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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監獄里認識的幹部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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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7 天前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王學泰





談到文革進監獄這一段特殊經歷,常常有人問我“里邊的幹部子弟多不多?”為什麼北京人對這個問題特有興趣?因為幹部子弟在北京是個引人注目的特殊群體,特別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幹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經歷、思想性格大體上有些共同之處。這個共同之處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乾的,他們敢幹,在對待天下大事上有一股舍我其誰的派頭。這在“充分發動了群眾”的文革中顯得特別搶眼。

我在讀“大三”“大四”(1963-1964)期間,曾與一位高乾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級幹部,很有些資歷。這位同學比我大三四歲,曾在報社工作過,思想比較成熟,為人也比較謙和。他曾說起,有些幹部子弟、特別是上了大學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誰都敢罵。也許這輩子連科長也當不了,可是連部長也不在他們眼下。正是這種“敢為天下先”的心態,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發動起來的就是在大中學校學習的幹部子弟。他們最先組織了“紅衛兵”和各種戰斗隊、積極響應“革命造反”的號召,在學校最先批鬥校長和老師。

“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為毛戴紅衛兵袖章的那位女紅衛兵也是幹部子弟。後來由於批“資反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許多高級幹部被整,不少的高乾子弟出面保爹保媽,炮打中央文革。此時有一些幹部子弟被捕,關押在看守所K字樓。我在K字樓時還聽說過葉劍英家有幾位子女就在這里呆過。

其實葉家子女進K字樓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說起此事,可見它給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關於一些幹部子女中學生反文革小組的問題早就解決了,統統釋放,後來與他們同齡人一樣上山下鄉做了知青,再後來有關系而且樂於利用這種關系的,紛紛走關系參軍或早早地分到各單位工作了。

一監三中隊除了與我有間接同案關系的顧某是名高乾子弟外,還有兩三個接近高幹(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級以上被認定為高幹)、中幹家庭的孩子,其進監獄都與文革直接相關。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張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

張建旗:從反周到反毛、擁林

現在知道張建旗這個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時期諸階段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可能知道他的人就會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認為是針對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實根本就沒有一個稱作“五一六”的全國性的組織,可是在這段運動中卻有超過一千萬人因被懷疑參加了這個莫須有的組織而被整肅、甚至遭到嚴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於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

張建旗於1967年春夏之際組建了“五一六紅衛兵團”,後來又與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紅衛兵聯合起來,成立“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當時許多青年學生不覺得自己在這場文革運動中不過是木偶戲中的玩偶,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認為自己是能夠主宰天下、引領潮流的“風流人物”。因此許多組織動輒“兵團”、“縱隊”、“總司令部”,名目都很嚇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總部,下有特務連、情報組等。還成立了所謂政治部、作戰部、組織部、資料政策研究部,以及農林口、財貿口、文教口、公交口、軍事口、外事口、中學、全國通訊聯絡站等八個方面軍,並推選了各部負責人,制定了各個階段的“作戰方案”。說得如此熱鬧紅火,實際上其固定成員也不過二三十人而已。

最初因為提的問題尖銳,也一度鬧得沸沸揚揚。他們派出人員,在凌晨的時候,到北京動物園、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繁華熱鬧之處大量散發、張貼反周恩來的傳單,塗寫反周恩來的標語。這些傳單和標語的題目有《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當時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將革命進行到底——紀念十六條發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聶元梓等北大造反派發跡於反北京舊市委;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發跡於反劉少奇;張建旗等人沒有想到北大、清華那些人並非是偶然賭贏,他們背後都有能夠決定或知道運動走向者的支使,而張建旗等卻是盲人瞎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專揀大的來(當時有“公安六條”規定凡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對於其他人沒有特別規定),最後成為人人喊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這一年9月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中,點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於是“五一六”便定格為現行“反革命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隨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規模運動,綿延數年,涉及人數達一千萬之多,成為文革中最大規模的迫害群眾的運動。

作為始作俑者的張建旗,於1967年8月被逮捕,這些學生都押在K字樓,他們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說是“辦學習班”。那時有毛主席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因此張建旗被“抓進”的是“學習班”,當然,學習班也就是名聲好聽些,其實也與監獄差不多。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中寫到張建旗,他說張建旗也在K字樓關押過,後來毛主席倡導辦學習班,他們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參加“學習班”:“最讓我難忘的是‘五一六’頭目張建旗,鋼鐵學院大學生。在半步橋關押時,據說受盡折磨。關押一年多,始終戴着鐐銬,背銬半年,後來轉為前銬。到學習班時,已患上肺結核、肝炎、腎炎等多種疾病,瘦弱不堪。為了得到較好的營養和治療,他假裝承認自己做錯了,軍代表十分高興,大會上對他進行了表揚。待他身體稍有好轉,立刻聲明,承認錯誤是為了活命的權宜之計,堅決不承認以前有什麼錯。前期學習班釋放了張建旗以下的幾個‘五一六’頭目,軍代表又把他們之中的幾個人請回來,勸張認錯,張把他們痛罵一頓還是不認錯。後來雖然他也被釋放了,可惜聽說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頁)

“學習班”結束後,幹部子弟絕大部分都釋放了。遇羅文認為張建旗放了以後故去。其實不然。

此時抓“五一六”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在全國展開,陳伯達是主抓這個運動的小組長,組員包括公安部長謝富治、空軍司令吳法憲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經升格為中央的戰略部署的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張建旗又不肯認錯,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釋放的張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監獄了。

許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說張建旗1970年被槍斃,其根據皆是師東兵的《吳法憲訪談錄》中的一段話:“五一六就是有個叫張建旗的學生組織的一個反總理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到處拉關系,和《紅旗》雜志的林傑這些人勾結上了,最後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張建旗在1970年被槍斃了。後來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鬧了,什麼人也掛上了五一六,就和現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樣。”可是在吳法憲本人寫的回憶錄中,雖然也談到了“五一六”問題,就沒有說到張建旗被槍斃這件事。這段故事看來是師東兵向壁虛構的。

張建旗沒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監三中隊服刑。

張建旗剛到三中隊時披着棉大衣,拖着幾只大箱子,箱子里裝着許多衣服(包括有將校呢軍裝)與書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着的東西送回家了。後來知道,他確實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龍江哈爾濱,父親早年去過延安,後來犧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親本身也是延安幹部,文革前是黑龍江省廳局級幹部,丈夫死後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張建旗的繼父,是個省部級的幹部。

張建旗有點自命不凡,個子很高大,約在1米8以上,身體的寬度、厚度都能與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臉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無塵光景,只是臉稍有浮腫、鼻子尖有點紅,好像被凍的一樣,顯得有些可笑。他很少與人說話,收了工也只是一個人在筒道里背着手走來走去,像電影里千篇一律描寫大人物思考重大問題時的情狀。後來時間長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張建旗,他也逐漸透露出自1967年以後的經歷。

張建旗在秦城關了幾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後,1972年,中央專案組找他談話,說他沒問題(張建旗他們當年反周,直接原因是當時的所謂“二月逆流”,林死後這個問題一風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鋼鐵學院,並答應給他分配工作。回到學校後,因為校方還追問他過去的問題,張建旗堅持反周立場不變,但因為林彪事件的出現,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親是烈士,母親是革干,可能原來是“四野”系統的)的新主張,而且公開同情林彪,因此就沒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淀農場勞動教養了。

1976年地震時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災區,事後對犯人和准犯人(或稱二勞改,指勞教人員和勞改、勞教釋放後在當地的就業人員)管束很嚴。此時中央專案組又來找張建旗談話,張建旗批判他們言而無信,雙方先是語言沖突,後來竟扭打起來,張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號,於是便從勞教升級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處有期徒刑20年。20年屬於重刑犯,這樣他就不能在茶淀農場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監。

張建旗真是一個怪人,不知道他本來性格如此,還是被關押得久了和一門心思學馬列、堅決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導致的極度偏執。他似乎把“徹底革命”四個字貼到了自己的腦門上,處處要表現出與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時,他很少與別人說話,其說話的對象只局限在三五個人內,大多是屬於純政治問題的學生,如下面要談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們都是十八九歲的學生,或剛剛走入社會的年輕人,他覺得這些人單純些。

胡智對我說,建旗剛到一監不久就跟他說:“別信他們的,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不是林彪,林彪還活着,他在阿爾巴尼亞。”這倒是個獨特的說法,近來林彪一案又引起網民的關注,關於林彪的死仍是眾說紛紜,但我還沒有見到持張建旗這種說法的。

張建旗有時也跟我聊聊,多是問些事情,問問監獄的情況。從不主動與獄警、看守說話。前面說到監獄的伙食還是可以的,定期有細糧米面和魚肉。每逢改善,他都堅持吃窩頭、鹹菜,把細糧魚肉給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時就干啃窩頭,一手拿一個,在筒道里走步時咬一口左手中的窩頭,走幾步,待口中窩頭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窩頭,如此左右交替直到兩個窩頭吃完為止。他走來走去,旁若無人,自得其樂。張建旗獨來獨往、也不違反監規,看守人員一般也不願意找他的麻煩,因為弄不好,可能還碰一鼻子灰,何苦來。

可是中隊有個指導員姓羅,因為他個子矮,又好裝腔作勢,大家暗地叫他“蘿卜頭兒”。他自覺擔負着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別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後本來接見送書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了,哪個隊長也不管,可是蘿卜頭兒非要管,因為他知道書是會影響思想的,千萬不能放鬆。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麼書對於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麼不利,因此很好糊弄。

那時家裡給我送的《左傳》、《范注文心雕龍》都拿了進來,都是跟他說這是“法家著作”(當時搞“評法批儒”運動的餘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僅次於毛主席著作)。他就會笑着說:“帶進去好好學學,別讓家裡白送一趟。”可是魯迅著作決不讓送。

有一次中隊開會時,他還煞有介事地教誨大家:“有個事兒這里說一說。接見的時候,有的犯人的家屬送魯迅的書,我們沒有讓拿進來,但沒有講道理。今天我講講道理,為什麼不叫大家讀魯迅著作。魯迅的書是揭露舊社會的,你們是揭露新社會才犯罪的,如果你們看了魯迅的書,更要揭露新社會了。怎麼認罪服法啊?這次我把道理講清楚了,你們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遇到死心眼兒的張建旗便出現了尷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發行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後來被停止發行)。監獄要大家學習,大多數犯人不是家裡送了,就是在監獄買了,只有張建旗若無其事。

其實,張建旗平常也不看什麼書,連監獄里發的《人民日報》也不看,收工了沒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蘿卜頭兒這天披着棉大衣對走過來的張建旗說話,張建旗腳不停步,羅追上兩步,仰着頭跟他說:“張建旗!你這是怎麼回事兒,既不讓家裡寄‘五卷’(指《毛選》五卷),也不買,你怎麼學啊?”走在前面的張建旗回過頭來給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澤東的?”他聲音很大,蘿卜頭兒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羅竟一句話沒說,訕訕地走了。張建旗仍然腳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獄,就不知道張建旗的信息了。最近聽與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後一撥平反的胡智說。從1978下半年開始的平反運動里,中央專案組又到監獄找過張建旗幾次。胡智與張建旗放在最後,張向政府表明堅持自己的觀點,反毛,反周、擁林,決不改變。北京市委討論過他與胡智的平反問題,最後還是把他們放了。釋放後再也沒有張建旗的消息了,聽說有人在地安門一帶見過他,他還滯留在北京?

胡智:為毛澤東去世召開慶祝會

毛澤東的生死觀很通達,可惜他的後繼者都缺少他的氣度與胸懷。他最早倡導改革殯葬制度,死後火化也是他第一個簽的名。可是他去世後華國鋒固執地要永遠地保存他的遺體,粉碎“四人幫”後控訴江青罪狀時說,江要毀壞毛主席遺體。這個指責透露了作為毛的家屬的江青當時是要按毛的意志來辦的,而華是要把保存遺體和大修紀念堂當作自己是承接大位的正統依據來辦的。

另外,毛講到自己死後人們應取的態度也很通脫、或說有點幽默。1959年毛澤東就說:“不但沒有長生不死,連長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這是辯證法的規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現在還活着,該有兩千五百歲了吧?那世界該成個什麼樣子了呢?”他還對護士長吳旭君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可以上台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

這些話講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學家的態度。可是這些話在那個他已經成為神的時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說一說,他人連想也不敢想,因為這樣想一想都屬於犯罪。若讓人知道了,輕者進入牢籠,重者死於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時,北京還真有個膽大妄為的幹部子弟想到要開個慶祝會。

胡智的父親是外貿部的老幹部,文革初也沒有逃過挨整的噩運。那時胡智還只是十來歲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時都是熟人)來抄他們家時,把他關在廚房裡,使他感到特別恐怖,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後來父親又被關牛棚、下放,被當作異類,前前後後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給他種下了對文革敵視的種子。此時正是胡智的成長時期,這本來是灌輸對毛主席崇拜的年齡段,胡智卻因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這一環節。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公開以後,北京陷入一片悲痛與恐怖之中。二十歲的胡智忽發奇想,他要組織幾個哥們開個慶祝會。

我曾經問過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麼冒出這種想法呢?”

他說:“你說北京人都很悲痛,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沒准會是這樣。可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們仇視文革,自然降低了對毛的尊敬。”

“那你應該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時剛剛二十歲,還不懂得什麼是怕。”

這是實情,北京許多幹部子弟膽子大,常常能幹出超人想象的怪事,這是盡人皆知的。後來經歷文革、經歷上山下鄉,早一撥敢沖敢闖的幹部子弟逐漸成熟起來,做事也日漸穩妥。可是胡智屬於後起來的一撥,沒經過上山下鄉,他們本來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頭整天宣傳“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許多還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渾不吝的勁頭。1976年的“四五運動”也與這些敢做敢鬧的幹部子弟有關。

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悼念周總理,為當時受到江青等人打壓的鄧小平鳴不平。後來悼念周總理的活動被打壓,這又給胡智內心積累了新的不滿。於是,他才會產生要“開慶祝會”的大膽而叛逆的想法。與他相好的幾個同學和朋友性格也大都類似。

那時,7月28日的大地震才過去一個多月,許多人還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議下,9月10日這一天,他們幾個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開慶祝會。幾個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騎着自行車到胡智這里來聚齊了。

那時北京正處在一級戰備之中,警察們也都瞪大了眼睛,國喪期間,又有禁止娛樂的嚴格規定,攜帶樂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別扎眼。幾個年輕人很快引起了關注。因此這個“會”還有開起來時,一個警察帶着幾個民兵和幾個“小腳偵緝隊員”已經尾隨着進了他們聚齊的地震棚。警察們一進地震棚,驚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這些青年剛才幹了什麼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圍了起來,並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幾個捆了起來、一起抓走了。

這是毛澤東去世時北京最重大“現行反革命案”之一。

進了局子後,此案馬上被當作重點案子審訊,前前後後一共審了數十次,苦頭吃了不少——此時審訊人員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場和階級感情的正確,有可能採用任何手段。胡智說,最初審訊規模極其龐大,預審員與駐公安系統的軍代表一起上,有時審訊員竟多達數十人。審訊室小,連坐着的地方都沒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審的胡智一個人坐着。當時是華國鋒主政,強調繼承毛主席遺志,於是胡智就成為最好的反面教員。他被拉到市內各種大會上批鬥,以教育群眾。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於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後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後,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審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審是高法,而判的時候卻仍是“西城區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然而判決書的編號卻是“1976年度刑字第72號”!這些矛盾後面有什麼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這個判決可能與“拖”有關。時間對胡智有利。如果這個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無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決書”中說:“胡犯思想極端反動,仇視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自1976年4月以來,經常糾結現行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張待林、王照軒、范士華(均另案處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動言論,惡毒地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並揚言要拉隊伍上山打游擊,自命為司令,張犯充當參謀長,妄圖推翻無產階級政權。更惡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後,胡犯瘋狂地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損毀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反革命氣焰極其囂張。在押期間,抗拒改造,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胡犯罪大惡極,民憤極大。”

當“判決書”寫到“民憤極大”處,就完全是個立即執行的死刑犯的判決詞了,如果有“緩”,下面就應該有個轉折,比如說“該犯在押期間尚能悔罪知過,交代自己的問題,揭發同夥,有立功的表現”等等,這樣才能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而這份判決書在“民憤極大”之後又進一步加碼:“在押期間,抗拒改造,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按過去的規矩,這是非死不可的了。

然而胡智還能逃脫這關,判為“死緩”,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時代在變。雖然粉碎“四人幫”後,1976、1977兩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書記吳德還一味堅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對“四人幫”還是“現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個社會風氣都在變,話劇《於無聲處》(歌頌“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門詩抄或在劇場演出,或在報刊登載,鄧小平也出來工作了。“四五運動”雖然在整體上尚未平反,但誰也不敢堅持說它是鐵定的反革命事件了。

因此,這個判決堅持胡智判死刑、在“判決書”中沿用的語言還延續過去的認識,但沒有搞“立即執行”,說明判決者也拿不準這個問題,他們給胡智留條命,也給自己留下個改正錯誤的機會。胡智也沒有敢上訴,後來他說自己怕被槍斃。

我在一監見到胡智時已經是1978年的5月了。那時他還像個小孩兒,一副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的樣子,不像個被判死緩的。也很巧,他到一監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會上撥亂反正、平反冤獄逐漸被提上日程(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致信陳雲,就說:“為了實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個老幹部的功過是非”,請陳雲向中央“寫幾句話”)。

但胡智的問題的解決已經屬於平反運動的末班車了。西城區法院所給“再審判決書”後面所署時間是1979年12月30日。這個判決書寫得特別簡單,在敘述了原判刑期後說:“經本院復查認為:被告人胡智的行為,不構成反革命罪,原判應予糾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銷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號判決;二,宣告胡智無罪,予以釋放。”

據胡智說,中共中央為此下過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親的單位外貿部也都下過文件。平反大會是在西城區法院禮堂開的,新華社有記者參加。被抓時他還是在家待業的學生(或說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但放他的同時卻為他找了一個好工作,釋放後不到一個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機部(現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機部所屬的工廠幹了13年,當過電工,搞過供銷。1992年鄧小平南巡推動了第二次改革後,胡智也辭職下海。他辦起了生產水消毒罐的工廠,以供高層建築使用。此時北京正是高樓林起之時,這些樓頂上都要裝上這種能夠自動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別好,水罐銷路極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滿面春風,已經是個成熟的商人了。

後來,他賣了罐收不回來錢。那時欠錢的是爺爺,自己是債主、也是三孫子,楊白勞、黃世仁的關系顛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門子收賬——他說連要賬也要走後門,拉關系,誰能還錢,還要給他們個人一些好處。這真是中國特色。

幹了13年,胡智收攤兒了,把工廠關了,不再生產了,專力收債。有時間了就旅遊、讀書,倒也自在,不招災、不惹禍,朋友有事他還能幫幫忙,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彭灼南:刺殺迫害父親的保衛處長

按說他不能算幹部子弟,因為父親彭嘉衡從民航局退休時是沒有職稱,沒有級別,沒有職務的。然而自從前幾年民間發起找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老兵時,發現彭嘉衡是住在北京僅存的美國第14航空隊(又稱“飛虎隊”)、中美航空聯隊中的軍官,成了媒體關注的紅人。媒體與民眾才開始關注彭嘉衡的歷史,按照其經歷與貢獻說他是位中級以上的幹部並不為過。

彭嘉衡1937年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1941年考入昆明中國空軍軍官學校,1942年被選送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高級飛行學校深造。抗戰結束後,作為華僑,他回到印尼與父母團聚。1950年,他在報上看到國民黨政府兩航(中國航空公司與中央航空公司)人員起義的消息,他也回到大陸參加祖國建設,並與抗戰末期認識的女友履行婚約。他進入軍委民航局任飛行副駕駛,1954年被正式任命為機長,並負責培訓飛行員。十多年裡,彭嘉衡主要從事專業航空,先後執行過包機、護航、探礦、護林、滅蟲等急、難、險、重任務,共飛行7000多個小時。按照這種經歷、再考慮到1950年代缺少技術幹部的情況,他怎麼也應有個中高級職稱了。

彭灼南本人也很羨慕幹部子弟,他天地不怕,是個蔫大膽,還真有點幹部子弟的作風。在一監時,有次閑聊。他說,我爸爸如果1949年去了台灣我也是個國民黨高乾子弟了吧?那時我就知道他爸爸與媽媽是建國後結的婚,媽媽是大陸人。我說那你爸爸的後代就不是你了。彭灼南撓着頭無可奈何地笑了笑。他雖然被判了20年徒刑,但性格天真,一副老睡不醒的樣子,笑起來還像個中學生。

他的案子聽起來很重,是“反革命階級報復殺人案”。在十年浩劫中,此類案件能逃脫一死就是幸運的了,但彭灼南僅獲刑20年。

案發與其父有關。彭嘉衡回到大陸後與未婚妻結了婚,1950年代時工作也還順利,生活還算愉快。然而自1960年代初狠抓階級斗爭之後,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因為他歷史上的問題太多了。第一是出身華僑,全家還在印尼;第二曾畢業於國民黨的軍官學校;第三在美國軍官學校中深造過;第四又在美國軍隊當過軍官。凡是經過文革的中國人看到這個履歷就可以推算出他會遇到多少麻煩和苦難。做檢查交代、控制使用、降級使用、大會小會批鬥等等都不會少,對於這些,彭灼南不甚了了,因為文革開始那年他才7歲。

等到了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已經是個非常有個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親向上級為彭嘉衡多年來被誤解、被冤枉一事寫的申訴,他才知道父親的悲慘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機場保衛處長張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現尤惡,多次毆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沖天,想找個機會報復。他知道這一報復的結局,那時強調階級斗爭,保衛處長的身份和行為是代表無產階級以及黨和政府的,報復他不就是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嘛!這些作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還是決計一搏。

經過籌劃,彭灼南偷偷拿了家中的全國糧票還有一些錢,請平常在一起玩兒的小哥幾個吃了頓飯,算是與他們告個別,大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意。一天下午放了學之後,彭灼南背着書包去了張家,兩家離得也很近,張某的女兒與彭灼南還是同班同學。他敲開了門,開門的是他的同學。“你爸在家嗎?”女同學告訴他在裡屋。彭灼南推開裡屋的門,張某正坐在小馬紮上看報。

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擋在張某臉前的報紙,厲聲問張:“文革中是你打我爸來着……”張還沒回答,更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彭灼南已經從書包里抽出切麵包的餐刀向張扎去。張本能地圍着桌子跑,向他求饒。

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說過數次,每次說的時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誰都怕這個保衛處長,他一瞪眼不僅五類分子有問題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懼他三分。這回他向我求饒了!”

彭灼南毫不動心一共刺了張四刀,有一刀扎穿了脖子。扎完人他奪門而去,最初還准備跑(身上帶了錢與糧票),後來他看到逃跑很困難,就到機場派出所自首了。

此時他還不滿18歲,又事發在1976年,當時也是驚天大案。可是審判時已經粉碎“四人幫”了,人們對於文革中被整的人多了些同情,因此這個典型的“階級報復”案件最後只判了20年。據說被刺成重傷的張某又查出與林彪集團有些瓜葛,彭灼南事件的政治性質更加淡化,因而也就被減了十多年的刑期,只在監獄呆了幾年就被釋放了。

1977年,彭灼南到三中隊服刑,他被安排到與張建旗一個機台上幹活,張建旗還對他有點照應。張建旗不吃細糧和肉時便都給了彭灼南,彭灼南細高的個子像豆芽菜,成天晃晃悠悠,丟三落四,老像神不守舍。有個老犯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大秧子”(北京方言中指少爺公子不明世故、不會辦事),這個外號很傳神。張建旗高大而壯碩,穩重而富有精力,他與彭灼南的關系有點像大哥與小弟。

有一次接見日之後,彭灼南很興奮,跟我說:“爸爸媽媽從來沒有對我這樣好過!要是我因為‘玩鬧’(當時稱小流氓各種違法活動)進來,決不會來看我。”說着眼睛都亮了,其情景至今我記憶猶深。

再度見到彭灼南是33年之後了,此時他已經五十多歲、闖盪過日本和歐美許多國家了。他也像父親一樣在美國呆了很久,但不是去學習,而是開長途載重汽車,藉以謀生。他掙了一些錢,最後還是回到中國。此時父親獲得了遲到的榮譽。2005年9月,二戰勝利60周年,彭嘉衡收到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親筆簽名的信。在印有美國國徽的信紙上寫道:

“尊敬的彭先生,參議員科爾尼已經轉發了您8月1日的信。我非常榮幸能夠獲得您的消息,並對您曾經作為一名‘飛虎隊’成員而致敬。獻上我最恭敬的祝福。喬治·布什。”

此後,彭嘉衡抗日戰爭中的事跡遂為人所知,一些老戰友也得以往來。彭灼南看到和分享了父親的快樂和榮譽。晚年父親得了白血病,住院花費極大,媒體披露這個信息後,人們紛紛解囊相助。彭灼南也為父親獻上了骨髓,盡了兒子最大職責。老人於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辭世,享年90。

彭灼南又代表父親完成了他最後的遺願:將其賬戶中余有的十多萬元“再捐出去,給那些更需要幫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在關鍵時刻,無論艱難還是順暢,彭灼南都是父親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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