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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東主題演講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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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7-8 07:46:3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江棋生






6月21日下午,由《科技日報》社主辦的科學傳播沙龍在中國科技會堂召開。《科技日報》總編輯劉亞東先生在他的主題演講中,宣示了《科技日報》最遲於今年3月就已持有的主張:公眾有必要了解更多的東西,尤其應該知道,“我的國”也有“不厲害”的地方,甚至還受制於人!劉亞東認為,“中興事件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讓更多的國人正視了中美科技實力的巨大差距,驚醒夢中人!”劉亞東將主題演講聚焦於“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的核心技術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礙了我們攻克這些核心技術?”,並給出了他的三點回答。

讀罷演講全文,我有一個強烈的印象:劉亞東雖與胡鞍鋼、胡錫進們一樣,同屬體制內,但還真不是一路人。劉亞東坦然承認差距;承認被卡了脖子;敢於正視“在某些關鍵領域”,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出擴大的趨勢——這就比睜眼說瞎話的胡鞍鋼們強了遠不止一星半點。劉亞東主張讓國人知道“我的國”也有“不厲害”的地方,並說到做到,已在《科技日報》上對29項卡脖子技術做了報道——這就把胡錫進們甩開了好幾條大街。

此外,我特別注意到,當天下午由劉亞東請去作關於航空發動機專題報告的,是王光秋先生。王光秋是北京航空學院77級本科生,1978年春天和我同時入讀北航五系。他學固體力學,是7571班班長;我學流體力學,是7561班班長。在1978-1979和1979-1980兩個學年中,我們兩班與北航基礎部的兩個班,一起在主樓大教室里學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課。可以說,在那兩年中,我和他就是同班同學。縱觀王光秋的報告,通篇實話實說,既不誇大,也不縮小;結尾處還說了一句大實話:“航空發動機領域的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很多技術我們沒想到,人家把產品拿出來了,我們感到非常驚訝。”看來,劉亞東先生請的,的確是做人比較實在的一路人。

那麼,劉亞東先生就“共性原因”給出的三點回答,我又怎麼看呢?

劉亞東說,中國科技界有“三缺”——缺乏科學武裝、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恆的情懷,這“三缺”就是阻礙中國攻克核心技術的“共性原因”。

首先我想說,劉亞東的回答明確具體,無忽悠之意;並且很個性化,沒什麼官腔和套話。而作為官媒總編的他,能公開如實說出中國四大發明“跟科學沒有半毛錢關系”,尖銳指出“我們祖先發明了火葯,所以才有了後來工業和軍事上用的炸葯”這一說法之錯誤,當屬比較難得。

其次,他的回答中有兩處小硬傷,似不應放過:一是不該把“持之以恆”與情懷扯在一起,而應表述為“缺乏持之以恆的意志”;二是不該把賽車用語“彎道超車”用於道路交通。

最後,在“我們還缺的到底是什麼?”這個焦點問題上,我要坦率地說,劉亞東的三條回答均沒有真正說到點子上。

在我看來,劉亞東的第一和第二條回答將問題歸結為古代傳統的差勁和韌勁,並沒有切中肯綮。只要看看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就能明白這一點。就“缺乏科學武裝”而言,同樣自古以來沒有科學傳統的日本,為什麼現在能在科學的指引下使技術發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就“缺乏工匠精神”而言,日本傳統文化中匠人的地位也相當低賤,為什麼日本工匠精神現在聞名世界?顯然,在科學東渡已10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缺科學武裝和工匠精神,其板子不應打到祖宗和傳統頭上去,而應問責今人在建構激勵知識和技術創新制度上的缺失。

現代日本的創新能力,不是來自基因傳承,而是由良好的體制和制度源源不斷地激勵出來的。其工匠精神的培育,則離不開對人的等級貴賤觀念的逐步摒棄,離不開對創新、精造的不斷追求和突破。古代沒有四大發明的日本,現代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個三角插頭,第一張光盤,第一隻石英手錶,第一台錄像機,第一台液晶電視,第一台筆記本電腦,等等。由路透社評選出的《2015全球創新企業百強》榜單中,日本有40家企業入圍,力壓美國的35家而高居榜首。祖宗和傳統比中國強不到哪兒去的日本,以其良好的體制和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尊重知識產權,播揚工匠精神,這是別人卡不了其脖子的根本原因。

思想自由是創新之本。棒喝思想自由,強行高度統一,就是對創新的釜底抽薪。這本來是常識,不是問題。可是,當代中國偏偏有一些人,把思想自由視若洪水猛獸,為此不惜和《國際歌》大唱反調,大築牢籠關住思想。此外,還大費心力,動用維穩經費和“工匠精神”構建網絡柏林牆,屏蔽谷歌搜索引擎和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這就成了大問題。中國的科技攻關者既不得“妄議”,又愣是用不上領先和卓越的谷歌搜索,而只能靠熱衷於拉廣告、按付費排名的“百度一下”,這是一幅多讓人添堵和鬧心的圖景啊!事實表明,中國的問題首先不是被人卡住了脖子,而是自己卡自己的脖子。中國創新能力的低下和工匠精神的匱乏,與祖宗和傳統無甚關涉,主要是今人作繭自縛、自我戕害的結果。

劉亞東的第三條回答,則失之膚淺,沒有觸及深層原因。就“缺乏持之以恆的情懷(意志)”而言,中國科技界流行的瘟疫——浮躁和浮誇,又從何而來?

只把板子打到科技工作者身上,公平嗎?合理嗎?依我看,這場瘟疫源自引領科技工作者前進的官吏們。他們急功近利,老想以第三梯隊的身份,擠進科技第一梯隊競技場去“彎道超車”,短平快地出成果、出政績,盡早由“跟跑為主”變成“領跑為主”。在他們的指引和把控下,別說因各種後顧之憂而定力不夠的人了,即便其中很有意志力的持之以恆者,也很難咬定青山,坐住冷板凳。那麼,官吏們又為什麼急呢?發達國家一般的先進技術,能用市場去換、用金錢去買、或用其它手段去獲取,這時,官吏們不急。而關鍵的核心技術,上述招法往往不能奏效,這時,他們急了。急了,也要“四個自信”,不能變革不良的體制和制度。於是,就浮躁和浮誇。

在主題演講的最後,劉亞東將中國科技創新的希望寄託在“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恆,鍥而不舍,百折不撓”上。恕我直言,他的這種希望並不靠譜。我的另一位北航同班同學昨天對我說,在現有的體制和環境下,“真正的科技創新對我們來說,就是天上的月亮,只能在井裡看看。”他的話,我信。

2018年6月28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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