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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我為什麼在電視上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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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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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6-8 06:59:2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諒解,我僅僅想說,孩子是我的一切,當時那種情況,也許我只能選擇那樣做!‌‌”

‌‌“電視認罪‌‌”是北京政府針對異議人士及刑事罪犯經常採用的手段。一份日前由非政府組織Safeguard Defenders發表的報告披露了多位曾經在電視上公開認罪的中、外人士的切身經驗,包括知名的中國維權律師王宇。這些被控犯罪,但尚未審判確定的嫌疑人,為什麼願意在審判前‌‌“電視認罪‌‌”?他們背後的掙扎和考量是什麼?王宇接受訪談時,表達了‌‌“電視認罪‌‌”前後的煎熬和復雜心情。端傳媒取得了王宇女士受訪的全部內容,經本人同意之後刊出。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很難用簡短的語言說明,上電視接受采訪,這期間我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至今難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麼去講述。我其實想嘗試將詳細的過程說出來,但總是覺得很難過,仍然難以克服心理陰影。但我知道我應該說出來,哪怕僅僅以這種簡單的形式。

事實上,2015年7月末,我剛剛被抓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當時還在北京的指監(編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每天審訊我的警察就開始游說我,讓我上電視接受采訪,而且有一天還強行把我帶到中央電視台,那時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2015年9月8日轉到天津指監後,天津的預審也多次游說我,讓我上電視接受采訪。我仍然拒絕了。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剛剛睡着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訴我說,一會兒預審來。我問她們現在是幾點了?她們告訴我半夜十二點,我在心裡畫了個大大的問號。

看見兒子名列嫌犯,當場昏厥

我剛剛穿好衣服,兩個預審就進來了,他們滿臉的凝重,我們都坐好後,他拿出兩頁紙遞給我。我打開一看,第一頁上是雲南省公安廳發給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的一份電報,上面寫的內容大概是:在雲南抓到幾名偷渡邊境人員,其中一人是內蒙古的,姓名包卓軒,年齡16歲,是烏蘭浩特一中學生;第二頁上赫然是我兒子的一張大照片,明顯是像我們被抓後送到看守所時辦理入所手續時,背靠印有標尺的牆壁拍攝的,照片下面寫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軒。我看完之後當場就昏厥過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後我才醒過來,我當時躺在床上,身邊有幾個平時為我們體檢的醫務人員。我這時仍感覺天旋地轉,無法呼吸,那幾個醫務人員看我醒來了,說我血壓太高,給了我吃了一片降壓葯就離開了。

這時,預審進來了,告訴我說,你兒子被反華勢力給帶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員把你兒子帶回來了,現在在雲南,你要不要救你兒子,就看你的態度了。我當時真的都懵了,問他們,怎樣救呢?他們說要錄個視頻給公安部領導看,表明你的態度,我說錄什麼視頻?表明什麼態度?他們把要我說的內容寫到一張紙上,讓我背下來,大概內容是譴責某某反華勢力什麼的吧?記不清了,內容不多。然後,他們打開平時審訊時用的電腦攝像頭,並且對我說,你看,這就是給上級領導看的,要是給你放到電視上,那就要用正規攝像機了。過了兩天,他們來告訴我說,領導看了很滿意,你兒子已經被放回烏蘭浩特了。

這是第一次所謂‌‌“上電視‌‌”的經過,但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要上電視,直到我被送回烏蘭浩特後,我才逐漸在我父母和朋友處得知,那時他們毀掉了對我不上電視的承諾!

認罪,就能得到‌‌“寬大處理‌‌”

2016年,大約是在4月份,我當時已經被轉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那時我剛做完了乳腺手術,包括看守所的管教和預審在生活上對我都很照顧,特別是管理我那個監室的女管教一直待我都很好,她時常會帶我到監室外面聊聊天,或者給我帶一些監室里沒有的吃的東西。

人那,真的是很奇怪的動物,其實,我們現在想來,這些都是我們應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但由於我已經將近一年的時間里每天都被關在屋子裡,每天都吃得很差,所以有人給了你一些基本的權利,給了你一點溫暖,比之前有了一點點改善,你就會感激不盡。可能這就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吧?

預審說如果我能夠配合他們的工作,我當然可以得到‌‌“寬大的處理‌‌”,也就是說,我很快就會被釋放。那段時間他們也不再像以前一樣,會用‌‌“我們明天就把包龍軍和包卓軒給抓起來!‌‌”這樣的話來恐嚇我。那時我已經知道了我丈夫包龍軍也被抓了。他們不斷提醒我:只有我先離開了看守所,我丈夫包龍軍才能出去,我兒子出國留學的願望才能實現。

那麼是什麼樣的配合呢?他們說,你們這批人都需要有一個好的態度表達出來,才能得到寬大處理。過幾天會有公安部的領導來,他們要我向領導表態:‌‌“我現在已經認識到了我自己的錯誤,我是被蒙騙、被利用的,要譴責那些境外反動勢力,要感謝公安機關對我的教育和幫助。‌‌”從那時起,每次預審提審的時候都沒有再去提審室,而是在看守所管教的辦公室里了,並且看守所還特意布置了一個房間給我,用來吃飯和背誦准備資料。

一而再,再而三重錄

大約是四月末的一天,預審把我帶進辦公室,告訴我說:今天有公安部的領導來了,要讓我做個視頻,他對我承諾,這僅僅是給上級領導看的,肯定不是放在公共媒體上的,所以讓我放心,就按照他們平時給我寫的稿子來背一下,而且背不下來也沒有關系,可以重新錄制。並且他們還說,你們這批人都是要錄像的,要等一個個安排時間。我向他們確認了多次,他非常確定的說絕對不是給媒體報導的。但我那時對於錄像還是非常抵觸的。

大約過了將近一個下午的時間,下午四點左右的時候,我又被帶進管教的辦公室里。等了幾分鍾,進來一位大約五十多歲的人,穿着便裝,他身後跟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帶着一架攝影機。他們進來之後,和我說了一些類似於會給我們出路之類的話。這兩年我的記憶力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即使我一直在努力找尋之前的每一個細節,可是具體內容我一點都不記得了。我也詢問他,這個視頻究竟是給誰看的呢?他也一再向我承諾,確實是給他們的領導看的,絕不會放在公共媒體上。

年輕人准備好攝像機,年紀大些的人開始向我提問題。具體是什麼內容我忘記了,但基本上都是平時預審教我說的內容。我說得很不好,一方面我的記憶力真的特別糟糕,另一方面我對此也還是有所抵觸。有些問題因為我的回答很差,他們會反復問,讓我反復回答。大概過了三四個小時他們才走。

大約過了二十天左右,那位所謂的公安部領導又來了,說上次錄的效果不行,要重新錄。

但重新錄制之後,過了兩天預審說,效果還是不行。這次他們拿來了攝像機和電腦,他們把要求我說的內容都放在電腦上,並且放很大的字,就讓我直接對着攝像機讀電腦上錄制好的文字。通過多次錄制後,他們終於認為合格了就離開了。但過了兩天他們又來了,說還是不合格。要我重新錄制。但這次錄制後過了幾天他們說還是不行。

期待‌‌“領導‌‌”信守承諾

大約到了六月初,好像是端午節的前一天,預審特別把我從監室里帶出來,告訴我說,他們的一個領導來了,要和我談談,我是否能離開那裡,就全憑我的表現了。

我們在那個房間里等着,不久,進來兩個着便裝的年齡大約五、六十歲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兩個進來後居然和我握了握手,這讓我很奇怪。後來得知他們是天津公安局的副局長和處長。他們簡單的和我聊了聊最近的生活和我的身體狀況,然後就讓我對自己做個簡單的評價。我對自己的評價當然是我認為我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好律師,為人處事是以善為標准,工作中我非常敬業,一直都被當事人所認可。那之後,他們經常到看守所把我帶到管教辦公室里聊天,同時進一步游說我,要我接受電視采訪,我都拒絕了。到了七月初,我已經忘記他們來了多少次之後了,我們在管教的辦公室聊完,預審又單獨找我說,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不同意上電視,你能出來嗎!你丈夫包龍軍能出來嗎!你兒子能出國留學嗎!

我陷入了幾晝夜的苦思冥想。我當時考慮到,我和我丈夫都被用這種方式關押着,和外界沒有一點聯系,這種情況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我們那可憐的小兒子一個人在家裡不知道是什麼情況,雖然預審告訴我說他已經被釋放回到了烏蘭浩特,可是他也可能受到嚴厲的管控,沒有爸爸媽媽在身邊,他今後怎樣生活呢?另一方面,來和我聯系的兩位所謂的‌‌“領導‌‌”看上去還不錯,應該是會遵守承諾的,經過這么多天的溝通,我認為他們還是有很大的可信程度的,而且從最近一段時間來看,他們並不像我剛被採取強制措施關押在北京時那樣凶惡,而是對我逐漸有了比較好的態度。

最後我決定冒險答應他們這個條件。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見到我的兒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兒子就不能出國留學,他在這里會受到怎樣的傷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極大的傷害!即使多年以後我會出去,但那時的孩子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情況了?他的這個年齡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傷害就會終身有陰影。我要盡一切努力,爭取讓兒子擺脫當前這種困境,讓他能到自由的國度去學習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傷害……那樣,就只有我出去才辦得到!我深怕我的兒子的一生都被毀了,他必須走,他必須離開這國,這就是我當時最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樣的委屈,我也要拚命去試一下。

為了見兒子,只能認罪

之後,我答應了他們這個上電視的要求,但要求在離開看守所之後才接受電視采訪。就開始按照他們准備好的稿子背,同時他們還安排了多次的排練,差不多在離開看守所之前,每天都要進行排練。最後,2016年7月22日他們為我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帶我離開了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到了位於天津市薊縣盤山腳下的天津市公安局培訓基地,在那裡,我待了大約十天左右,然後搬到了天津市和平賓館。大概是8月3、4日那兩天,我在天津市和平賓館附近的一個小洋樓里接受了采訪。

我那時都是完全受他們的控制和安排,雖然我百般的不願意,但一想到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通過這個方式見到我的可憐的小兒子,才有機會為他籌劃相關事項,我也就只好這樣繼續下去了!

8月4日中午,我在他們的安排下接受完采訪後,下午四五點鍾見到了我的小兒子,他摟着我大聲的哭了很久,我也摟着孩子默默的流淚。回來之後,我逐漸了解到了孩子在那一年多的時間里受到了怎樣的傷害,而且,殘酷的現實還讓孩子患上了較嚴重的抑鬱症。

8月5日,我和兒子見到了剛被取保的他的爸爸包龍軍。

那之後,我一直都非常壓抑,我們一家隨後被軟禁在烏蘭浩特,我不知道外面的信息,但我兒子和他父親經常就我在電視上接受采訪時說的話嘲笑挖苦我,我一直都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壓力。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問我兒子:兒子,你說你是要媽媽忍着委屈上電視,然後就和你在一起了;還是要媽媽不上電視,現在還在監獄里呢?兒子果斷的說,我要媽媽和我在一起!

有了兒子這個想法,我想我無論受了多少委屈和傷害都是值得的。因為當時我能和兒子在一起的唯一途徑就是這樣做,那我就只能這樣選擇。

我所做所思所想基本就是這樣,我已一一做了說明,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諒解,我僅僅想說,孩子是我的一切,當時那種情況,也許我只能選擇那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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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18-10-1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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