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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遠舉:朝鮮會真的改革開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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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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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6-15 06:30:5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金特會之後,社交媒體上常常看到朝鮮即將改革開放的觀點,導致丹東的房價已經開始漲了。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以己及人的推斷,既然如此,不妨回顧一下中國政經史,探尋其中隱藏的邏輯。

前世

1949年之後,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提出,保護民族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在國營經濟領導下,使五種經濟成分統籌兼顧,分工合作,以促進經濟發展。《共同綱領》也規定,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

經濟上,遺憾的是,新民主主義綱領並未得到執行,社會主義改造提速,原本決定“長期存在”的新民主主義時候被縮短。短時間內,中國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轉變。農民在耕牛歸公之前,殺牛吃肉;無數百年年老字號轉為國營,如今享受過市場經濟帶來的繁榮的國人,不難明白其中的錯失。

快速的社會主義改造積累了民間的怨言,在隨後的整風運動中,反右運動降臨。反右運動壓制了異議,全國性的系統性誤判隨之出現。1958年,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而“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隨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成為“三面紅旗”。大躍進、大煉鋼鐵、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趕美超英,激動着中國人的心,但也破壞了國民經濟。經濟規律的報復隨之出現,在風調雨順之中,三年自然災害降臨。

“黑貓白貓論”

鄧小平的政治路線,最精闢的總結莫過於著名的黑貓白貓論。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中國最流行的話語。實際上,影響了中國40年,給中國人帶來繁榮的這句話,卻要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

三年自然災害後,1961年6月公共食堂被迫解散,處於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認為,人民公社的條件還不成熟,對“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採取默許態度。但這種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讓基層幹部心中產生公社制度的擔心和恐懼。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就是為了打消這種心理。鄧小平的原話中,是引用了劉伯承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最初,是黃貓與黑貓。

中國改革開放的種子早在那個時候已經種下了,在無情的打壓中等待發芽的那一天。

文革

“三自一包”這種有限的休養生息政策延續到1965年時,中國的糧食、豬肉、食糖生產基本恢復到公社化運動前1957年的水平。但是,“三自一包”,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諷刺的是,某種程度上,三自一包帶來的經濟恢復,也為文革提供了折騰的經濟基礎。

1962年,在著名的清算左傾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自嘲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會後毛澤東宣布退居二線。然而四年之後,1966年5月,文革爆發,江青、毛遠新開始登上政治舞台。隨後,劉少奇被打倒,鄧小平被剝奪一切職務,下放江西新建縣拖拉機廠勞動改造。

1971年9月,林彪折戟溫都爾汗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寫信承認“錯誤”,要求恢復工作。1973年,在周恩來的努力下,鄧小平重回中央。隨後鄧小平的全面整頓,觸動到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1975年11月,毛澤東開始反擊“右傾反案風”,全國“批鄧”。兩個月之後,也就是1976年1月9日,周恩來去世,4月5日,天安門爆發“四五”群眾運動,悼念周恩來,鄧小平被認為是四五運動的總後台。兩天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根據毛遠新的回憶,1976年在第三次打倒鄧小平時,毛澤東把文件中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在中國語境中,黃黑都是顏色,無高下之別,但黑白二色卻意味着是非之分。

不過,16年後,相比黃黑,黑白反而具有了更強的力量——歷史出人意料,卻又總在情理之中。

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前,針對華國鋒的“階級斗爭為綱”和“兩個凡是”,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在全國興起了一場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隨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人性復蘇。

在這個時期,從國際環境看,從1958年中蘇交惡,1969年雙方發生大規模武裝沖突,這促成了1971年基辛格訪華,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建交。

邏輯

當歷史走到1976這一步的時候,華國鋒即便還在台上,結局早已註定。但回顧在此之前的30年,不難發現。1976年,本身就是一系列偶然的結果。

某種程度上,從1949到1976這一歷史階段,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世。在這個階段,改革開放的四個前提:權力交接的空缺、鄧小平的政治路線、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與美國恢復關系,幾個要素都已形成。待到巨人謝幕之後,歷史就會展開新的敘事。

權力懸空,才會有第一代領導向第二代領導轉換的問題。伴隨這個過程,則是兩條路線的反復斗爭。兩條路線在長達三十年間的形成、斗爭,充滿了太多的偶然性。某種程度上,鄧小平在斗爭中倖存,本身也是偶然之事。

在與華國鋒的斗爭中,作為不久前才被毛澤東打倒的人,鄧小平無法從毛澤東那裡得到更多的政治遺產,所以只有轉而向民間汲取支持,與此同時,從“三自一包”開始的鄧與毛的分歧也必然使得他向自由與開放中汲取支持。所以過往的歷史決定了鄧小平在政治上的第三次崛起,必然有改革開放。而與美國關系的恢復,則使得這種開放有了外部條件。

反過來說,這意味着,即便華國鋒也會採取開放與經濟寬松的政策來挽救中國經濟,但肯定遠比鄧小平保守,稱不上是“改革開放”。

當然,這種偶然也存在必然性。從更深的層面看,文革的陣營,從毛澤東到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都不是站在第一線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管理國計民生的人物。他們更超脫於生產,關注意識形態。與此同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這樣的人,處在第一線,面對國計民生,面對生產、發展經濟,因此他們的傾向是務實的,從這個角度,他們的政治路線,也是人民的呼籲。從這個角度看,改革是必然的。

但無論如何,這種必然性,是基於歷史的一系列偶然性來實現的。而且即便如此,改革能到今天也仍不容易。

今生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爭,彷彿已經是上一個時代的事了,但當年正是改革的阻力,才使得1992年鄧小平以88高齡,奮力保衛自己的政治路線、政治成果,在深圳喊出“誰不改革開放誰下台”。在此之後,中國的改革馬車被狠抽了一鞭子。

越來越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在人性對利潤渴求的動機下,私營企業以其更高的效率、更旺的創新動力,不斷倒逼國有企業。為了給國企龐大的生產力尋找市場,中國的目光轉向海外,2001年,中國加入WTO。WTO涉及一系列開放、市場的法律的要求。雖然這種法律要求被中國人的“智慧”所化解,但外部的壓力與推動,仍然是明顯的。

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歷史路徑依賴的結果。我這么說,是因為雖然歷史雖是大勢所趨的,但歷史打一個盹,就是幾十上百年。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民的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是必然的,但在此時此刻實現,而不是幾十年後才到來,卻基於一系列由歷史中的偶然支撐起來的必然。與此同時,雙軌制之下,中國最頂層的群體發現,只有在經濟改革中權力才如此的美好,集體無意識之下,經濟改革才能一路向前,同時滋生腐敗。

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背後的政治動力。自由從來來之不易。知乎上有一個提問:什麼樣的句子在平淡之中讓你感到驚心動魄,回答是:這期間,中國的社會主義探索走過一些彎路。

那麼朝鮮有這個政治機制嗎,有這個歷史路徑嗎?苦難或許足夠,外部因素也充滿期待,但內部因素,卻幾乎沒有。

遺忘

實際上中國人自己也忘了改革開放的艱難前世。

有時候我時常感嘆: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人是一個理性高度不足的動物,哪怕在需要高度理性的政治領域中,也是如此。

雖然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最終動力,是權力交接、路線斗爭、外部推動、然後逐步轉化為績效合法性,但久而久之,人們忘記了這一切。改革開放本身成為一種政治圖騰,彷彿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天而降,推動中國發展。

正因為這種遺忘,中國一直在向朝鮮推銷改革開放。

可以說,朝鮮的每一次訪問,中方都不遺餘力的向金正日展示改革開放好處。1983年金正日首次訪華時,就在鄧小平的建議下視察了深圳。80年代初鄧小平這么做是理性的,可以看做路線斗爭在外交上的體現。

不過,逐漸這成為一種政治理念的例行公事。2000年5月,金正日訪華時,參觀了聯想集團。2001年1月,金正日帶領20多名經濟專業人員走訪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張江高科技園區、寶鋼、上海通用等項目。2004年,金正日考察了天津的城市建設。2006年的訪問時間最長、范圍最廣的一次,金正日訪問了武漢、廣州、珠海、深圳等多個城市,參觀的單位和企業涉及農業、科技、教育等多個領域。2010年,金正日則重點考察了與朝鮮接壤的東三省的重工業、製造業經濟發展。

每次訪問中國之後,都或多或少的對朝鮮的經濟政策有一些影響。比如,在走訪聯想集團之後,朝鮮開始加大對IT產業的投入。 2001年訪問上海,金正日甚至感嘆:“今天的參觀對我們觸動很大,我們不得不思考朝鮮未來的經濟該怎麼發展”,之後朝鮮便開始嘗試通過部分地鼓勵個體經濟發展,2002年9月,朝鮮政府甚至宣布設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

但這顯然不是人們說的改革開放。

不可復制

金正恩年輕、健康,上台後通過各種手段,消除了自身統治的各種隱患,現在權力穩固,所以權力交接、路線斗爭因素並不存在。與此同時,經濟開放從來都會觸動政治,削弱獨裁,那怕在東亞服從權威的文化中也是如此。這一點恐怕金正日時代就早已想清楚,朝鮮並不存在集體無意識的政治困境,維護家天下的目標始終是明確的,自然不會是啟動經濟改革,即便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也選擇了核彈而不是改革。

從外部來看,美國的訴求在於朝鮮去核,起碼短期內並不改變朝鮮政權現狀的動力,外部壓力也不存在。朝鮮也沒有與外界有強力的經濟綁定,經濟因素倒逼的經濟自由化的機制也不存在。

其實朝鮮這樣的國家,只要放棄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自由市場,在現代技術的條件之下,能在短短兩三年之內,完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某種程度上,要經濟援助的方式,是把外國援助自上而下的分發,仍然是利出一孔的方式,前提仍然是為集體經濟,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上層建築補血。

現在,如果在棄核前提下,得到美國的安全保障,一切可謂來自不易,如果真要選擇改革開放,何必當初?所以朝鮮要重現中國當年的改革開放,唯一的可能性在於,金正恩想通一件事,那就是歷史始終是人民書寫的。

當然,朝鮮一定會有經濟政策上的放鬆。但朝鮮的合法性並沒有轉移到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上來,並不需要經濟增長的速度。所以這種力度會非常小。以朝鮮的2500萬的人口總量來說,這種與外界交流的經濟規模會非常的小。至於支撐丹東的房價,那就更是一個笑話。

所以當我們真正去思考中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的改革開放來之不易,不可復制。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國人覺得朝鮮的改革開放是多麼的理所當然,就意味着國人對改革開放多麼缺乏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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