都是德國人,四位德國人。第一位是黑格爾,他說中國沒有歷史,從來沒有變化。確實是這樣。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到現在,“吾道一以貫之”,政治結構沒有大的變化。而西方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君主專制,再到近代民主,確實有實質性變化。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歷史是凝固的。第二位是馬克思,他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提出者。第三位是馬克斯•韋伯,他從宗教的角度解釋了西方的新教為什麼能孕育資本主義,而中國的儒教倫理為什麼不能產生資本主義。最後一位是50年代寫《水利社會》的魏特夫。西方人看中國最深的就是這四個德國人,誤解得最深的也是這四個德國人。我們都非常崇拜這四個德國人。不過,我們很難責怪這四個人。我們怎麼理解我們自己?這是我們的責任。傳統上,中國歷史學很發達,但是我們缺少社會科學,沒有社會科學。

最近就有一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發現,西方的“law”,我們翻譯成中國的“法”,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中國的“法”可能只是西方的“law”的很小很小一部分。嚴復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時就說,西方的“法”,可能要包括中國的“禮”、“理”和“制”等等。中國秦朝以前就已有“刑”,也就是“法”,但中國的“法”只針對壞人,對待好人不叫“法”。西方的“法”是個普世的概念,西方有“上帝”,還有“自然法”。上帝也好,自然法也好,在現實中找不到,是一種intellectual imagination(知識的想象)。正因為不是具體的東西,是一種知識想象,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平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美國憲法說,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對他們來說,在“上帝”和“法”之間轉換沒有任何困難。但在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的法只針對壞人。中國每一個社會群體,士農工商,都有他自己的“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士大夫階層而言,“禮”就是他的法。如果重新解讀這種傳統,我們就可以很很容易理解現在的“黨紀”和“國法”之間的關系。

展望2035中國經濟:“三層市場”論

中國是個文明國家,但是文明國家不是一種道德概念,就是說它一定是好的或者壞的。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它的優勢劣勢,不光有好的。現在很多人要把中國模式叫做世界上最好的,也不科學。我們好多東西要重新回顧。中國未來30年,到2035、20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會怎麼樣?我覺得如果用中國自己的文明觀點來看,遠遠要比用西方的理論預測有效得多。

中國未來30年,經濟制度是什麼樣子的?現在中國講mixed economy(混合經濟),我覺得沒有講清楚。西方把中國看成是state capitalism(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我們也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書,我和我的合作者花了十多年時間,從漢朝的經濟形態一直梳理到當代。中國幾千年,真是“吾道一以貫之”,有一個非常有效的體制。叫它資本主義也好,或者叫它市場也好,中國一直以來至少有三個市場,或者有三層資本。頂層的永遠是state capital,國家資本;底層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就是自由的民間資本,像今天的中小企業;還有中間層面,就是國家跟民間資本互相合作,兩者互動的這一部分。從漢朝開始,幾千年都是這樣。有些領域國家一定要壟斷,要佔主導地位,但是大量的東西要放給民間,這也是儒家的思想。中間部分很中間。像鹽鐵業,對國家很重要,但即使對國家很重要的東西,也可以叫私人去做,所以到了近代會有“官督商辦”。這其實是中國非常古老的一個概念,並不是近代的創造。

在中國那麼長的歷史中,只有四個時期走了極端,變成了國家主義,國家完全佔了主導地位,市場幾乎沒有了。第一個就是王莽改革,第二個是王安石,第三個是朱元璋,第四個就是毛澤東。幾千年來就是這四個時期,國家跟市場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義那一套。除了這四個時期以外,中國的國家跟市場基本上都是相對平衡的。所以我們下面的一本書叫Market in State《(政)府內市場》),中國的市場一定要服從政府規則。而西方是state in market,就是即使政府也要服從市場配置。這非常有意思。現在林毅夫先生他們在做新結構主義,即中國的經濟學。而我覺得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已經有了,就是《管子》。《管子》就是怎麼治理經濟的理論。如果你要解釋中國經濟幾千年歷史,直到今天的話,《管子》的解釋要比任何西方經濟理論有效。西方講供需關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場調節。凱恩斯主義有點不一樣,強調政府也要扮一個角色。《管子》,不講“供需”,而講“輕重”,“輕重”的調節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據市場的情況而調整經濟。但是管子的論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現為現在的經濟學形式,沒有數學,更沒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幫年輕人,把這些思想數學化,公式化,對中國、對世界的經濟學都是巨大的貢獻。

所以我認為,西方人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實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因為中國怎麼變,也變不成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永遠不會。中國還是這三種資本,三層市場,一直往前發展。這種制度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跟西方的state in market比較的話,效率差一點,但是比起西方好處就是,能預防大的經濟危機。西方資本主義,正如馬克思分析的那樣,會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比如30年代的,97/98,07/08的經濟危機等。中國過去40年基本上沒有經濟危機,這跟共產黨的調控能力有關系,跟這個機制有關系。

西方現代經濟主要有兩個調整手段,一個就是貨幣政策,一個就是財政政策。可是當利率趨於零的時候,貨幣政策就很難能發生作用。當然現在他們搞QE了,量化寬松。我要提一下,最早使用量化寬松的就是管仲,利用貨幣供應量來調節經濟,這是管子的思想,那個時候已經在使用,只是規模比較小。還有就是西方的財政政策,但當政府的債務赤字太大了以後也不頂用。中國除了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外,還有國有企業這個經濟部門可以調節經濟。

我認為全球經濟未來會越來越波動,所以中國怎麼做都不會放棄這個國有部門。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中國幾千年就是這樣。當然這三層資本之間,邊界在哪裡,每一個朝代都在變化,每一個時代都在變化,改革開放40年裡也有變化。現在要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完全沒有民營經濟,是不可能的。現在就是政府跟市場之間取得平衡的一個問題,在中國就是混合經濟和諧的問題。

展望2035中國政治:開放的一黨制、以黨領政、三權分工

未來30年,中國政治會如何?這次修憲以後,大家都不說話,我覺得很奇怪。西方的反應那麼激烈,而我們國內還採取鴕鳥政策。其實這也可以從歷史上看。官方本身不好出來說,但我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現在確實在形成之中。

大家知道,一說西方,就是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中國幾千年的漢制,也有三權的分工合作——決策、執行、監察,從漢朝建立起,一直到晚清沒有變化。一個體制生存了兩千多年,你不能說這個制度沒有生命力。所以當我們今天說我們的文明幾千年不中斷,我們要思考,哪些東西沒有中斷?王朝是中斷的,皇帝來來去去;甚至我們的人種都變化了,我們漢人不是一個種族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那我們哪些東西不變呢?就是這個政治經濟體制從來沒有變化,只發生了一些小的變動。

我的理解就是,80年代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當時還有點想往西方的方向發展,要黨政分開。我覺得這也正常,因為近代以來很多人都是希望往這個方向發展的。孫中山先生就要搞一個“五權憲法”,把西方的三權,加上中國傳統中他覺得好的兩權,即考試權和監察權,變成五權。但我覺得孫中山基本上是個理論家,是個“書獃子”,沒有機會實踐。從台灣的實踐看,這兩個體制完全是不同的邏輯,要麼西方的三權為主,要麼中國的三權為主,把兩個加起來很難。所以台灣現在基本上是西方三權的機制,考試權基本上已經沒有了,監察院還在,基本上不起什麼作用。

中國這次變動巨大,加上了那個監察權。這是什麼概念?為什麼從80年代的“黨政分開”,到現在的“黨政分工”?其實就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黨政分開的道路已經走不下去了。黨政分開,黨的主管跟政府的主管兩個人之間如果有矛盾,就變成了黨政兩個機構之間的矛盾,就會產生政府的分裂。所以,1992年之後中國一直是“三合一體制”,就是黨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由一人來擔任,並且把國家主席實權化。“十九大”維護這個三合一制度。“三合一體制”其實是對“黨政分開”的直接否定,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說。實際江朱、胡溫時代都是這個思路。去年王岐山“兩會”期間有一個論述,說我們是“廣義政府”,黨也是這個政府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個論述非常重要。但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的學術界,還有媒體,當時報道很少,學術界也好像沒什麼研究。這個不應該,這個概念其實非常重要。他更早的時候跟基辛格見面的時候也說了類似的話,就是要做黨政一體的改革,不是完全兩套分立的。

我把西方稱為外部多元主義,它是先有市民社會後有國家的,它有不同的社會力量,所以一個國家可以有幾個政治過程,可以三權分立。但中國不是。中國幾千年來就是皇權,秦始皇以後一直是先有國家後有社會,皇帝只能有一個,所以只能有一個政治過程。那麼怎麼做,才能讓統治比較有效?那就是把一個政治過程分成三段,第一段是決策,第二段是執行,第三段就是監察。這是漢制,確認了以後,一直到晚清。現在也是這樣,有點類似。那麼現在要解釋的就是,皇權怎麼轉變到現在的黨權?怎麼看我們這個黨?

共產黨其實不是像西方理解意義上的政黨。我的解釋是,“黨權”就是“組織化的皇權”。以前的皇帝是個人,是家庭,現在黨是一個組織。在這個轉型中,西方有些概念是幫助了我們的,比如“民族主義”、“主權”、還有列寧主義式的政黨。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正是表現在這些地方。這是馬克思主義真正的中國化。

我們從一個基於個體家庭之上的皇權,轉成基於一個組織之上的黨權。以前的皇權分成三個權力部門,現在就是黨權分成三個階段——決策權,執行權跟監察權。第三權加上去,這是王岐山的功勞。但我們絕對不是說這是簡單地對傳統的回歸。因為現在黨是個集體,而以前皇帝是個人家庭。我覺得這個制度如果做得好的話,生命力會很強大。因為從歷史經驗來看,漢制生存了多少年?錢穆老先生特別推崇漢制,我覺得有道理。但這個制度的重建現在剛剛開始,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從制度建設來說,今天還處於漢朝。秦始皇帝統一了中國以後,基本上沒做制度建設。同樣,毛澤東統一了中國,但是真正的制度建設,從現在開始要做很長時間。

比如說決策權,以前主要掌握在皇帝跟他的大臣將軍、皇兄皇弟這些人手裡。現在完全不一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政協,也包括社會團體和智庫,都可以成為決策權的一部分,因為他們都是以不同方式參與到政治過程中去。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決策權怎麼更民主化一點?以前不需要民主,但現在民主的觀念有了,大家不可能不民主。還有監察權問題。反腐敗很重要,但監察權也不能濫用。漢朝就規定,不可以事無巨細地什麼都監察,那樣行政就沒法執行了,按照規定只有六個項目可以監察。我們現階段就有這個毛病,已經有報道出來,下面的一個紀委去查,發現官員辦公室里有零食,就把人找來談,說是違規。這就監察過頭了。“三權分工合作”這種制度,跟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但是跟民主本身不矛盾。我的觀察是,中國的制度可以吸納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不會成為西方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把中國的政治體制總結了幾點:第一,只要共產黨能夠維持其政治主體的地位,多黨制不可能,但這是“開放的一黨制”。這跟多黨制不一樣,跟新加坡的一黨獨大也不太一樣。如果一個政黨被幾個家族、一些利益集團壟斷了,那就很危險了。那麼怎麼開放?我覺得中國有很多經驗。中國傳統上只有皇帝這個職位不開放,其他都是開放的,有很多的歷史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最高領導人也不是終身制,這個職位也是開放的。共產黨在不斷把新興社會階層吸納到黨內也促成了執政黨更加開放。

第二個就是“以黨領政”。任何一個政治制度,西方也好,非西方的也好,政治很重要。西方從“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產生以後,主要問題就在於很難產生一個有效政府。美國也好,歐洲也好,聰明人很多,他們知道國家的問題出在哪裡,怎麼去解決,但是很難產生一個有效政府。“以黨領政”在東亞有很多實踐,日本是這樣,新加坡不用說,台灣“兩蔣”時代都是,韓國也是這樣。以黨領政,政治是核心、主體。

第三點就是“三權分工合作”。這樣理順好了以後,這個制度就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國家的穩定可以有保證。

除此之外,中國下面還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面對。中國要實行總統制呢還是內閣制呢?總統制就有任期限制,內閣制就沒有,隨便做幾屆,直到黨不讓你做了。還有一個就是,新的領導人產生了以後,總書記也好,總理也好,有沒有組閣權?能不能他有自己的班子?一個領導人掌權以後,要達到執政目的,一定要一個團隊來做,西方首腦都有權力自己組閣,但現在中國不是,這就產生了很多問題。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我們確實要做到文化自信,我們現在還是不夠自信。中國有幾千年的經驗,我們很多都可以向西方學,但向西方學的目的不是說要把我們變成西方國家,而是把我們這個制度建設得更好。你即使要變自己成西方也很難變。台灣一直在刻意要變成西方,但越變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台灣這樣的局面。

經濟上我們學了西方很多,政治上我們也在學。現在新的組織機構,人大、政協、智庫等這些,中國傳統里哪有啊?怎麼樣來理解我們今天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轉型,我們最後會走到一個什麼樣的形態?我們從文明的角度來觀察問題,要比西方各種主義的預測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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