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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國還能回到“統制經濟”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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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6 天前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安邦董事長吳小暉被判刑後,再度引起“中國將回歸統制經濟”的憂慮。這憂慮並不始自今天,從前年阿里巴巴馬雲大談雲資料為計劃經濟提供了技術支援開始,這個話題就時熱時冷地出現在公眾視野。

筆者想討論這個話題:中國有無可能恢復計劃經濟(統制經濟)?

“統制經濟”來歷溯源

“統制經濟”出現於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該書第七章標題就是“統制經濟的種種危害”,以成書時德國納粹時代與蘇聯史達林時代的計劃經濟為藍本,論述計劃經濟與民主是否能夠並存。

當時西方世界並未飽受計劃經濟之苦,對於計劃經濟與民主制度的並存抱有幻想。海耶克著重指出並深入剖析的就是這一點:政府管制經濟必會走向獨裁政治。因為經濟體系非常復雜,如果政府要管制,勢必仰仗一群專家,加強政府權力,最後導致權力落入一個總司令之手,“這個總司令如果要認真執行其職權的話,他的行動一定會遭到民主程序之掣肘的。他為了要行得通,必須消滅民主程序。演變所及,不是民主程序阻礙着管制經濟,便是管制經濟消滅了民主:在一長遠過程中,二者是不能並存的”。

該章還有哲理層面的深刻思考,比如經濟自由是選擇自由的基本保證,但政府管制經濟必讓人喪失基本的選擇自由;政府控制經濟,就等於控制了一切,包括思想自由與所獲知識的種類與品質。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部分人當然對“極權統治+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人身依附(不服從者不得食)深有體會,極少有人想回到依靠票證獲得糧食、布料、食用油、肉食這種短缺經濟時代,西方知識份子並未在中國親身經歷過毛時代,對這一時代心嚮往之,以巴黎紅五月參加者為代表的“1968年人”,不少人後來進入歐洲、美國各大學執教,不僅通過意識形態教育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左派青年,還導致整個教育體系偏左。

由於毛時代的飢餓記憶,不少中國人擔心習近平開歷史倒車,將中國強行拉回計劃經濟時代。

習近平有無這種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有無“回歸計劃經濟”所需要的外部條件。如果不具備外部條件,僅僅只有領袖(哪怕是獨裁者)的個人願望,這種回歸難以實施。

計劃經濟依靠閉關鎖國

海耶克討論的其實是政府管制經濟有走向獨裁的極大可能,這是德國納粹時代的現實,但蘇聯與中國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是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在先,強行接管了所有經濟部門、消滅私有制在後。中共政權在短短五、六年之內,從農村到城市全面剝奪私有財產,消滅私有制,依靠政治專制實行了計劃經濟。也就是說,中共不需要通過統制經濟來達成極權,計劃經濟只是為極權政治服務。

毛時代實行計劃經濟有幾個先決條件:

一、中國經濟整體上對外依賴程度極低。無論是生產資料(從原材料到機器)、生活資料基本上自給自足。與蘇聯關系友好時,曾請過一些蘇聯專家來工廠做技術指導,接受了一些援建項目,包括機器、技術支援等。與蘇聯關系惡化後,一切就靠“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了,香港成了中國唯一的農產品出口基地、以及獲取有限的外國商品的中轉站。

二、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是“短缺經濟”,尤其是中國,為誰生產、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全都由國家計劃委員會掌握,比如糧食在城市按人頭計劃供應,每人每月21-23市斤,食用油半斤,布票每人一年12市尺,豆腐、洗衣肥皂等商品也憑票供應,到餐館吃碗面條也得交糧票。

政府之所以能夠“計劃”,除了政府管控一切經濟部門之外,還在於當時物質生產相對簡單,不僅農產品的品種相對簡單,就連工業品也簡單。全國最著名的工業基地上海,生產出來的手錶、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從外觀設計到功能,幾十年一貫制的風格,但因其稀缺,都是各地百貨商店憑票證供應的物品。

三、毛時代限制人口流動,除了出差之外,幾乎沒有外出就業一說,中國人也沒有餘錢外出旅遊。

四、毛時代,政府是全中國唯一的資本所有者、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基本都是國有經濟,或者是“小國有”(地方國營、集體所有制),個人從事的經濟活動被視為非法,會處以“投機倒把罪”。

在閉關鎖國條件下實行的計劃經濟,讓中國人大部分陷入半飢餓狀態,那時的中國極其貧窮落後,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對外的高度依賴

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以否定計劃經濟的前提——閉關鎖國與國家全面壟斷所有經濟領域為開端,逐步放開私營經濟,引進外資,後來又加入WTO,全方位進入國際市場,這才躋身於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當年實行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的所有條件都不復存在。

一、政府仍然視國有經濟為政權命脈所系,將國有企業稱之為“共和國長子”,在資金扶持、市場壟斷方面給予特權優惠,但中國經濟早已是國有、民營、外資三分天下。到2017年,中國國有企業佔比僅25%,而私企與外資企業共佔75%。

整個經濟的運行,早就不再依靠政府計劃。無論是國企、私企還是外企,從原料的采購到產品的行銷,都依靠市場。所有企業依賴市場做出生產銷售決定,極力追求產品的市場佔有率。這種情況下,當然也不可能再由一個國家計委這樣的機構來制訂為誰生產、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這種龐大的經濟計劃。國家計委這一曾為中國經濟神經中樞的機構於1998年撤銷。

二、中國經濟對外依賴嚴重。本文所言不是指用“(進口+出口)/GDP ”這道公式計算出來的所謂“外貿依存度”,而是指被視為“工業血液”的石油等能源,以及人賴以為生的糧食等生活資料均形成對外嚴重依賴。一般人分不清這兩者的區別,這次中美貿易戰發生後,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接受央廣記者采訪時說,面對美國第六次對華啟動“301調查”,中國沒必要忍氣吞聲,因為如今中國對外的依賴度已經不像過去那樣高。本世紀初,中國進出口總量佔GDP比重一度高達66%,對外依賴程度高,當時中國對貿易制裁的壓力難以承受。如今中國進出口總額佔GDP比重不到30%,可以與美國對決了。

李揚談的是外貿依存度,很多人誤以為他談的是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資源對外依賴與外貿依存度有關系,但並不是一回事。中國經濟現在離開從國際市場購買的資源,還真玩不轉。以石油為例,中國從2003年開始,就主要依靠進口,到2017年,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67.4%,行內預測,2018年將超過70%。2017年糧食自給率降到82.3%,有將近18%的糧食依靠進口。換個簡單明白的說法,就是中國近14億人口當中,有2.5億左右的人需要依賴進口糧食供養。

這種情況下,自力更生的前提資源與糧食自給不復存在,閉關鎖國是自絕經脈。更何況,中國還需要依賴WTO,需要美國、歐盟、日本等經濟大國承認自身的市場經濟地位,如果恢復統制經濟,與市場經濟地位更是日行日遠。

三、中國雖然還有戶籍管理制度,但人口流動卻基本放開,2016年流動人口規模達2.45億人。

四、中共政府仍然是全中國唯一的土地所有權最終所有人,但卻不再是全國資本的唯一擁有者。民營企業與外國公司擁有總量可觀的雄厚資本。政府雖然可以採取各種方式控制民營企業,強迫私人資本入股國企,但只要未進入戰爭狀態,就不敢對外國資本下手。

習近平並不鍾情於“列寧式統制經濟”

綜上所述,可以說,擔心中國將回到統制經濟(計劃經濟)這種遠慮多少有點縹緲,擔心政府對民營資本的剝奪更為現實。因為就現實條件來說,習近平就算無比熱愛計劃經濟,也無法實現它。哈耶克擔心的是統制經濟(政府管制經濟)必將通向獨裁,但賦予習近平權力的中共政權,從成立之日開始,就是獨裁體制,只是在寡頭共治與個人專斷之間來回搖擺而已。對基本達成個人專斷的習近平來說,目前已經不需要靠加強經濟管控來實現獨裁,而是如何確定一個合適的政府管控經濟邊界,讓經濟更好地為政治服務。鑒於中國政府管制經濟的積年教訓“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極易“一管就死”的列寧式統制經濟並非習近平所願,他看重的是“國企主導、民企出錢出力贊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這次在中美貿易戰中成為箭靶的中興公司之所以能進入世界電訊設備產業前五名,據說得益於在中國國內首創了“國有控股,授權經營”(國有民營)的混合所有制模式。

對於吳小暉、肖建華等資本大鱷的剝奪,中國富豪確實感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但對其他人來說,則應該想到:這些人本來就是利用共產黨資本主義賦予的特權成為巨富兼做其他權貴的超級白手套,在政治譜繫上屬於“粉紅財團”,他們致富的緣由就是他們的資本被剝奪的原因。我在《中國:潰而不崩》里講過,中國政商關系有明暗兩個層面: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系。這兩層粘在一起的關系,註定了中國政商關系面臨兩重製度詛咒。如果讓這些人用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特權經商致富,再用民主憲政國家宣導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保護他們利用特權巧取豪奪而來的財產,從邏輯上來看就非常荒唐。

目前,中國回歸計劃經濟(統制經濟)模式既無現實基礎,對穩定中共政權也無半點好處——比如消滅股市、房地產市場,就等於斷了中共財政收入的大頭,填平了央行增發貨幣的儲水池。讓各國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只會導致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如此賠本生意,習近平弄明白其中利害關系之後,應該不會做。因此,部分中國人與其擔心回歸統制經濟,不如擔心極權強化過程中社會生活的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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