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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爭:抽煙斗的人贏了抽香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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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6-3-7 06:38:3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原文地址 http://v.ifeng.com/documentary/h ... -5dece706f840.shtml

    大凡過從頻繁的人之間的理論之爭,總是很難分辨哪些爭論關乎理論,哪些爭論是個人之爭。(斯大林打敗托洛茨基,有一個看法說這代表抽煙斗的人贏了抽香煙的人,抽煙斗的慢條斯理,好整以暇,抽香煙的神經質,輕躁過動。)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爭也可以說根本稱不上理論之爭,因為,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領導要員里,斯大林是最沒有思想性的一個。

    馬克思的費爾巴哈第十一則論綱說,歷史哲學家都是解釋世界,真正的課題卻應該是“改變”世界。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Zinoviev)、加米涅夫(Kamenev)、布哈林(Bukharin)都是馬克思這句話的化身。這當然不是要貶低正確理論的重要性,因為馬克思另外一句名言說,無產階級在哲學里找到精神武器,哲學在無產階級里找到物質武器。這話是啟蒙運動那句老箴言的另一說法:前進之路寓於思想正確,思想正確先於行動正確。“庸俗馬克思主義”明顯反智,而馬克思主義者中沒有幾個人比斯大林更庸俗。

    庸俗馬克思主義者主張,解釋了任何觀念體系的階級起源,就是充分解釋了這個觀念體系。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固執“偽意識”說,造成不同意見者之間無法出現真正的思想論辯。庸俗馬克思主義者似乎說,如果我們有歧見,一定是我們觀念的階級背景不同所致,因為馬克思教導我們,歸根究底,一切歧異都可以溯源於階級差異。我的看法如果和你不一致,我可能不知道這差異的真實本質在於階級差異,但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會說,對一件我們有歧見的事,我們繼續討論下去其實沒有意義,因為我的意識是假的,所以我其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有些學者,例如波普爾教授(Popper)認為馬克思本人就是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始作俑者,但這可能並非的論。馬克思當然沒有否認財產、階級與信念之間有關系,但他也認為這些關系是辯證式的,十分復雜,只能通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熟練運用來了解。古典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指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或資產階級的建制單純是資產階級經濟現實事實的反映,關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無此觀念,有識之士皆能道之。

    的確,在《資本論》與別處,馬克思似乎還特別表示,馬克思主義者並非每每都能根據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來說明這個社會的上層建築。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英國就是例子,這個由貴族支配的國家有辦法與一個逐漸取得支配地位的資產階級相安共存,法子是追求一種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巧妙地使貴族對戰爭的興趣與資產階級對貿易的關心相互平衡。19世紀末的德國也是如此,德國工業化迅速推進之際,這個國家是由貴族(容克)的軍事與官僚精英支配的。用庸俗馬克思主義來說,這是矛盾的,因為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說法是:給我看看一個國家的經濟,我就能從中推出這個國家的一切是何模樣。

    古典馬克思主義與庸俗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識別,顯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多麼容易被濫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斗爭。斯大林喜歡將反對勢力打成“小資產階級”,而且用意不只是為了抹黑對方。

    斯大林主義的論點大致如此:馬克思教導我們,一切政治歧見都是階級差異的反映。凡是好布爾什維克,都同意黨(及黨內與政治局)是無產階級關於一切問題的路線的寶庫,斯大林是政治局領導人,所以斯大林的路線是無產階級路線。托洛茨基在重要問題上與斯大林不一致,而我們身為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這些歧見根本是階級歧異的反映。斯大林代表無產階級路線,因此托洛茨基必定代表着與此有異的階級路線,因為不可能有兩條彼此對立的無產階級路線。

    究其實,托洛茨基主義代表的是什麼階級利益?列寧主義告訴我們,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已被消滅,貴族也已一去不返。列寧還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專政階段也是生存下來的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形成階級聯合的階段。斯大林的路線是無產階級路線,所以,托洛茨基主義必定是一條偏離了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路線。

    問題:斯大林如此論點,如何取信於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這些馬克思主義成分不容置疑的知識分子?答案可能是,真正的黨內知識分子並未頗為斯大林論點所動,然而斯大林的長處正在其論點粗糙。斯大林向來負責組織與行政,政治局其餘成員起初願意順着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路線,因為他們從來不曾想到斯大林可能繼承列寧。他們預料列寧的接班人將如列寧自己,負責政治實務,兼為理論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及季諾維也夫都比斯大林符合條件。

    斯大林在其1924年的小冊子《論列寧主義基礎》(Foundations of Leninism)里主張社會主義不能局限於一國,在其1924年的《列寧主義問題》(Problems of Leninism)中說之更詳。這項主張,與列寧共事過的人大多視為不證自明之理。和所有古典布爾什維克思想家一樣,列寧認為西方的革命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下一步,而且是根本必須的一步,不是選擇要不要這一步的問題。托洛茨基及1924年黨內相當多人認為,一國社會主義是抵觸整個馬克思主義傳統的。

    問題不只是如何才是保衛俄國革命的上策,這問題很重要,但這只是革命戰術問題。(有人主張,新的布爾什維克國家應該將其所有國內資源用於強化這個世上僅有的無產階級政權,不要將這些珍貴的資源用在西方,招惹西方國家進一步報復。)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爭的根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上的主義,在20世紀的意義如何。這個總體制問題又密切連帶着一個特殊問題:1917年以來的俄國革命經驗應該如何了解。

    這個主題細分成三個既個別又相連的問題:布爾什維克認為他們在1917年做的是什麼樣的一件事?內戰結束到列寧去世之間,布爾什維克認為他們在做些什麼?以及,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確實在爭什麼?

    最快的回答是“革命”,但這個答案太粗略,因為馬克思主義要信徒仔細分辨各種革命。因此,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1917年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前文提過,老一輩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和普列漢諾夫一樣,認為必須先有資產階級革命,然後“無產階級專政”在未來一個未經確定的時候到來;根據當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在最近的未來,俄國最多隻能希望發生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這資產階級革命將會局部拆解羅曼諾夫王朝的封建—宗教國家,建立一定程度的真正的議會制民主。1905年革命失敗,使尚未相信的人相信未來的革命將不得不是資產階級革命。

    在列寧與托洛茨基以前,“正統”立場是預期資本主義階段較為先進的西方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列寧的政黨理論,加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使樂觀其論的馬克思主義者覺得這套圖式可以反過來,至少可以大幅改變: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階段可能可以先於民主化階段而來,而不是隨民主化階段之後而至。民主不再被認為是必須在資產階級霸權下忍受的一個發展階段,無產階級要等條件成熟再發動無產階級革命。這倒過來的圖式當然只適用於俄國這類落後國家,而且列寧說,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自己的思考就有雅各賓色彩”,其中提到1848年的特殊環境有可能發生民主且無產階級的革命。

    在俄國,真正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與民主革命如此重疊之後,將會是何種演變。在一個落後國家,無產階級與不滿農民實施革命聯合,奪權後會留下一個難以解決的矛盾。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里,農民被歸類為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仍然緊抱私有財產(土地)的觀念。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工作,是在奪權之後開始取消私有財產——工業與農業上的私有財產——之時的問題:俄國無產階級—農民革命與世界革命應該是什麼樣的關系?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歧異就是由此問題開始。

    托洛茨基認為,一國的革命,而且是落後國家,是沒有意義的,除非擺在先進西方經濟中相當發達的無產階級革命潛力的脈絡里。依古典馬克思主義構想,社會主義革命是求富革命。在這層意義上,馬克思屬於啟蒙運動哲人的傳統,哲人們當初希望,以科學與技術為形式的理性廣布於世,有一天能使世界免於匱乏。古典馬克思主義也懷抱此一希望,只是加說匱乏不會結束,除非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由革命無產階級接管,並且依照社會主義理路來組織。

    托洛茨基就是如此想法。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不可能有一個大功告成的社會主義,在一個新近被內戰摧殘的國家尤其不可能。依託洛茨基設想,或者依照他的後見之明(《不斷革命論》1928年才完成,1930年才出版),在落後的俄國,革命只能視為一種拖延行動,等候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來救援他們在蘇聯的革命弟兄。依託洛茨基之見,莫斯科不可能一直是世界革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首都不得不是巴黎,或倫敦,甚至紐約。

    托洛茨基真的是這么想。在列寧死後蘇聯的接班危機高潮期間,他自請前往德國,因為他認為德國存在着古典馬克思主義構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客觀條件。所以,所謂不斷革命,在托洛茨基有兩層意義:一是列寧的意義,即在俄國畢無產階級革命與民主革命之功於一役;二是他自己的意義,亦即在國際陣線上繼續斗爭,產生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基礎是接管經濟,使其提供蘇維埃經濟無法提供的富足。因此,不斷革命就是在國內與國際兩方面繼續1917年的革命。

    斯大林的立場如何?起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層次,他看來是正統派。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里,他提出這個問題:

    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既然已經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這是不是說,它這樣就能獲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即最終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個國家的力量就能夠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也就是免除復辟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至少必須有幾個國家內革命的勝利。

    但是,後來,斯大林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中由於必須把托洛茨基打成“冒進分子”,因此逐漸改變論調,主張俄國自身的努力與資源有可能即足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他指責對手過於悲觀,不合布爾什維克精神,他自己對革命的前途則充滿“創造性”的理念。斯大林仍然寄望西方發生革命,但有口無心,他的重點其實逐漸移向蘇聯。

    “一國社會主義”之爭,內容就是這些嗎?這樣就能將托洛茨基打成冒進主義,說他的冒進外交政策可能招惹西方報復蘇聯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理論爭論並不是那麼重大。兩人都有同樣一段社會主義與列寧主義的過去,兩人都認為西方合宜發生革命,兩人都同意應該嘗試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與社會,無論這事多麼艱巨。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抨擊切中什麼要害,宜從布爾什維克黨在內戰後的反省來了解。

    列寧去世及內戰結束後,布爾什維克自認所為何事?

    內戰結束時,蘇聯瀕臨崩潰,這一點已不必強調。內戰1921年結束,處處飢荒,有些地方據說人吃人。內戰的革命斗爭與其說改變了蘇聯社會,不如說摧毀了蘇聯社會。倖存的布爾什維克不得不自問的一大問題是:我們代表誰?作為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幾乎已不存在,因為政治上活躍的工人在內戰中死亡無數,第一代工人則重回鄉下。在這些情況之下,黨如果不是代表它自己,很難說是代表誰。政府面臨的直接困境,是如何養活城市。內戰期間,城市與軍隊由美其名為“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養活,“戰時共產主義”其實就是向農民強征衣食日用,但1921年喀琅施塔得(Kronstadt)要塞之變,顯示國人已無法忍受戰時共產主義。唯一解決之道,是回頭實行“新經濟計劃”(New Economic Plan),新經濟計劃者,其實就是在糧食生產上恢復私人企業。

    “新經濟計劃”令許多布爾什維克深思,特別是其中對歷史較有認識者。他們知道革命會有“熱月”(Thermidor),拿破侖的“葡萄彈”劃過1789年美好的革命理想。法國大革命產生兩個對立團體:吉倫特溫和派、雅各賓極端派。布爾什維克們開始自問:我們之中誰是吉倫特,誰是雅各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預料整肅與斷頭台就要開始了?因為無人不知法國大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最重要的是,誰會扮演拿破侖,使革命回頭走向反動?他們會如此尋找歷史類比,無足為奇。布爾什維克尋找歷史先例來解釋他們自己的立場處境,十分自然,法國大革命也是俯拾即得的先例。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加深了布爾什維克的孤立感,這孤立感類似法國革命派當年遭遇整個歐洲包圍時那種感受。滿懷敵意的西方似乎威脅着布爾什維克黨的存在。

    就是在這些非常特殊的情況之中,斯大林及其同夥試圖將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斥逐出黨。斯大林將反對派領袖傳到“黨的最高法庭”(由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結合而成),指控者與被控者的應答,就使用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語言。1926~1927年那些審訊有一點不大真實的況味,讀其記錄,有點像歷史課,其中隱含的問題始終是:革命是不是失敗了?只有放在布爾什維克的歷史意識之中,這些充滿文學意味的辯論才有意義。歷史要讓布爾什維克弄巧成拙了,他們有點不知所措。

    布爾什維克根據法國大革命這個可供自省的僅有歷史角度,不但要提防熱月政變與拿破侖,還必須提防出現雅各賓式的官僚體系(大革命在法國的真正遺產)。馬克思主義有個老生常談,說法國的官僚是原來雅各賓黨人的化身。在這場審判中,托洛茨基大量取譬於法國大革命。他要求知道左翼反對派是被當作革命者還是反革命分子審判:

    法國大革命期間,許多人被送上斷頭台。我們也把許許多多人送到行刑隊面前。但法國大革命有兩大章:一是這樣(說話者伸手往上指),一是這樣(他往下指)……在前面一章,就是法國往上走的時候,雅各賓,也就是那時的布爾什維克,將保皇黨和吉倫特黨送上斷頭台。我們也經歷過與此相似的一章,我們反對派和你們一同槍斃白色衛隊,放逐我們的吉倫特黨。然後,法國打開了另一章……熱月反動派和波拿巴主義者,這些來自雅各賓黨右翼的人,開始放逐和槍斃雅各賓左翼。(檢方應該)……把這個比方想清楚,然後答復這個問題:(檢方)是在哪一章里准備把我們槍斃?這不是鬧着玩的;革命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害怕行刑隊。我們都是老革命。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誰要被槍斃,以及我們是在哪一章里。我們自己槍斃人的時候,我們很清楚我們是在哪一章里。我恐怕……你們是在熱月那一章里(槍斃我們)。

    托洛茨基接着將他的類比推得更近:

    如今,撲鼻盡是第二章的臭味……黨的體制窒息每一個反對熱月的人。工人在黨內已被窒息。黨員群眾一片寒噤。(雅各賓俱樂部走向衰腐時也是如此。)恐怖統治當道,強迫的沉默;表決則要求百分之百贊成,並且要求放棄一切批評;依照上面的命令而思考是義務;人們被逼不再認為黨是一個活生生的、獨立的有機體,而是一部自足的權力機器……雅各賓俱樂部,革命的坩堝,變成了日後拿破侖官僚的苗圃。我們是應該向法國大革命學習教訓,但真的有必要將它重演一次嗎?(引自多伊徹,《托洛茨基》,第二卷,344~345頁。)

    托洛茨基在這里借法國大革命預測黨在蘇聯的未來歷史。真正嚇人的是羅伯斯庇爾被判上斷頭台後,向丹東(Danton)發出的那聲喊叫:“我後面就輪到你,丹東!”1926年,左翼反對派為什麼被審判?作為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的解答是,革命發生於一個不夠現代化的國家,而且一直陷於孤立,則矛盾導致對革命的未來出現相互歧異的路線,是勢不可免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是一種矛盾的革命聯合,唯有一場國際規模的革命才有希望解決這矛盾。

    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認為,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與中期為了養活城鎮而實施縱容富農(Kulak)的政策,是一個反革命的走向。中下農民所受蹂躪似乎和沙皇末年一模一樣。當時甚至有個恢復私有財產(私有土地)的運動。斯大林沒有做到那個地步,但他容許期限很長的租約,就是往那個方向走了相當一段路。反對派認為,沒有西方的優越技術資源,集體化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擔心,斯大林以西方革命失敗為借口,根本不再想法解決農業問題。

    斯大林宣布“一國社會主義”,實質上將他自己先前的政策顛倒過來。論者都同意,在經濟上,革命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在俄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實施“一國社會主義”政策之後,這件事只能靠武力、靠政府、靠黨來完成。心態較為古典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極不舒服,認為這是依照源出社會上層結構的觀念來重塑社會的經濟與社會基礎,理論上簡直本末倒置。大規模工業化,以及“清算富農階級”,必定要大規模動用武力,以及發展並強化國家與黨的力量來執行任務——這其實是一張警察國家的藍圖。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所爭何事?

    但是,上述諸事也不足以完全說明托洛茨基與斯大林決裂何來。經濟政策關系重大,但兩人決裂不在這里,而是根本的,文化及馬克思主義人文主義的問題。托洛茨基認為,依古典馬克思主義見解,革命是向“真正人性的歷史”的飛躍,這見解到了斯大林卻變得毫無意義;如果說斯大林尊重馬克思主義這一面,那他也從無表示。例如,看看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1925),裡面對革命的遠見是斯大林主義里找不到的。

    托洛茨基認為,一國社會主義根本就是承認蘇聯野蠻。托洛茨基和19世紀所有社會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一樣,對蘇聯的落後都思之心驚。一國社會主義就是與西方隔絕,也就是蘇聯要繼續倒退。無產階級文化(Proletkult)造成知識階層外移,將在蘇聯文化中造成一個真正的真空。由此浮現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而是無產階級文化最惡劣的形式。文化外移,蘇聯的文化生活落入教育程度不足的共產黨幹部之手。文化墮落的結果,就是訓誡知識分子要“寫文章像斯大林”。

    文化上的這種敗壞,體現於斯大林本人的性格之中。列寧提拔斯大林,就是看中斯大林殘忍而有效率,沒有這種高效率的殘忍,任何革命在俄國都不可能。用列寧自己的話來說,你要斯大林上幾道“辣盤”,可以放心他一定端得出來,但列寧也知道,沒有托洛茨基來對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那班愚夫莽漢一朝大權在手,後果也難以想象。列寧第一次得病,向黨推薦托洛茨基與斯大林,說這兩人是最能幹、最不可少的布爾什維克。然而列寧像所有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是熟讀歷史的,知道一個歷史常識:征服者常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所化,無論被征服者的文化優於或者劣於征服者。列寧死前領悟到,布爾什維克官員文化不足,將為沙皇官僚殘暴不仁的傳統所染。被留中不發的“列寧遺囑”——托洛茨基顧全黨的團體,甚至否認有此物——建議黨對斯大林加以限制。

    故事的結尾,我們已經知道。素來長於政治縱橫的斯大林發揮這個長處,贏得接班之戰,托洛茨基的下場是流亡,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謀殺。一國社會主義必須清算富農階級,清算富農階級必須使用殘暴手段,使用殘暴手段意指由斯大林主義模子製造出來的人當權。凡反對蘇維埃生出的這種殘暴化者,很容易就被打成以小資產階級的假斯文和無產階級的真美德作對。斯大林根據與此類似的理由,說黨是嚴肅的東西,不是“辯論社”,因此,批評斯大林政策就是反黨。

    斯大林主義無論能產生什麼,就是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人文主義夢想的“新社會主義人”。有人因此認為,斯大林主義是對俄國社會主義所有最好成分的一種背離,托洛茨基是列寧的真正傳人,並將蘇聯一切令人不喜的事物都歸咎於斯大林。這種看法可能未得真相,斯大林主義可能是20世紀整個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替罪羊。1927年,列寧已死,托洛茨基已經流亡,說1927年到1939年蘇聯發生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的錯,可能未免貪圖方便。

    問題是:托洛茨基,一個高超的宣傳家,西方報紙唯其所用,在西方所獲支持何以卻如此之少?為什麼大多數西方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雖然有時候與斯大林主義的恐怖統治保持距離,卻附從斯大林主義路線,認為以歷史而言,一國社會主義在當時的蘇聯是必要的,而且一國社會主義最有利於促進世界革命?這問題再進一步,就是這個爭論不窮的問題:斯大林主義真的是必要、必然的嗎?斯大林主義最有力的辯解大致如下: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在西方沒有一處可能發生,在中國也不可能,“共產國際”在斯大林控制下採行的政策沒有像托洛茨基聲稱那樣延遲了西班牙與中國的革命——先看上面這幾點,再看20世紀20年代末期的蘇聯經濟政策問題。

    關於蘇聯的經濟政策,第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如果像布爾什維克似乎都同意的,蘇聯反正必須嘗試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那麼,這嘗試絕不可能靠人民自願。“社會主義”是對付農民的代稱;農業集體化總是與農民生活的本質相犯的。急速工業化必須降低產業工人的生活水準,這是工業投資的代價,而這樣的政策不可能大獲人心。經濟控制意味政治控制,集體化受到反對,造成國家必須加強警力,於是產生強硬、凡事強制的政府。以內戰1921年結束之後蘇聯的物質與精神狀態,加上農業集體化的素材如此,國家就不得不出現某種“過度”行為。

    再以列寧、托洛茨基及布爾什維克其餘領導階層認為無論如何必須走一段社會主義之路而論,則斯大林主義可以說至少有些層面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其“客觀”之必然。布哈林主義者的“溫和”政策,鼓勵富農生產余糧供養城市,這政策被大多數布爾什維克視為毒草,既然如此,則某種形式的農業集體化勢不可免,1929年開始清算富農之後,許多原先反對斯大林的人也幡然變心支持他。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如果集體化在列寧或托洛茨基手底發生,也會以“斯大林主義”方式執行。

    如此說法,無助於解決問題,因為我們這就被逼回以下這個最困難的問題:斯大林主義里最明確的斯大林式層面是哪些?取其方便的話,可以說有兩大層面,一是政策上的錯誤,二是斯大林本人多疑、富於報復欲的性格造成的恐怖統治。政策錯誤里必提的一項,是對不識字、一心追求耕者有其田的農民倉促強制集體化。農民開始被趕入集體農場,他們的牲畜也被徵收的時候,許多農民自己搶先下手宰殺牲口,自剝其皮,自食其肉,有人估計蘇聯的家畜就此遽減一半。生產拖拉機的方案只夠填補牲畜被屠留下的缺口,原始的資本累積了無實益,徒見滿目瘡痍。斯大林主義的幾場大整肅更須另作別論,那是無可辯護之事。

    這些是半世紀以前的黨內斗爭了,因此我們可以從長議論。關於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對抗,有個看法認為,蘇聯一直自我疑問蘇聯是歐洲還是亞洲,蘇聯是應該靠自身的精神與物質資源活下去,還是應該向西方開放門戶,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對抗只是這不能自休的自我疑問的又一回合而已。斯大林的觀點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成天坐言革命之際(包括放逐以後的托洛茨基),蘇聯及其農民已起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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