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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文薪:貿易戰當日,憶我的一次反美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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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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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7-8 16:59:0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據新華社“權威發布”消息,中國對美關稅反制措施已於6日12:01正式實施。

消息稱:“根據海關總署關稅征管有關負責人的表態,中國對美部分進口商品加征關稅措施已於北京時間6日12:01開始正式實施。

海關總署關稅征管有關負責人5日在回答媒體關於中國對美關稅反制措施實施時間時表示,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2018年第5號公告,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加征關稅措施將在美方的加征關稅措施生效後即行實施。

根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消息,美國於當地時間7月6日00:01(北京時間6日12:01)起對第一批清單上818個類別、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作為反擊,中國也於同日對同等規模的美國產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

這意味着,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繼日美貿易戰後,全球第一、二大經濟體間再次爆發重大貿易沖突。不同於日美兩國在政治體制、經濟形態、價值觀念上的相似性和安保方面的深度依賴與合作,中美兩國在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方面存在着明顯差異,而這種差異的背後,則是雙方在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巨大鴻溝。因此,如果說日美貿易戰是友邦間基於商貿利益的內斗,那麼,中美貿易戰則被許多人認為是敵人間的戰爭(非基於新冷戰思維和思考下的敵人)。而這樣的敵人意識,在官方輿論的推波助瀾下,在普通民眾中也很有市場,並影響及於青年人群。

這不禁令我想起自己19年前的一段遊行經歷。



1999年5月7日夜間,北京時間5月8日上午5時左右,北約的美國B-2轟炸機向位於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櫻花路3號的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投擲了三枚精確制導炸彈(JDAM),新華社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和朱穎被當場炸死,數十人受傷,使館建築嚴重損毀。

這次轟炸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生命史上一段記憶頗深的往事。因為我個人迄今為止所參加的唯一一次遊行示威,即因此而起。

那時我尚在北京科技大學讀大一,消息傳到校園時,已臨近黃昏。聽到消息後,大多數同學都很激憤,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國家被辱,同胞慘死,我們應該做什麼?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同學打着官腔跟大家說:這個時候不能慌不能亂,應該聯俄聯共,聽學校領導的安排。我當時十分氣憤,怒斥他:國家被人欺負,還講什麼聯俄聯共,愛國是我們每個青年人的責任,不需要請示什麼狗屁領導。我當即提出應當遊行抗議。有同學說,遊行需要學校批準的。大家意見不統一,我就跟幾個同學去到學校大操場上。

這時天已經漸漸黑下來,操場上一群一群地聚集了幾百號人。有學生提出遊行去美國大使館,有人說,已經向輔導員提議了,輔導員讓大家稍安勿躁,他已經向學校領導匯報了,領導對同學們的愛國熱情高度認可,正在向教育部請示,一有消息立刻通知大家。這時群情開始激動起來,有人說:等等等,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不等了,現在就出發。

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有不到一百人的隊伍開始往校外走,我和同寢的兩個同學也隨着他們一起走。我對那些還在等待的同學意見很大,我認為愛國和表達憤怒應該是個人的獨立行為,不應受學校和官方態度的左右,更不取決於批准與否,如果愛國行動還要別人批准,那是虛偽的假愛國。

走到學校正門時,對面的地質大學也有一群學生出來,大家匯到一起走。我當然是不知道美國大使館在什麼地方的,但反正是跟着大部隊一起,自己不認識也沒關系。學院路一帶高校很多,幾乎每個高校都有學生的遊行隊伍出來,所以每隔一段路便會有一撥學生,人流的方向自然也就都不會錯了。

走了一段路後,開始有人喊口號,我也跟着喊。那一刻,我的情緒激憤而飽滿,似乎渾身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一股熱流,毛孔也因一陣陣的激動而戰栗得豎起來。我感覺自己正置身於重大歷史事件的現場,在親眼見證偉大的歷史時刻,故而一路走一路亢奮,竟沒有與身邊的同學說一句多餘的話。

我並不知道行進的是一條什麼樣的路線,那時候我剛到北京不到一年,且平時很少出校門,對北京的路況和地標都完全不熟悉。走了差不多有一個多小時,路上開始有一輛輛大公共駛過,有的載着學生,有的幾乎空載,車上有人招呼學生們上車。也有一些各個高校的校車,但是大公共居多。

因為有了這些車子駛過,漸漸的,遊行的隊列里開始出現標語和橫幅,各個高校的旗子也打出來了。許多人都上了車,有少數人從車上下來,還有一些人不上車,堅持步行。我的兩個同寢同學上車走了,我堅持不上車,內心裡認為,坐車的話,即意味着自己的愛國熱情的真誠度被打了折扣。後來我竟然在路上巧遇了另一個從車上下來的同寢同學,我們激動極了,興奮地擁抱在一起。

大概一直走到深夜,我才走到美國大使館。具體走了多長時間我已無從判斷,因為那時既無手錶更無手機,粗略估算,大約在四到六小時。這時大使館門口已聚集起數以萬計的人群,有武警和防暴警察在現場警戒。我看到大使館里的窗戶緊閉,窗簾拉着,只偶爾在簾子的縫隙里會閃過一張偷窺的人臉,但很快便離開。

現場多為青年人,有一些中年人,老年人在我印象里並未見到。青年人里,絕大多數是大學生,他們打着各式各樣的橫幅,比如“打倒美帝國主義”“反對霸權”“討還血債”等等,有一些學生高舉着標靶圖案,還有少數學生頭纏着白布,到處可見各個高校的旗子。

有人開始打彈弓,有玻璃被打碎了。還有人開始扔自製的燃燒瓶,也有扔磚頭的,把美國大使館的庭院里扔了一地。後來有人說現場有人焚燒美國國旗,不過我沒有看到。我當時對這種行為很反感,其一,我認為示威應當是和平的表達觀點,即使有情緒也不應使用暴力手段;其二,我在想,這些工具都顯然無法取材於現場,應該是有準備有預謀地從別處帶來的,那麼性質就極其惡劣了。

我在那兒待着,感覺周圍亂糟糟的。走了一路,加上當天並未吃晚飯,我又累又餓又渴,之前的亢奮勁早已煙消雲散,我的愛國心已帶動不起自己的熱情,開始變為一個默然的旁觀者。我在美國大使館門口停留了半個小時,除了那個同學外,沒有碰到一個熟人。後來我們又去英國大使館門口轉了轉,那兒人就少得多了,有一個中年人在那兒發表演講,但講的內容,現在已完全不記得了。

我們在英國使館門口坐了很久,直到天微微發亮。後來我們走到一個可以坐車的地方,坐大公共回學校。車上全是學生,與來時的熱血沸騰不同,一個個顯得無精打采疲憊不堪。大公共在各個高校門口停下,學生們三三兩兩的下車,等到車子開到我們學校的時候,天已經完全大亮了。

我們回到寢室,看着唯一的沒有參與遊行還在呼呼大睡的同學,我突然有些羨慕他的老成。雖然內心仍然認為像他這樣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毫無愛國心的舉動是不對的,但隱隱間,又覺得自己的愛國心彷彿受到了欺騙。從那些大公共、校旗和燃燒瓶里,我不由自主地產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彷彿這遊行與自己在歷史書上看到的愛國運動不同,但又說不出有什麼異樣,有什麼不同。(實際上,在對近代史上的學生運動做過深入研究後,我要承認,它們很多是有相似的背景的。)

當天上午要考高數的期中考,覺也沒有睡成,趕緊吃了個早飯,就去了考場。考試題目幾乎一道都不會,我也懶得做,於是便在卷子的正反兩面各寫了一句“抗議美帝野蠻轟炸我南聯盟使館”“打倒美帝國主義!!!”,交白卷了事。大一那年我經常逃課不學習,如果沒有反美遊行,考試也是及不了格的;正好借愛國為名,掩蓋自己的學業荒廢,倒是一次頗為戲劇的意外收獲。後來高數老師說:我當年讀大學時也是參加過珍寶島事件的遊行的,對同學們的拳拳愛國之心,我十分感同身受,這次期中考試不計入學期成績。真是喜大普奔!(雖然當時還沒有這個詞)

五八事件的余煙很快就消散了,政府發了聲明,隔了幾天又降了半旗,三位死者被以國家名義給予了死後哀榮。而校園里,除了接連幾天有學生在操場和宿舍樓門口點蠟燭之外,似乎很快就不再有人提起這件事,提到這三個人了。那時的網絡尚未發達,政府對輿情的引導和控制,並不需要費什麼力氣。直到很多年之後,我才聽說當時有過一場黑客大戰,中美兩國各有百餘個網站被插上了對方的國旗。這之後,網絡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人們的信息渠道,也給人們帶來了無數關於改變的希望和憧憬。



就我個人的觀察,五八事件後的遊行示威大致有以下幾個特徵:一、規模大,且是全國性的。當時全國的很多城市都先後爆發遊行示威活動,幾乎覆蓋所有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其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是捌玖以來僅見,進入21世紀,再未有過。二、以美、英這兩個北約國家的使領館為遊行目的地,示威目標主要為美國,並牽及英國。至於在沒有美、英使領館的城市,遊行線路及目的地,我個人未做研究。三、參與者以高校學生為主體,也有少數市民。高中生是否有被組織,不清楚,目前也未見相關資料或報道。四、是高度組織化的,雖然有少部分人的參與是自發自願,但也被這種高度組織化的行為完全淹沒和吸納了。如果沒有這種高度組織化的洪流,極少數人的自發自願是不能實現的。因此,整個遊行活動,學生並不具有獨立的意志。五、政府對事態具有完全的掌控力。其一、輿論完全掌控;其二、以高校學生為主體,而學生的行動均經過層層請示,上傳下達,各高校負責具體組織落實,行動邏輯和行為模式完全可控;其三,就現場情況而言,擔任警戒和維持任務的防暴警和武警對扔燃燒瓶和磚頭這樣的准暴力行為未作干預,幾乎采放任態度,對群眾情緒可以給予一定的釋放空間,這一定來自某個層面的指令。至於這種行為是否是被鼓勵的,以及現場人員中是否本身有一部分即是帶有任務的,這就不是我能夠了解和判斷的了。

為什麼參與這次遊行示威活動,我自己後來總結和反思,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年紀小,有青春躁動的荷爾蒙需要釋放,碰到遊行示威這樣的群眾性活動,千載難逢,自然雀躍跟從。二、受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思想影響。我上高中的時候,恰逢一波民族主義小浪潮,《中國可以說不》之類的暢銷書看得人血脈僨張,恰與自身長期經受的洗腦教育合力,使我當時的思想底色中,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成分,占相當大的比例。這種影響當然不是高度理論化的(即不存在什麼主義的概念),而是潛移默化的。我大一的時候曾經訂閱過一學期的《參考消息》,喜歡談論大國外交和台灣統一,都是受此影響。在五八事件後,我甚至覺得既然使館類同於一國領土,那麼美國對使館的轟炸無異於戰爭行為,中國政府的反應和應對太過軟弱,有辱國格。三、受十年前運動的影響。我的高中同桌給我講過不少關於五三五的人和事,我對當年的學生領袖們充滿敬佩,認為他們都是愛國者,都是英雄。受一種英雄主義情結的召喚,我在潛意識里有一種特別的期待,隱隱地希望這次遊行能夠成為一個契機,成為一場更大更久的運動的先聲,一幕更宏偉更壯麗的大戲的開端。我當時對參與歷史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學習的興趣,骨子裡有一種“停課鬧革命”的沖動和希冀,於是幻想出某種波瀾壯闊的場景,為歷史進程可能的改變而激動不已。這無疑都是受傳說中的已經被傳奇化了的前輩們事跡的影響,也可見當年的歷史尚未走遠,余溫尚存。至於運動的方向和目標,對我而言則是未知的,盲目的,混沌的。彼時的我,可以說只有熱情和沖動,而毫無認知和思想。現在看來,這二、三兩個原因,無疑是矛盾的、沖突的、違和的,但是當時卻的確奇妙的糅合在一起。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我當時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紊亂,而對它的盪滌和整理,需要經歷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我個人覺得對我後來的思想轉變有較大影響的幾個因素是:一、天性及喜歡思考的習慣。二、法學訓練的影響。三、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自由化媒體的影響。四、網絡時代接觸到更多的歷史事實和真相。這是需要另寫一篇文章討論的話題了,在此不再贅述。

曾任台灣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女士,當年為推動台灣“國民記憶庫”計劃,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每位國民的個人史背後,才是最真誠的國家史。”我以為,每個人的個人史,都是構成其所處時代歷史洪流的一朵浪花,透過對它們的審視,可以更好地了解歷史、發掘真相。今天我寫出自己的這段經歷,把它作為對一段過往回憶的樣本,交給時間,交給歷史,也交給現在和未來的人們。

燕文薪寫於7月6日晚至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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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7-9 12:56:00 | 顯示全部樓層
反美沒打死你,反共就打死你,89的坦克機槍教你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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