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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道路”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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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7-9 10:20:0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巫寧坤





“文革”十年浩劫,“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無不是“最高指示”的產物。“五‧七指示”導致了“五‧七幹校”的產生。所謂“五‧七指示”原本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在軍委一份報告上的批示,他要求把軍隊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

兩年以後,“五‧七指示”重新發表,又加上一條“最新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全國各地照例敲鑼打鼓,熱烈響應。黨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各省自治區、各高等院校,紛紛辦起了“五‧七幹校”,遍及十八個省、區。從六九年秋冬之間鑼鼓開場,直到七六年才偃旗息鼓。走過這條不堪回首的“五‧七道路”的多達百萬人次,其中不乏享譽中外的文化界精英,諸如:冰心、巴金、沈從文、俞平伯、錢鍾書、楊絳、吳祖光、夏衍、張光年、鍾惦斐、韋君宜、趙丹、黃宗英、焦菊隱、曹禺、等等、等等,真是琳琅滿目,觸目驚心。

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五‧七指示”時,曾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發展。”“五‧七幹校”在全國上馬之後,江青等人為“五‧七道路”大唱頌歌,鼓吹“五‧七道路”是必由之路,幹校這一“新生事物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實際情況如何,《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一書(北京光明日報社,一九九八)提供了歷史的見證。這是“幹校人”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心路歷程為這些高論所作的血與淚的見證。這份珍貴的史料是由北京的兩位作者,賀黎和楊健,以口述實錄的方式采寫的。

首先,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五‧七幹校”的校址卻往往選在土地貧瘠、交通困難的窮鄉僻壤,與勞改農場的選址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文化部的一個幹校乾脆就設在天津靜海團泊窪勞改農場,“五‧七戰士”勞動時“能見到勞改犯們穿着一色的衣服也在地里勞動”。國務院直屬機關“五‧七幹校”的校址原是賀蘭山下寧夏平羅縣“一所關勞改犯的監獄”,“女戰士住女監,男戰士住男監”。一機部幹校在江西奉新,“利用一個勞改農場,把勞改犯都弄走了”。外經部幹校在河南羅山,校址“原是公安系統的一個勞改農場”。北京人藝幹校在團河勞改農場,北影幹校在大興縣天堂河勞改農場,浙江省委幹校在喬司勞改農場,如此等等。更荒唐的是,有的幹校被有意識地建在血吸蟲病流行地區。內務部的幹校在湖北江陵岑河口,建在原是該部遊民安置農場,“是一個血吸蟲窩子”。江西余江鯉魚洲勞改農場,因為“那一帶是血吸蟲病重疫區”,勞改犯搬走了,清華大學卻選了它作幹校校址。無獨有偶,北京大學幹校竟然也選在同一地區。其結果,許多人得了血吸蟲病,有些人還送了命。

幹校是按軍隊編制的,分成連、排、班,與勞改農場大同小異。領導是軍宣隊,解放軍小戰士管教大知識分子。舞蹈家王克芬回憶道:“軍宣隊根本不尊重知識分子,動不動就訓人。”著名舞蹈家戴愛蓮下在天津葛沽農場,中央芭蕾舞團黨委副書記回憶道:“軍代表訓斥她隨時都可以,也訓斥我們,根本不把我們當人,我們受到的人格侮辱可說是無以復加的。我沒住過集中營,但我們的那個地方與集中營毫無二致。”

幹校勞動經常是超負荷的。可以與勞改農場媲美。北影幹校的一位大夫“親眼看見很多同志超負荷勞動,身體完全承受不了,給軍宣隊貼了一張大字報。軍宣隊說他立場不正確,把他批了一通。”在浙江省委幹校,“由於超極限勞動,身體就腫起來了。連手指頭都腫了,腫得人躺不下來,只能坐在床上。”有些地方,“女同志月經期間,也照樣出工,照樣勞動,照樣下水田,好幾個都長了子宮肌瘤。”

老弱病殘並不能倖免。在文化部幹校,“老右派”吳祖光成了幹校的掏廁所專家:“幹校的露天廁所、室內廁所、深坑、淺坑、不深不淺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過。”“老右派”電影評論家鍾惦斐已五十多歲,“那時他肝病很重,轉氨霉高達四百多,可是還讓他積肥。他的任務是掏廁所。每天掏完廁所,他還要挑着糞擔至地里漚肥。”

在內務部幹校,“參事室主任王紀新,是民主人士,他說:‘我六十八歲了,還拔秧啊?‘就有人批判他不老實,逃避勞動。他哪裡不老實?一手拄着拐杖,一手還在拔秧。”雙目失明的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兩位副主席、黃乃和孟靜之,“也無例外地倒到幹校勞動。他們下到幹校就在磨坊推磨,給大家磨豆腐。”

在上海奉賢的上海“文化五‧七幹校”,“在下幹校的人員中,巴金年近七旬,屬於最老弱的。長期肉體折磨、精神打擊,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幹校屬他摔跤最多。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糞倒入化糞池,濺起老高的糞水,巴金的臉孔就成了‘花貓’了。”他的愛妻患癌症垂危,還不準他去探視。老編輯康嗣群“患有高血壓,插秧時栽倒在水稻田裡”。

《新兒女英雄傳》作者袁靜,十六歲參加革命,這時戴着“叛徒”帽子下到天津市文聯幹校。她已五十四歲,又有關節炎,到市裡拉肥,一車肥八百斤,三個人拉着一個小車。來回也要走幾十里地。下坡的時候,滑得很快,她摔倒在地,頭磕在地上,險些給一輛過路的汽車壓死。在浙江省委幹校,“金玲是延安時期的幹部。當時,金玲老太太也拉板車。在連隊有患肝硬化的,照樣挑預制板上二樓。”全國各幹校累病累死的人為數不少。

除了勞動強度大,還有精神上的折磨也很厲害。勞動回來不能休息,馬上接着開會,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大搞逼、供、信,挑動群眾斗群眾。中央戲劇學院幹校被打擊面幾乎百分之百。一位布萊希特專家,“被連續審訊批鬥三個月。召集全校開他的斗爭大會。在台上彎幾個小時的腰,會後見他弓着腰走道,一下直不起來了。全校三百多人的糞便讓他一個人掏。一掏三個小時,還要在曬糞場攤曬,臭氣熏天。”社科院歷史所二百六十人左右,幾乎全都是“五‧一六”。北影廠也打了好幾百人“五‧一六”。

瞎折騰了兩三年,一個“五‧一六”也沒抓到,被逼死逼瘋的倒不少。上海電影幹校,著名導演顧而已被迫上吊自殺。文化幹校,詩人聞捷用煤氣自殺。北影總工程師羅靜宇,在幹校被斗得死去活來,“在新影院子里,垃圾池旁邊,上吊自殺了。”在遼寧省委機關幹校,共產黨員張志新,經過深入思考,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強烈德質疑。她追求真理,雖失去人身自由,仍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一九七五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刑前被慘無人道地割斷了氣管。

上海一位老作家說:“我在幹校的六年是一場大惡夢。”這也是身心備受摧殘的“五‧七戰士”百萬大軍的共同感受。批判“四人幫”,吐吐苦水,無可非議。“無罪流放”生還者,尤其是黨員,歡呼“撥亂反正”,慶幸重新回到黨的懷抱,也是人情之常。但是,痛定思痛,若不對毀國毀人的“五‧七道路”作深刻的歷史性反思,探索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汲取教訓,則知識分子的前途仍然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經過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整肅,特別是“反胡風”和“反右”,數以百萬計的“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慘遭整肅,或鋃鐺入獄,或流徙邊陲,家破人亡,死傷整藉。整個知識分子群落俯首貼耳,萬馬齊喑。“文革”初期,經過兩年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血腥清洗,毛家王朝已樹立了“絕對權威”,但仍念念不忘徹底奴化知識分子和幹部隊伍,強化絕對獨裁政權。於是,借口“清理階級隊伍”,把大批中、老年知識分子和幹部發配農村“安家落戶”。同時,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為號召,強迫千百萬中學生“上山下鄉”。對廣大知識分子和幹部隊伍則巧立名目,以“五‧七幹校”為幌子,進行赤裸裸的軍事專政。“五‧七道路”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而是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整肅的“偉大戰略部署”的延續和擴展。

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過去是怎樣認識的?現在又是怎樣認識?幾十年來,個人在歷次運動中是怎樣表現的?這些是生還的“五‧七戰士”不得不“觸及靈魂”進行反思的問題。

著名演員鳳子,從十四五歲就“追求進步”,五十八歲下幹校,苦頭也沒少吃。但是,事過境遷,她卻自豪地說:“我一直嚮往加入共產黨。直到一九八零年,我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這為我一生理想的追求打了一個完整的句號。”可憐的鳳子!

著名演員、作家黃宗英卻說得很沉痛:“‘文革’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封建主義病灶的大潰瘍。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社會中堅,我們在建國以來,發揮了多少有氧細胞的作用去制止這場浩劫呢?我們都是進步的藝術家、黨員,有專業成就,有社會地位。長期以來,我們沒有一個人親耳聽見過少奇同志對文藝有什麼具體指示,可我們無一例外地都承認自己是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黑干將。這是黨性失去貞操,藝人缺了藝德。都這樣,國家要亡的。”

文藝理論家雷達,當時剛從大學畢業,下到文化部幹校,和許多知名的文藝家一起熬過了“荒廢與荒誕”的歲月。但是,他認為“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歸罪於外在原因。每個人今天都需要一種‘懺悔意識’。要反思自己靈魂中深藏的東西。”

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欒勛,在題為《人事與狗事》的告白中,毫不留情地剖析了自己走過的從五七年“反右”到“五‧七幹校”的可恥的道路:“我說,我們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第一,我們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時,我們也做過狗。說人家是右派,一聲召喚,我們就上去斗。這些右派都是我們身邊的人啊!這輩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從領導布置跟幾個人把別人的日記翻出來,查證據。這是狗事。我對林彪的做法有察覺,說過林彪沒好下場,但是還是天天念念叨叨地祝健康。這是狗事。清查”五‧一六“也是如此。比如在北大,評我‘五好學生’上光榮榜的,是他們,批判我的也是他們,這就是這一代人做的狗事。”

放眼幹校的百萬“五‧七戰士”大軍,其中干過“狗事”的一定大有人在。可是有多少人敢於面對自己的過去呢?有多少人認識到,當年慷慨激昂,聲討“胡風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等等,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無罪的同志,又流放荒原,正是為自己日後的“無罪流放”鋪平道路?回首前塵,久經劫難的中國知識分子,唯有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盲從權勢,不曲學阿世,才有可能盪滌靈魂中的污泥濁水,做堂堂正正的人,永遠不做狗事,永遠不當狗腿子。也許只有這樣,才能不辜負“五‧七道路”椎心泣血的苦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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