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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動學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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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6-23 12:43:1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王學泰





建國以來,改革開放以前“反動學生”這個詞雖也常見於教育系統的內部通報,但真正作為政治帽子、作為正式處分大學生一個案由,只實行於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動學生運動中。到了1966年有些特殊,如果是年初劃的、並送勞改了,也就是“反動學生”了;如果拖到文革起來了,到了7月,毛澤東下令不許“整學生”,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並指出北洋軍閥鎮壓、蔣介石鎮壓學生運動都沒有好下場,於是這批“反動學生”也就一風吹了。而此前的“反動學生”依然在勞改場勞動改造,直至1969年1月24日起,被各校陸續派員召回為止。嗣後,有的隨1966—1968三屆畢業學生分配;有的延宕至1970年隨1969屆學生一起分配工作或勞動;有的不幸,再次戴上帽子驅逐回原籍農村監督勞動(如人民大學的“反動學生”)。

緣起

整“反動學生”始於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畢業生畢業鑒定時。據1963年河北北京師院數學系畢業生朱志曾先生回憶,畢業前,學校要求每個人都寫自我鑒定(政治性的),然後集體討論通過才能畢業。在寫鑒定之前,校方傳達了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說在北京高教領域存在着尖銳的階級斗爭,畢業生中就有階級敵人,並公布了一些案例。有北大的“反動小集團”案,科技大的“叛國投敵”案等,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質學院尚育森投書中央廣播電台“駁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案。1963年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簡稱“二十五條”)發表,廣播電台日夜廣播,聲勢很大,北京地質學院物理勘探專業的尚育森是個山東漢子,對“25條”有異議,馬上給中央台寫了一封據說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問題上公開辯論,結果被定為北京的第一個“反動學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報告給了毛澤東,1963年7月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見國家教育委員會編:《高等學校學籍管理文件匯編:1950-1987》)。毛澤東的批示,指出這類現象所在多有,這是一批極右分子。文件說“據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有極少數政治上反動的學生……其對我的猖狂進攻的程度已經相當甚至超過反右斗爭中的極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這樣的情況,全國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樣有這種情況。對這一小撮政治反動的學生,必須抓緊時機,通過揭露與批判,對他們進行嚴肅認真的處理”。根據這個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經國務院文教辦批准制定了《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在勞動教養或勞動考察期間的試行管理辦法》。於是從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國大專院校中清理“反動學生”。第一批“反動學生”被清理出來了,計有尚育森、朱志曾、李明昌(河北北京師院),以及北大的吳啟元、伉鐵保、科技大的馬家驊等。於1964年送往紅星農場勞動改造。

鋪開

處理“反動學生”的文件在1963年暑假就已形成,但據我所知,除北京外,其他各個省市沒有馬上按照這個文件清理和處理“反動學生”。大約是學生在文件下發後都已分配完畢,已經離開學校,不好追回來重作一次鑒定。

到了1964年,畢業前階級斗爭已經搞得轟轟烈烈了。以1963年3月5日為標志的“學習雷鋒運動”就拉開了在學生中大搞階級斗爭的序幕,先是“學雷鋒,做好事”(現在許多人認為“學雷鋒”就是“做好事”,其實目的在於抓階級斗爭),跟着就是照着《雷鋒日記》中的精神搞“青年學生的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去佔領”,“憶苦思甜”等一系列的階級斗爭教育。並要求同學們聯系實際,人人過關。“三年困難時期”校方允許甚至倡導的東西(如保持熱量,勞逸結合,展開文娛活動如跳舞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泛濫,動員學生自我檢查提高。北京師院化學系還揪出學生於某作為“反動學生”的樣板,並被送至勞改局農場勞動改造(1999年我碰到該同學才得知他勞動教養後又在勞改農場就業了十多年)。1964屆學生畢業之前,學校的氣氛已經很緊張了,“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政治運動之前必然要醞釀的一種氛圍。

1964年清理“反動學生”是全國性的(包括上海、廣東、廣西、四川、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市)。我親身經歷過北京清理“反動學生”的運動,僅就北京各高校清理“反動學生”運動的過程做些說明。

我所在的北京師范學院(現名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學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級“選舉問題”,認為那就是階級斗爭,於是,在學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類排隊,內定打擊對象,利用畢業前學生對日後命運的關注,製造人人自危的氛圍,有目的地找一些學生回憶既往、製作有關同學的言論材料,定出打擊重點。其中斷章取義、移花接木成為普遍現象。這立即引起騷動,被列入黑名單者立即陷入無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監視的孤立窘態。

7月中旬鑒定開始,斗爭的勢態已經造得很足。幾乎每個同學的檢查都從階級斗爭的高度來分析認識,包括回國不久的華僑(1950年代末印尼排華,許多華僑回國讀書,我所在班有二三十名華僑)。如喜歡唱《外國名歌200首》、穿花衣服等都被視為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檢查先要在小組里通過,最後由“系總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後難,“思想進步”的同學(依靠對象)放在前面,很快通過,輕裝上陣;問題多的放在後面,要反復地揭發批判,弄清每一個學生的思想面貌。其關鍵是對“三面紅旗”和“反修斗爭”態度。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的吳子牧在1964年7月18日對各高校黨委等講如何做“畢業鑒定”時,特別強調要關注學生的“政治立場”。他的講話里透露出當時搜集了不少學生“反動思想內部掌握的材料”。這些材料有的是“採用保衛手段獲得的,這種他不談,我們也不動他。把內部得到的材料暗掛,作為認識材料轉過去”;另外還有一種是“有關人檢舉,這要拿出來,他將來要對證也不害怕。這暗掛就不對了”(見北京檔案局開放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工作檔案)。這份檔案還附了一份“檢舉材料”,即北大數學系64屆某畢業生給東北工學院同學的一封信。東北同學的母親在沈陽軍區某少校家做保姆,東北同學到少校家去玩,不慎把這封信遺落在少校家。被少校的妻子看到了“認為其中有些話與我們時代不相稱,帶有反動性”。少校看了也認為“作為黨培養了十幾年的大學畢業生,青年一代,還有這樣嚴重的個人主義打算(如信中提到要報考研究生)”。於是他寫了“檢舉信”和這位畢業生的信一塊兒寄到北京市委。其實那封信只提到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適合的話,可以工作兩年後考研究生。考前要“千方百計做好准備,這次要來個穩當的考取”。這就是被視為有“反動性的話”,由此可見當時社會風氣。

7月底,每個同學都輪流檢查了一遍,大多通過,每組都有一兩個通過特別困難的,這就要經過反復揭發批判,反復地認罪檢查,痛哭流涕,勉強通過。我也檢查了兩三個小時,最後是小組不予置評,不說不通過,也不說通過,令我十分驚異。考慮自己的狀況,自覺不會順利通過,我做了遇到麻煩的准備,沒有想到“麻煩”沒來,這就像笑話中說的那隻應該落下來的靴子沒有落下來一樣,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沒想到的是兩天之後,在禮堂開會,總支書記宣布,畢業鑒定勝利結束,從現在開始轉入對敵斗爭階段,也就是清理“反動學生”階段。接着宣讀上面說過的“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還宣布了劃“反動學生”的“標准”,主要是對“黨的領導、黨的政策和社會主義有攻擊性的言論”,對“三面紅旗”和“反修斗爭”有不滿。

這樣沒通過的同學自然被視為“反動學生”的候選者。中文系約有十來人,其中我屬於最嚴重的,因為我的鑒定還沒有進入討論階段。果不其然,大會後,就勒令我單獨交代,派同學監視行動,不得擅自出入校門。經過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有的程序:自己交代,群眾揭發,寫認罪書,自我批判,最後宣布為“反動學生”,給予勞動考察三年的處分。全系、全院公開劃為反動學生的只有我一個。程序少了一項,就是沒有讓我看“定案材料”,更沒有簽字。這個案件始終是一筆糊塗賬。中文系四個班,每個班還各有2個內定“反動學生”,這些人雖然都分配了工作,但“問題”寫在檔案里,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沖擊。

定“反動學生”後,不能畢業,只發生活費(每月28元),先是在學院參加勞動,1965年1月4日被發往北京南口農場二分場勞動改造。

此後三年,共清理三次,來南口61人,分屬27個院校,年齡均在22歲—28歲之間,只有3人30出頭。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動學生”被毛澤東一風吹了,高等院校黨委以及後來派去的工作組都被打倒,這一清理運動才告終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動學生”的大專院校幾乎囊括了當時北京所有的有影響的高等院校,最奇怪和突出的是沒有清華大學的學生。清華大學只是在學生中搞了“清理思想”運動,同時進行“評功擺好”的正面教育。

“罪行”

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說這些學生“其對我的猖狂進攻的程度已經相當甚至超過反右斗爭中的極右分子”是不公正的。除了個別公開上書的以外,絕大多數都是二三知己平常閑聊中揭發出來的,所謂“揀雞毛湊撣子”。或在清理思想時,誘導學生自己主動談出來、或互相揭發出來的,有的甚至是根據本人日記(正常的社會里這種做法本身就是犯罪)、或親朋好友的寫信請求學校對該學生幫助時而發掘出來的。這與反右時鳴放會上發言,或貼大字報而被抓住的問題是有差別的。也就是說這些言論不管正確與否都呈現於個人私生活中,這與在公共空間的表達有根本的區別。大多數只是與當局想法不同,這是因思想獲罪的典型。

這些“反動學生”究竟如何“反動”,究竟犯了什麼法,被認定的是什麼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反修防修;

2,關於“三面紅旗”問題;

3,為1957年右派分子鳴冤叫屈;

4,同情彭德懷的處境,贊成其觀點;

5,反對個人迷信呼籲民主自由。

以上所謂“罪行”大多隻有思想和私下言論,以言論和思想定罪,已屬違憲,而許多“言論”,其實什麼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羅到“馬列主義吃窩頭,修正主義吃麵包”的俏皮話就被“上綱”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吹捧修正主義”。另外還有四名1957年右派學生(北師大蕭書長、陳壽康,北京農大張慎行,北大張世林),完全是為了湊數又打成了“反動學生”。

處理

“反動學生”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分別被判勞動考察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8元)、勞動教養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3元),考察與教養除生活費的些許差別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從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動學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農場二分場集中管理。當時北京市委大學部勞動生產處(由高教局參與管理)在二分場有勞動據點,稱“高校大隊”,是市委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統搞的勞改基地(與文革“五七幹校”類似),專門安排市屬高校教職工下放勞動。“反動學生”在組織上屬高校大隊,但不歸它管理,另設“反動學生”管理組管理。管理組由相關的高校派出的保衛、後勤和政工人員組成,受市委大學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領導。參與管理組的前後計有北大、礦業學院、中國科技大學三校,高教局也有臨時派員。一般是三人,也有一人的時候。前後共九人。

管理組管理“反動學生”的方法與通行的社會控制是一個路數。首先是認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謂“左”就是與當局一致,或假裝一致;所謂“右”就是與當局不一致,或不屑於表達“一致”或“不一致”),管理組把這些人分類排隊,製造差別,讓其內部自我消解反管理的力量。在管理組看來,雖然都是“反動學生”,但為了管理就要把他們分成“積極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分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階級斗爭”的辦法促進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積極的,團結一般的,打擊反改造的。為了做到這些還要人們互相監督,揭發舉報。人性的弱點就是打擊既來,誰都想承受最小的,於是都想擠入“積極改造”行列,至少也要列入“一般”,不要陷入“反改造”。所謂“積極”要付出人格的代價,給自己增加許多痛苦,給管理組帶來許多方便。

管理組人員都是臨時的,有時要換,於是對誰是“改造好的”就有不同的認識,常常前一撥認為是“積極改造”,後一撥認為是“反改造”,翻雲覆雨,打擊面越來越大,人們逐漸覺醒。

“改造”是極殘酷的,有的地方比監獄有過之無不及,特別是文革時期。本來“反動學生”是處理過的了,問題清楚,用當時的話說是“死老虎”一類,可是南口期間,經常有針對反動學生的批鬥會。所謂“批鬥”許多是手口並用,打人、打傷人的現象屢屢出現。特別是沒問題的同學,問題越輕、或被冤枉的人們,在勞改場所中是最倒霉的。因為一被處理,管理人員就認為是板上釘釘的,你不承認,就是不認罪,就是搞翻案,就是向黨進攻。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下,就要受到更嚴厲打擊。管理組在文革中幾乎不受任何組織的領導、不對任何人負責,他們憑個人好惡,想怎麼干就怎麼干。他們夥同農場職工以莫須有的問題毆打“反動學生”(幾乎打死)的現象也出現了數次。至於批鬥會上辱罵、毆打、掛牌子,會後不讓睡覺、給同學身體和心靈上造成嚴重的摧殘。

最悖論的改造目標的設定。因為政策是“給出路的”,所以目標是做“新人”。什麼樣的新人?監獄對於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時正趕上反修高潮,學習“九評”。這也是我們改造學習的重點。文章中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准,這本是對接掌國家大權“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要求,包括“要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要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服務的政治家,要能團結大多數人,要能自我批評”等。這與普通百姓都沒有什麼關系,卻讓“反動學生”要以這些標准要求自己,當時上下都不覺得荒誕,以為當時的學生許多就達到這個標准了,“反動學生”也要做到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築工程學院的解基伏因為表現好,處分也最輕(考察兩年),提前解除處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兩年到期和改造較好(認罪好、服罪好、勞動好)的“反動學生”的處分,計有馬家驊、趙冠芳等15人(這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沖擊和迫害)。

文革中,許多“反動學生”處分已經過期或到期,然而他們不僅沒有解除處分,反而又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系,來往書信要經檢查,不得外出,每日強勞最多至十二小時。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鼓勵“要武嘛”後,於是8月26日反動學生被剃頭、掛牌、游場、毆打,受盡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以至釀成自殺、他殺的悲劇。

這些無辜的學生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說在超期一至兩年以後,才由北京市革委會下令將所有學生遣送回各自院校處理,由於無章可循,各院校處理的更是隨心所欲,五花八門。部分分配工作,但並未平反,屬戴帽監督使用,相當一部分學生繼續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為活靶子繼續批鬥;有的遣返原籍按四類分子處理;有的重復判刑、拘禁;有的流離失所下落不明。

改正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認為我的問題是針對“四人幫”的,撤銷原判,予以平反。出獄後,我想當初法院重判就與“反動學生”案有關,於是找師院,師院很快作出反應,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學來找,我們醞釀找高教部,要為全體被冤枉的“反動學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學院平乃彬來京商量此事。8月我們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長魏明(任北京體委主任)。他明確表態四點:1,此事(“反動學生”問題)已應不復存在;2,工齡應該算;3,我們來晚了,應該早來;4,寫個材料給他,由他轉給蔣南翔。見面時,魏明表示了對尚育森的贊許,說他有先見之明。並且提醒,不要參加北京的上訪人員隊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經送給蔣南翔,蔣南翔表態了:“應該解決”。當年他(蔣南翔)就不同意,是陸定一提出來的,陸定一現在已經後悔。魏明說:“你們可以去見見蔣部長。”午後,平乃彬與王學泰、曹天予等到大木倉教育部。接待我們的蔣南翔的老秘書叫張鴻治。張很熱情,說“我也才從幹校回來,我們是一條溝壕里的戰友。”他承諾:1,由他將材料(我們的反映材料)從蔣部長處要來,由蔣批示後去辦;2,由他與學生司聯系,要學生司向各學校打招呼,抓緊解決(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平乃彬,王學泰,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到學生司。接待人張均時司長談了一會兒,被介紹到學籍管理處,張德庭處長和任姓工作人員兩人接待,他直接經手此事,才從安徽調查回來。說那裡的“反動學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襤褸,陷入無人管理、流浪街頭的境地,要趕快將他們救出來(上海沒有落實,因為沒有文件)。北京還算是好的,多數已經解決生活問題。他們已經將報告送了上去,他們支持解決,教育部意見一致。總的思想是先參照中央關於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給予解決,可以不必報送書記處,目的是快速救人。要直接否定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當年關於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教育部就必須報書記處了(以上過程引用平乃彬當日所記的日記)。從上述可見剛粉碎“四人幫”時的社會氛圍。

重聚

經過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實證明,這些學生不但無罪,而且都是當時的熱血青年,如今,他們在各個領域為國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貢獻。

2007年4月10日,他們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聯繫上27人,都已是白發蒼蒼、花甲之年,有的已經故去(那位投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尚育森已去世,這里謹表悼念),有的已病痛致殘,一人失蹤。這些人依然思想銳利,鋒芒不減當年。他們來到勞改過的南口農場,觸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聲……歷史開了一個巨大的殘忍的玩笑!

希望後人不要忘記這慘痛的一幕,應該把這一切記錄下來,告知後人,曾經有這樣一批青年學生,走過這樣一段路。

歷史不應忘記!應該時刻給人們敲起警鍾!

《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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