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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上台後最大軟肋和心結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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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6-7-29 11:13:5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江澤民上台後最大軟肋和心結 圖

                        江澤民2002年3月對華盛頓郵報記者這樣宣稱:“我年輕的時候曾相信共產主義會很快來臨,但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
                     在他之後,中共進入了無理念、無底線時代,大大小小以權謀私的官員們迅速集結在他祭起的自私貪婪的惡魔旗下。——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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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多與貧困、集權、迫害聯系在一起。這樣的國家,像中國、北韓、越南、古巴,屈指可數,末日可期。
這一切,似乎一千年前北宋邵雍在梅花詩中早有預言:“豹死猶留皮一襲,最佳秋色在長安”。今天的共產黨,猶如“豹死猶留皮一襲”的“皮囊”,被中共繼承下來,維持着共產黨的統治。世界最後一個共產大國的魁首江澤民,2002年3月對華盛頓郵報記者這樣宣稱:“我年輕的時候曾相信共產主義會很快來臨,但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現在仍然真正信仰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已經寥寥無幾。
盡管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已風雨飄搖,被世人唾棄,以其為權力依託,剛剛過上獨裁癮的江澤民怎肯讓獨裁者之夢輕易的得而復失?
按照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分析,統治的類型有三種:傳統型權威(traditionalauthority),法理型權威(rational-legalauthority),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authority),但江澤民是一個例外。他既不來自皇權天命,又不得自民主選票,更不是出於個人的能力。加上“六四”事件後中共面臨的內外交困,江對權力的不安全感可想而知,既懼怕在中共內部被人取而代之,又害怕中共一朝瓦解失去權力。不過,黑箱操作的中共政治卻恰好給了深諳溜須拍馬、見風使舵的江澤民一展身手的機會。他挑撥軍頭楊尚昆和鄧小平的關系,1992年把掌握軍權的“楊家將”拉下馬,在軍中安插他的親信,從而控制軍隊。1995年利用反腐敗作為工具,把政治對手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送進了監獄,鏟除了不買江澤民帳的“北京幫”。1997年,鄧小平去世,江澤民終於媳婦熬出了頭。1998年,江澤民再一次與中共元老薄一波做交易,以年齡為藉口逼原中共第三號人物、享有廣泛威望的喬石退休。同時,通過放手腐敗把各級官員捆綁江澤民的利益戰車上。於是,江澤民的權力得到不斷鞏固,最終掌握了實權。一個原本被外界認為沒有權力基礎的過渡人物,江澤民在台上一蹲就是15年。
第一節江澤民和中共的心結═執政合法性
“六四”事件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共極端自私性與無道德底線的特徵。作為一個分明知道自己對人民犯了罪的政黨,為了維護專制權力中共可以不斷地沖破起碼的道德底線,永遠把中共自身的利益凌駕在人民和國家利益之上,一次次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地破產,自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政治信用喪失殆盡,中共陷於極其嚴重的信任危機。在江澤民的統治下,直到現在為止,中共不但沒有從這個信任危機中解脫出來,反而越陷越深。中共各級幹部對中央的方針路線一點都不相信,上邊騙下邊,下邊騙上邊,中央騙全黨,全黨騙中央,人民不再相信共產黨已經是普遍的事實。
新華社下屬的《國際先驅導報》在《請讓我來相信你》的報導中對這一事實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
“這是一個神奇的國度。我們曾經對一切都充滿信任,對領袖、對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必將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光明未來……但我們現在卻似乎什麼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態,不相信媒體的報導,不相信身邊人——尤其,‘政府說什麼都加以懷疑,這已經成為多數人的習慣’”。
“當懷疑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懷疑和警惕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因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斷發生。住,我們有樓倒倒樓脆脆樓歪歪樓薄薄;吃,我們得小心假煙、假酒、假雞蛋、假牛奶、地溝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條;出門,我們要提防推銷的碰瓷的釣魚(執法)的;上醫院,我們擔心假葯、無照行醫、被過度治療(香港《太陽報》近日稱,中國人去年一年輸液104億瓶,相當於人均8瓶)。此外,我們還要面對假票、假證、假中獎、銀行詐騙、假老虎、假新聞等等。面對如此世態炎涼只能茫然自問:我們究竟該相信誰?”
“往往越是被官方或專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網民的質疑。”【1】
1991年8月蘇共垮台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給中共帶來極大的恐懼和壓力。當時除了蘇聯解體外,柏林牆倒塌、波蘭團結工會獲勝、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天鵝絨革命、匈牙利完成了民主轉型、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被推翻和處決、保加利亞完成了第一次全國大選……共產世界土崩瓦解。有個形象的說法,推倒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在波蘭用了10年,匈牙利10個月,民主德國10周,捷克10天,在羅馬尼亞只用了10個小時。共產政權的連鎖崩潰,令江澤民和中共如坐針氈,極度不安。
與此同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都在迅速改變。貌似強大的蘇聯在幾天之內的垮台,耗費巨大的冷戰正式結束,使得整個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世界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
內外交困的形勢使中共統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已使中共無法再用馬、列、毛的原教旨主義整合其黨徒和欺騙民眾。八十八歲的鄧小平在他著名的1992年初南巡中喊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再次推動經濟改革,想通過經濟發展的方式重新贏得民眾的政治信任,繼續黨的權力。從此,經濟發展成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唯一籌碼。
抱着共產主義的僵屍不放
然而,在意識形態破產後,沒有真正的悔過自新,也沒有道德和理想上的重新起步和新的追求,造孽太深的中共因害怕人民秋後算賬,是不可能有道義上的勇氣來拋棄共產主義的,而只能堅持政治高壓以維持其專制權力,死抱着共產主義的僵屍不放。
馬克思主義是中共的旗子。這是因為中共自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不是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泊來糟品。但是中共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暴力”旗幟下,用武裝搶奪方式公然的篡取政權,得到不少好處,所以中共一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執政合法性的依據。“以革命的名義”,中共持續暴力統治中國人民,一黨專制。“以革命的名義”,中國共產黨人還時不時的窺視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位置。
馬克思主義畢竟還在(《共產黨宣言》中給人民畫了一個遙遠的大餅,“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中共當時給中國人民開過無數空頭支票,例如“耕者有其田”,“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物質極大豐富”,“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人人平等”,“人間天堂”。
現在的中國人民連這個大餅的影兒也沒摸着,且不說工人階級當不了家也做不了主,普通人能和官員、高乾子弟平等嗎?總不能把社會完全顛倒成了“耕者奪其田”,“按撈分配”和“按權分配”,沒有天堂也就算了,總不能讓全中國人民都生活在“人間地獄”中吧。中國人從來講個“名正言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當然遭到有史以來空前嚴重的質疑。
倒旗還是不倒?真的倒樁了,還不得不說中共有種,搞暴政不用說是提倡民主,至少里子面子是一致的。不,中共那就不是中共了。中共的特點和多年執政經驗中最寶貴的一條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用其騙。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還得扛着。連人都懶得騙了,中共也該垮台了。那要騙人就騙到底,就連自己也一塊兒給騙了得了。
有了這桿旗,中共才能繪聲繪色地繼續宣稱自己的合法性。
江澤民比誰都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招牌
江澤民不是毛澤東,鄧小平式的共產黨“偉人”,從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中為共產黨建政“出生入死”,贏得黨內的聲望和支持以及服從。身世不明的江澤民在民憤極大的鎮壓中莫名其妙的“鼠竄”上台是他最大的軟肋,黨內和民間都大不以為然。盡管他到處表演“揚州戲子”的吹,拉,彈,唱,仍然得到的是中國人的公開奚落和嘲笑。
能發展點馬克思列寧主義歷來被中國共產黨人視作自己的殊榮,這樣的殊榮往往是特殊授予黨魁的,用於表彰並命名他的時代。有了這個規矩,江澤民以他僅有的“科長”級別的能力,“創造”出了點什麼沒有?
江澤民在掃除權利高層障礙連勝數算後,仍然感覺到黨心和民心的背離,這對他的巨大權利慾望是個不可忍受的蔑視。在打響他的個人戰爭,以鎮壓法輪功凝聚黨內集權時,他知道必須盡快的在黨內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因為如果不把自己緊緊綁牢在中共的利益支柱上,他可能被當時仍然希望通過改革維持執政合法性的其他黨人拋棄出中共歷史的軌道。
中共是以黨的利益,黨的原則高於一切的。黨內歷次斗爭,誰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掛在門臉上,誰註定會被同志們淘汰出局,這是共產黨的黨性運行原則。江澤民的貪婪使他不僅把自己的合法性和黨拴在一起,還必須讓中共黨把他的淺薄記入黨的綱領,作為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貢獻,寫入中共黨的黨章,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江澤民說:“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一點,要堅定不移,不能含糊。”【2】“要使黨和國家的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丟掉老祖宗,是錯誤的、有害的。”【3】在中共建黨80年時,江澤民自己出來把他什麼也不是的“三個代表”定位為“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致的”【4】江澤民連個合格的共產黨人都算不上,卻巧妙的廁身於共產主義偉人的行列,藉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國的殘余因素,確立自己在中共黨內至高的地位。
經不起放棄共產主義的任何風浪
就像中共已經再也經不起哪怕是一點點真相的披露,由此可能造成整個中共體制的全線坍塌一樣,中共經不起任何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風險,因為人民會質問,放棄意味着否定,那麼此前所有的歷史錯誤由誰負責?都是誰的手上沾滿數千萬中國人民鮮血?黨對歷史的錯誤無法交代,緊緊抓住馬克思主義的稻草,是中共沒有糾錯機制,也沒有真正的糾錯動機,因而一錯再錯,為了掩蓋過去錯誤而繼續現在和今後的錯誤,並把錯誤包裝打扮的比勝利還要偉大光榮正確,錯得永遠光冕堂皇,永遠有理的一種反映。
1991年蘇共垮台造成了江澤民和中共心驚肉跳的無數日日夜夜,可是他們總結經驗和教訓,得出的結論是什麼?
“1991年8月24日,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布了兩項震驚世界的消息:一是‘蘇共中央不得不採取自行解散這個艱難但又是唯一合理的決定’;二是‘我不認為我本人今後還能夠完成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責,我將辭去自己的所有職權’。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總統府圓屋頂上蘇聯國旗悄然落下,蘇聯自此成為‘過去式’”。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領導集團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質上改旗易幟,全面背叛馬克思主義,實質上走上了資本主義的不歸路,最終葬送了社會主義。”“蘇共最終垮台的根本原因,在於蘇共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逐漸脫離、背離,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等人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把最高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國家和民族的人手裡。”【5】
為了避免血債被清算,被送上斷頭台。江澤民想到這些時是發抖的。所以江澤民和中共煞有介事的繼續高扛馬克思主義的大旗。
歷史給過中共機會
歷史並不是沒有閃爍過一線的陽光,照亮中共這個陰暗的幽靈。
星島環球網報導,台灣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魏萼回憶,主導這波歷史改革潮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在1988年9月向他坦白,“中共的‘四個堅持’應適時從《憲法》中撤走,保留在黨章;鄧小平當時已決定將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畫像從天安門廣場撤走。當年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與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在會晤他時,魏萼拋出‘四個堅持’(即堅持馬列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共產黨領導)是不是要考慮放棄的問題。鄧小平聞言,嚴肅地說‘我們不放棄四個堅持,’;‘四個堅持可以適時的從憲法中撤走,僅保留在黨章里頭。我也決定先將馬、恩、列、斯等四個畫像從天安門廣場撤走,只懸掛孫中山和毛澤東的畫像。’事隔整整二十年,‘四個堅持’並沒有如鄧小平所願地從《憲法》中撤走,但馬、恩、列、斯的畫像,確是從1989年4月26日即被撤離廣場。”【6】
為什麼“四個堅持”並沒有如鄧小平所願,如全中國人民所願,從《憲法》中撤走?是因為黨的權力移交到江澤民手中。江澤民為什麼要祭起共產主義?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模式和主義,任選一種不比共產主義更能讓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接受嗎?江澤民為什麼要為中國定下社會主義,既共產主義初級階段,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國家路線?為什麼不願放下這個背在中國人民身上無比沉重的歷史和現實包袱?
這是江澤民的個人特點和中共的政黨特點決定的。因為只有這樣的主義才能讓他盡情的用國家資源弄權,極盡國家甚至世界慾望之肆掠。這也就是中共強調的,在其經濟足夠強大時,將用以重新劃分世界意識形態的中共核心價值體系。中共把自己作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繼承者,捍衛者,發展者,甚至領導者,盡管世界拋棄了共產主義,江澤民和中共還是要玩弄共產主義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眼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絕對不能倒,這關系執政黨的生死存亡,關系中共權力的最高擁有和其合法性。江澤民當然不會冒黨之天下大不韙易幟改轍,他正志得意滿的乘坐在中共桅桿之巔,後來的事實證明,當上天再次給予中國機會,再次給予中共機會,法輪大法在中國洪傳,江澤民不惜用最殘酷的暴力,滿足他豁口大開的貪欲,顯示他的統治者地位,即使是面臨行將自毀中共的萬丈深淵,他的個人品質不會讓他懸崖勒馬,他死守住這條逆歷史的荒唐主線絲毫不鬆手。
就這樣,在這個素以謊言治國而著稱的專制國度里,產生了一個眾所周知的謊言:
“中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7】
“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解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在當前社會主義在國際范圍遭受嚴重挫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和理想普遍遭到懷疑的情況下,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或科學共產主義的性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8】
第二節清洗左右
1992年清洗楊家將
江沒有打過仗,軍隊高級將領根本不拿江澤民當回事,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鄧小平給江澤民安排的“顧命大臣”楊尚昆取笑江一摸槍就哆嗦,不知射擊是什麼滋味。
1992年8月,鄧小平中風病危住進醫院,當時,中共十四大人事權位安排正在緊張的進行當中,江因拖延支持鄧的南巡講話極度被動。中共軍隊中有幾個派系,和當年野戰軍出身有關。二野出身的鄧小平當軍委主席時,其它派系的人馬如原來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滿,當時掌管軍權的楊氏兄弟都是鄧小平的人。楊氏兄弟在軍中權力大,軍隊內其它派系的不滿自然就轉嫁和集中到楊氏兄弟身上。這股力量被江利用來作為“倒楊”力量之一。
8月下旬楊白冰召聚了高級將領四十六人,在北京召開“碰頭會”,商討軍隊人事安排,重點是江澤民能不能勝任軍委主席一職。楊白冰提到中共黨內外反對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鄧百年之後軍隊如何保駕護航,貫徹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問題,請與會者談談各種設想和應變之道。這些人毫不留情的數落江澤民反對改革而又平庸無能,對軍事一竅不通,沒有魄力,無法勝任軍委主席的職務。
江澤民當然未獲邀請,得知這一消息後,驚恐失措,對楊白冰更加咬牙切齒,此後一直想置楊氏兄弟於死地。此時江從上海帶進北京的軍師曾慶紅,給江出了個借鄧刀殺楊氏兄弟的計策。這樣,江澤民一邊向外面散布謠言,一邊向病中的鄧小平多次告“御狀”,說楊氏兄弟已經有跡象奪鄧的權,他心中非常憂慮。幾次吹風之後,鄧小平開始懷疑,再讓人去打聽,果然外面有這種說法,於是楊氏兄弟失去了鄧的信任。
與此同時,江澤民和曾慶紅為了離間鄧小平和楊尚昆之間的關系,採取多方位進攻的方式。鄧小平晚年深居簡出,深受其子女的影響。身為太子黨一員的曾慶紅了解這一點,於是策劃利用鄧的子女來離間鄧楊之間的關系。曾慶紅通過同是太子黨的朋友劉京和俞正聲,讓他們和鄧朴方聯系。劉京是文革中造反派頭頭,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原作者之一,也是曾慶紅曾在北京工業學院,即後來的北京理工大學的校友,當時任昆明市市長;俞正聲當時任青島市市長。俞正聲和劉京曾先後擔任過鄧小平長子鄧朴方的中國殘疾人理事會副理事長。在曾慶紅的授意下,俞正聲和劉京同鄧朴方見面時,故意聳人聽聞,大談“楊家將”的危險,要提防他們。
隨後,曾慶紅親自和鄧朴方會面,強調江澤民忠於鄧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楊氏兄弟架空,無法施展。曾慶紅對鄧朴方說,楊尚昆、楊白冰的勢力過大,要在軍隊內徹底替換“老爺子”鄧小平的人馬,這非常危險。曾慶紅分析,楊尚昆在“六四”問題上內心矛盾,有較明顯的平反意圖,一旦楊尚昆與趙紫陽聯合,整個形勢就翻過去了。曾慶紅摸着鄧小平的政治心病,“對症下葯”,在“六四”問題上大做文章,離間鄧楊關系。曾慶紅進一步恐嚇鄧朴方說,那樣的話,政局就要失控,“老爺子”就會被秋後算賬。曾慶紅和鄧朴方見面之後不久,江澤民帶着總政治部副主任於永波一起親自拜見了鄧小平,當面向鄧小平指控楊氏兄弟有野心,要奪取軍權,當時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也在場。
9月7日至10日,中央軍委召開會議,討論軍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軍隊人事組織大權的楊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級將領的名單,交給劉華清和楊尚昆批准之後,交給江澤民審核批准。江澤民和曾慶紅對名單進行一番分析之後,覺得這是離間鄧楊的大好機會,於是扣而不批楊白冰列出的名單。楊尚昆見江澤民扣住“100人名單”,問江澤民為什麼不批,江澤民回答說要請示鄧小平。
江澤民、曾慶紅更加緊搜集打擊楊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發在暗中鼓動擴散楊白冰所提“100人名單”事件,另一方面繼續在私下叫人散布謠言。一時間北京針對楊尚昆、楊白冰兄弟謠言四起,說“楊家將不可一世”,“楊尚昆想取代鄧小平”、“楊尚昆、楊白冰試圖搞一場不流血的政變”、“鄧小平將不久於人世”、“楊尚昆想當軍委主席”等等。
中共軍隊中本來山頭林立,矛盾錯綜復雜,一些人對楊尚昆、楊白冰兄弟不滿。於是江澤民、曾慶紅找來張愛萍、汪道涵等人,讓他們聯絡軍中反對楊氏兄弟的勢力,向鄧小平打小報告,說楊氏軍中勢力太大,有篡權的野心,建議改組中央軍委,解除“楊家將”的軍權。
江澤民、曾慶紅通過多方渠道把楊氏兄弟要“奪軍權”和“平反六四”的消息從四面八方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里。鄧小平覺得問題嚴重,尤其是經過了這一場病,意識到要對後事進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確保改革開放的路線,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在江澤民一連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鄧小平完全中了江澤民和曾慶紅的陰謀毒計。加上陳雲和薄一波的反對,事到如此,鄧小平也只好放棄撤換江澤民之意,並且廢除了楊氏兄弟的軍權,舉薦劉華清、張震等老軍頭輔佐江澤民執掌軍權。但鄧小平內心深感江澤民靠不住,只能作為過渡人物,要從長遠打算,挑選年輕的“跨世紀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鄧出人意外地給江澤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歲的胡錦濤。給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據劉華清回憶,在十四大召開前夕,已經退休的鄧小平於1992年10月6日給中央政治局寫過一封信,談到了對中央軍委人事安排的意見:“今後主要由劉華清、張震兩位同志在江澤民同志領導下主管軍委的日常工作。將來挑選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軍隊的人來承擔責任。”鄧小平在信中對新一屆軍委領導班子有個具體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楊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剝奪了軍權。楊白冰明升暗降,成為有名無實的政治局委員。
鄧小平雖然老謀深算,久歷沙場,但是這次卻栽在鼠輩小子江澤民和曾慶紅的身上。從此,親密無間的鄧、楊兩家斷絕了來往,鄧小平和楊尚昆之間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殘酷內斗中付之東流。事實上,鄧小平砍掉胡耀邦、趙紫陽、楊氏兄弟後,等於是自毀長城,在黨內和軍隊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劉華清雖然忠於鄧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斗爭中不是江澤民和曾慶紅的對手,幾年後也遭到江、曾的整肅。
1995年陳希同入獄
中共十四大上鄧小平讓多年的鐵桿支持者楊家將兄弟退出軍隊核心,隨着鄧的健康每況愈下,一批元老們也風燭殘年,而江澤民在軍隊中也逐步提拔了親信。此時,江澤民開始盤算着把矛頭指向北京市這個重要的政治灘頭陣地了。
北京市是權力斗爭的必爭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衛戍區、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衛團的權力牢牢抓在手裡,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就毫無安全感可言。但在幹部如何選拔上,江澤民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對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
陳希同在北京當市長和市委書記期間,北京成功舉辦了亞運會,打通了二環路和三環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觀很多。而且,陳希同在六四鎮壓時態度強硬,因此認為自己維護中共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員的位置上應該再上層樓。誰料想卻被江澤民撿了個現成便宜,竄上高位,心裡自然十分不平衡。
此外陳希同與鄧小平的關系非常好,在1992年鄧視察首鋼的時候公開宣稱陳是改革派。陳在當時北京電視台的節目間隙不斷打出深化改革的標語口號,利用各種場合發表改革言論。陳要求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盡快對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精神作出反應”,在陳的授意下,《北京日報》全文轉載了深圳報紙上關於鄧小平南方講話的內容,比中宣部按江“統一報導口徑”報導的《人民日報》還早了一天,令江澤民十分被動。這些都給了陳看不起江澤民的本錢,因此,江澤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陳希同。
1995年,首鋼前董事長周冠五因經濟問題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獄。北京市秘書集團受賄案被曝光,副市長王寶森在同年4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懷柔縣一個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徑是王吞槍自殺,而實際上從現場的腳印、創口、火葯、彈殼等線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殺而非自殺。一個明顯的證據是,現場只找到了子彈頭,而子彈殼是幹警們用探雷器找到的,該子彈殼已經被踩入土裡。王死的地方人跡罕至,事發後又保護了現場,彈殼被“踩入土裡”說明王死的時候身邊有人。
王寶森的死使陳希同慌了手腳。按照中共官場的規矩,什麼能夠報導什麼不能報導,完全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喜好。既然王寶森的死通過中央電視台大播特播,這預示着權力斗爭的風暴拉開了序幕,鄧已無心保陳,陳終於知道自己是在劫難逃了。
江澤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搞出的證據也不過是陳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物22件(其中金銀製品8件,貴重手錶6隻,名貴水筆4支,照相機3架,攝像機1台),共計價值人民幣55.5萬余元”【9】。這對於政治局委員這個級別的領導人來說,實在算不了什麼,甚至可以說相當“清廉”了。陳希同為此鋃鐺入獄,因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職守罪被判4年,兩罪並罰共計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陳希同因為患膀胱癌保外就醫。出獄後,陳寫了五萬字的申訴書,指控江澤民對他的政治迫害,稱自己是權力斗爭的犧牲品,並舉報江澤民父子的經濟犯罪問題。中共的腐敗,早已滲入整個系統從上到下的每一細胞。江澤民“反腐敗”是為了權力斗爭,在中國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情。
1997年逼喬石退休
喬石是江澤民的老上級,是江澤民深為嫉恨的人,也是江澤民的剋星。1997年,中共召開十五大,為了讓自己在中共政治局裡為所欲為,江澤民非常想把喬石搞掉。江澤民、曾慶紅知道喬石深孚眾望,威望、資歷、能力、民心都遠在江之上,沒有正常辦法可以逼喬石離開政壇,只好在喬石比江澤民年紀大二歲這一點上做文章。江澤民、曾慶紅與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密謀,針對喬石,提出了“政治局常委70歲退休”的政策。他們知道喬石為人正派,一定會服從組織。果然喬石光明磊落,答應退休,讓“70歲”退休成為政治局常委的年紀紅線,要求江澤民再任一屆就把權力移交給胡錦濤。事實上,江澤民當時也已經71歲了,也該退休,但是曾慶紅以江澤民是總書記,可以特殊為由賴在台上不下來。
政治局常委喬石、李瑞環和元老萬里等人,在不同場合不約而同地公開了當年鄧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確立胡錦濤為第四代領導核心,政治局是有通過的,是合法的消息。顯然,他們爆出這一內幕的目的,就是向黨內昭示這一合法性,並說明任何企圖推翻這個決議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喬石在退休之前的一系列動作,使得江澤民只能在鄧小平所建立的游戲規則下運轉。
江澤民當時還有一塊心病就是自己沒摸過槍,軍隊里沒有人脈,薄一波出主意說:黨指揮槍,那政治局常委會里有軍人就不合適了。老規矩該改的還是要改。從十五大開始,軍人被擋在政治局常委會之外,這又為江澤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部門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但心胸狹窄的江澤民對喬石等人公開他的繼任者的作法異常嫉恨,所以是凡喬石推崇的,他就要打擊,這是由極強的妒嫉心理決定的。
說起江的妒嫉心,有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1992年9月,當時江澤民去浙江餘姚市的“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參觀,這個博物館很有名,堪稱7000年前的古動物王國。1982年,河姆渡遺址經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招牌題詞是由喬石寫的,原因有二,一個是因為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喬石於1949年至1954年曾經在浙江工作過;另一個原因是喬石夫人是餘姚人。但江還是要重新題字,博物館雖然很為難,還是於1993年5月,藉口博物館整理後重新對外開放,把喬石的題詞拿下來,掛上了江澤民的題字。
不要忽視人的這顆妒嫉心,它能小到製造事端,大到改變歷史。江澤民在權力穩固後,就是因為,妒火中燒,不惜拿整個國家和全中國人的未來作賭注,干出了一件驚世駭俗,人神共憤的大惡事,此乃後話,先按下不表。
2002年“七上八下”誘李瑞環下台
由於70歲而退的規矩,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江澤民也必須退下,但江想幕後繼續掌權,政治局常委里的李瑞環是個障礙。李瑞環資歷與江澤民一樣,1989年之前威望還比江高,李的能力比江強、民望民心遠勝江澤民。
江澤民在1987年能得到政治局委員身份是沾了李瑞環的光。李瑞環是木匠出身,1987年前後在政壇上就斐聲中外,1987年中共13大要進政治局,但是中共大老們覺得他最年輕,只是天津的市委書記,如果他單獨進入政治局,會顯得太突出,所以就讓北京的書記李錫銘、上海的書記江澤民和最大省份四川的書記楊汝岱都跟隨李瑞環一起進入政治局。
如果中共十六大李瑞環還留在政治局常委里,那江澤民就不可能當慈禧太後,江的軍師曾慶紅也就無法操縱書記處和政治局常委會,因此又操縱年紀問題誘李瑞環下台。2002年時李瑞環68歲,不到江澤民、曾慶紅在1997年搞出的“70歲”的大限,所以江、曾只好新搞個“七上八下”,67歲還可以新任一屆政治局常委、68歲就必須退休。這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由來。
“七上八下”本來只是江澤民、曾慶紅用來搞李瑞環的工具,最終卻也成為了一個黨內的政治規則。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曾慶紅也是68歲,驀然發現自己搬起的“七上八下”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自己必須在十七大退休。
1997年上海幫現象
“上海幫”是江澤民1989年上台後為維護個人統治拼湊起來的,以上海和江蘇省幹部為基礎的地域性派別。這一派別具有明顯的上海江浙人的特點,精明,講實利。江澤民執政十三年,”上海幫”幹部遍布中央地方各級黨政機關,形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政治勢力。
中共建政後,上海由於它作為中國工業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的地位,重新在中共的權力運作和人事構成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委書記常常在中共政治局中佔有一席之地。
文革時期,曾經在中共黨內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四人幫”又被人稱為“上海幫”,因為其中三人──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都在上海長期工作過,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三十年代曾經在混跡於上海演藝圈,也算是與上海有點兒關系。
第二次就是江澤民時代,像曾慶紅、吳邦國、黃菊、陳良宇、陳至立等等,有人認為,江氏“上海幫”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中共高層中來自上海的幹部並不一定就是同舟共濟的"幫友",比如上海出來的朱鎔基就與江不是一路人,有的也並不一定都是緣於江澤民的直接提攜。但是,凡上海幫成員都有各自與江的利益脈絡有關,陳良宇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出生於1946年10月的陳良宇,在1984年3月任上海電器工業公司黨委書記時,得知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江的夫人王冶坪是他公司屬下一個電器研究所的總務室副主任,陳覺得這正是巴結討好江的絕好機會,頓時喜出望外,於是,便經常以“調查研究”為名到電器研究所,想法設法的和王套近乎,拉關系,在王的面前畢恭畢敬,一口一個“王阿姨”,並下令把王提升為總務室主任。這以後,他經常親自到王家送這送那,跑里跑外,慇勤備至,關照不已。在得知王有病時,更是常去問候,並介紹當時最好的醫生醫治,親自下廚房為王煎葯。當知道江的小兒子在上海一家工廠當工人時,便立即下令將他調到其母的電器研究所工作,隨後又要所里出資讓其到上海工人業余大學讀書深造。這使王非常感激,為了報答陳的照顧,王在江回上海時,和江一起看望時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時特意提起陳良宇,汪道涵隨後向上海市組織部打招呼,並於1985年1月將陳任命為上海市老幹部局副局長,後又提升為上海市黃浦區區長。江任上海市委書記後,迅速將陳提拔為上海市副市長。江因六四被提最高領導後,更是將陳提為上海市長、上海市委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使得陳如火箭般快速上升而官運亨通,成為江最信任的干將和守護上海大本營的大管家。在中共十六大後,江已有意將陳作為江自己隔代接班人培養,以接替胡錦濤。但在2006年7月陳以腐敗案件而落馬,成為上海幫的重大折損。
多年的江胡斗
江一直對胡錦濤不放心,其中原因之一是後上來的胡不願意替江背鎮壓法輪功的黑鍋,這讓江一直在尋找可以接替胡的心腹人選。同時,因狂熱執行江的鎮壓路線而養壯起來的中共政法委及610體系,幾乎成為了第二個權力中央,不僅消耗大量的資源,而且任意行事,架空了胡錦濤、溫家寶的新政,江、胡斗也就成為中共近年年來的路線斗爭的主線。
陳良宇被拿下,江不得不另選人選,太子黨薄熙來因在當地鎮壓法輪功積極被看好,但江最緊急的是在2007年阻止胡看好的李克強上位。由於江系自己手裡沒有人選可以在2007年上位起到阻擊作用,作為緩兵之計,無派系的習近平被江胡雙方接受,立為儲君。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元老,開明,有人性,與前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關系親近。胡錦濤、溫家寶是胡耀邦當初提拔的,受惠於胡耀邦,自然對於習仲勛也非常親近、尊重。
江系提出了習近平,由於習近平正是胡錦濤、溫家寶的“師弟”,自然樂於接受和善待習近平。
所以,習近平不屬江、曾的派系,其上台只是江曾的權宜之計。江、曾的算盤是先在2007年阻止胡錦濤的接班人上台,在2007年-2012年期間內,讓江、曾真正的接班人薄熙來鍛練成熟、取得威望和權勢,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至少得到常委和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位置,這方面江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一直在力挺薄。
江、曾預計在十八大後再經過二年左右的時間,利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全國通過“唱紅打黑”取得的對全國的挾持和操控,把“重慶模式”推向全國,再利用薄熙來掌控的全國政法委、武警部隊、以及全國眾多被薄熙來掌握的軍隊人緣、江澤民在軍中的力量等,罷免甚至逮捕習近平等人,到時候全國又是江、曾的天下。本來江、曾的計劃得到了順利的貫徹,薄、周已經完成了一半的進程,誰知道2012年3月薄熙來手下副市長王立軍與其反目,出逃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使得整個計劃曝光,江系全盤崩潰。
第三節放手腐敗和選擇性打擊腐敗
隨着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共產主義已被證明徹底破產。既然這個罪惡的意識形態無法凝聚黨徒的忠心,江澤民於是選擇了用腐敗來收買黨徒對這個制度的維護。在此過程中,江澤民還發現,腐敗還可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
江澤民之前,中共無論“保皇派”或“造反派“,“保守派”或“改革派”,都有其政治綱領為標准。江澤民之後,中共進入了無理念、無底線時代,而江澤民建立權力基礎的過程,更是在中共樹起了一套新的權力模式,那就是放手腐敗,共謀權、利。
慫恿三峽工程,這只是江澤民放手腐敗政策的第一部。鄧小平1992南巡重啟改革,保守派被擊潰,江澤民既感到繼續投身保守派的危險,也本能的看到了放手腐敗的機會。他一方面投鄧小平之所好,拉起了改革的大旗,另一方面卻偷換改革的內容,將鄧小平所肯定的市場經濟搞成了權力經濟,將中國五千年文明都不曾有過的官府與資本的通姦變成他建立、膨脹權力的訣竅。第一批江家幫的班底,如李長春、賈慶林、陳良宇、曾慶紅,周永康等,幾乎無一不從走私、招商、圈地等賺個滿兜滿襠,大大小小以權謀私的官員們迅速的集結在江澤民的旗下。於黨於軍於國從未有過任何建樹的江澤民,通過此一波放手腐敗,祭起貪婪與自私的惡魔,奇跡般的在幾年內建立起他的權力基礎,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就此站穩了腳跟,並左右中國政壇達二十年,直到今天。
從江澤民時代開始,腐敗甚至成了官員晉身的投名狀。清廉的官員則成為被清理的對象。
福建省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為查自己轄區內的腐敗大案,一方面受到上頭壓力,另一方面受到黑社會威脅,6年帶着防彈衣上班。2004年8月11日,無奈投書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網,題目為《為何防彈衣隨我六年》。結果一年後黃還是被逮捕,並於2005年11月8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2012年1月25日下午8時12分,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在新浪微博上發帖:“我們所有的媒體都充滿謊言!沒有一句真話,到處吹噓歌功頌德,我們的官員96%都貪污包二奶。”可見江澤民以“腐敗治國”造成的腐敗之烈。
“中國第一貪”江綿恆
八十年代江澤民地位不穩,便讓江綿恆去美國留學、拿綠卡,觀望中國形勢。92年江澤民手握黨政軍大權後,讓江綿恆趕快回國“悶聲大發財”。於是江綿恆帶着全家回來了,1993年1月他在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四年後擔任所長。
隨着江澤民地位的穩固和權勢的增大,江綿恆投入商海,當官發財兩不誤。
1994年,江綿恆用數百萬人民幣“貸款”買下上海市經委價值上億元的上海聯合投資公司,開始了他的“電信王國”生涯。上聯是由一位姓黃的上海市經委副主任策劃創辦,為此而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成立和運作了三個月之後,黃突然被調回經委,然後“空降”而來誰也不認識的江綿恆,並且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而成“電信大王”。那位黃先生就此消失,連名字都沒有人記得了。“上聯”就這樣被江綿恆搶去。
明面上“上聯”是國企,但實際等於江綿恆私產。江綿恆以上聯為個人事業的旗艦,坐鎮上海。由於他是江澤民的兒子,所以要錢有錢,要權有權,做生意包賺不賠,海外華裔和西方商人包括雅虎掌門人楊致遠等紛紛上門拜訪或投靠,幾年時間江綿恆已建立起他的龐大電信王國,2001年上聯和上聯控股的公司已有十餘家,如上海信息網絡、上海有線網絡、中國網通等。業務相當廣泛,如電纜、電子出版、光碟生產、電子商務的全寬頻網絡等。
上海商界人士稱,江綿恆的董事頭銜多得數不清,上海若乾重要經濟領域他都染指。甚至上海過江隧道、上海地鐵的董事會,他也有份。有位商人坐上海航空公司的班機,無意中發現空中雜志上刊登的上航董事會舉行會議的照片,其中一人即是江綿恆,但上航正式股東名單則從未向社會公布過。他們說,江綿恆既是中國電信大王,也是上海灘的大哥大。
這還不能使江氏父子滿足,因為在中共的歷史上,富商做的再大,沒有官位做保證也是危機四伏。於是1999年12月2日,國務院宣布的任免名單中,令人跌破眼鏡的出現了江綿恆的名字,他被江澤民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坐着火箭擠進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2001年5月,在香港舉行的《財富論壇》,江澤民帶了“國家領導人”江綿恆出席,介紹給非富即貴的國際要人認識,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富豪們,以擴大江氏王國的實力。果然在中國申奧成功的第二天,江綿恆就開始與這些外國富豪們簽下大筆訂單。此時,江綿恆已經成了中共“官商一體”的最高代表。
在沒有“中國網通”之前,江綿恆是“網通”老闆,他揚言說要吞並“北方電信”,其實“網通”早已經讓江綿恆給折騰空了,他根本沒有能力收購“北方電信”。為了解除江綿恆的危機,江澤民親自下令中國電信必須一分為二,分為“北方電信”和“南方電信”,把“北方電信”十個省固定資產白白送給“網通”。
2004年9月,作為大陸四大電信商最後一個沒有上市的公司,“網通”的上市時間表一拖再拖,10月是最後期限。為何中共四大電信商中的三個都有上市實力,而江綿恆卻在得到北方電信十個省固定資產後還是沒有資產?錢哪裡去了?
這段時間,江綿恆把網通三次整合後又統統撤銷,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整合、撤銷把戲中,他把國家電信資產都收集到自己腰包里。江綿恆親自網羅來的中國網通總裁張春江毫不隱諱的說:這一切就是“為了股票上市”。說白了就是自己把官產掏空了化為己有,讓買“網通”股票的人當冤大頭。2011年7月22日,張春江受賄案一審開庭,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新唐人電視台2012年5月10日報導,江綿恆以對台統戰為名義動用巨額國家資金投資個人事業的黑幕亦被曝光。1994年江綿恆拋下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長的職務,以數百萬元購下價值上億元的上海聯合投資公司。有了上海聯合投資公司,江綿恆在上海有了地盤搞自己的電訊王國。當年最轟動的新聞就是江綿恆與台灣企業鉅子王永慶之子王文洋超級合作組建宏力集團在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建晶圓廠一事,一度被稱為兩岸“金權太子黨”的超級合作。
王文洋不過是一介書生,因搞婚外戀不被父親認可被趕出家門,他那超級合作的巨資從何而來?在台灣媒體的連番追問下,王文洋透露他“投資”的十六億美金資本,他自己其實沒出一分錢。幾十億資金都是江綿恆單方面出資,江綿恆才是真正的大老闆。江綿恆多年來一直對外隱瞞這個事實真相。
江綿恆最初購下上海聯合投資公司的資金來源與劉金寶有密切關系。劉金寶也在1994年開始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97年調任中國銀行港澳辦事處副主任,再一路升到總裁、副董事長,可謂平步青雲。2000年江綿恆又創立宏力微電子公司,投資64億美元,所需資金當然都是從國庫來的民脂民膏。
當年在江宣布不再當軍委主席之前,黃菊就在上海大興土木,為江建造了兩處行宮。後來,江綿恆決定以上海為基地發展其“電訊王國”。於是從申請審批到銀行貸款,黃菊均一路大開綠燈,為其實際操辦者,正是黃菊的秘書王維工。
號稱上海首富的大地產商周正毅在2003年5月被查扣,他逃稅、操縱股票和不法貸款已經導致中銀香港分行總裁劉金寶被撤職。此案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的金融詐騙疑案”,調查結果直指江綿恆,因為當年宏力微電子公司成立時,劉金寶從中銀上海批出的十幾億貸款都是違規操作。
香港有媒體透露,在調查周正毅官商勾結圈地問題時,甚至已查到江澤民兩個兒子頭上。據說調查人員查到在緊鄰靜安區的普陀區,發現江澤民長子江綿恆和普陀區政府也以周正毅在靜安區的手法圈了一大塊地。江綿恆和江綿康在上海圈的地都是批准使用的,但都是免費圈地,不掏一分錢。江綿恆比周正毅還惡,周還要給上海幫進貢,而惹不起的江大公子只需讓住戶強遷遠郊,絕不按照規定給予任何補償。
香港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發布消息,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捲入捲入了周正毅行賄案,胡溫當局已經掌握江綿恆和周正毅的一卷談話錄音帶。消息說,2003年5月26日晚,江綿恆與周正毅在一家歌廳會晤,期間江向對方泄露了國家機密,包括前香港中國銀行總裁劉金寶的案情等內幕。由於在江與周會晤前,當局正調查周正毅行賄一案,周的手機其實已被監聽。於是警方順勢在江周會晤的歌廳安裝了監聽器,兩人的談話全被錄下來。當晚江綿恆離開歌廳後,公安部門立即拘捕周正毅,並把錄音帶送交中共高層。
江家親屬賺的缽滿盆滿
江澤民的次子江綿康沒有哥哥那麼火,但也被江澤民委託徐才厚塞進了南京軍區任副政委,軍銜為少將。江綿康本來是搞無線電的,歷來的工作都與軍隊毫無關系。江澤民要退休前,覺得把槍桿子交給誰也沒有交給自己的兒子放心,就想把江綿康調到總參,不料被遲浩田頂了回去。沒辦法,江澤民只好把兒子塞到總政組織部任第二局局長,不久升任組織部副部長,再提升為組織部部長。
江上青共有兩個女兒,江澤慧和江澤玲。江澤民提拔江上青的女兒江澤慧當上部級幹部。江澤慧原不過是安徽農業大學一名普通教師。江澤民陞官後,江澤慧受到火箭式提拔,先升安徽農大林學院院長,隨即再升農大校長,然後又任林科院院長。
江澤民有個在安徽蚌埠當了十八年扳道工人的姨外甥吳志明,是江澤民生母吳月卿一支的親戚。吳志明不學無術,直到江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才在1986年3月入了黨,提了干,最後火箭式竄升成副部級幹部:現在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武警上海市總隊第一政委。
江澤玲的兒子邰展因炒作房地產而虧空1150萬元人民幣,但由於邰展是江澤民的外甥而在審判時受到層層阻力。邰展因炒賣房地產失敗並無力償還,於是偽造了“揚州港展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公章,將某港商的四十五套住房抵押給工商銀行。該案被港商告上廣陵法院而於2000年3月審理。雖然法院認定“房屋產權遷移證”上的公章是偽造的,但受到當時就任揚州市委書記的吳冬華、市政法書記冀仁貴及揚州中院院長帥小芳等人的施壓,被迫於2000年3月30日宣布中止對該案的調查與審判。最後,邰展未受到任何處罰,港商也未能收回房產。
十幾年來,邰展利用其為江澤民外甥的身份大肆進行買賣房屋、股票及投資娛樂業。他先後任“揚州大廈”總經理、“添展娛樂城”的老闆及多家合資公司董事。邰也曾利用其江澤民外甥的身份向軍方背景的“北方工業集團”借貸1600萬元人民幣買賣股票,此後邰一直活躍在商業火線上。2012年2月6日,發生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叛逃美領館事件,重慶官場地震。邰展出任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一職,同樣官商通吃,並以此宣示江澤民在政壇的影響力還在。
2003年1月,江澤民把自己的外甥夏德仁調任遼寧省省委常委、大連市市委副書記、大連市市長。從此江澤民到大連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呼風喚雨。
周永康自稱是江澤民夫人的親侄兒,並時常吹噓自己是“是江主席身邊的人”。周品行惡劣。據接近周永康的人士透露,周時常以“忘我工作”為名,住在酒店晚上不回家,實際上暗中召妓嫖宿,並曾多次在實業賓館姦汙內部女工作人員。但在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周永康是沖在最前列的幾個人之一,後來被江提拔為公安部部長。在2007年十七大召開時,周因血債累累而被江澤民拔擢為政法委書記,躋身政治局常委,並成為胡錦濤和溫家寶的重要政治鉗制勢力。
此外,江澤民還有多少或明或暗的親戚在做官或悶聲大發財,已經難以統計。
保護江系腐敗分子
“遠華案”的主角是廈門遠華集團董事長賴昌星。賴於1994年成立遠華集團,後來從事走私活動。從96年到案發,遠華集團從事走私犯罪活動達五年之久,走私貨物總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額人民幣300億元,合計造成國家損失830億元。
盡管廈門遠華公司走私案在港澳炒翻了天,中國媒體僅僅在1999年11月《北京晚報》的一個角落披露,然後媒體一片沉默。2000年海外媒體如《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開始大篇幅報導,遠華案受到國際社會關注。
“遠華案”案發的起因是1999年3月,當時的中共總理朱鎔基接到一封匿名信,揭發廈門市的遠華集團公司大規模走私詳情,其中含有相當詳細的人證物證,因此而扯出這起金額達天文數字的走私大案。對這起案件,朱鎔基表示:“不管清查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絕對不講情面”。江澤民也表示:不論是誰,都決不手軟。但不久,專案組就發現案件跟江澤民身邊的人賈廷安、賈慶林有密切關聯,江澤民的立場立即發生改變。
2000年初,香港《經濟日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中共中央派出的“四二○專案調查組”,必須在3月初兩會召開之前全部結案,以使當局能在兩會期間,將這一案件作為“跨世紀反腐敗大案”的“重大成果”,公諸於眾。這顯示江澤民最真實的算計不過是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案件來為自己貼金,同時希望盡早結束調查,免得查到自己的家門口上來。
到了2000年,紀檢、監察、海關、公安、檢察、法院、金融、稅務等部門協同辦案,廈門特大走私案及相關的職務犯罪的案情被基本查清。在這期間,共有600多名涉案人員被審查,其中有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責任。2001年,各級人民法院已對廈門特大走私案涉及的167起案件做出判決,涉及被告人269人。在2001年7月還沒有結案時,就已有幾人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其中包括中國工商銀行廈門市分行原行長葉季諶、廈門海關李寶民和李士專等人。
這么一個世紀大案,在沒有完全查明的情況下就槍斃十幾個從犯,事實上是把證據消滅了,讓“遠華案”成為結不了的懸案。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案件牽扯到了江澤民自己身邊的人,所以江澤民迫不及待地要殺人滅口。而這種陰險的殺人滅口,卻被江澤民拿來當作自己的決心和成績在媒體上大吹特吹。
在遠華案中,江澤民的心腹、江辦主任賈廷安就曾向賴通風報信。賴昌星透露,他和江澤民五個秘書中的三個都很熟,包括大秘書賈廷安。賈廷安是江澤民當總書記時的辦公廳主任。從江澤民在電子工業部時,他就擔任江的秘書。1985年1月,賈廷安跟隨江澤民從北京到上海。1989年6月,又隨江澤民回到北京。賈是江澤民最重要的秘書、幕僚,內部稱其為“大秘書。”
2004年,江澤民把江辦主任賈廷安調升軍委辦主任,還硬以“特殊情況”和“有利於工作”為由,提出將賈廷安從上校直接擢升為中將。軍委委員們說賈的行政級別也就是司局級、軍銜是上校,這樣做底下會造反。江澤民不死心,再次提出,在中央軍委討論時,二度被擱置,可見賈廷安是江的心腹。
賴昌星對《遠華案黑幕》的作者盛雪說,雖然他和江澤民本人沒有直接接觸,但他曾有意給中央軍委捐款。江的秘書便報告給了江澤民。賴昌星披露,江澤民“他本來也知道我是他秘書的好朋友。”
遠華案中牽涉到的另一個主角就是江澤民的親信賈慶林。
廈門遠華案涉案資金確定為700億人民幣左右,牽涉多達250名以上的地方、省甚至是中央級別的官員。他們被指控在1994年到1999年期間,收受數百萬美元的賄賂,使價值數億美元,包括汽車、燃油、原材料、重型機器和奢侈品的貨物通過廈門港口走私到中國。而1994至1996年,賈慶林是福建省委書記和福建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這是江澤民不讓往上查遠華案的原因。
賈慶林生於1940年3月,河北泊頭人,因為與江澤民同具第一機械部工作經歷,幸運地受到“老上級”江澤民的欣賞,因此隨着江澤民後來當上中共總書記,政治前途一路水漲船高。
在江澤民打垮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後,1996年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賈慶林,被江澤民提拔到北京當市長,之後再出任北京市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2003年,中紀委四位副書記向中央委員會提出對賈慶林資格政審進行覆核,各民主黨派和政協人士紛紛提出反對賈慶林任政協主席的同時,國務院審計署又爆出了賈慶林在福建主政期間的特大經濟丑聞。
國務院審計署於2003年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會提交了本屆審計國債專項建設資金報告。該報告披露,1993年由福建省委決定,投資二十億元,建設福州長樂國際機場。至1997年初,已超支十二億元。而1993年至1997年,賈慶林在福建省長、省委書記任期內,挪用和侵吞建造長樂機場建設費用。經查證,其中十二億八千萬元,是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挪用侵吞了,大多消耗在給高幹搞福利或下落無據、不明。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建成後,從1998年初運營至2002年,五年間累計虧損達十五億五千萬元。其原因是建設規模過度超前,目前旅客量和貨運量,只達到設計規模的百分之三十,機場建造實際成本是國內同等機場的一點二五倍。該審計報告還披露:在興建過程中,賈慶林、賀國強先後十一次簽發挪用國土專項資金來墊付超支經費達十二億元。
審計署還查證:借建機場挪用、侵吞的資金,部份是興建和購買了五百七十多幢豪華別墅,分布在福州,廈門,珠海、大連、青島、無錫、杭州、北京等地,被二百三十多名高官匿名侵吞。
2000年12月,國務院審計署在審計國債專項建設資金時,已在審計報告中重點提出:在興建機場、建設高速公路、三峽工程、農業綜合開發這四大建設中,嚴重擠占挪用建設資金、嚴重超支、投資資金下落不明等情況嚴重,並點了“賈賀工程”(“假禍工程”)存在着挪用及資金去向不明等問題。
當時,這一報告送江澤民審閱時,江澤民僅作了簡單的批示:類似長樂機場情況,比較普遍,問題出在管理上。之後便退回給國務院了。
賈慶林當福建省委書記時,他的妻子林幼芳在中國外貿集團福建省總公司任黨委書記。林與遠華撇不清關系,有嚴重貪腐行為。為此,2000年江澤民讓賈慶林與她離婚,用來表明賈跟林幼芳“劃清界線”。不過,林幼芳曾在2000年1月公開否認了有關她的丈夫已經同她離婚的報導。她說:“我結婚四十年,我們的關系很好,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當時,她還澄清指出,她“從來沒有聽說過那家在香港注冊的華遠公司”。當然林幼芳是在裝傻,涉及走私的集團是福建廈門的“遠華集團”而非“香港注冊的華遠公司”。福建人都說,林幼芳負責福建的外貿,不認識福建的第一大進出口大富戶,只有傻瓜才相信。她的辯白是越描越黑。
1999年9月18日,江澤民刻意“考察北京城市建設工作”,和當時面臨彈劾聲浪的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同時出席公開活動。外界普遍認為,這是江澤民挺賈的一個政治動作。
臨近十屆人大、政協“兩會”召開,被江澤民內定為十屆政協主席的賈慶林,迫於壓力正式以書面形式,以健康為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請辭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的職務,與妻子返回家鄉“休養”,但被江澤民嚴詞拒絕。江澤民說:你要下台了,我就完了。可見江澤民有不可告人的經濟犯罪沒有披露出來。江利用賈,賈保護江,他們之間的利害關系可見一斑。
盡管江澤民把賈慶林塞進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但遠華案始終是賈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賈和遠華案的關系,也成為中共腐敗政治的最大經典,成了江澤民反腐空話的最大諷刺。
2011年7月23日,賴昌星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中國,正值中共大佬們雲集北戴河召開會議,商討十八大人事權力分配。賴昌星的回國,對賈慶林打擊最大,賈慶林因此放棄了十八大人事安排的發言權。在2012年年初的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中,賈慶林的態度一直曖昧,不像周永康那樣與胡、溫死頂,蓋因遠華案軟肋被攻擊之故。
像賈慶林這樣的貪官,還有黃菊和陳良宇等,都一度是江澤民死保的對象。在2006年,江澤民為維持權力和十七大人事發言權而棄陳保黃,造成陳良宇被判18年徒刑。
以反腐打擊政敵
以反腐打擊政敵是江澤民的一大發明。前面提到的陳希同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在遠華案爆發後,江澤民也根據涉案人員與自己的親疏遠近或打或保。被江澤民重手修理的人中有中共資深外交官姬鵬飛的兒子姬勝德,被判處了死緩。
這次遠華走私案,受牽連最深的黨和國家級前領導人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劉華清的女兒劉超英和一兒媳婦均因涉遠華走私案被捕。
劉華清是“六四”之後鄧小平給沒摸過槍的江澤民安排的軍事“保姆”。鄧小平安排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軍委主席時,擔心江澤民與軍隊毫無淵源,因而特地安排劉華清、張震兩員老將出任軍委副主席,為江澤民保駕,以穩定軍心。
江澤民在翅膀逐漸變硬了之後,開始在軍中培植自己的勢力,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將領。不久,江澤民改變了以往不問軍事的習慣,更多的直接插手軍中的事務。劉華清、張震曾經多次聲稱,要由懂軍事的人領導軍隊,以此來表達對江澤民插手軍隊的不滿。甚至有人說,劉華清在政治局會議上經常指着江澤民的鼻子教訓他,因為他覺得他是鄧小平安排下來的,在沒打過一天仗的江澤民面前擺擺老資格是理所當然的。他哪裡知道江澤民是小人,得罪不起。
1999年,五十年大慶,江澤民傳令不許軍隊退休老軍頭穿軍裝,其實就是為了突出自己。閱兵前,江澤民到天安門城樓上會見黨政軍要員,但見劉華清上將軍裝帽徽威風凜凜,江覺得他簡直是跟自己叫陣,憋着火問道:“不是說不準穿軍裝嗎,你怎麼搞的?”劉華清沒有買帳,沖口而出:“你一天仗沒打過都可以穿軍裝,我怎麼就不能穿!”
江一時被噎得說不出話,氣得臉色煞白,渾身哆嗦,直到閱兵式要開始被請下城樓坐上閱兵車時才緩過勁兒來。閱兵回去以後,江便對由喜貴說,要狠狠整整劉華清。
中共十五大以後,張震宣布退休,鄧小平也已經去世。同時,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布置,江澤民在軍中的勢力也已經日益強大。這時候,江澤民意識到整劉華清的時機成熟了。劉華清本身沒什麼把柄,但那時劉的女兒劉超英(總參情報部五局上校副局長)捲入了美國的政治獻金丑聞。劉超英的上司正好是姬勝德,而姬勝德的朋友是賴昌星。這終於給了江一個機會。
出生於台灣的美籍華人鍾育瀚1998年在美國向聯邦調查局承認,他於1996年6月在香港與劉超英首次會面,當時的劉超英不僅是解放軍的上校,同時也是中國航天控股公司負責國際貿易的資深經理。該公司主要從事衛生技術,導彈交易和火箭發射等業務。他承認,九六年七月十一日,他為劉超英申請到美國簽證,並於七月二十一日,和劉超英共同出席白宮一項餐券價格高達二萬五千美金的晚宴。當晚,劉超英不僅見過克林頓,還與克林頓合了影。她拿了一筆數額為十萬美元的金額,給美國華人鍾育瀚,作為克林頓民主黨競選總統的“政治獻金”。
小女兒劉超英和二兒媳鄭莉是劉華清最疼的兩個人。因為她們被捕的事,劉華清寢食難安,斟酌再三,別無他路,只有老着臉皮親自打電話給江澤民講情,但江澤民接電話後沒有說一個字,聽完之後就放下了電話,嘴角浮起一絲得意與輕蔑。曾慶紅曾經對劉華清說:你反對江主席,咱們奈何不了你,但是把你兒媳、老婆、子女抓起來是綽綽有餘。
在處理劉的親屬一案中,全過程由江澤民親自坐陣,直接下令,給辦案人員撐腰。劉華清親屬被抓後,據說江澤民的“近臣”曾向他建議:“要善待恩人的後人”,也就是說劉華清輔佐他有功,但江一聽就火冒三丈,讓他立即閉嘴。
2000年,正在廈門遠華走私案調查緊鑼密鼓地展開的時候,廣西自治區主席成克傑被處死了。
成克傑是少數民族(壯族)出身,早年曾任廣西柳州地區鐵路局技術員、工程師、總工程師、副局長、局長。他從基層做起,逐級而上,1986年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1990年升任廣西自治區主席,1992年成克傑躋身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員,1998年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出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為副總理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但成克傑在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期間,夥同情婦先後收受賄賂達4109萬多元人民幣。2000年7月31日,成克傑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收受巨額賄賂”罪名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成克傑立即申請上訴,於8月22日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上報的對成克傑判處死刑的裁決。9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刑隊對成克傑執行了死刑。
一位副總理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個半月就乾脆利索的給“喀喳”了,成克傑因此成為中共建政以來被處以極刑的職務最高、處死最快的領導幹部。
9月21日官方報紙的一篇社論中說,成克傑被處決,是當局針對高幹不管職位多高都不能逍遙法外的警號。社論還說:“對成克傑的判決,以及政府矢言徹查這起廈門走私案,證明政府在肅貪方面,言出必行。”可是成克傑貪的那點錢還不夠江澤民那“中國第一貪”的兒子江綿恆貪污的零頭多。
據消息人士透露,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被處死的真實原因是得罪了江澤民。原因是成克傑曾表現出對人大代表、歌星宋祖英有點“關心”過度,引起江澤民醋海生波,導致小命不保。可嘆的是成克傑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誰,是誰非要他的命不可。
第四節江澤民的腐敗性制度
共同犯罪--江氏體制的驅動機制
倉促上台又無人的道德的江澤民選擇了共同犯罪的執政方式,通過放手腐敗、給予官員貪腐機會來換取他們的服從和支持。任何對江澤民有異心的官員則得不到專制權力的保護,不但遭到嚴厲打擊,還起到了為江氏體制臉上貼金的作用,用來繼續誤導欺騙民眾。
就這樣,在江澤民的威逼利誘之下,理想缺失的中共統治集團迅速墮落成為一個擁有專制權力的貨真價實的犯罪集團。腐敗已不再僅僅是中共統治機器的潤滑油,而成了中共統治集團的粘合劑,成了共同理想的替代物。共同犯罪成為江氏體制的真正驅動力。
江澤民把共產黨帶入最壞時期,江澤民的腐敗性制度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徹底毀壞中共的官吏制度,摧毀了執政黨應有的所有起碼道德,因此也摧毀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除了黨內的陰謀和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別無其他事可做。官吏集團不僅背叛了五千年傳統中的吏治規矩,而且背叛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也背叛了早期無數共產黨人引為自豪的“拋頭顱,灑熱血”的奮斗理想和精神。嗚呼哀哉!
真正懂得這一點,就不難讀懂江澤民以來的中共歷史,就不難讀懂江澤民以後,為什麼個人道德不像江澤民集團分子那麼壞的好人總是無法改變中國的敗壞現狀,甚至反過來,總是處處受制於江澤民的黨的體系,黨的制度,黨的官吏集團。江澤民的行事方式是,有好人是不安全的,你不壞我不放心,我得用權力和誘惑迫使你和我一樣壞才行。這種“共毀”的執政方式,在幾千年歷史中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也是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況。江澤民的道德腐敗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整個黨的肌體,黨的成員身上,以致每一次稱為“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都成為腐敗性體制和官僚階層攫取更大利益,吞噬更多社會公權力的機會。
現時的中國盛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對個人而言,要為私人謀利,入黨、做官是最短的途徑;對中共而言,將更多的人與統治集團捆綁在一起,則必然不斷擴大可供謀利的位置。從九十年代開始,在腐敗規模空前擴大的同時,伴隨着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張,公務員及附屬於官僚集團的人群收入也明顯高於其他工作類別。
下面是互聯網上流傳的因貪污受賄兩千多萬元而被拘捕的原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寫給他兒子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孩子:
你的來信我已收到,對你在大學里的表現,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勵。既然你選擇了一定要走仕途這條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勸告銘記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
把探索真理這這類事情讓知識份子去做吧,這是他們的事情。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實在把握不了,可簡化為:上級領導提倡的就是正確的。
2、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於說假話。
要把說假話當成一個習慣,不,當成事業,說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職業,只不過做官出賣的是嘴。記住,做官以後你的嘴不僅僅屬於你自己的,說什麼要根據需要。
3、要有文憑,但不要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你。
有了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是從政的大忌。別看現在的領導都是碩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畢業就去應招公務員走向仕途,那是他從讀書的那天起就沒想研究學問,肯定不學無術。記住,真博士是永遠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麼?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5、必須把會做人放在首位,然後才是會做事。
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別理解為德才兼備的意思。這里說的做人,就是處關系。做事是實際工作,這點會不會都無所謂。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份。記住,現在說誰工作能力強,一點都不是說他做事能力強,而是指做人能力強。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過才怪。
6、我們的社會無論外表怎樣變化,其實質都是農民社會。
誰迎合了農民誰就會成功。我們周圍的人無論外表是什麼,骨子裡都是農民。農民的特點是目光短淺,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須具有農民特點,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遠,你就不屬於這個群體了,後果可想而知。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麼的,這都不過分。
7、要相信拍馬是一種高級藝術。
千萬不要以為拍馬只要豁出臉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賣個好價錢的是極少數,大部份還是做了低層的三陪小姐。這和拍馬是一樣的道理。拍馬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在人治的社會里,上級的賞識是陞官的唯一途徑,別的都是形式,這一點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須嚴格遵守的。
確切地說,執行起來都是可以變通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制訂者從沒想到要用這些來約束自己,而是想約束他人。但你要知道,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違反的。什麼時候堅決遵守,什麼時候偷偷違反,讓誰違反,要審勢而定,否則寬嚴皆誤。
以上這些都是做官的原則。現在要仔細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條做到,你就能一帆風順,如果感覺力不從心,就馬上另外選擇職業吧。
現時中共官場流行“50%”的潛規則:只要腐敗的官員們能守着“吐出一半、上送三級”的官場“規矩”,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貪污款項拿出來,逐級往上送,至少送三級,在遇到風波,或者遇到政治運動的時候,就能安然過關,基本上平安無事。倒是那些“小氣鬼”和“清官”,遇到打擊腐敗的風頭來時,反而最危險。“小氣鬼”是因為捨不得花錢買平安,一旦有人舉報時,上面不會有人出力硬保。而“清官”則是自己太干凈,弄得下面的官不敢放手撈錢,斷了下面人的“財路”,犯了官場大“忌”,容易遭到他人暗算。蘇州市一個姓華的副市長,本人清廉,當了幾年副市長,母親還是鄉下戶口,沒有公費醫療,因為母親住院花了一萬多元醫療費,這個副市長沒錢付,請一家鄉鎮企業代付,被人逮住報了案,結果丟了官,還判了三年刑。
當年創下單筆受賄金額之最、貪污受賄數額之最的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傑受賄過億,因有人舉報其兒子姜荑的公司注冊資金的來源有問題而案發。從他家中抄出的現金來不及點數,用秤來清點,據說有23公斤,幾百萬元,連地板下藏的都是錢。但在姜人傑得知自己可能被判死刑時,即表示要將功贖罪,“判我死刑?那別人搞的錢比我多好幾倍,怎麼判?我要揭發。“果然,姜人傑“憤然”一揭,又有不少貪官落網,曾經擔任蘇州市財政局局長十多年、後升任蘇州市政協副主席的趙文娟就是其中之一。
2011年12月23日,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正式報告《反腐倡廉藍皮書》中都不得不承認:“出現了腐敗主體從個體向集團化蔓延,腐敗手段從顯性向隱性擴展,金融腐敗、資源腐敗、期約腐敗等現象,腐敗范圍從經濟、政治、司法領域浸染到社會、文化、教育領域,並出現了跨國境‘外向型’腐敗。”
互聯網上有這樣的一種評論:“貪官是中國最明白的人。然而,很多人也許忽略了,還有一個群體,雖然也高喊反腐敗,但因為身居官場甚至高層,對腐敗的體制性根源其實比誰都認識得更清楚,也更加認識到這種體制性根源不可能短期內消除,甚至已經不可能從根本上遏制。也正因為最明白、看得最透徹,所以這個群體只是一邊號召反腐敗,一邊大肆腐敗,並極力維護這個腐敗根源的存在。”
現在是任憑反腐風暴橫掃,貪官該怎麼滋生蔓延還怎麼滋生蔓延;以至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承認,能否遏制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被江氏腐敗體制綁架了的中共業已到了“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的地步了。
對國家資源的強行瓜分
江氏腐敗性體制形成於私有化、轉型中的中國,原本的經濟改革就自然地變成了放手腐敗的最好的藉口和掩護,最佳承載工具。專制權力不受制約,在私有化進程中,公權私用,使得國家資源以種種形式,如國家壟斷企業、抓大放小、資金重組等等,被私有化到由掌有腐敗權力的官員所形成的利益集團手中。最開始只是作為“機會”、“潛能”,從子女開始;然後集結各種能轉化成物質利益的團體來消化這個“機會”、“潛能”,逐漸形成集團。就這樣,國家資源和已積累的財富經被瓜分並實化到了寡頭們手中。到了這一步,這個國家已經不能再通過簡單的轉型來恢復成為正常的國家,保持國家正常秩序的社會基礎結構被中共的道德完全蛀空了。
這種腐敗性制度由中央起、到部門、到省、市、縣一路下來,瓜分各級所有的公共資源,就形成了幾種獨特的形態:
第一,它將全國從國家一級起瓜分成若干權力范圍所界定的領域,如宣傳(媒體)、石油、通訊等,一個政治局常委有可能管幾個領域。再往下,又由這個領域的官老大在部門、省重復這個過程,給予貪腐的權利,瓜分部門、省的資源,一直到鄉鎮。形象的講,就像若干巨大的老鼠會,從政治局常委往下鋪滿全國,形成一些巨大的官商匪利益網,層層盤踞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上。
第二,大老鼠們雖不在名義上直接擁有國家資源,卻掌握着國家資源的運用與投放,比如說,各大國家壟斷行業,石油、電訊、交通,等等,都在大老鼠的管轄之下。他們的子女、親屬卻可以“擁有”被“界定”過來的“私有”公司,從壟斷部門“接活兒”。如此類推,一直到鄉鎮。
在這樣的腐敗體制中,一個國家的經濟被瓜分,並被以貪腐權力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所控制,離貪腐權力中心越近的,能得到的利益越多,越能空手套白狼。
人們不禁要問,在這樣的腐敗性體制內,財富是怎樣從公共財產變到官僚資本權貴的手上的?前邊談到江澤民兒子江綿恆從公家的公司中白拿白搶,成為暴發戶。自從薄熙來事件曝光以來,更多的江家幫主要成員的案例浮出水面,讓我們看看周永康和曾慶紅家族的部份案例。
周永康1999-2002年任職四川省委書記,2002年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綜治委主任任等職,是江澤民垂簾聽政後江家幫的主要前台干將。
阿波羅新聞網2012年4月8日“驚爆黑幕:周永康兒子一出手一次就白搶近30億”。
周永康的兒子周斌藉助周永康權力,勾結古藺縣縣長申遠康等,夥同早已安排託管郎酒廠的私企老闆汪峻林暗箱操作,假借國企產權改制,採取自賣自買手段,以郎酒廠自有資產作抵押,將擁有固定資產17.28億元(尚不包含無形資產在內,不包括價值十億左右的窖藏酒在內),處於盈利狀態的四川省古藺縣郎酒廠蓄意搞垮。串通建設銀行貸款一億元,又勾結評估公司低價評估,賤賣賤買郎酒廠。然後用郎酒廠的錢,去還了建設銀行的貸款。周永康的兒子等人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一分錢沒掏,變相掠奪了郎酒廠的資產。【10】【11】
曾慶紅曾是江澤民的二號實權人物,也是江澤民除周永康外的另一大心腹。他是中共元老曾山與鄧六金之子,1989年隨江澤民進京,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92年在排除楊家將事件中為江澤民穩定地位起了決定性作用。後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2003年至200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的軍內老幹部辛子陵,最近在海外媒體上實名發表文章,公開舉報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重大腐敗行為。
“辛子陵文章介紹:2006年,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從銀行貸款7千萬,在山西太原買了一座煤礦,然後通過一家有關系的評估公司,評估到7.5億人民幣,再由山東最大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出資7.5億收構了該煤礦。通過幾次這樣的反覆操作,本來沒有拿出一分錢的曾偉,變魔術一樣,手上有了33億元。然後,他竟然直接以這33億元,買下了賬本凈值738.05億元,實際價值1100億甚至更多(因為此前就已布局,國家電網的規劃完全是按照魯能的產業分布來部署的,魯能已被精心打造成一隻可以下金子的母雞)的山東魯能91.6%的股權。”
“澳洲《悉尼先驅晨報》(TheSydneyMorningHerald)2010年披露的曾偉和太太蔣梅,在2008年斥資3240萬澳元(約人民幣2.5億元),在當地購買了一座澳洲有史以來第3昂貴的豪宅,該豪宅位於WolseleyRoad,該馬路聚集了悉尼乃至澳洲最貴的豪宅。”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2007年就撰文《驚天大案,738億國有資產被私吞》。內容詳述山東最大的國有公司——擁有738億資產的魯能集團被幾個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博客阮一峰的網絡日誌評論,如此驚天動地的巨額國有資產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購者是誰?不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魯能集團處級幹部,全國各地屬下幾十個總裁都不知道!銀億股份上海公司營銷總監王士章在微博指出,很久前聽說曾慶紅的兒子要私有化魯能。”
署名陸雲的文章指出,“這次交易意外被國內媒體《財經》詳細披露,在海內外、黨內外激起極大憤慨,交易被迫廢止,曾偉已經吃到嘴裡的肥肉,也不得不吐出來。但是,此案最能體現中國特色的是:雖然案情內幕幾乎已全部被媒體公開,做下如此巨大腐敗惡行的曾偉,不但沒有被追究罪行,國家反而賠償了他個人42億元。有曾慶紅這把大傘在背後罩着,把千多億國資送給曾偉的魯能及山東省的有關官員,同樣安然無恙。”【12】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在他的文章中說,“當代‘中國模式’的奧妙正在於將政治和經濟的邏輯結合一體,通過發明‘地方GDP’指標等考核機制並鼓勵和縱容官員尋租,把各級官員一起發動起來搞‘改革’、促‘發展’,動力十足、慣性巨大、不可遏制,但是代價也極其高昂。什麼地方都要圈地、搞工程、拉項目,因為這些成了關系官員‘烏紗帽’和錢包的產業鏈。如此上馬的工程當然質量低下、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因為它們謀求的就是以最小的投入為自己爭取最大的產出,從而最高效地將公共利益轉換成個人利益,而工程、項目、‘發展’正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機會。問題在於,一個‘大躍進’和眾多‘小躍進’的害處哪個更大?‘大躍進’的災難當然是巨大的,但是一個人的破壞能量畢竟是有限的;如今這么多人打着‘改革’、‘發展’的旗號一起搞破壞,破壞的潛能幾乎是無止境的。”【13】
江氏腐敗性體質利用公權力強行瓜分國家資源,立下了極壞的道德示範。二十年來,江氏腐敗體制所造成的貪腐亂象並不只限於貪腐權力中心,早已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監守自盜蔚然成風,整個中共體制已經完完全全淪落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了。
例如,湖南省邵陽市檢察院有四名在當地產生很大影響的科、股級幹部特大貪污案:
•一是市政工程總公司財務科副科長陳代光,利用財務管理上的漏洞,在兩年時間里,貪污業務單位交來的工程款及上級撥款424萬余元,用於吃喝玩樂,養情婦,下賭場,結果被執行死刑。
•二是市勞動局社會勞動保險事業管理處財務科科長張紅,為了幫助丈夫圓百萬富翁的“夢想”,利用社保處存在銀行里的養老保險金作抵押,先後貸款830多萬元給丈夫用於辦工廠、開酒店等。
•三是市新華書店計財股長鍾紅梅為能長期包養情夫,4年時間里採取收入不入賬、虛報支出的手段貪污75萬余元,以此打造“第二愛情殿堂”。
•四是市內一家銀行的儲蓄所主任楊坤堅,利用平時准備好的24個存摺,在3個小時內分兩次往這些存摺上虛存存款598.8萬元,並取出30萬元後潛逃長沙。在長沙的兩天時間里,他從這些存摺上取出127萬多元現金,到四星級酒店瘋狂“瀟灑”,住總統套房,還花62萬元買了一輛富豪轎車,1000多元錢一個的打火機一次就買了6個,真正是花天酒地,要不是兩天後即被抓獲歸案,這近600萬元的國家資金就要被揮霍一空。
在剖析這幾起案例時發現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這些“小人物”之所以鋌而走險,心態上發生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比如,陳代光在別人譏笑他“腦子不開竅”、“跟不上時代潮流”之後發覺了自己的“窩囊”;楊坤堅也是耳聞目睹了所謂上流社會的高檔生活方式之後,感到了嚴重的心理不平衡,潛移默化之下就產生了“我為什麼就不能像他們那樣瀟灑生活”的攀比心理。有了這種畸形慾望,就不可避免地變得瘋狂貪婪。
實質上的現代奴役制度
當國家資源被徹底瓜分後,中國民眾雖然在名義上還是被中共叫做國家的主人,但代表公眾利益的公權力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也沒有空間存在。不只是持有不同政見者,任何可能替公眾利益代言的人或群體,必定被權財寡頭們認為挑戰而受到慘烈的迫害。這包括任何雖無政治訴求、但卻能襯托出中共腐敗墮落的民間團體和個人,如法輪功,基督徒,人權律師高智晟,維權律師陳光誠,等等。
為了維護江氏腐敗體制與既得利益,江澤民信誓旦旦地以“將一切政治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替代了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不惜造成政治體制的畸形扭曲,使得法律尊嚴被無情地踐踏,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不斷地擴大,剝奪了民眾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信仰自由,還不必要地消耗了大量的國力。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年國家財政支出有5517.70億元用於公共安全,超過5333.37億元的國防支出。《金融時報》報導,中國“財政部公布的2011年預算數據中,公共安全預算開支為6240億人民幣,超過預算為6020億人民幣的國防開支,維穩經費比醫療保健、外交和財務監督三方的預算加在一起的總合還要高。”【14】
隨着公權力的淪喪,理想和自由的缺失,社會公平也離中國民眾越來越遠。中國二十年經濟增長的果實,大量地被江氏腐敗統治集團掠奪。據時代周報報導(2009-06-26):
2007年5月,波士頓諮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佔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團與歐洲最大的諮詢公司凱捷諮詢在北京聯合發布的《2008亞太財富報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萬位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從財富平均擁有量來看,中國百萬富翁人均掌握資產達510萬美元,高於340萬美元的亞太地區平均值。
專家指出,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財富最為高度集中的國家。中國財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國國內的一份報告,則清晰地表明了社會財富集中在什麼人手上。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大陸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乾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
留美學者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程曉農在他的“重新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結果”一文中提到:“換言之,在西方國家,經濟增長8%意味着經濟高度繁榮;而在中國,8%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只是免於經濟嚴重蕭條的底線。”“顯然,在中國增長的“下限”遠高於美國;換言之,中國經濟增長7%大體上相當於美國經濟增長3%,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中國的宏觀經濟均衡狀態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說,能讓大部份企業處於收支平衡點、實際失業率接近自然失業率的經濟增長水平不像正常的市場經濟國家那樣是2-3%的低增長,而是7-8%甚至更高。”【15】
也就是說,中國每年經濟增長額約一半以上,被江氏腐敗統治集團浪費在腐敗和鎮壓民眾上了,這樣,就不難從宏觀上理解中國久治不愈的內需不足的問題。中國私人消費占經濟產出(GDP)連年下滑,現在連35%都不到。【16】中國的貧富分化、官富民窮,正在從動力上瓦解着經濟真正的持續增長。據估計,如果中國沒有江氏腐敗體制,二十年正常的經濟高速增長,民間財富的積累會是巨大的,中國民眾每年的財富增量應該可以比現在增加一倍以上。
揮之不去的信仰危機,江澤民的腐敗體制和極端的維穩,現時的中共己墮落到無以復加,無可救葯的地步,實際上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中共都還要無恥,都還要敗壞。江澤民腐敗體制的無恥就在於其敢於不斷地沖破道德底線,敢於對道德、人心不斷地挑釁摧殘。可是,道德、人心是世上任何一個社會的基石,任何政經體制,都需要一定的道德和人心作為依託,沒有了道德、沒有了人心,誠信這一社會結構的基礎也會盪然無存。對道德、人心的摧殘,不但毀滅着中國在將來獲得新生的希望,也會最終埋葬中共體制本身。
江澤民腐敗體制的劣根性就在於其沒有人性,從來沒有把公平自由放在眼裡。實際上,無論何種政經體制,公平自由都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否則一個國家就會倒退到奴隸社會去了。而江澤民的腐敗體制正是這樣的現代奴役制度。奴役制度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統治者的權力不受任何約束:民眾即使有任何程度的公平自由也都只是統治者的賜予而已,統治者卻可以指鹿為馬,無法無天,為所欲為。而這種特權在今天的中國卻一直被美其名曰為"中國人民的選擇"和“三個代表”,中國人民就這樣年復一年地已被選擇、被代表了六十多年了,可笑而更可恥的是中共從來不敢搞一次公投讓民眾自由地選擇一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自《真實的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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