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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年為什麼“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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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6-25 17:58:4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秦暉





那個時代的一種現象今天的年輕人也許難以理解:不少人受迫害後的反應不是產生叛逆情緒,甚至也不是消極無奈,而是相反,越是受迫害越要表現自己對“革命”的忠誠。你說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干給你看看,到底誰才是最革命的!雲南的一些受迫害的知青越境參加緬甸共產黨軍隊為“世界革命”流血犧牲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們那裡不靠緬甸,無法走這條路,但是越受迫害表現越積極的現象同樣存在。我的朋友陳念昆後來到上山下鄉運動末期成了全廣西第一號知青模範,他當初就是從俘虜營被發配到窮鄉僻壤,受盡歧視,但硬是咬牙打拚,在那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山村干出了一番成就。

那時不少有背景的“鍍金客”下鄉一兩年就大紅大紫,撈足資本而去,他卻是靠自己苦幹實干9年後才“成名”的。然而很快知青運動就退潮了,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卻被社會所遺忘,後來的生活很坎坷,要說沒有失落感,非人之常情也。

今天人們對他們這些當年的標兵常持兩種態度:或者嘲笑、厭惡他們“極左”,甚至認為他們沽名釣譽別有所圖,很為不屑。或者欣賞這種“極左”,至今還歌頌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並認為那時比“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今天高尚。

作為一個雖非“紅人”、但也小小“先進”過一把的當年知青,今天我要對這兩種態度說句公道話:人皆有俗,也難免俗。想用表現“積極”來改善自己的處境,應無可非議。只要不傷害別人,這很重要!為自己得利而傷害他人,這就是惡、甚至是罪了。

那個時代這類落井下石的勾當確實很多。正如今天打工經商賺錢也無可非議一樣。如果這種表現給他人還帶來了好處,例如一些知青“赤腳醫生”治病救人之類,除了無可非議他還應該得到贊揚。而假如自己先因為受到迫害而陷於不幸,為了擺脫不幸而“積極”表現,那麼除了無可非議他還應該得到同情。

問題在於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僅僅用這種世俗動機來解釋“表現積極”的確是不夠的。因為當時那種環境與今天的打工賺錢有一點不同,今天打一天工可以賺一天錢,賺不到我就不打了。但當年我們是別無選擇,而且環境又不公平,“積極表現”受到賞識改善了處境的當然有,但因為“關系”、“背景”受到賞識、根本沒怎麼努力就大紅大紫的也不少。而更多的情況是你怎麼“表現”也沒用,人家照樣歧視你,你還是在最底層掙扎,這種現象真是不少!在這種情況下從世俗的角度講,你的“表現”有什麼意義?

廣西第一號知青榜樣

像我們那位念昆兄,插隊後的頭五年裡一直受歧視,雖然“科學種田”在當地已有名氣,但直到1973年還因為得罪了某個地頭蛇在公社被批鬥。1973年冬,由於李慶霖那封信的影響,田林縣把那些原來一個兩個分散插隊在深山的知青重新集中設點,念昆他們公社的知青點就在央務。央務本來自1969年後一直是本縣上山下鄉的“老先進”,但此前沒安置過南寧知青,本地知青則有好幾輪“標兵”都以“虛心接受再教育”成名後就遠走高飛,但小山村依然窮的要死,年年吃“返銷糧”。

陳念昆他們來了之後,發現生產隊長、指導員和會計等幾位原先一直被認為對知青“再教育”有方的“貧下中農帶頭人”竟然是結伙貪污的地頭蛇,淫威下的村民們都敢怒不敢言。於是這些見過世面的南寧知青抓住證據一舉把他們拿下,村民拍手稱快,把隊長指導員會計保管出納民兵隊長等一整套“班子”都選成了以陳念昆為首的幾位知青。

接着,他們靠科學種田使這個小山村一年就初步變了樣。遠近都傳說這哥幾個是能人。但是他們在央務搞的那場“政變”,把“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典型變成了知青教育村民鬥倒貧下中農地頭蛇的局面,而他們還有“反革命”前科!對央務的“反常”,大隊、公社與縣知青辦一度都很緊張,大隊黨支部曾寫信向公社黨委與縣知青辦告狀,說陳念昆他們“打擊貧下中農”,“對抗上級政策方針”,要求查辦。

盡管很快上面就知道那幾個地頭蛇確有問題,而念昆他們“政變”後也搞得確實不錯,央務的變局得到認可。但在當時的意識形態下縣里不知如何解釋這種事,央務這個典型反而黯淡無光了好久。

1974年秋南寧市知青慰問團到田林,聽說有這么個南寧知青的點要去看,縣里還說這是些“有問題的人”,你們不去也罷。慰問團堅持要去,結果翻山越嶺一進入央務地界就發現莊稼長勢與眾不同,村境機耕路縱橫(當時央務遠離公路,附近一帶均無拖拉機的痕跡,知青們把手扶拖拉機拆卸後扛進山裡組裝起來,並修了只在村境內的機耕路網),村容整潔,牆上貼有雄心勃勃的《央務七年計劃》……。

這些並不是最驚人的——當時有些廣為宣傳的“樣板櫥窗”供“上面來人”參觀,其高大上並不稀奇,令人驚訝的是在崇山峻嶺中看到這么個治理得欣欣向榮的世外桃源,卻居然名不見經傳,縣里甚至並不想讓外人知道!他們與念昆交談,念昆坦言了自己的坎坷經歷,說我們這些弟兄都是被打入另冊的“四無前途”(招工、招生、參軍、提乾的前途都沒有)之人,只能在山裡過一輩子了。但我們可以一輩子做農民,卻絕不能一輩子受窮,我們就是要爭口氣,要橫下心來大幹,一定要改變這里的面貌,讓南寧那些整我們的人看看,我們的日子最後不會比他們過得差!

慰問團長深受震動,回來就向自治區知青辦作了匯報。自治區知青辦常務副主任阮兆江是個1945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非常開明而且能為知青着想。他聽說後於這年冬親自帶隊到央務調研,也深為念昆他們的坎坷經歷和奮斗精神所感動,認定他們能夠干出一番事業。

於是他親自動筆寫“典型材料”,把一些人眼裡有“反革命”前科者顛覆貧下中農地頭蛇的“政變”,按當時的意識形態話語,定位成了“接受再教育”後提高了覺悟的知青在貧下中農支持下揭露了腐敗分子,一舉奪回被篡奪的權力,並大搞科學種田,艱苦奮斗建設大寨式新農村的事跡,是知識青年在農村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成長的典型。

這雖然是那時的套話,但要知道“四·二二”被鎮壓的錯案直到1983年“處遺”時才平反,在70年代的當時,阮兆江這樣做是要有相當膽魄的。此後阮主任經常到央務來,各方面也對念昆他們刮目相看,給予了各種支持。央務寨子面貌大變,央務知青小組也聲名鵲起,從一個已經黯淡多年的縣里典型一躍變成了廣西自治區第一號知青榜樣。

絕望中更需要理想

即使在今天看來,念昆他們的經歷也夠傳奇的。從1968年血腥之夏的屠殺中死裡逃生的俘虜,被關押經年後求在扶綏“正常”插隊而不得,被捆綁毒打後作為寬大處理的“反革命”於1969年押送到邊荒接受“改造”,幾年中備受打壓,直到1974年冬,才被阮兆江主任慧眼識珠,培養成省級先進典型。

那麼此前的歲月他是憑什麼熬過來的?他們固然付出了超常努力,但也不能不說是遇到了機會。如果沒有1973年因李慶霖告狀引起的集中設點,陳念昆一兩個人在原來的寨子根本不可能做什麼大事;集中之後,如果央務那幾個村霸不是正好犯在他們手裡,這些“問題知青”要主持村政也是不可能的。而村子搞得再好,在遠離公路的深山裡也無人知曉,如果沒有阮主任這位“伯樂”發現,他們也不可能有後來的成就。

假如1974年前那種狀態再延續幾年,他們又將怎麼過下去?

可以設想的答案無非有三:首先,這種“怎麼表現也沒用”的狀態在多數情況下會使人沉淪,許許多多的知青就這么變得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一輩子就這樣毀了。如今關於知青的文字有的把他們描繪為一群偷雞摸狗之徒,的確有這種情況,當然這不能只怪他們。就憑這一點我今天就無法歌頌那個所謂“激情燃燒的歲月”,更討厭“青春無悔”的說法,盡管我自己並不後悔什麼。

其次,也可能面對逆境一些人善於思考,變成了舊體制的叛逆者,把人生的意義建立在一種別樣的理想之上,就像索爾仁尼琴那樣成為大徹大悟的先知。但是這實在太難太難,不但難在勇氣,尤其難在環境的閉塞。

比如,金雁在閱讀了一些俄國知識分子的作品以後,就是否可以堅守人性、堅守愛、堅守自己等曾經問他的父親:“你有沒有感覺到自己從一個理想主義者變成了被異化為工具?有沒有感覺到你爭取的理想距離你越來越遠?你有沒有想過在內心裡為自己找到一個堅守的支點。”

她父親回答道:“堅守什麼?”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下我們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又如,對於那些投奔緬共、出生入死的雲南知青而言,他們並非沒有勇氣,但是他們沒有找到“別樣的理想”,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所見所聞,不可能使他們知道除“世界革命”之外還有什麼值得為之奮斗的高尚價值。

當時我們還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這就有了第三種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虛無縹緲的“理想”,只要它能賦予我生活的意義,能使我做的一切顯得有價值,就能成為我在那樣一種環境下不自甘墮落的精神支柱。當時的意識形態說“宗教是麻醉人的鴉片”,其實意識形態本身當時就起了麻醉的作用。我們所受的教育,從來不懂得或者不敢從體制的設置和政策層面去思考,只能從自身尋找原因,用當時的語言說,就是“嚴格要求自己”。在這種意義上講,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個無望或者說是絕望的環境中,太需要找到一個賦予現實生活意義的支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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